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继忠 东南亚在“东主文化圈”内，它与中国特别是西南地区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不但地理相连，而且越南属“汉字文化圈”，华人是中国文化外传的重要桥梁，又有众多的跨境民族保持天然联系，而且还存在一个共同的“佛教文化圈”。 古代的中国皇帝，都自以为中原处于世界的“中央”，是所谓“中央之邦”的“天朝”。这是因为，四周的邻国都比较弱小，或者文化不甚发达，时常来中国朝贺，有如众星拱月，所以，自汉代起，这些国家便把中原王朝称为“中国”。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在亚洲东部，除了中国而外，确乎没有出现象印度和巴比伦那样的高文化中心。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域上紧紧相连，很早便有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联系，但交流的情况与印度和西亚显然不同，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不如中国文化对它们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中国这个高文化中心的存在，不断向周边各国幅射，因而形成了“东方文化圈”。 “东方文化圈”内的情况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在这个大的文化圈内，事实上存在着三个亚文化圈层，即汉字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它们彼此之间，还有许多重叠。朝鲜、日本、越南大体是一个类型的，它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儒学、道教、汉传佛教、文学、艺术、科技乃至生活习俗，究其原因，恐怕与他们使用汉字有极大关系，因为没有文字的障碍，学习中国文化自然要方便得多，全面得多，深入得多，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汉字文化圈”。佛教产生于印度，但七世纪以后，印度佛教衰落，中心转移到了中国，而且在中国形成了三大语系佛教，即汉语系佛教（汉传佛教）、藏语系佛教（藏传佛教或喇嘛教）和巴利语佛教（小乘佛教），而且向外扩散，汉传佛教远播朝鲜、日本、越南，藏传佛教传到了锡金、不丹、尼泊尔、蒙古等国，巴利语佛教则与东南亚及斯里兰卡有诸多联系，由此构成了一个“佛教文化圈”。塞外的民族，包括东北民族、北方民族和西北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是所谓“游牧行国”。这些民族，一方面与中原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中亚的其他民族有广泛、频繁的交往，中国文化通过他们向外传播，中亚的文化也通过他们传入中国，这便是所谓“游牧文化圈”。由三个亚文化圈层结合而成的“东方文化圈”，事实上是中国这个高文化中心强力作用的结果，它通过不同的亚文化圈层，覆盖亚洲一大片，包括远东、中亚及东南亚。 东南亚在中国之南，且濒临海洋，所以古代把它称为“南海”或“南洋”。“东南亚”这个名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出现的，当时，盟军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东南亚最高统帅部”，战后，人们感到这一名称能够正确表述它的地理位置，于是得到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东南亚实际上是由海洋与陆地两大部分组成，陆地包括中南半岛（旧称“中印半岛”或“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群岛（又称“南洋群岛”）两个地理单元，而太平洋和印度洋被这些陆地分隔开来，又通过巴士海峡、巽他海峡、托雷斯海峡及马六甲海峡相互连通。中南半岛上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马来群岛上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前者是所谓“半岛国家”或“陆地国家”，后者则是“海洋国家”或“海岛国家”。东南亚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处在三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东西海运的冲要之区。在地质学上，亚、澳两大陆板块和若干海底板块在这里辐合，又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度次大陆的锁链，称为“东南亚陆桥”。从人类学意义上讲，来自亚、澳两个大陆的不同人种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个民族大走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亚、澳两大陆动植物区系在这里交织混合，显得丰富多彩。在文化学意义上讲，这里是印度文化圈与中国文化圈交错重叠的地方，又是中国通往印度、阿拉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在地理上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西南地区与“东南亚陆桥”连成一气，许多高山和大河向南伸延到中南半岛，形成山河纵列、峻岭与平原交错的地形，并伸入海洋形成许多岛屿。