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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炳赞 摘要：清军入关推翻明王朝，奉明为宗祖国的朝鲜在感情上根本无法接受。以宋时烈为代表的“北伐派”提出要北伐清朝，而洪大容、朴齐家、金正喜等学者通过入访北京，提出“北学中原”的主张，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北学派”。金正喜作为牵朝纯祖时的经学家、书画家，1809牟随父亲往中国北京，搜集了大量经史、书画资料，结识了嘉庆朝很多学者，尤其得到敬仰已久的翁方纲和阮元的器重，在中国的短暂一个多月的时光，对金正喜这位将来“海东第一通儒”学术思想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北学派 金正喜 阮元 翁方纲 清代学术 一、朝鲜时代的社会与学术思潮 公元1592年，日本大臣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半岛。严峻的国家现实压力引起了知识分子们深刻的反思，干预政治，批判现实、改造国家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新思想课题。经世致用的学问渐渐取代了旧有的程朱性理学说。后代将朝鲜后期约三百年的主流思想称为“实学”，并赋予其文艺复兴运动的价值和意义。 一般认为造成实学派启蒙活动的契机可分为西学和北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和中国清代文明。李朝视中国明朝为宗主国。明朝的灭亡也引起韩国知识阶层对清廷的愤恨和疏离感。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光辉灿烂的学术文化使李朝人崇明排清的正统主义立场，渐渐被崇拜学习清代学术伟大成就的现实主义所取代。李朝时代韩国派出了无数赴燕使者远赴中国去进贡清廷，而随行的贵族士大夫们自然成为了中韩学术交流、交织的枢纽和中心。 有学者认为，韩国的实学思想大致以十八世纪为开始，分为三个流派，并分别代表了三个历史时期：十八世纪前半期，以星湖李潠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较注重在土地制度和行政机构及等制度方面的改革；十八世纪后半期，以燕岩朴趾源为中心的利用厚生派，主要以搞活工商业，进行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改革为目标；十九世纪前半期(相当于中国的嘉庆时期)。以阮堂金正喜(1786—1856)为宗的实事求是派。转向考证经典、金石。文艺书画活动。这三个时期的韩国李朝学人，分别受到了中国清代学术的深厚影响。 二、从“北伐”到“北学” 清军入关推翻明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奉大明为宗祖国的朝鲜在感情上根本无法接受。朝鲜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孔子以来代代相传的儒家文化已经灭亡。中国已经沦为夷狄之邦。朝鲜的一部分士大夫严华夷之辨。以中华正统自居，认为清朝立国只是暂时的情况，“胡儿无百年之运”。肯定要衰败。朝鲜对两国的文化交流严加限制。朝鲜正祖十一年(1787，乾隆五十二年)，朝鲜备边司规定“挟带杂文书及我国书册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凡系书籍，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诞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防。无论译官及三使臣所属，如有潜贸之事，即其地摘发，烧火状闻。犯者置之重辟”，事实上不止“杂术方书”。而且将中国出版的理学、音韵、诗文、经书、史集、天文、地理、政典、小说等书籍全部列入了禁止携入国境的清单。 对于如何处理与清王朝的关系。朝鲜政治家和学者议论纷纷。以宋时烈为代表的“北伐派”，主张“尊明攘夷”。北伐清朝，当时这种意见成为了主流。而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金正喜等著名学者则通过各种途径人访中国首都北京，实地考察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日常社会生活与学术文化。甚至与乾嘉学者阮元、翁方纲、孙星衍等名流学者建立起密切交往，得出了与宋时烈完全相反的结论。而提出“北学中原”的主张，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北学派”。洪大容和朴趾源，他们分别撰写了《湛轩燕记》和《热河日记》，记载了清王朝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这一时期中朝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史料。而金正喜的老师朴齐家撰有《北学议》，是反映“北学派”思想和主张的代表作。 回顾中国清朝自开国以来的的思想文化界，可以知道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大儒开始，逐渐认识到晚明王阳明心学末流之弊的危害。摆脱了空谈心性、“满街都是圣人”的心学的牢笼。开始一一清算批判宋明性理学。据余英时的研究，清初阎若璩和毛西河两位学者都以考据见长，阎氏的《古文尚书疏证》更将《古文尚书》千年的疑案给予断定，但是他们两位学者的考据都有指向性。