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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 一、引言 儒家学说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是以孔子学说为依皈，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价值的文化体系。当代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曾经把儒学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作为意识形态被政治化的儒学，成为权利者的统治工具；作为一门学问的儒学，涉及复杂的阐释技巧和对儒学经典的注释、训诂；作为为人处世和基本意义上的伦理与生活方式的儒学。[1]儒学从上述三种意义的层面上，均对越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传入的过程中，融入了越南的本土文化元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二、儒家学说在越南的传播 儒学在越南的传播情形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秦汉三国时期；两晋至隋唐时期；10世纪中叶至1884年之前。 1.秦汉三国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2]253“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3]2967 公元前204年，南海郡尉赵佗（今河北正定人）吞并桂林、象郡，建立了以番禺为中心的地方割据政权——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设立了交趾、九真二郡，并遣使“典主”该地区。“赵佗建立了南越国，把中国文明传播到南方，因而自此以后，我国（越南）之人都濡染了这种文明。”[4]24 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在岭南设置九郡，其中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大体相当于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区。两汉三国时期，对促进交趾经济社会发展和传播儒家文化贡献的地方官员有锡光、任延和士燮等人，尤以士燮所做贡献为最：“士燮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当中原大乱之时，他不但能安土守境，民不失业，而且能礼贤下士，开创交州学术风气，使其成为汉末中国学术史上南方的学术奇葩……”[5]356 两汉三国时期是儒学在交州地区传播的重要时期，儒学的传播更加普遍，而且对越南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更加广泛，就连最为边远的地区也是如此。 2.两晋至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封建政权更迭频繁，兵燹连年。相对来说，交州比较安定，中原一带的士子学人陆续到交州避难，客观上促使了儒学在该地区的传播。东晋南朝时期，交州地方官吏在推广中国传统学术和观念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过政府的提倡奖励，南迁人士的传播影响，儒教伦理道德在交州地区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社会风气为之改观。 两晋时期，对交州传播儒学和中原文化贡献最大者当属陶璜和杜慧度。陶璜在西晋时期任交州牧，封宛陵侯。他曾向晋武帝上疏，“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6]1560奉行儒家“富而后教”的方针，一方面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进行礼乐教化，因而深得民心。杜慧度在担任交州刺史期间，“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岁荒民饥，则以私禄赈给。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恰，奸盗不起，乃至城门不夜闭，道不拾遗。”[7]2265可见交州社会风气良好之一斑。 儒家思想逐渐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尤其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到社会下层普通民众，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在越南传播的一个特点。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的儒学得以广泛传播，就连安南的各个州县，也是儒风广披，出现了不少“词理兼通，才堪理务”的儒士，甚至有一些佼佼者被推荐到朝廷和全国其他地方去担任官员。“于是安南之文风益兴盛，儒教之思想，更为深入”。[8]117爱州日南（今越南清化省安定县）人姜公辅、姜公复兄弟就先后考取进士。 从汉武至唐末一千余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的传播主要是借助国家政权通过兴办教育，移风易俗，以及组织“使驿往来观见礼化”等措施自上而下加以推行。同时，交趾地区人民同中原移民的交往融合中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3.10世纪中叶至1884年之前 968年，丁部领统一了越南北方，建立丁朝。这是越南的立国之始。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结束了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从968年到1009年，越南经历了丁朝（968~980）和前黎朝（980~1009）两个王朝的更替过程。社会上崇佛、佞佛之风蔚然而起。前黎朝的情形与丁朝大致相若。佛教独尊的局面，使得儒学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可能。 1070年，李圣宗在升龙（今河内）建筑文庙以供拜周公和孔子，并于1075年进行了科举考试，第一次把儒学作为考试内容。1077年，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国子监。陈朝（1225~1400）统治者获得政权后，开始用儒家的纲常名教、等级尊卑来规范人们的思想，以维护社会秩序。 1428年，黎利建立了后黎朝（1428~1789）。后黎朝是越南历史上独尊儒学的时期，以儒学为国教。儒学在黎圣宗时期（1460~1498）达到了鼎盛。这一阶段，出现了阮廌、吴士连、黎贵惇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家，产生了《平吴大诰》、《易经层说》、《春秋略论》、《大越史记全书》、《四书约解》、《书经衍义》、《群书考辩》等阐述儒家思想的著作以及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撰写的史学书籍。 阮福映于1802年建立阮朝（1802~1945），定都顺化。从1802年阮朝的建立到1884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越南仍然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中国儒家学说的影响仍在继续。19世纪初期，儒家学说在越南的再度昌盛，使得越南涌现出了一批文学、史学名著。由阮朝国史馆汇集多位史家编纂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以及《嘉定通志》等等均“本儒家精神为主论之旨”，为研究越南历史文化的必读史籍。[9]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的思想文化猛烈地冲击着越南固有的文化传统，儒学的地位一落千丈，由鼎盛走向衰落。 