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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非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学东传日本的高潮时期，日本思想家全面接受和吸取了儒学思想，并结合日本国情加以阐释和创新，将传统的儒学思想融入日本社会各个层面，对日本文化发展及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因素。 关键词：明清时期 儒学东传 日本社会 一 中国儒学东渐，始于两汉，兴起于唐宋，而盛于明清。明清时期，中日两国学者的频繁接触，大批汉文书籍的东传，儒学各派学说流传并深入到日本社会，对于日本思想界乃至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掀起了继隋唐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高潮。 明清时期，中国儒学思想传播到日本，大约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永乐年间至嘉靖年间；第二个阶段是自万历年间至清初；第三个阶段是自康熙年间至乾隆年间。每一阶段又表现出鲜明特点。 永乐年间至嘉靖年间，是儒学东渐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中日两国统治者的共同努力和双方政治、经济的需要，中日两国重新恢复了自元朝初忽必烈征日以后断绝的官方交往，开始了“勘合船贸易”，这种贸易一直维持到嘉靖年间。在入明的日本勘合船中，有不少名僧充当贡使、副使，随船入明学习、游览的僧人也不在少数。有姓名可考的就达百余人之多。当时，天龙寺第五大寺院（号称五山）垄断了学术，他们作为幕府支持的寺院，学问僧众多，不仅研究佛教思想，而且学习和研究汉籍，包括儒学与文学，许多人精通儒学典籍与汉文诗赋。因此，五山也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和中日文化传播的机构。明中期来到中国的五山僧人，有一些是在日本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如正统年间入明的桂庵玄树，曾“游于苏杭间，亲就巨儒，学宋学”（注：王云五：《中日交通史》，第十章。）。他的汉学功底颇深，每有新作问世，民间争相传诵，称为有盛唐之风。回国以后，他在丰后、筑前、萨摩等地讲授儒学，不仅翻译出版了《大学章句》等书，还把其师歧阳方秀为研读四书五经所编译的和训加以标点、订正，即将中国四书五经中难以理解的文句根据意译注释日语假名，将儒学经典通俗化。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家法和点》、《和刻四书新注》。在他的带动下，许多日本学者将四书五经及其他儒学经典用日语加以注释，如文昌艾之著《四书五经训点》、《周易大全倭点》等书。这些书的问世，有利于儒学的普及，使中国的儒学在日本传播更深入了一步，使更多的人接触和认识了中国儒学。这个时期，先后担任过正德年间和嘉靖年间勘合船正使来到中国的了庵桂悟和策彦周良也是造诣颇深的学者。前者曾和儒学大师王阳明共同探讨过学问；后者在中国期间，与文人学士交往更多，自宁波至北京沿途经常与一些名士探讨儒学，咏诗作赋，写下大量诗文和日记，回国时带回大批汉文书籍。再如翱之惠凤、文明东曦、东归光松等随勘合船入明的僧侣，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学颇有兴趣的学者，他们在中国期间，都有与中国儒生交往、搜购中国儒学经典回国的经历。 万历年间到清初，是儒学东渐的第二个阶段。万历年间以后，阳明学、实学思想兴起，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学术空气浓厚，私人著述大批出版，学术派别纷纷诞生。另外，嘉靖年间为害严重的倭寇又大致被肃清。于是，明朝规定每年可允许110艘商船出海贸易，因而许多日本人士用重金搜求中国书籍，许多中国商人携带大批新版书籍出海贸易，大多为日本人所购买。到崇祯年间，国内政局动荡，先是农民起义，继而清军入关。一些忠于明朝的知识分子，不愿为仕于清朝，或隐居于家乡专事著述，或奔走于海外，宣传儒家忠君思想，寻求复明大业。而朱舜水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朱舜水是明末著名学者，精通六艺古文，长于经史，能“作文字出入经史、上下古今，娓娓数千言”（梁启超：《舜水先生遗事》）。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尤为后人推崇。明亡后，他寓居日本，开馆讲学。由于他精通儒学，又提倡讲学术运用于社会实际生活中去，对日本学术界影响很大，许多日后对日本思想界很有影响的人物出自他的门下或受到他的熏陶。在朱舜水住处，“硕儒学生常造其门者，相与讨论讲习，善诱以道，于是学问之方，简牍之式，科学之制，用字之法，绋与有闻焉。”（《朱舜水集》卷32）除朱舜水外，此时东渡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隐元、心越兴寿、木庵情陷、独立性易、即非如一等人，他们到日本后虽多入寺为僧，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较高儒学造诣的学者，他们利用日本寺院这块学术阵地，传播学术思想，对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康熙到乾隆年间，是明清时期儒学东渐的第三阶段。该阶段，中日两国政局都由动荡而渐趋于稳定，两国之间的贸易又恢复正常。这一阶段中国儒学书籍的传播者主要是驶往长崎的中国商船与商人，其中随商船到日本的不乏学识渊博的学者，如雍正年间去日本的沈燮庵。此时虽然两国均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并未中断中日文化传播，如清代考据学兴起，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及著述，他们的著作和治学方式也传播到了日本。