如阎若璩的考证主指向陆王心学的空虚。毛奇龄的考证主要针对程朱理学。到了乾隆嘉庆两朝，标榜“实事求是”的乾嘉学派终于将考据学变成了学术主流，汉学考证学派进入了鼎盛时期。随朝鲜的燕行使团来北京的韩国学者柳得恭、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等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开始了对中国的游览和交际。他们通过实际的观察学习，客观记录了中国清朝繁荣昌盛的面貌，打破了李朝政府的文化偏见，完善了他们北学中国、利用厚生的理论。这就是“北学论”的背景。朴趾源曾随朝鲜使团参加乾隆皇帝七十寿辰庆典。他的26卷本《热河日记》就是对在中国的见闻的生动记录，他指出满族统治的中国土地上生活的人民，仍然受三代以来传统文化的浸润，而国家“规模之广大，心法之精微，制作之宏远，文章之焕赫，犹存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主张学习清王朝的科学技术。北学派的传播扩展了韩国李朝人的眼界，在学问界也为破除旧的性理学说打下了牢固基础，各方面的改革意识渐渐涌动。 三、北学派学者与清朝的书籍交流和文墨交往 和韩国北学派积极学习态度相应，清王朝康雍乾的盛世给朝鲜使节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非常宽松、自由的条件。朝鲜使臣对两国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上述较多的燕行著作中。而那些游记中除了对民风民情的记录外，更生动记载了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书籍交流。朝鲜使节团在北京琉璃厂的逛书店购书，中朝文人墨客之间私赠图书的场景经常在燕行游记中出现。中国的图书文籍对朝鲜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朝鲜英祖、正祖时期“文运中兴”的重要辅助。交流是双向度的，朝鲜的书籍也通过各种渠道传人了中国，主要是医学、文学历史等书籍。对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北京琉璃厂书籍众多，是中朝书籍交流最重要的场所，也是朝鲜使臣和学者们最爱去的集市。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三《留馆录下·琉璃厂记》记载琉璃厂书市的盛况说：“一铺之储已不知为几万卷，屋凡两重或三四重，而每室三壁周设悬架，架凡十数层，每层庋书，卷秩齐整。每套皆有标纸，俯仰视之，不可领略，其都录见之，则亦多不闻不见之书，看到未半，眼已眩昏。噫，此夹路诸肆不知几千百。其货物工费亦不知为几巨万，则皆是奇技淫巧，非民生日用之不可无者。中国之侈风良足可慨，而以若许多对象尚有交易之利。亦可见中国之大也。”书籍价格昂贵但交易繁荣，可见清朝文运之盛、国势之强，韩国学者早已敏锐感觉到了。书籍、学问的交流伴随着中朝文人之间友谊的增长，这个时期朝鲜文人和中国文入学者广泛通过书信往来讨论学问、谈论政治，产生了无数文化佳话。 四、阮堂其人 金正喜，号秋史，又号阮堂、诗庵等，出身庆州名族，“面墙五经，挂壁三史”(《辞奎章阁待教疏》《阮堂先生全集》卷二)，李朝纯祖时的经学家、书画家。他的成就不仅为当时人所盛称，更为后世所叹赏。追溯他的成就的渊源，应该是在1809年(嘉庆十四年)。在此之前。金正喜早受韩国儒者朴齐家北学思想影响，更对朴三次随使节访北京儒者名流的经历向往不已。而1809年，刚刚科举及第的金正喜得到随父亲金鲁敬往中国北京朝贡的机会。在北京。他搜集了大量经史、书画方面的资料。更结识了嘉庆朝很多学者，尤其得到敬仰已久的翁方纲和阮元的器重，成为座下弟子。金正喜回国后一生所用字号甚多，且大都可从他两位中国老师身上寻到渊源。如金正喜一号“阮堂”。乃是表达对阮元的敬重。而其号“诗庵”，则可溯源自翁方纲。其号又有“礼堂”，则是表达对清代中期礼学大家凌廷堪的敬仰。此可见他与翁、阮等经师交谊之深及对清代学术的向往。 金正喜回国后的三十年内，仍与清学界保持密切联系。他的门生中，李尚迪(号藕船)最为博学多才。曾随贡使人北京达十二次，交往都是大儒。阮堂于道光二十年五十五岁时，因连坐被谪放到济州岛。藕船在老师谪居之时，常寄书籍以慰其寂寥，阮堂感其情谊，自画《岁寒图)赠送给藕船。后藕船随冬至使人中国北京。随身携带此图，见者皆怀想阮堂之风。可见阮堂在中韩学术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五、阮堂与翁、阮等大儒的交往 (一)清代乾嘉学风 吸引金正喜去北京的，无疑是清朝康雍乾嘉时期清儒的伟大学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总结乾嘉学风的十点特色说： 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摒。 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铄。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10、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这种学风对纠正晚明以来性理学的误区有着很大功效。空谈心性、坐而论道的学风被一种实事求是、严格求证的朴学学风所代替。 论及朴学，最初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博学于文”。二是“行已有耻”(顾炎武语)。学问一方面要考究文献、讲求章句。