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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了西方哲学和传统哲学之后,从哲学意义上研究韩国儒学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在日帝殖民时期韩国传统哲学研究有“停滞史观”和“民族史观”两个方向,解放后,韩国的儒学研究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深化期三个阶段,由此可以看出,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研究相比,韩国传统哲学虽然有些受冷落,但相对于哲学上的其它研究领域,前景并不黯淡。 [关键词]近百年;韩国儒学研究;特征 ------------------------------------------------------------------- 一、哲学与韩国哲学 在自觉到“哲学”这个概念之后,也就是说能够通过比较认识西方哲学和传统哲学之后在哲学意义上研究儒学才具有了意义。 有迹象表明,“非龙小非阿(或费禄苏非亚)”这一音译词于17世纪介绍到韩国,philoso-pher的意译词“哲学”最初于19世纪末出现在韩国学术界。但到20世纪初才真正在韩国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并在学术界使用。李定稷(1841-1910)的《康氏哲学大略》(1903-1910)和李寅木宰(1870-1929)的《哲学考辨》(1912-1915)是韩国最早的哲学著作。李寅木宰在《哲学考辨》中说,“非龙小非阿”本是希腊词,意思是“喜好睿智”,翻译过来就是“哲学”。当代韩国的权威儒学家,李寅木宰的老师郭钟锡(1864-1919)在为《哲学考辨》写的跋中,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点评西方哲学说“西方哲学只研究神知,对仁义德性或人伦达道则不太关注和反省”。这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对比理解西方哲学和传统哲学了,这种认识在当时已成为儒学者的一般认识。 “哲学”这个词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于1872年为philosopher这个学问新造的词。西周根据philosopher(“爱贤哲之人”的意思)而引用周敦颐(1017-1073)的《通书·志学》著作中“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中的“希贤”二字。由于当时人们都受到儒学教育,通过这种对比较容易理解philosopher的意思。这样,开始时,在学术界的文章中philosopher写成“希贤学”,但觉得“贤”字的儒学色彩太浓,就将“贤”改为“哲”称“希哲学”。后来,“希”字自然脱落,就成了“哲学”。 西周创造的“哲学”这个词,在主要以汉字为标记的国家,如韩国、中国、日本这东亚三国的文字中至今仍用于专门指称philosopher。李寅木宰最初向韩国介绍西方哲学时,毫无顾忌地使用了上述几经儒学家改变而来的西周的造词“哲学”。 然而,哲学在韩国知识界被确立为一门学问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这时在韩国的专门学校中才正式开始教哲学课程。当时的哲学还没有超出提高素质的水平,所以还谈不上是正规的哲学研究。在韩国的大学里,哲学课被正式纳入教学和科研计划内是在1925年京城帝国大学设立了哲学学科以后。当时开设的哲学课名目繁多,具体专业课中还包括“支那(中国)哲学”。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多东方哲学课程中没有一门课是与韩国的传统哲学有关的,韩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与讲授是解放以后才开始的。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解放后的韩国哲学,对过去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对张志渊(1864-1921)、高桥亨两人的著述。 有几个问题必须说明。第一,本文不涉及,诸如韩国哲学是指“在韩国的哲学”还是“韩国哲学”、韩国哲学的称谓可能吗、应该称韩国哲学还是韩国思想、哲学和思想到底应如何区别、所谓“传统”到底是什么等需要界定的问题;第二,本文考察的是20世纪哲学被认为是一门学问以后的研究成果;第三,本文按代表性的人物、著作和事件为中心,尽可能粗线条地勾勒出韩国儒学研究的历史,而不注重按年代顺序的资料罗列和引用、分析、统计材料。因此,本文的重点是考察理论研究史,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学校的哲学课程的设置情况。 二、日帝殖民时期传统思想研究的两个方向 不同的人看待某个事实时的观点是有很大差异的。观点的不同,会导致理解的不同,对思想史的看法也是如此。因此,思想史观是理解思想和历史的根本出发点。 在考察韩国传统哲学史观问题时,首先要提到的是日帝时期的御用官学者观点,即所谓的“停滞(他律)史观”。