而日本在德川吉宗统治时期（1716～1735年），由于统治者本人酷爱中国文化，采取各种方式引进中国文化典籍和工艺技术，对儒学在日本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此阶段中国儒学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已不仅限于引进、注释和刻印汉文书籍，而更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众多儒学流派在日本出现，使中国儒学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和论文大量发行，在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标志着儒学东渐达到了新的高度。 综上所述，可见明清时期儒学东渐三个阶段中方式不同，内容也各异：前一阶段主要由日本学者来中国吸取儒学思想，而后两个阶段主要由中国学者将儒学传统思想和典籍传播到日本；前一阶段传播到日本的主要是早期儒学典籍与宋明理学，而后两个阶段主要是当时在中国兴起的心学、实学与考据学的传播。 二 明清时期，儒学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广泛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是由众多因素所决定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政治上日本幕府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二是经济上商业资本和商人势力的迅速发展，三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儒学自身较容易为不同阶层广泛接受。 17世纪初，德川家康通过武力和谋略先后平定了各地割据实力，完成了统一事业。然而德川家康原先也是一个大名，统一后，如何进行有效的统治，它确实颇费思虑。除了公布《武家诸法度》、《禁中并公家众诸法度》、《诸宗诸本山法度》这些法律制度，以加强对宗室、地方大名及寺院的控制外，还着手建立了一整套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与身份制度为中心的幕藩体制。但要长时间维护这种体制，不能仅依靠武力，而必须要向各阶层灌输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如此一来，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封建人伦关系则成为德川政权理想的思想武器。 在程朱理学中，最受德川幕府欢迎的是朱熹的天、地、人生而有别的说教，因为这符合幕府统治者提出的“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尽其份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矣”（雨森芳洲：《桔窗茶话》）的观点。幕府第五代将军吉纲亲自在江户汤岛建立孔庙，向大名和官员讲四书、五经、孝经等儒家经典，竟长达八年之久。他大肆宣扬忠孝，对不忠不孝者，处以重刑。在这种背景下，以藤原星窝、林罗山为代表的朱子学派得到幕府统治者的器重，他们的学说，也成为得到官方支持的正统学说。 藤原星窝是日本著名的儒学大师，自16世纪末开始研究宋明理学。他从推崇宋明理学开始到完全继承了宋明理学，并把宋明理学宣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日本诸家言儒者，自古至今，唯传汉儒之学，而未知宋儒之理，四百年来，不能改其早习之弊。”“若无宋儒，岂续圣学之绝者哉。”（《日本思想大系》，第28卷）他认为理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理的内涵是作为封建道德规范的伦理学，而对理的认识，则要通过具体事物来达到。他提出：“有物则有事，而唯言事则虚，言物则实，父子君臣皆物也，有亲有义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藤原星窝全集》卷3）强调封建伦理规范，这对幕藩体制的巩固是有利的。藤原星窝的弟子林罗山又对藤原的思想加以发挥，并将宋明理学与日本传统神道观点相结合，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宋明理学体系。他还利用编纂国史的机会，竭力宣扬正名伦、大义名分论，为幕府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主张：“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其尊卑贵贱之分，古今不可乱。”（《林罗山文集》卷9）因而，林罗山极得幕府统治者的赏识，不仅让他主持一些重要文书、法案的起草及寺社行政，而且还让他子孙继承其衣钵，参与幕政。林罗山亲自参加制定了官方颁行的《诸家系图谱》、《本朝编年》等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也正是因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取其所用，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才成为日本的官学，同时也为儒学在日本的传播、普及打开了一条通路。 明清时期，儒学东渐并深入日本社会，与日本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商人阶层势力增大、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是密不可分的。江户时期，由于政府在农业上奖励垦荒、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在商业方面重视金银铜矿的开采以及对外贸易和丝织业的发展，因而日本的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出现了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如江户有人口100万，京都40万，大阪31万。