中南半岛的山脉呈由北向南的走势，实际上是我国横断山脉的延伸。主要山脉有三列：耸立在半岛东侧的是长山山脉，形成广阔的山地；中间一列向南一直伸延到马来半岛，入海后形成巽他台地的台基及邦加岛和勿里洞岛；西侧的一列是阿拉干山脉，向南伸入海洋后，断断续续地形成苏门答腊群岛、爪哇岛和努沙登加拉群岛。奔流在这些山间的河流，大都发源于我国西南地区，如缅甸的萨尔温江上游是我国的怒江，伊洛瓦底江源于我国的龙川江，泰国的湄南河上游在云南，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的湄公河上源为我国的澜沧江，在越南入海的红河上游为元江，它们都是国际性的河流，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天然水道。 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有诸多的“亲缘关系”，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长期发展起来的水陆交通，把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紧密联结在一起；二、越南属“汉字文化圈”，全面受到中国文化的薰染；三、华人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四、众心的跨境民族，与东南亚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五、佛教的传播，使中国与东南亚都进入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圈。 一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通发端很早，大抵有三途：一是南方丝绸之路，二是中国与南洋的海上交通；三是被称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湄公河。近代以来则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及睦南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还有海运与航空。 在中国西南部有一条隐藏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的南方丝绸之路，它之所以鲜为人知，是因为它是一条民间开辟的道路，而且起点不在中原的京城。最先提到这条道路的是《史记》，是书《西南夷列传》说：“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据考，南方丝绸之路由三条路段组成：一条是由蜀地（成都）经ｂó＠①道（宜宾）、汉阳（威宁）、味县（曲靖）至滇池、洱海的“五迟道”，另一条是由蜀地经邛都（西昌）渡金沙江抵叶榆（大理）的“灵关道”，两道合路后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入缅甸的称“永昌道”。这条道路长期是中国经缅甸达印度的古道。缅甸在汉代称掸国，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缅甸，自汉以来便有使节与我国通好，献大象、水牛、珍宝、骠国乐及幻人，以后又输入棉花、象牙、翡翠、琥珀、玉石，而中国的丝绸、茶叶、食盐、金银首饰等也运往缅甸。在中印文化交流上，缅甸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云南的阿A梨教和上座部佛教就是从缅甸传入。 通往南洋的海路始于汉代，《汉书·地理志》云：“自回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ｌú＠②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三国时吴国遣康泰等出使海南诸国，自晋代法显从海道归来高僧往来不绝，宋代海运至天竺国、狮子国，元明时期直航阿拉伯半岛，途中必经东南亚各国。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产生了深远影响，船队到达占城、爪哇、真腊、旧港（印尼巨港）、进罗、满刺加（马六甲）、渤泥、苏门答腊、阿鲁等地，留下许多遗迹。 如前所说，沟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河流有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及红河，这些天然水道很早便被利用，尤以湄公河为著。这是一条民族大走廊，许多跨境民族都居住在澜沧江与湄公河流域，历史上的哀牢国、真腊王国、澜沧王国、南诏国、大理国、景龙金殿国、八百媳妇国都通过这一水道交往。它是中国通往东南亚陆地国家的大动脉，穿越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国，老挝的首都万象及柬埔寨首都金边都在湄公河畔，沿岸有许多城市和港口，湄公河三角洲乃是肥沃之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有重要作用。 二 在东南亚各国中，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与中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汉字在越南长期通行，因而有条件全面吸收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受惠国。