三、越南儒学的特色 儒学在秦汉之际开始传入越南，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对越南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越南自己的特色。 梁志明先生认为：“从中国输入越南的儒教，作为一种学说，有其完整的体系与内涵，古代越南确实没有创造出一种独立于中国儒学之外的学派，而是将中国儒学应用于本国。”[9]越南学者武挑认为：“从朱文安到张汉超、阮德达，越南诸位儒学家，培养了众多的学子，撰写了许多注解四书五经的著作，但他们只是停留在理解和依靠、应用汉儒、宋儒的范围，很少有批判或违背。像胡季犛那样对孔子提出质疑和提高周公的情况甚为罕见。”[10]311 然而，儒家思想传到越南后，并不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毫不走样。实际上，儒家思想在越南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也是它在越南经过损益、整合和重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儒家文化融入了许多越南的本土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的儒家文化。这些特色，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以后黎朝为例，历任皇帝在独尊儒教的同时，对于佛教和道教并没有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对待三教之间的矛盾，也采取了较为灵活和实用的态度：在世俗学问上，为达到“治国安民”推崇儒教；在出世学问上，则崇奉佛教和道教。时至今日，在越南的寺院中，常常是一个屋檐下既供奉佛教人物，又有道教的神案，甚至于在一些地方，在大殿的中央供奉佛像，则孔子、老子的塑像分别立在两边。这种现象发展到了近现代，则在越南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高台教。 2.“三教考试”：独具特色的考试形式 越南儒教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也随之被渐次引入。可以说，越南儒教的发展是随着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引入同步进行的。与中国不同的是，越南科举考试举办儒、佛、道三教考试独具特色。越南于1195年举办了儒、佛、道三教考试。[11]3161227年，陈朝时又举办了三教考试。“即使到了（后）黎朝，儒教已经占统治地位，但科举考试并没有因此而‘唯儒一家，别无他教’，相反，在一定时期里，儒、佛、道三教考试规模更大了，取士之门开得更大了。”[11]319 “三教考试”是越南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越南封建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是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主动适应，对于维护越南封建社会的统一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正是有了历代封建朝廷的重视和“三教考试”的实行，越南历史上才会出现儒、佛、道诸宗教共生共荣的局面。 3.实用和简约的特色 中国儒学传入越南后，越南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生们在尊重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不同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了某些阐释和改造，使儒学呈现出实用和简约的特点。 戴可来先生指出：“越南接受中国文化的特点，主要是把中国文化加以简化和实用化，以适应越南的国情。越南在学术上形成了一种简化、明快的风格。陈朝的朱文安，把中国的四书简化，写成《四书说约》；裴辉璧把明朝的《性理大全》简化为《性理撮要》。史学上，越南史学家从中国学习了简单扼要的编年体来编写他们的正史，如《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越史通鉴纲目》等，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撮要’、‘节要’、‘史约’的著作，都体现了这种简化风格。”[12]103 以上在宏观层面上简要说明越南儒教的特色，下面仅以“忠孝观”和“妇女地位”为例，在微观层面上比较中越两国之间在儒学方面的差异。 4.越南的“忠孝观”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忠君思想对加强皇权、维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是国家的代表和社稷的象征。与中国相比较，越南人也讲究“忠”的概念，但是对于“忠”的理解却有所不同。在越南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无不极力宣扬忠君思想。越南历史上也确有不少忠君的例子。比如西山王朝光中皇帝（阮惠，1788~1792年在位）的大臣阮贯，在皇帝阮惠驾崩（1792）后随即自尽，以表忠心，被称颂一时。在他们的心目中，“忠”的最高境界是忠于国家。19世纪末期，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阮朝嗣德皇帝割让南方三省给法国。越南国内群情激昂，举人潘文治就喊出了“斩嗣德之首，剖嗣德之肝，饮嗣德之血”的口号，全国的儒生群起响应，成为历史上为人称颂的义举。这种大大有悖于忠君信条的举动，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13]361 “孝”在越南所受到的维护与推崇与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含义略有不同：越南人把对父母之孝称为“小孝”，把对国家之孝称为“大孝”。“小孝”要服从“大孝”。中国封建社会“忠孝”中的“忠”多指“忠君”，而越南人的“大孝”则指报效国家。[13]362 5.妇女具有较高的地位 在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下，越南妇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重男轻女思想普遍存在，像中国一样，越南妇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在政府机构担任官职，不能参加公共的祭祀活动。但是，与中国相比，越南妇女并没有被严格限制在家庭内部，而是可以参加一些生产经营等社会经济活动，务农以及一些经济活动多由妇女承担。越南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较中国妇女要高，她们在家庭事务中有自己的发言权，重大事务多由夫妻共同商定，家庭经济也多由妇女管理；在男女婚姻方面，越南也明显平等一些。 对此，越南学者潘玉认为：“在越南家庭中，妇女受到尊重，她们掌握着家庭财宝箱的钥匙，操持生意，……她们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像中国妇女那样地位低下。”[14]55 在谈到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时，李谋先生认为“东南亚妇女社会地位问题表现为绝对没有接受印度的种姓概念或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印度妇女在夫君死后殉葬的习俗，中国妇女三从四德与贞节的观念在东南亚都不存在。”[15]210在这里，东南亚当然也包括越南。尽管李谋先生的话说得有些绝对，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佐证上述观点之正确。 