在这些城市中，涌现出一批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开始垄断了城市中的某些行业。如大阪的“十大两替”（钱庄同业公会）、江户的“十组间屋”（专事包买批发的同业公会），不仅是商业团体，而且兼营金银兑换、存款借贷、发行票据等金融业。一些大商人家族的财产也相当可观，如17世纪末，三井家族已有财产合计达81250两黄金。他们不仅控制了市场，而且通过向幕府或地方大名提供贷款而插手中央或地方的财政，并且逐渐开始干预政治生活。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幕藩体制下，城市中商人的活动仍要受到封建统治者的种种限制，包括课以重税、不得为官、对政治问题没有发言权等，这与他们强大的经济地位是不相适应的。在现实生活中，商人阶层，包括农村中一些富裕农民，迫切要求改变他们的政治地位，政治上的斗争势必要反映到意识形态中来，作为维护幕府等级制度的朱子学派也开始受到其他学派的冲击。如不田梅严指出：“士农工商均助天下之治，四民或缺，无以为助。治四民者，君之职也，君助为四民之职分，士为有位之臣，农人草莽之臣也，商工者市井之臣，商人之买卖，天下之助也。”开始强调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海保陵青提出修改现存的等级制度，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应是一种互相需求的买卖关系，“君购臣，臣售于君，买卖也”。荻生徂徕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非天地自然之道”，是可以变革的，大胆否定了朱子学派宣扬的万物存在有其自然法则、是不可变更的说教。另一位思想家熊泽藩山也对君主专制地位提出挑战，他认为：“人君之务，是为人民父母之仁心，行仁政。一国之君，有为一国父母的天命。天下之君，有为天下父母的天命。故天命无常，得众心则得国，失众心则失国。”（熊泽藩山：《集义和书》）他还提出兵农论，主张减少大名交替参觐制度，让武士们移居农村采邑，对商人的贡税十抽一，以减轻商人负担，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述其德治，使成文明之国”。 面对商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许多思想家对传统的朱子学基本思想提出质疑，最初信奉朱子学的思想家也转而研究其他儒学派别的思想，从中去寻找符合理性的社会观念。而阳明学派和实学思想开始在日本学术界传播开来，形成对传统朱子学的挑战。阳明学（心学）产生于明中期，是作为非正统儒学流派而出现的。它的出现，也是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的冲击。阳明学传到日本后，立即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欢迎，其代表人物中江藤树一针见血地指出：“心学为凡士至圣人之道。”“行儒道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也，此五种人能明明德，交五伦者谓之真儒，……真儒在五等中不择贵贱贫富。”（《藤树先生精言》）表达了日本阳明学派要代表更广泛阶层的利益，要与维护等级制度的程朱理学斗争的信念。 从哲学思想上看，日本阳明学派宣扬“明德”与“良知”，并把明德作为最高的追求，认为：“学问以明明德为全体之根本。”“明明德在于以良知为镜而交五伦，去私欲，……以此良知为功夫之锐、之种，交五伦，去私欲，则复于本体之明德电。”（《藤树先生精言》）阳明学派以“明德”与“良知”来取代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继承了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但他们主张“正心”来取代朱熹的“穷理”、“格物”，以内心修养来达到人们所追求的目标，用平等观念来取代朱子学严格等级与身份制度的宣传，更能适应日本社会中下阶层人民的要求，对渴望获得政治权力的商人与地主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当明后期阳明学传入日本以后，很快就传播开来。 日本阳明学派代表人物由于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其中又多来自下层，对幕府将军专制统治不满，因而更容易吸收王阳明思想体系中反对现存体制和主体道德规范的一面，形成一种反传统的批判精神，在推动后来的日本社会变革中，起到一种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阳明学派出现的同时，日本学术界还出现了古学运动和古学派。这一派学者既不赞同程朱理学，也不相信王阳明的心学，而试图直接从儒家原始文献中去寻找儒学思想的真谛，以寻求治国的道路。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山鹿素行、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他们首先对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提出非难，如荻生徂徕认为：“后世儒者不识先生之道，乃逞其私智，以诩为善而去恶，扩大理而遏人教也，此见一立，世非唐虞，人非圣人，必善多而恶少，则杀气塞天地也。”（《辩道》）指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古学派的哲学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观点，如他们在对待理与气的关系上，认为理气合一是自然现象。伊藤仁斋在其《童子局》一书中提到天地之间是由物质的气形成的，把天地视为“一大活物”。