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发士卒戌守五岭以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便将越南北部和中部纳入象郡，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秦汉之际，赵陀建立“南越”政权，推行“南北交欢”、“和集百越”的政策，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汉武帝平南越，将其地划分为九郡，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境内。东汉初年，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定二征起义，“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及至隋唐，郡县制达到高峰，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下设十州，如同中国一样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行唐律，又建学校导之以礼，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唐末五代，中原混乱，安南土豪蜂起，经过一番酝酿，于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丁部领平定了“十二使君”，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结束了郡县时期。安南独立以后，一如既往，继续与中国和睦相处，仍然遵循中国的典章制度。安南的官制悉如中国，中央设六部、六寺、六科及御史台、翰林院、东阁、国子监、国史院、府尹、宫师府、同天监、太医院、秘书监、中书监、华文监等机构，地方行政为路、府、州、县几级，官品与冠服饰物仿唐宋之制。李朝颁布的刑书及陈朝确定的刑律皆以《唐律疏义》为准，后黎朝圣宗颁布的《洪德法典》更加完备，《历朝宪章类志》说：“洪德刑律，参用隋唐，断治有画一之条，轻重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式”。安南历代王朝，均以儒学为安邦治国之本，李朝兴建文庙，陈朝创办国学院传习四书五经，黎朝以《四书大全》为科举考试内容，阮朝刻印儒家经典颁行全国。从李朝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起以科举取士，陈朝更仿中国“试定三甲之分”，以状元、榜眼、探花迷三魁，至黎朝时朝廷重臣皆以科举出身的人担任。立国之初，兵制略仿唐朝的府兵制，以后仿宋朝设立禁军和厢军，又仿明朝“寓民于农”之制。安南的武庙，祀奉的是姜太公，东序配祀管仲、孙武、韩信、李靖、李晟、徐达，西序配祀穰苴、张良、诸葛亮、郭子仪及岳飞。由此看来，越南的体制，实际上是中国的仿造型。 汉语和汉字在越南颇为流行。从郡县时期开始，便有大批中原移民和官吏进入越南，致使越南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调查，现代越语中，汉族借词超过50%。由于越南语大体属于汉藏语系，又有大量汉语借词，比较适合使用汉字，所以，自秦汉以来的千余年中，汉字一直是官方正式通行的文字，称为“儒字”。大约在我国的宋代，在广西“方块壮字”（即俗字）的推动下，越南也开始用汉字来表记越南语，称为“字喃”或“喃字”，亦称“俗字”。喃字最早见于1210年在永富省所立的《报恩寺碑记》，相当于南宋后期和越南的陈朝。喃字与壮字的结构大体相同，借义又借音的如文（文Van）、南（南nau）等，借义不借音的如驭（马nqua）、鲜（鲜tuoi）等，借音不借义的如吏（来lai）、英（兄aub）等。喃字中还有一些是仿汉字创造的新字，创字的方法不外乎会意，形声和简化三种，读音皆依越南语。用这种方法形成的喃字，字形仍然是方块字，往往是借用汉字与自创新字夹用，有的借用汉字的音，有的借用汉字的义，绝大多数是以汉字越南语音。实行的结果，一音多字多义、一字多音多义、同字异形及重叠繁复的现象严重，所以，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虽有几个短暂时期明令公布施行，但作为正式文字并不通行，多半是民间使用。喃字现存的读物有千余种，著名的如长诗《金云翘传》。自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以后，改用拉丁化拼音文字，越南独立后以拉丁文为法定文字，称为“国字”。 越南受汉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同中国封建社会一样，越南也是独尊儒学，把它作为统治思想和教育、科举的主要内容。越南的佛教，事实上是汉传佛教的外传。道教在隋唐即传入越南，元朝尤为兴盛，第一代君王阮潢自号“仙主”，以后又设立“道士道录司”和“道士良医司”。越南民间祀奉的“天后圣母”里供奉的是伏波将军马援，不少地方建有关圣庙。越南的文学以汉文学为主流，国君、贵族、文士大都能诗善文，按照中国诗歌的音韵格律创造了“六八诗体”和“七六八诗体”，早期的代表作家韩诠就是因为仿韩愈作《祭鳄鱼文》而畅姓韩，越南的古典名著《金云翘传》、《玉嫱传》、《苏公奉使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模仿中国文字的痕迹。