另一方面也要道德践履和经世致用。纯粹单一的文献学习容易误入歧途，使知识淹没人性，书本覆盖良知。考求古典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修齐治平。但随着清初文字狱等文化高压政策的实施，学者根本不敢如清初诸大儒知行合一，胸怀天下，渐渐被清廷逼迫到狭小的书斋中。嘉庆朝以后，对外交流日多，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又开始注重实际，注重联系现实政治，于是产生了一批通儒式的学者。他们精于文献考据，同时也关注世道人心。 (二)金正喜初识翁方纲、阮元 金正喜接触到了很多中国儒者，而后来金正喜最常称颂的是的“翁、阮”两位导师。李尚迪《恩诵堂集》中《奉挽秋史金侍郎》说：“海国通儒(阮堂)旧见，推北翁覃溪，南阮芸台。”一是汉学考据的大师和学术领袖，一是服膺宋儒兼通诗书画的大儒。翁、阮二人无疑是金正喜能够会通汉宋，终有所成的两大导师。 翁方纲，号覃溪。晚年号苏斋。精于经史考据之学。也非常注重文学，精通金石书画。在诗歌方面，他以杜甫、黄庭坚、苏东坡为正统，后代总结他的诗学理想为“肌理说”，其实就是辞藻与内涵、技巧和心意相结合。他的书画之学也有诗学的色彩。难能可贵的是，翁方纲治学不强分汉学、宋学门户。他不排斥义理养心之学。 公元1809年冬，金正喜在北京保安寺街见到了翁方纲。翁方纲许其成为弟子，后来又赐号“诗庵”。金正喜在画兰时常用此号，以彰良师美意。似乎可以推测，在翁这里，最吸引金正喜的可能不是经典方面的训诂考据，而是偏重如金石书画的艺术气息。他从翁方纲这里知道了较韩国李朝文人更丰富奇妙的笔墨法度和艺术构思。翁方纲收藏的大量书画作品，使金正喜大开眼界。他丰富的著作如《经义考补正》、《苏斋笔记》，使金正喜大为叹服。 拜访过翁方纲，下一个对象便是名气最大的阮元。当时，阮元刚刚47岁，却已是名满京城的大学问家和政治家。他培养了大批门入学者，刊刻了大量流芳千古的经典，如《十三经注疏》、《学海堂经解》、《经籍纂诂》等。在学问上，他表面上继承戴震的观点以训诂考据来研究古代经典，但他有着博大的胸襟，他的弟子、门生、幕僚们很多都并非纯粹汉学考据的路子。如方东树游于阮元幕，针对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而作了一部《汉学商兑》，言词锋利，攻击汉学考据不遗余力。阮元也支持了此书的刊刻。所以，阮元在学问上其实不是一个拘泥汉学考据的学究，更像是一个学术的号召者和组织者。 据清代张鉴《阮元年谱》、今人王章涛所编《阮元年谱》，可知阮元于乾隆五十四年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名列第一，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入值南书房，后又升任詹事，充石经校勘官，直至乾隆五十八年出任山东学政。这段时间阮元在北京为官，有较多的机会与朝鲜学者交往。韩国学者朴齐家、金正喜、李尚迪三代学人，都深受阮元的影响。 (三)终身的导师 金正喜回国后，和阮元、翁方纲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阮元经常就一些学术问题，致函请教于翁阮。而翁阮亦对这位韩国的弟子关照提携有加，凡所问询皆为详细指教。 除了学问上的交流以外，阮元与翁阮老师多有书籍的交流互赠。如翁方刚就曾把自己新刻文集寄送给金正喜。又如阮元万里迢迢寄来长编巨制(皇清经解)。而翁方刚也曾烦请阮堂在韩国帮助搜求国內不见之书。还留下了一段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三有“《算学启蒙》重入中国”一条，说：“前卷纪朝鲜士人私谥翁覃溪为文达。以为艺林佳话。兹诵张石洲《勿斋集》为朝鲜贡使题画诗，知贡使之师金正喜前充贡使时，慕中朝仪征相公之学，别署阮堂。阮堂为彼国通儒，性喜古籍，朱氏《算学启蒙》中国久轶。阮堂于其国得之，携以来京。辗转入仪征手，爰属罗君次球校算付梓。道光朝士，多与阮堂师弟纳交。石洲亦尝以仪征所著<诗书古训>及自撰<亭林年谱)邮赠，诗之所云‘敬以老阮书，用慰阮堂情’是也。近贤自苏斋而后，江号郑堂。李字口斋，各自明其辦香所在，不图此俗沿及东瀛。”14l 元代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在明末失传，幸而传人朝鲜和日本。公元1809年，金正喜到来。知道中国已经没有这部书，回国后寄来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朝鲜金始振的重刻本，阮元再进行翻刻。使<算学启蒙}重见中国。 日后金正喜领悟到翁、阮两位老师不同的治学精神。翁方纲忠厚敦古，充满着理想主义者精神，成就了金正喜的艺术；而阮元强调“实事求是”、富于批判。代表现实主义精神，成就了金正喜的学术思想。金正喜晚年流放济州岛。在自画像上自题说：“覃溪云‘嗜古经’。芸台云‘不肯人云亦云’，两公之言，尽吾平生，胡为乎海天一笠，忽似元佑罪人。” 他自比中国宋朝元佑年间因为“乌台诗案”获罪的苏东坡，遥想两位老师的话。思考他一生的学问方向。后来阮堂冲破古人樊篱，终于领会出独具一格的“秋史体”书法，应该就是在对翁、阮二老师思想轨迹苦苦冥想寻觅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葛荣晋主编：(韩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 版杜2002年版。 [2][韩]金翊焕编：活字本(阮堂全集)，首尔民主文化推进 会1934年发行，本文引用金正喜诗文都根据此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