古学派主张用“道”来取代朱子学宣扬的天理和阳明学宣扬的心，而他们的道，实际上是治国安民之道，就是要从先秦儒学大师们的思想中去寻求齐身、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古学派还看到了日本社会存在的危机，试图用儒学思想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吸取了明末清初的“实学”与经世致用思想，反对空谈，崇尚实务。如他们否定朱子学派宣扬的日本不必改朝换代的说法，主张出现有作为的将军，仿效古代的圣人，在不动摇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变革社会，挽救已动摇的幕藩体制。古学派以周公、孔子道统的继承者自居，鼓励人们阅读研究先秦儒学的经典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发展。 古学派还反对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的禁欲主义思想，肯定情欲和功利的合理性，对历来重视情感的日本人有一定的亲近感，特别是山鹿素行结合神道与儒学而倡导的“武士道”理论，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面对其他不同流派的挑战，信仰程朱理学的朱子学派也不断对藤原星窝和林罗山的思想进行调整和充实，使之更具有系统性。正是这种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思想家们互相争鸣和互相论战，导致了各派之间互相吸取，互为补充，使之适应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并使儒学思想在更深的层次上发展起来。 中国儒学东渐并在日本迅速发展，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与日本所处的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 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势力相继控制了南洋地区，开始向中国和日本渗透。伴随着殖民势力东来的是传教士的活动。到16世纪末，基督教耶稣会相继在中国和日本建教堂、收教徒、传播宗教。同时，为了打开传教的市场，传教士们也把西方一些天文、历算、医学、机械、兵学等方面的著作引进到日本，这些欧洲的科技文化被称为“洋学”。洋学的传播，开阔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视野。但到1693年，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除了允许中国、荷兰商船在长崎一港贸易外，断绝与外国的一切联系，严禁基督教传教，对西方的科技文化也持排斥态度。在长崎，幕府还专门设立了禁止西方书籍入日本的检查机构。德川幕府初期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排斥也有助于中国儒学的发展。当西方科技书籍传入日本以后，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兴趣，他们试图从西方科技方面寻找日本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对西方文化的限制，又使得人们无法去深入研究西学，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研究已在日本广泛流传的儒学经典。但西学中强调科学技术、实业使国家富强的理论又使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念念不忘，所以他们对明清的实学思潮和经世致用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多人试图把明末进步思想家们经世致用的主张与西方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结合起来，为日本社会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这种把儒学与洋学相结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部分学者主张较少涉及儒学的伦理学，重视经济论，重视学以致用，重视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其代表人物如新井白石，他原是朱子学派的思想家，后来接受了洋学与实学的熏陶，开始宣传“经世济民”的观点，被人们称为“经世家”。他在为将军等幕府高官讲授《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时，不仅讲述著作内容，而且联系日本社会实际，提出一些改良方案。他写过《诗史余论》、《古史通》等著作，虽然也谈及“理”等儒学思想，但特别重视从政治、经济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如他指出，织田信长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据沃饶之地，行富商之术，以耕战为事，兵财并伴”，“其为四通之地，接近京师，且借足力氏数十代余荫而兴起”（新井白石：《读史余话》），特别强调了物质的作用。他非常重视西洋科学的研究，他的《西洋纪闻》是幕府时代第一部研究西方的著作。 在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传播的同时，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下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要求平等、主张民主和限制君主专权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传到日本后，很快为一些日本知识分子所接受。如新井白石受到他们的影响，提出王权与人民大众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论。他提出：“主君亦不贵，依民位而贵也，……民与我本独夫也。民来求劳于我，我约以劳，是以民拜我为君。