越南的重要史籍，如黎文琳的《大越史记》、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潘叔直的《国史遗编》、张合桂的《大南实录》、郑怀德的《嘉定通志》及编年中《越史略》等，均用汉文写成，而且史书的体例和编纂方法无不奉《春秋》、《史记》、《汉书》为圭臬。武将多习中国兵法，陈国峻的《兵书要略》是越南武库中的珍品。长期借用中国历法，元代的《授时历》传入越南后一直沿用到明初，以后又改用明代的《大统历》，直到清代才参照《历象考成》一书制定自己的《协纪历》，干支纪时法在民间广为使用。越南医学是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朝野都很重视，立先医庙祀奉我国历代名医，仿中国设太医院、广济署、济生堂，学习中国医书，进口中国药材，以后则结合越南的情况编写《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等书。中国的数学在郡县时期即传入越南，科举加试“书算”，梁世荣所撰《算法大成》有九九歌诀、九归歌、归除法等，广泛使用算盘。造纸术在汉代即传入越南，据《南方草木状》载，东汉时交趾便有了“蜜香纸”。越南是东南亚最早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最早的印刷品是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年）的“木印贴子”，官刻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史馆本等，民间印本也仿中国题为某堂、某斋或某地某字藏版。丝绸、陶瓷、青铜、砖瓦、火药、铸钱等技术都是从中国传入的。越南的姓氏都来自中国的《百家姓》，共有200多个单姓和复姓，约有半数以上的人姓阮、黎、陈、李、黄、武、潘、范、郑、吴、裴、杜，尤以黎、阮二姓最多。男子的名字和中国一样有单名、复名，且用别号，妇女也用某氏以示其父系，王室、贵族的名字常在旁边加金、木、水、火、土以象征崇尚其中的一德。此外，越南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古乐，戏剧的音乐、服装、脸谱、道具如同中国戏曲，旧式衣冠如同中国，和中国人一样用筷子，民间岁时节令有元旦、端午、七月半、中秋等（注：参见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三 “海水到处，就有华人”，这句话表明，海外华人分布很广，散布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但华人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据1991年统计，共计2271.6万人，大约要占海外华人的70%以上。东南亚华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十个国家。十国中，人数最多的是泰国（645万人），其次是印度尼西亚（600万人），再其次是马来西亚（500万人）。华人在当地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新加坡(76.5%)，其次是马来西亚(27.3%)，再其次是文莱(20.4%)。这种分布状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表征。 华人移入东南亚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早的旅居地可能是苏门答腊，以南部的巨港人数最多，因当时唐朝的国际威望很高，故皆自称“唐人”，其海外聚居地称“唐人街”。宋代海外贸易兴盛，但当时航行主要靠季风，错过季节便只好留居当地，有的长往下来，生儿育女，称为“驻蕃”。元明两代与阿拉拍的海上贸易更加发展，东南亚是必经之地，所以沿途留下许多侨民，建起若干“新村”，如爪哇的麻诺巴歇、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加里曼丹、新加坡、越南的南圻、菲律宾等地。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的三百年间，南洋侨民剧增，大部分是闽粤一带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动乱而避居南洋的人，巴达维亚（今雅加答）、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侨居的华人均在万人以上。华人大量出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从1840年以后的100年间，每年平均10万以上。出国的主要原因，是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进行资本输出，开采矿产、兴办农场、修建公共设施，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于是以“招工”的方式签订契约，称为“契约华工”，或者叫做“苦力”和“猪仔”。 移入东南亚的华人，为了谋生，各施其能，无形中把中国的生产技术传到南洋各地，成为一股重要的开发力量。经过若干世纪的努力，华人在经济上自立起来，有的还成了南洋富商，例如：在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公司”开采金矿的罗芳伯，组织拓荒的“新福州港王”黄乃裳，“爪哇糖王”黄仲涵，“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华侨旗帜”陈嘉庚，企业家兼教育家李光前等。