持这一观点的代表者是高桥,他的核心观点是“韩国思想停滞论”和“韩国思想从属论”。这里所说的停滞是指韩国的思想不是发展性地前进,而是在特定的论题上停滞不前;所谓的从属是指韩国思想缺乏发展论题的独创性。总之,他认为韩国传统哲学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即“不在”。高桥把韩国性理学作为自己这个观点的最佳佐证。高桥是当时哲学界中学术水平最高的人物,不论他是出自“本意”还是“他意”,他的上述观点给韩国传统哲学研究史留下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高桥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涉及领域广泛。他对传统佛学的评价高于传统儒学,也许是受这种研究倾向的影响,20世纪20-30年代发表的大部分关于传统哲学的研究论文都是有关传统佛学的。对韩国性理学的造诣比当时任何人都深的高桥的这种学问研究态度,显然对韩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只能起消极作用,这是非常明确的。 与这种殖民史观相对立的是民族史观,其代表人物是朴殷植(1859-1925)、申采浩(1880-1936)、郑寅普(1892-?)、张志渊(1864-1921)、崔南善(1890-1957)等。他们为了批判殖民史观,首先努力发掘在韩国历史和思想中的原动力以及在这种动力影响下的民族史的传承和发展。 张志渊是以民族史观研究传统哲学的先驱者。他在韩国最早的近代儒教通史著作《朝鲜2儒教渊源》(1922)中以及在《儒教辩》、《朝鲜儒教观》、《辩高桥讲演》等论文中,努力批判殖民史观。其中《朝鲜儒教渊源》是启蒙运动时期儒教史研究的嚆矢,给后来系统地研究儒教史以极大的影响。这本书从1917年4月5日至12月11日分为125期连载于《每日新报》,他去世后发行了单行本专著。这本书用纯汉文写成,根据学术渊源以人物为中心,介绍了近200名学者。因此,该书虽然部分地阐述了像四端七情论和人物性同异论等哲学问题,但更多地遵循“述而不作”的传统著述原则,主要追踪学者的踪迹,大部分论述了朝鲜朝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他遵循了“箕子东来说”———韩国的儒教始于殷朝的箕子之假说,在内容结构上尽可能作到不偏不倚,维持平衡,既论述阳明系统的学者,也论述关西、关北出身的学者。此书的功过明显:它奠定了传统哲学研究的框架基础,极大地刺激了后学者。此书从民族史观出发,阐述传统哲学,直接批判了充斥于当时的殖民史观研究倾向。但是,张志渊并未摆脱历来的学案研究模式,他也和其他民族主义思想家一样,未能揭示出韩国思想的发展和根据。 哲学在这个时期的学校教学中的情况大体以1925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05年成立了普成专门学校,1915年成立了延禧专门学校,梨花学堂于1925年改为梨花女子专门学校。韩国的大学在1900-1925年间开始创建。当时专门学校有关哲学的学科设置很单调,几乎没有哲学专业出身的教师讲授哲学课。普成专门学校1907年设置了“逻辑学”,延禧专门学校设置了“逻辑学”、“哲学概论”、“伦理学”,但教师大部分是非专业出身的。 1925年对在韩国高等院校设置哲学史课程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新成立的京城帝国大学法学系中第一次开设了哲学课程,而且把哲学学科又细分为哲学和哲学史专业、伦理学专业、心理学专业、支那哲学专业等,课程设置也多种多样,在一定程度上已初步形成了课程设置框架。除京城帝国大学以外,其他专门学校的哲学,从1925年至1945年仍未能走出素质教育的范围。这时期唯有京城帝国大学没有东方哲学课程。京城帝国大学的“支那哲学专业”除“中国哲学”外,还设有“中国语”、“中国文学”,但根本没有设立有关韩国传统哲学的课程。可见当时对传统哲学的认识程度。 三、解放后的韩国儒学研究 3.1韩国儒学研究的初创期(解放以后———20世纪60年代) 解放以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普遍设立有关韩国传统哲学课程和出版这方面的研究专著。这时,政治经济趋于稳定,战争的创伤得以治愈。到了5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探索文化主体性的动向,热烈讨论什么是韩国文化的本质,关注日益衰退的传统艺术,在学校里先后开设了有关韩国文化的课程和讲座。 1949年出版了玄相允(1893-?)的《朝鲜儒学史》,1959年出版了李丙涛(1896-1989)的《资料:韩国儒学史草稿》。这本著作和张志渊的著作《朝鲜儒教渊源》一样,是用纯汉文写的,但在观点上继承了高桥的殖民史观。玄相允的《朝鲜儒学史》是一本用韩文(国汉文混用)写成的最初的传统哲学研究著作,继承了张志渊《朝鲜儒教渊源》的民族史观,这一点极具意义。玄相允(日本早稻田大学史学系毕业)是一位系统地掌握了近代知识体系的学者,对传统哲学的研究与众不同。他的传统哲学研究著作是站在民族史观的立场上用韩文写成,此书的贡献是站在近代哲学研究的高度,正确地诠释了朝鲜朝儒学。 解放以后,传统哲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学术界充满着批判日本殖民史观的活力,于是,实学研究应运而生。