我为君，为民而践劳，是践约也。”他还进一步把君主执政归纳为天命说和人民拥戴说两种，反对君权天授，主张君主执政要得到人民的拥护，认为：“国家既非天授，亦非君也，更非我取，唯民延而之也。”（新井白石：《读史余话》）这种民为重、君为轻、君权民授的思想与明末清初三大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明清时期中国儒学之所以能够在日本普及，除了上述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原因外，与儒学理论本身易被人们接受也不无关系。自隋唐以后，日本佛教盛行，寺院众多，与社会各阶层都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宋代以后，禅宗独占佛教界鳖头，在国家政治生活、文化传播中具有重要影响力。镰仓幕府时期，执政的北条时宗等都皈依禅宗，并邀请宋朝兰溪道隆等中国禅宗大师访日讲学。室町幕府建立以后，幕府指定京都和镰仓五大寺院为五山禅寺，不仅充当幕府的政治、外交顾问，而且垄断着国家的学术机构。五山僧侣有许多就是知名学者，明中期，他们受寺院委派，来中国研究包括儒学在内的各种文化、技术，携带回大批书籍，为日本学者研究儒学提供了方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宋明理学，尤其是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糅合了佛学的内容，特别是与禅宗教义吻合者甚多，非常适合长期深受禅宗熏陶的日本知识分子及各阶层的口味。关于王阳明学的心学与禅宗教义的联系，明代人刘宗周谈得很中肯，他说：“古者，为儒学者孔孟而已也，一传而为程朱，再传而为阳明学，人或以为近于禅，即古之为佛者释迦而已，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刘子金忆》卷19） 阳明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主要内容上都带有浓厚的禅宗色彩。如阳明学对良知的追求是提倡向内心求索，与禅宗“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近乎一致。阳明学主张体悟良知不可用语言，其“求理与吾心”与佛教的“顿悟”亦有同工异曲之处。王阳明本人的一首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的学说深受禅宗影响。诗中说：“尔身个个白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漫天故纸费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画，心性何形得有尘，莫道先生学禅语，此言端的为君陈。”（《王阳明外集》） 程朱理学所宣扬的太极、道心、天理，同样也糅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这种结合佛教思想的儒家学说，在17～18世纪的日本思想界极有市场。该时期的日本思想家，无论是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还是其他学派，尽管他们出自发展的需要，也攻击佛教，但他们的思想理论中始终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几个世纪以来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 三 明清时期的儒学东渐，是继隋唐以后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的第三个高潮，虽不及盛唐时期对日本社会影响那么广泛，但就其深刻程度而言，也毫不逊色。 首先应该提及的是，儒学东渐在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学术与教育从寺院的垄断下解放出来。在德川幕府建立以前，以京都五大寺为代表的寺院是官方学术和教育机构，能够受到良好教育的，只是寺院里的部分僧侣和少数上层武士、贵族子弟，广大下层人民排除在受教育的权利之外。在日本，最先接受儒学熏陶的正是一批僧侣知识分子，他们最早摆脱了佛教的束缚，从事儒学研究和教学，不仅写下了内容丰富的著述，而且面向社会，以孜孜不倦的精神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最早研究宋明理学的藤原星窝，在辞去官职以后，献身于儒学教育，学生中以林罗山为首的“藤门四天王”、“木下十哲”都是日本17～18世纪著名的思想家。贝原益轩一生著述百种以上，直到84岁高龄，仍有新著完成，他的著作大多通俗易懂，并为群众所喜爱。荻生徂徕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经济学家，通晓音乐、语言、兵学、政治、法律、经济，不仅在儒学方面培养出众多门生，而且在文学、经济学方面都有接班人。伊藤仁斋一生从事教育，长达40余年，学生和弟子有3000多人，遍及日本各地，不仅是思想家，也是一个大教育家。山鹿素行一生著述600余卷，不仅在儒学上，而且在兵艺、文学、神道方面均有研究。他还执教30余年，培养弟子4000余人，后来对日本近代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吉田松阴便是他的弟子。阳明学代表人物中江藤树从事翻译和著述10余年，他自己的专著和注释中国儒学经典40余部。林罗山一生著述更多，除因藏书地方遭火灾受到严重损失外，保存至今的仍有《林罗山文集》79卷、《诗集》75卷，经其手整理的汉文典籍更是不计其数（注：参见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除了上述人物之外，在17～18世纪，日本国内从事儒学著述和教育的学者达数百人之多，著作达万种以上。正是这些人在接受了中国儒学思想的熏陶后，以极大的热情或奔走呼号，或勤于著述，或勇于实践，把儒学精神传遍日本，让日本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把文化教育从被佛教垄断的境地中解放出来，让更多的人获得文化知识和受教育的权利，更加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逐步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 明清之际儒学东渐日本，另一个显著的作用是日本思想家们充分吸取儒学不同流派的精华，使之适用于改造日本社会的需要。