华人离乡背境，飘泊海外，往往以家族宗祠、同乡会馆、同业公会等传统组织形式保持联系，相互支援，因而在东南亚出现“侨团林立”的局面，以后进一步以宗族、同乡或方言群体为中心建立许多“帮”，如广东的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帮，福建的闽南帮、兴化帮、福州帮，还有江浙和江西的三注帮等，把中国社会移入了东南亚。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汉语方言得以长期保存，文化习俗也一直传承下来，并影响周围的社会。随着华人的大量移入，汉族词汇也被东南亚各国语言所吸收，据统计，柬埔寨语中有300个汉语词汇，泰语的汉语借词达汇总数的30%以上，马来亚语中有270多个汉语借词，且多与移民的方言有关，马六甲、槟榔山与和新加坡因土生华人数量众多，还形成了汉语与当地语言结合的“巴巴马来语”，印尼有“中华—马来语”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东南亚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例如泰国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泰译本，老挝、柬埔寨、印尼也有译本，这都与华人的传播有关，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还仿《诗经》创作“马来民歌”。福建、广东的地方戏传到泰国，闽台一带的“布袋戏”也在印尼流传，菲律宾人喜欢中国的锣鼓，缅甸舞剧的表演方式与中国戏曲有相似之处。总之，由于“华人社会”的存在，他们通过民间交往、创办侨校和侨刊等方式，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和突出。 新加坡旧名淡马锡，也叫狮城，原先是一个只有百余人的小渔村。1819年英国殖民者莱佛士在此开埠，采取鼓励外来移民的政策，人口迅速增加，到1901年时已增至20万人，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其中，华人达16万人，基本确立了华人占大多数的格局。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胡璇泽、左秉隆、黄遵宪等先后出任领事，来取“护侨”政策，积极传播中国文化。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最为典型，侨团林立，帮派特多，1906年结合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并涌现出陈笃生、胡璇泽、陈金声、章芳琳等一批为华人谋福利的“先贤”。1942年遭日本侵占，1946年划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9月脱离马来西亚建立共和国，成为英联邦成员国。新加坡以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日历上印有公历、中国农历、印历和马来历四种历法，有英文报、华文报、马来文报三种，学校也有英文学校和华语学校两类。新加坡地处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在国际航线上占有极重要位置，独立以后，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大力引进和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条件，发展多元化的国民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又是东南亚海运、空运、贸易、加工制造、金融服务中心和最大的修船造船基地与石油输出港，同时又是世界第三大商港、第四金融中心和第三炼油中心及世界电子工业中心之一。（注：参见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出版。） 四 跨境民族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联系的另一条重要纽带。与华人的情况相似，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文化传播。但又有两点不同：其一是传播的不是汉文化，而是少数民族文化；其二是这些跨境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移民的结果。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理相连，历史相关，许多民族长期居住在两个以上的国度，或者是分别建立不同的政权，尽管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界限，但他们在族源上、语言上、文化习俗上却有天然的不可割断的联系。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和广西，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并与泰国邻近，在长达4700公里的漫长国境线上，分布着16个跨境民族，他们是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京族，还有在中国尚未确认为单一民族的克木人。从历史上考察，这些民族都源于古代西南地区的四大族系，并与一定的语言系属有对应关系。