自千宽宇于50年代提出实正、实证、实用的“三实论”以来,韩佑劲提出了“经世致用论”,促成了60年代进行正规的实学研究热潮。50年代的实学研究主要把实学理解为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方案,而60年代则努力探讨实学内在的哲学本身。其代表作是李乙浩的《丁茶山经学思想研究》(1963)、朴钟鸿(1903-1976)的《崔汉绮的经验主义》(1965)。但这些研究虽然在方法论上用最具主体性的传统哲学———实学来批判殖民史观,但实际上仍未摆脱殖民史观,站在儒教亡国论的立场上理解传统儒学,特别是性理学。因此,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否定“儒教(性理学)”的时代。 在这一时期的传统哲学研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河岐洛(1012-1997)的论文《花潭哲学:试论花潭哲学与儒教哲学和老庄哲学的关系》。这是可以了解他从事韩国哲学研究以来关注韩国哲学研究方向的首篇论文。1960年的哲学界甚至对花潭哲学这个词都很感生疏,在这样的时候,河岐洛介绍花潭哲学的内容并试图建立其体系是难能可贵的。河岐洛之所以把自己的最初研究题目定为“花潭哲学”,也许是因为他认为韩国哲学一贯的主流精神不是主理论而是主气论,而主气论中最早的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徐敬德。因此他把徐敬德的论点作为自己研究的主题,这种倾向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过程中。 此时期的传统佛教研究也非常重要。日帝殖民时期和四五十年代也有过传统佛教研究,但正规的佛教研究是在1961年大韩佛教曹溪宗成立统合宗团开始的。此后,佛教研究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取得了无以伦比的成就。 1925年韩国的京城帝国大学成立以后,在大学中设立哲学学科,并开设了有关东方哲学课程。东方哲学课程作为大学的正式课程列入教学计划是在解放以后。但在教学内容上还很难说有飞跃发展,只是原来由日本教授所垄断的哲学各课程开始由韩国教授自主地讲授这一点上具有象征性意义。1946年以后,在许多大学中设立了哲学系,作为专业课程不仅安排了西方哲学,还安排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东方古代哲学。特别是从1946年8月31日至“6·25”朝韩战争发生之前,在高丽大学哲学系的教学课程中首次安排了“朝鲜思想史”(3年级1学期,4学分)。高丽大学当时的教职工名单中有李种雨,朴希圣,李相殷3名哲学教授,由按照新学制到北京大学进修过东西方哲学的李相殷教这门课。除高丽大学以外,至1959年为止其他大学都没有把韩国传统哲学列为学校的正式课程。从1954年高丽大学哲学系的教学课程可以看到,在35门课程中有关东方哲学的课程一共有12门。甚至有“清代思想”、“印度哲学史”,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不错的。但在12门东方哲学课程中只有1门是有关韩国哲学的,可见当时对传统哲学的认识还相当不够。朴钟鸿于1959年(有些资料记载是1961年)第一学期开始连续四年在汉城大学本科生中讲授韩国哲学课,这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在韩国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界泰斗的朴钟鸿对韩国传统哲学予以如此的关心,积极进行研究与教学活动,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弟子,而且还影响了整个韩国哲学界。1966年延世大学也在教学计划中开始设置“韩国哲学史”课程,成均馆大学于1948年在文学系设置东方哲学专业,1967年将东方哲学专业升格为儒学大学,下设立儒学专业与哲学专业,韩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作为其课程的一部分讲授。 3.2韩国儒学研究的发展时期(20世纪70———80年代中叶) 20世纪70年代,韩国儒学界对五六十年代儒学的亡国论进行反省,开始试图肯定儒学特别是性理学的研究成果。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儒教资本主义萌芽论。于是,把儒教作为近代思想的萌芽来研究。这一时期,哲学界与历史学界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民族主义理念和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思潮,开始全面批判和克服在性理学方面的殖民史观。尹丝淳的《对高桥亨韩国儒学观的批判》(1976)、《韩国儒学的诸问题》(1971)等文章,全面批判了日帝的殖民史观,甚至批评说,儒教亡国论是来源于劣等意识的一种自虐性的误解,他还举日本侵略国的统治思想也是儒学这一点来为自己的上述论点佐证。 从事实学研究的专家,也按照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开展研究,他们在60年代以来,一直在从实学中寻找哲学的研究工作。