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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德岩 [提要] 孔子是中国文化中最复杂的文化符号，也是蕴含中国人情感和想象最复杂的文化形象。从考察孔子形象的角度来看，对孔子形象改变最大，把孔子由千古一人的圣人变成“罪者”最有力的，有三次运动：太平天国、新文化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 孔子是中国文化中最复杂的文化符号，也是蕴含中国人情感和想象最复杂的文化形象。清理孔子的形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对于我们认识孔子，认识中国文化，特别是认识我们自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想从六个方面来解读“孔子”这一文化符号。这六个方面对应着其2500年来形成的六张面孔：师者、王者（素王）、至圣、学者、罪者和使者。这六张面孔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孔子的形象建构。我们只有顺着这些面具，拆解了这些面具，以我们当下的存在感和视野与孔子对话，才可能建构出一个当下的孔子。 师者：作为“先师”的孔子 2000多年来，流传过很多种孔子的画像和塑像，但大家最认可、最亲切的还是传为唐代吴道子所画的“先师孔子行教像”，亲切和善，“恭而安”，符合人们对于教师的一切想象。 “师”是孔子最被认可的角色。 首先是他自己最认可。孔子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圣人，圣人的头衔是弟子以及后人加在他头上的，但是他非常认可老师的身份。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论语·述而》） 其次是大众认可。 2000多年来，流传过很多种孔子的画像和塑像，但大家最认可、最亲切的还是传为唐代吴道子所画的“先师孔子行教像”。这是一个白胡子老人，宽袍大袖，亲切和善，“恭而安”，符合人们对于教师的一切想象。 孔子的“先师”形象如此深入人心，首先源自他首开私学的创举，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在孔子之前的时代，知识掌握在王官手中，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孔子将其所学向社会各阶层开放。众多不同年龄、不同国别、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弟子聚集到孔子门下，被教育成有用之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成为中国教育者永远追想、仰慕的典范。 更重要的是，孔子为我们留下了可以永为后世效法的教育原则和教育风范。其中，最伟大的两条是“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除此之外，孔子提出的不愤不启、学思结合、温故知新、君子不器等教学原则，也都对后世影响深远。 孔子的“先师”地位在后世是受到制度保障的，比如汉代郡县学校制度、通经入仕制度，以及后世更为完善的科举制度等。从国家层面的太学、国子监，到州、县一级的学校、各类学院乃至私塾，无不敬奉孔子。学生入学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拜孔子。在传统中国，孔子既是所有教师的职业祖师，也是所有学生的第一老师。 王者：政统中的孔子 历代王朝都把尊孔当做一件不能不做的大事，因为这牵涉到“政治正当性”，能带来政治认同。 孔子生前从未为王，他自己也从未想过为王，但很多人认为孔子应当为王。一代代儒者矢志不渝地努力着，于是在其死后500年，孔子成为了“素王”；在其死后1000多年，他被正式封为“文宣王”。历代王朝都把尊孔当做一件不能不做的大事，因为这牵涉到“政治正当性”，能带来政治认同。 孔子本人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并不成功。非但孔子，整个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现实政治中都不成功。 儒家在汉代第一次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政治地位。陆贾所说的“（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叔孙通所说的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基本上刻画了人们对儒家在政治格局中功能和地位的认识。但真正确立儒家地位的，是儒家为新王朝进行的文化设计，也是儒家为孔子所设计的新的文化形象：“素王”。