因为他们出自不同的族群，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直截了当地说，跨境民族的文化，分别具有百越、苗瑶、氐羌和濮文化四种风貌。 壮族、布依族和傣族均属“百越”族系，其语言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之相关的民族在东南亚大约有2700万人。与壮族同源的有越南的岱族和侬族，合计160万人，在壮族中亦有“布岱”和“布侬”两种自称。越南的布依、都依、布那和热那四支，均出自我国的布依族，总数近3万人。人数最多的是与傣语同源的民族，越南的傣族约90万人；老挝的佬族约180万人，另有傣族18万人和泐族4万人；泰国有傣族2000万人，另加泐族8万人；缅甸有掸族250万人，总共2550万人。他们的语言均属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保留百越文化的若干特征，如“干栏”建筑、铜鼓、纹身等。 东南亚的苗族和瑶族都是明清以来由我国西南迁去的，其中，苗族约85万人，瑶族约45万人。越南的50万苗族称“赫蒙族”，分“赫蒙豆”（白苗）、“赫蒙都”（黑苗）、“赫蒙西”（红苗）、“赫蒙冷”或“赫蒙佐”（花苗）和“赫蒙刷”（汉苗）五个支系；老挝30万苗族分白苗、青苗、黑苗三支；泰国有5万苗族，缅甸有7000苗族。瑶族主要分布在越南，有红瑶、窄裤瑶、钱瑶、卢岗瑶、白裤瑶、青衣瑶、蓝靛瑶等七个支系，共40余万人，老挝有瑶族2万人，泰国约3.2万人。他们的语言均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以山地农耕为主，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家族与村寨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婚姻、丧葬、服饰、头饰、节日、禁忌、宗教等与国内苗瑶民族大同小异。 出自氐羌体系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民族较多，但人数不多，总计不过80万人。彝族在越南、老挝各2000人，称“倮倮族”。哈尼族在越南有万余人，老挝称“卡果”、“依果”的亦有万人，缅甸自称“阿卡”的约6万人，泰国有3.5万人自称“阿卡”或“卡果”、“依果”。傈僳族在缅甸有4万人，在泰国有2万人。拉祜族在缅甸有5万人，在泰国有3万人，在越南有2000人。缅甸有独龙族千余人，怒族近万人。缅甸的“克钦”与中国的景颇同族，约56万人。在这些民族中，除景颇族而外，其余民族的主体部分均在中国，文化习俗是一致的。 比较复杂的是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京族和克木人。按其族源，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克木人的先民均出自“百濮”族系，即古代的“闽濮”、“鸠濮”、“裸濮”、“扑子蛮”之类，但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而我国濮人的后裔仡佬族、木佬族等的语言按张济民先生的意见属汉藏语系的仡基语族，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探讨。京族的语言在国际上习惯称为越南语，系属至今未定，但文化上又与百越和百濮有若干相似之处，其族源亦有待探索。佤族在缅甸有8万人，泰国有1万多人。德昂族在缅甸称“崩龙”，人数为24万。布朗族在老挝有分布，人数不详。克木人在老挝称为“老听”或“卡族”，泰国称“卡”，越南称“摩依人”，总数不下40万，以老挝最多，我国的云南仅有2500人。京族在越南有4500万人，我国广西只有1万多人。 五 佛教既是东南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沟通的重要渠道，这是因为东南亚处于中、印两大文化圈的幅射范围之内。东南亚与印度和斯里兰卡，无论海路与陆路交通都比较近便，而且又是中印航道必由之路，佛教很早就传入这一地区，我国古代西行求法和一部分印度高僧也往来于这条道上，如唐代的会宁、义净等。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情况复杂：有的原先盛行大乘佛教或者印度密宗，后来改奉小乘佛教；有的一度信奉佛教，以后又被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所取代，如印度印西亚、菲律宾等。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东南亚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但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散布各地的华人大都信奉汉传佛教。云南的小乘佛教与东南亚有密切关系，唐宋时期在云南盛行的阿梨教乃是通过缅甸传入的印度密宗。 释迦牟尼逝世后一百多年，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人在吠舍厘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再次统一经律，而以跋耆比丘为代表的多数派反对这一决议，另外组织了上万人的“大结集”，从此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部派。后来，大众部逐渐演变为大乘佛教，上座部演变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最初从斯里兰卡开始，以后传到缅甸、泰国和我国云南边境，进而传到柬埔寨和老挝，其间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后才取代了大乘佛教与印度密宗。