这种努力持续到80年代,以琴章泰的《对韩国实学派功利思想的考察》(1979外)和尹丝淳70年代的研究《实学思想的哲学性质》(1976外)为多,并持续到80年代《实学的哲学基础》(1987外)。柳仁熙于80年代发表了引人注目的论文《实学的哲学方法论》[1]1983年外)。从70年代开始,一部分学者主张以补充完善性理学的观点来解释实学,而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站在排斥性理学的立场研究实学。到了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了。大多主张以栗谷或栗谷学派思想所具有的实学性为根据,代表性论文是尹丝淳的《栗谷思想的实学性质》(1974)和柳仁熙的《〈星湖亻塞说〉的哲学思想》(1985)等。 不可忽视的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对整个朝鲜性理学进行研究与整理的著作大量问世。在这方面付出最大热情的是刘明钟。他的《韩国思想史》(1981)和《韩国的阳明学》(1983)、《朝鲜后期性理学》(1985)等著作相继问世,特别是《朝鲜后期性理学》,他按照自己的哲学框架对宋时烈(1607-1689)以后至大韩帝国灭亡之前的约300年性理学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裴宗稿(1919-1990)也出版了《韩国儒学史》(1974)、《韩国儒学的课题与展望》(1979)、《韩国儒学资料集成》(1980)等高水平的著作。韩国哲学会编撰的《韩国哲学研究》(上卷1977,中下卷1978)也是值得一提的。此时期还出版了朴钟鸿的论文集《韩国思想史:佛教思想篇》(1972)和《韩国思想史:儒学篇》(1977)。 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传统哲学以传统哲学(广义的东方哲学)方法论研究相当活跃为突出特点,而且这一方法论的研究不仅在东方哲学研究者中进行,也在一些西方哲学研究者中进行。研究东方哲学的李完栽(《东方哲学研究方法不同》1979)、李楠永(《东方哲学———两个研究方法》1979)、黄俊渊(《研究东方哲学应思考的诸问题》1981)、吉熙星(《以解释学窥视的东方哲学》1984)、沈在龙(《研究东方哲学的两个立场》1985)、成泰镛(《反思研究东方哲学的方法论》1985)等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流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李明贤(《韩国哲学的传统与课题》1979)、李奎浩(《试探韩国哲学之正题》1979)申午铉(《对韩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1982)、金在权(《韩国哲学是否可能》1985)等也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活跃于韩国哲学界的这些西方哲学学者对传统哲学抱着积极的态度参与这类研究,意义很大。 这一时期,大部分有哲学系的大学都设置了“韩国哲学史”课程,并安排韩国哲学研究专家主讲,在研究生中也有很多学生开始选择韩国传统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成均馆大学的儒学大学于1981年12月在韩国国内第一个设立了“韩国哲学系”,虽然多少有点为时已晚,但具有象征性意义。 3.3传统儒学研究的深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现在) 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是传统哲学研究成果丰硕时期,80年代中期之后是在此基础上走向质的发展的“深化期”,在研究的主题上也一定程度地摆脱了以退溪和栗谷为中心的性理学研究,努力寻找多方面研究可能性,最具代表性的是阳明学研究。刘明钟的《韩国的阳明学》(1988)出版后,金吉洛(《韩国阳明学的展开》1990)、金教斌(《霞谷哲学思想研究》1992)等的著作相继问世,最近还出版了韩、中、日三国阳明学比较研究方面的著作(《东亚阳明学》1996)。 以往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超出对个别哲学思想的研究,此时期的研究则具有问题研究和断代研究的特点。柳仁熙的《退溪栗谷以前朝鲜性理学的问题发展》关注了退溪、栗谷以前的性理学问题是如何展开的。民族思想研究会发行的几本《四端七情论》,韩国思想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人性物性论》(1994)、韩国哲学思想会编辑出版的《以论争为线索的韩国哲学》(1995)等也是此时期令人瞩目的成果。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中青年学者的论著和翻译著作。崔英成《韩国儒学思想史》(共4卷1994-1997)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200余名韩国儒学家,他甚至在书中大胆地评论著名的现代儒学家的论点。退溪学研究院编撰的《退溪学译著丛书》,在注释、润色和校对方面成为当时的翻译典范。