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汉代大量纬书将孔子刻画为一个 “素王”，这个形象的依据是这样的：依“五德始终说”，夏金尚白，殷水尚黑，周木尚苍，继周而起者必为赤帝子，而孔子作为黑帝子，不能继周而王。秦为闰位，非正统，真正继周而王的是赤帝子汉。作为黑帝子的孔子降生不能空降，他担负了为赤汉制法的特殊文化政治使命。这就是说，孔子的制法与汉帝的王位理应合而为一，实乃天命的双生子。当孔子所制之法与汉帝的王位结合，文化为政治提供了正当性。 汉儒完成了素王孔子形象的塑造。尊孔的制度化，则支撑住了孔子在政统中的地位。这种制度化的活动在国家的层面包括三项：修庙、封谥和祭孔。东汉以后，帝王尊祀孔子的活动常规化、制度化，孔子日益深入人心，可以为帝王的统治带来文化和政治的合法性和认同感。 政治化儒家的最后一次昙花一现，是在民国。袁世凯准备定孔教为国教。于是，康有为成立了孔教会，以仿基督教的方式成立孔教，把孔子立为教主，并对孔子的意义做了很多阐发。比如他在《伪经考》、《改制考》、《大同书》里面就把孔子定为“万世教主”。这个形象抬得很高，但也跌得很惨。新文化运动因此而起，狠打孔家店。 儒家跟政治的关系，有以下几个侧面。第一，儒家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在于它能够给中国历代的政权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和教化能力。道本身要跟权结合，权一定要有道来确认其合法性。第二，儒家本身的理念跟权力之间是有张力、有冲突的。对权力来说，皇权至尊，但对于儒家来说，“天地间，至尊者道”。一些优秀的儒家以道抗权，以道抗位，在冲突中显现儒家自身的独立性和文化尊严。第三，冲突的情况毕竟总体上很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家在跟王权的纠葛中总是处于弱势，结合得越久弱势就越明显。 至圣：道统中的孔子 孔子为自己确定的形象，并不是一个生而知之、南面为王的圣人。但是，孔子身上确实有某些特殊气质，使他异于常人。 政统中的孔子，并非儒家自己内心最认同的行当和本色。道统中的孔子，才是儒者最核心的关怀。 孔子本人从不认为自己是圣人。《论语》里面的孔子对圣人有几点基本的看法：第一，圣人是在位的，一定是做王才是圣人，比如尧舜禹；第二，圣人天生做圣；第三，就是 “圣作贤述”，凡是创作的叫“圣”，把这个创作进行陈述的就是“贤”。 所以，依这个标准来看，孔子显然属于贤人而非圣人。孔子为自己确定的形象，就是一个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学者、老师，并不是一个生而知之、南面为王的圣人。 但是，孔子身上确实有某些特殊气质，使他异于常人。比如，他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对自己文化有所担当的自信。当他的生命受到桓?的威胁时，他说：“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当他在匡被围，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 司马迁《史记》中所记的孔子，也让人感受到强烈的天命感和神秘感。这使他具有成为圣人的质素。 孔子成圣是后来被塑造出来的。《论语》里面，子贡是孔子最大的宣传者。他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像日月一样等等。到了孟子和荀子，才真正把孔子认定为圣人。但那时候的“圣人”的含义是，能把人做到了极点那就是一个圣人，就是人伦之至，所谓的尽伦者也。这一点确立了后来我们一个基本的圣人观。汉代司马迁把孔子视为文化的至圣，董仲舒将孔子尊为政治的素王，他们奠定了圣人的文化内涵。 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塑造了一个内化的圣人形象，建立了一个以心传心的道统。 道统的雏形，出现于孟子的说法中。孟子建立了一个圣人谱系，以500年作为一个天命轮转的周期。同样，司马迁也有一个500年轮转的意识。司马迁之后，一直到唐代的韩愈，才试图把道统建立起来。韩愈上接孟子，建立了一个道统谱系。 宋代儒家的道统建构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传承线索，而是有其心性论的依据，有新的经典依据，有新的圣人系统。心性论的依据在于其“虞廷传心”传说的建立，即《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所谓“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被认为是自古以来圣人相传的心法，也就是道统的真正实质。 宋明儒者塑造了一个新的孔子形象：他是人伦的极致。虽在人伦的范围，他的仁心却能够包含宇宙，“浑然与万物同体”。这是一个人格化、宇宙化、心性化了的至圣。 从根本上看，道统可以被视为像孔子一样对文化传统的担当意识和使命感。当中国文化“花果飘零”时，最能自觉承担和维系文化命脉的，正是这样一些有道统意识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