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儿子摩哂陀到斯里兰卡传扬上座部佛教，锡兰国王举族皈依。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在阿努寺举行上座部第四次结集，用巴利语写成上座部《三藏》，以后分化为大寺派和兼习大乘的无畏山派。五世纪时，印度佛教大师觉音用巴利语翻译和注释《三藏》，使上座部的教义得以彻底贯彻。但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的五百年中，印度密宗在斯里兰卡极盛。直到维A耶跋护王一世时，才重新建立寺院，供养佛牙，派僧人往缅甸延请上座系长老，从而勃兴起来。缅甸与印度邻近，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传入佛教，上座部佛教传入部分地区，但八世纪时密教传入后形成了阿A梨教，直到十一世纪蒲甘王朝才废阿梨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将《三藏》译成缅文，以后形成“僧伽罗僧伽”与“上缅甸”两个教派，自此大兴，有僧尼十万余人，有寺院二万多座，佛塔十余万认，素有“佛塔之国”的盛誉。泰国原先盛行大乘佛教和密教，十一世纪由缅甸和斯里兰卡传入上座部佛教，十三世纪素可泰王朝将其定为国教，佛教徒占人口总数的95%，全国通行佛历，每个男子都必须出家一次，全国有寺院二万五千余座、佛塔十万座以上，中央机构由十几个高僧组成，法相应部和大部两派皆有僧王，各级行政组织都有与之平行的僧伽机构。老挝在十四世纪时奉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十九世纪被法国占领一度中衰，随着老挝民族解放运动的到来又开始复兴佛教，国王、国家和佛教被视为老挝的三个组成部分，教派与泰国相同。柬埔寨古称扶南，六世纪时已是东南亚的佛教中心，十四世纪以后在泰国的影响下改奉上座部佛教，两派都有与政权机构平行的宗教组织，分设僧长、省僧长、区僧长和村佛塔主持，国家元首每年要在金边召开两派僧长年会，向他们作政府工作报告。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佛教，是从缅甸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先形成润派和摆庄派，以后又有左抵和多列两派。马来西亚原先信奉佛教与印度教，八世纪盛行密宗，十五世纪马六甲王国奉伊斯兰为国教，十九世纪以后佛教开始复兴，大乘、小乘兼有。印度尼西亚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公元五世纪佛教取而代之，七世纪成为东南亚佛教中心之一，大乘与小乘时有兴衰，八世纪盛行密教，十三世纪则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 大约从七世纪起，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于是大乘佛教便与婆罗门教的变种印度教相结合，广泛吸收民俗与民间信仰，从而形成密教。密教又称密宗，自称受法自佛大日加来的秘密传授，是“真言”教。它的主要特征，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各种咒术、坛场、仪执等，对设坛、供养、诵经、念咒、灌顶等宗教仪式有极严格的规定，非教内人不传。唐代开元年间，由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将密教传入中土，一度兴衰，但在五代以后又渐寥落。另一支传入西藏后，与当地苯教结合而形成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产生较大影响。还有一支，大约是八世纪传入斯里兰卡和缅甸，盛行二、三百年，在缅甸与民间信仰相结合而称“阿利教”。继之由缅甸传入我国云南的大理地区，号为“阿A梨教”，南诏时开始兴起，大理时期尤其发展，事实上已成为大理国的国教。密教在东南亚曾经兴盛一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信奉过密教，特别是印尼，一度奉为国教。 越南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去的，李朝时达其鼎盛，出现“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的景况，主要盛行禅宗和净土，禅宗有无言通派和草堂派，陈朝时也形成竹林禅派，元朝创原韶禅派，大抵皆南禅临济宗一系，曹洞宗影响不大。新加坡也信奉汉传佛教，亦属禅宗和净土，分为闽派和粤派，以后又出现儒、道、佛三教与我国东南沿海民间宗教混合的现象。马来西亚原先信奉大乘密教，十五世纪马六甲王国以伊斯兰为国教，华人移入后大乘佛教渐兴，以后又由泰国传入上座部佛教。菲律宾的佛教也是从中国传去的，但自十六世纪西班牙入侵以来成为“亚洲唯一天主教国家”，现信仰佛教的主要是华人。印度尼西亚虽然有9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但历史上却是东南亚的佛教中心，大乘和小乘佛教都曾经盛行，密教一度成为国教，全国尚有佛寺六百多座，信徒一百多万人。文莱的华人信佛教。（注：参见《各国宗教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棘下加人 ＠②原字虍下加田加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