四、儒学在越南的影响 儒学传入越南两千多年已渗透到越南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越南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总的来看，儒家文化对越南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学的传入，加快了越南独立以前交趾地区封建化的进程,对促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促进其民族开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汉之际，越南在生产上尚处在刀耕火种时代，在婚姻上“民如禽兽，长幼无别”，还保留着原始群婚制的残余。一批又一批来自中原地区的官吏、知识分子和移民，如锡光、任延、士燮等，把包括儒学在内的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播到交趾地区。经过他们和那里的原住民的共同开发，交趾地区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迅速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在从秦汉到唐代的一千多年中，不少中原人士迁居交趾地区，和那里的原住民通婚，从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道德水平、文明素质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儒学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重视教育，开发民智，提高老百姓的文化教育水平，以至人才辈出，交州地区一度还成为中国南方的学术中心。 第二，越南独立以后，封建统治者推行儒家所倡导的宗法制度，规范和加强越南社会的宗法体系，巩固和强化越南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加快了越南的封建化进程。 10世纪中叶越南独立之后，历代越南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强化中央集权，从陈朝以后的历代皇帝，都把维护封建大一统、强调君权至上和等级尊卑制度的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武器。在沿袭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机构和典章制度的同时，自上而下地大力推广儒学，将儒学定位为“国学”、“国教”，以儒家思想为立国的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的宗法思想规范朝纲和社会秩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百姓；通过学校教育，向老百姓灌输儒家思想，同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法律条文和乡规民约，强制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遵照执行；同时通过科举制度，笼络知识分子，选拔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第三，儒学的传入，促进了越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从而使中国儒学发展成为越南儒教，构成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学说历来重视教育、知识和人才的培养。在儒学传入越南的过程中，越南全国各地兴办学堂，建立了从县、府至中央国子监的教育系统，实行了遴选官吏的科举制度。越南儒教强调家庭教育的意义，每个家庭，尤其是儒士家庭十分重视教育，从而形成了全民尊师重教和讲究文明礼节的社会风尚。通过儒家学说的长期洗染，越南化的儒教已经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历代越南封建王朝实施“教化”政策，儒家伦理深入民间，在尊崇儒学的社会风气熏陶下，老百姓虽没有条件学习儒家经典，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据耶稣会教士克利斯朵夫·波里（1618~1623年在越南居住）的报告，在“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人民中存在着儒教徒的行为，例如特别的贞节，独特的居丧行为等。[16] 第四，儒家思想渗透到越南的文学、艺术作品之中，极大地丰富了越南的文化内涵，促进了越南文化事业的发展。 越南古代的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著作无不被打上了深深的儒学印记。越南历代士大夫和文人墨客所常常吟诵的主题，不外乎儒家的纲常礼教。撰写史书大都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大越史记全书》的写作就明显受到中国的朱子《资治通鉴纲目》所含的史学思想的影响。吴士连在《全书凡例》所作的说明以及范公著在《本纪·凡例》中所定的纪年原则是辨正闰，明顺逆，严篡弑之诛。《大越史记全书》的编撰者并以上述原则作为判别人物忠奸顺逆的依据：凡是正统的，一定是顺的、义的；凡是僭伪篡窃，一定是逆的，不义的。像丁朝末年起兵反抗把持朝纲的黎桓，就被看作是顺的、义的。在他们的行文或评论中还极力褒扬尊者、贤者与死节者，对伤风败俗者则加以谴责。《资治通鉴纲目》中所蕴含的扶纲常、植名教的思想在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五，儒学思想已经内化为越南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并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重要精神支柱。 1884年以来，继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之后，越南又遭到日本的占领（二战期间）和美国的侵略（1960年代）。在近百年的反抗外国侵略斗争中，儒家学说中的“忠孝节义”和“仁义礼智”等思想已经成为越南人民唤起民族精神、摆脱殖民统治、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思想武器。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统治的确立和马列主义的传播，儒家文化在越南的影响大大下降。但是无数越南的仁人志士在国家遭受侵略、民族受到奴役时，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被称为越南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胡志明思想”中的爱国主义和革命道德观即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儒学因素。在他的道德观里，也包含有忠、孝、勤、俭、廉、正等儒家学说中的传统道德因素。 五、结语 中国的儒家学说与越南长期的封建社会相始终。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文化与越南的民族文化相辅相成，构成了越南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心理，成为越南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儒学不仅影响着越南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各个方面，而且还影响到越南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等，成为越南国家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张亚群.儒学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演化及其前景展望[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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