它在退溪学研究的表面繁荣,但资深的学者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为推动退溪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国内历史最长的庆北大学退溪研究所编写的《退溪学研究论丛》(1997),汇集了该所50年的研究成果,共出版了10卷丛书。《论丛》对国内外发表的退溪学研究论文进行严格筛选后,分门别类整理出版,使退溪学的研究进入了国际研究领域。 艺文东洋思想研究院于1998年,对1997年的东方思想(包括韩国传统哲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创刊《今日之东洋思想》杂志。该杂志介绍了1997年南韩的东方思想研究动态,提供了研究成果目录,并重点介绍了主要研究成果。它还刊载了解放以后北韩的传统哲学研究目录,引起南韩学者的兴趣。 这一时期的传统佛教学研究也有了质的发展。接受过日帝时期佛教学教育的老一代学者基本上离开学术领域后,新一代的传统佛教学研究者,超出简单的资料整理和只是进行概述研究的阶段,开始进行深层的研究。他们把研究领域从佛教的各种信仰和教学领域扩大到对佛教的社会作用、传统佛教与中国和日本佛教的比较以及对于滞留中国的韩国人僧侣研究等领域。历史学界也开始关注历来主要由佛教学者研究的佛教思想史,在政治社会史方法论基础上进行的禅思想和信仰结社、僧军、僧役、寺院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及个别僧侣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这些研究更增强了哲学界的研究实力。 这一时期,整个社会都热衷于“民主化”,思想界受其影响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气氛,出版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甚至毫无选择地影印和出版北韩的传统哲学研究成果,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兴趣。但是北韩的传统哲学著作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不同,在方法论上千篇一律地过于偏重意识形态分析而没能满足追求多样性的韩国学术界的要求,因而影响不大。 在教育制度上,有关“韩国哲学史”的讲座成为专业教学课程,而且像“韩国思想”、“对韩国哲学的理解”之类的课题也作为课程,进行讲授。这种盛况,与处于危机的人文科学和哲学相比,不能不是一个讽刺。 四、对韩国儒学研究的评价 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相比,韩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相对受到冷落。自从“费禄苏非亚”传入韩国以来,最为活泼的是西方哲学研究,其次是中国哲学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比传统哲学的成果大得多。各大学在开设道家哲学、佛教哲学、印度哲学、清代哲学之后,才把传统哲学列为教学科目。不过传统哲学的著述活动,比课堂教学好得多。从日帝时期开始就有以张志渊为首的民族主义思想家的研究,以高桥为首的日本人学者的研究虽然带有偏见但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解放以后,哲学研究和著述比学校的哲学教学活跃得多。 在哲学研究史上也存在问题。传统哲学研究虽然在逐渐改善,但过分地局限在特定领域,而且门中和系谱中心的谱学性研究倾向很强烈。据哲学研究会的调查统计,在1945-1992年有关传统哲学研究成果的著述中,研究儒家、道家、佛家的著作数量的比例约为240:70:4,论文为1100:385:17篇。其中韩国性理学著述139卷,论文685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在传统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好的“研究方法论”,因此,这些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不大,而且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上,没有创意,对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也未予以关注。不过,中国五·四文化运动以来的儒家的现代化事业,即现代新儒家的努力给韩国传统哲学研究以很大启示。 与哲学上的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较,韩国的传统哲学研究有了飞速发展。在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处于危机的状况下,传统哲学研究状况相对要好些。考虑到这一因素,可以说,韩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前途并不黯淡。 ----------------------------------------------------------------------- 作者：〔韩〕张闰洙,潘畅和〔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