明清时期，日本各派儒学家们，虽然其信仰和主张与中国思想家们并无原则区别，但他们更加注重实际，注重联系社会和改造社会，有别于中国和朝鲜大师那样重名分，重伦理价值。 儒学东渐并在日本传播以后，净化了日本人民的思想，启发了有识之士对日本社会未来的思考，他们逐渐认识到以佛教出世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难以推动社会更快前进，因而更注重从儒学中吸取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特别是17世纪以后，日本思想家们不再局限于解释经典章句，而是大胆地提出改造社会的方案。如荻生徂徕写出《政谈》一书，提出用儒学思想作为考察政治制度的标准，为江户中期政治改革提供了依据。新井白石既是儒学大师，又是政治改革家。他执政之时，停止残酷刑法，整顿幕府财政，推行新货币，减少幕府开支。针对外贸亏空状况，推行了严禁黄金出口、限制进口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幕府财政恶化、国库空虚的状况。 其他如荻生徂徕、贝原益轩、伊藤仁斋、山崎暗斋等著名儒学家，也把传统儒学思想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救世良方。 即使是被一些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坚持儒家正统思想的水户学派，也并非是守旧保守的学派。他们编纂的《大日本史》虽然以朱子学为正统和宣扬大义名分的思想，但目的是要总结历代政治体制的经验得失，为巩固和稳定中央集权制度服务。 从西学传入日本以后，日本思想家把儒学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与西学中务实、发展科学技术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倡导变革，提出许多治国方案。一部分朱子学派崇尚“穷理格物”、“格物致知”的理论，悉心研究自然科学知识，把儒学与西学融合起来。如18世纪日本思想家片山蟠机所著《梦之代》一书中，就从朱子学穷理精神出发，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性。他认为：“不必怀疑西洋之术，应坚决信奉者也。……奇哉，西洋之说（地动说），天地之大，尽论于经，非梵、汉、和之管见所能及，应拳拳服膺而善思之。”他提出在德行方面应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在应用方面应以西洋为标准，强调：“所有人德行性质方面，应取之于古圣贤，而在天文、地理、医术方面，主张尊古，取之于古者，可谓愚也。”（片山蟠机：《梦之代》卷1） 一位思想家司马江汉也是讲儒学和西学结合起来的宣传者。他主张在政治伦理上，“贵贱上下均应学习者，圣人之道也。唯《论语》、《大学》应反复多次阅读，佛教不科学。”（司马江汉：《春波楼笔记》）他提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反对闭关锁国，认为应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儒学东渐后的再一个鲜明特征是日本思想家改变了传统儒学中重道德伦理而淡漠经济利益的倾向，将学术研究与商业发展和经济利益相结合。与儒学在中国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不同的是，儒学在日本广泛传播的时代，正是日本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江户时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商人阶层也开始将中国传统的儒学加以改造而为己所用。他们特别侧重将传统的儒家道德与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追求经商致富的合理性。一些代表商人利益的思想家提出了“武士舍利求名，町人舍名求利，积蓄金钱，此皆道也”，“无此钱时，仁义礼智之大道亦不能行”（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的主张。他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与赢利赚钱是统一的，提出士、农、工、商尽管职责不同，但身份是平等的，并不违反传统的儒学精神，这就是对来自中国儒学思想中重义轻利的说教加以改革和补充。这种将传统儒学与重商主义相联系的思想，为日本社会后来重视发展经济、殖产兴业，强调以儒学为体、西学为用、富国强兵，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的儒学东渐，经过日本各流派思想家的阐释，更加与日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对激发日本民族的自强精神，正视现实，战胜困难，勇于走向世界产生了巨大作用。然而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忠君、孝道等思想与日本社会中传统的神道观相结合，也产生了武士道思想。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以后，这种武士道思想之影响日渐扩大。武士道思想宣扬对天皇等统治阶级盲目的效忠与服从，鼓吹忠勇的武士精神和虚假的忠君爱国，迎合并加剧了日本统治阶级为追求富国强兵而对外扩张，成为孕育日本军国主义的温床，并最终导致了对外的侵略战争，给后来的日本民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这个惨痛的教训也是应引以为戒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