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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也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的一部着作。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传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除了《公羊传》一书外，儒家五经中反映孔子“春秋”思想的内容，汉代董仲舒以至何休诸人阐发“春秋”口义的经说，汉代以后研讨《公羊》的各种思想，皆为“公羊学”所包含。 中国儒学按其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可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是以曾思学派以及宋明儒学为代表的儒学，政治儒学则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学。这两种儒学虽然都归宗孔子，但在性质上却有很大不同。 第一，心性儒学的焦虑是实存性的焦虑，公羊学的焦虑则是制度性的焦虑。心性儒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生命的成德成圣，是下学上达、知性知天、天人合一，是道德自我升至圣人--太极的存在境界。公羊学关注的重点则是政治社会的形上根基问题（大一统问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改正朔、易服色、设官法天问题），政治制度的变革存废问题（通三统问题），历史中的公正问题（大居正、大复仇问题），行为规范与政治制度重建的问题（新王改制立法问题）等。公羊学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这类政治的价值问题，制度的意义问题，规范的设立问题和政制的改进问题。关注政治是公羊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第三，公羊学的实践目标不在成己成德而在改制立法。心性儒学的实践目标是成己成德，公羊学的实践目标是改制立法。前者是属于个体生命领域内的道德实践，后者则是属于社会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公羊家最焦虑的不是自己存在意义的实现和道德人格的完善，而是救周文之弊革秦政之酷以建立新制。公羊家将其制度性的焦虑上升为积极的创制意识，将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看作自己的实践目标，所谓井田制、亲迎制、选举制、三等爵制、建寅时制、嫡子继承制等都是公羊家本着孔子的改制思想所创之制。 据上所言，公羊学是区别于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公羊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但从韩愈以至宋儒的道统观把公羊学排除在儒学传统之外，使中国儒学传统仅仅局限在心性一隅，不能向社会与政治开放，同时也缩小了儒学的范围，抛弃了儒学中非常有价值的传统资源，使儒学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改旧创新的活力，不能随时创立起新制度以解决新问题。宋儒的道统观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儒学虚无主义与政治取消主义。 宋以后的中国政治制度一直衰弊不振，宋儒否定公羊而自小儒学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支持过君主专制制度，在近代又被军阀利用来复辟帝制，名声很不好听，遭到了国人的反对，所以现代提倡复兴儒学的人对儒学的政治性质讳莫如深，一直回避儒学传统中有一政治儒学传统--公羊学传统。其实，从孔子的教育活动与政治实践来看，儒学在孔子的眼中首先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用来指导政治制度和行为的儒家法则，它是一整套政治理念和具体规则的统一体。与西方中世纪主张君主混合制的政治神学一样，政治儒学发挥着双重功能：一是论证君主政体的合法性，二是约束君主权力的随意性。 孔子只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时代，就已经存在儒学了，儒学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儒学的经典有《易经》，儒学的基本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学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因此，建立政治儒学有可能，关键是如何重建。儒家是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长的精神大树，尽管它不乏人类精神文明的普世成果，也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另一种“理性”--“适应型理性”或中国特色的“农业理性”,但毕竟工业文明环境，即所谓“现代”社会，需要新的“工业理性”或“工业精神”。准此，儒家的现代化--调整和重建是必然的，这也是现代儒家生存的状态、方式和特征。儒家重建的过程应该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历史地看，儒家重建的趋势是： 第一，由以农业社会立论过渡到以工业社会立论； 第二，由绝对地拒绝现代化到主张实现接续传统的现代化； 第三，由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到能够分梳西化与现代化； 第四，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 第五，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逐渐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社会整合、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 历史学家罗荣渠就辨证地看待和积极地评价了传统的功能：“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 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rhoadsmurphey）也认为中国现代化不应简单地抛弃传统，而应该对传统进行充分地发掘和反思，历史地看待传统的丰富性和流动性。中国现代化要思考的是如何与传统结合，如何从传统中受益，如何认识和利用传统的活力，并对传统进行调适。但是，我们反对儒家调适过程中的原教旨倾向。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时至今日，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重建过程，因新时代递变，社会新阶层迭出，各时期思想家有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我们不赞成对儒家调适方式仅仅基于静态的哲学考察，而强调必须进行动态的历史考察。 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绝对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度发现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但儒学的重建前景与儒学存在的当下环境、现行语境和儒学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是密不可分的。儒家重建需要知识分子长期的学术反思和学术建设，还需要有主体信仰的诉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的儒家文化将在完成文化的整合和认同的提升后获得新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