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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称之为“儒者第一义”。历史上，先秦儒家提出的义以生利、见利思义、以义为上等一系列论述，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本着扬弃的态度，继承和发扬其合理的内核，使企业形成科学的义利观和正确的经营理念。 一、义以生利：正确协调企业与社会、国家间的关系 “义”，是中国传统价值范畴之一，繁体字为“義”，《说文》解释曰：“从我、羊”，羊象征着善和美。《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即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义以生利”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主张之一，源出自《左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国语·晋语一》也提到：“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利，其意有二：一为利益，《论语·宪问》：“见利思义。”二为利润，《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逐什一之利。” “义以生利”，意思是说行义也能产生利。这就要求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德行善，多行义举。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报效国家，回馈社会。这些行为虽不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利润，而且还要付出一定的额外费用，但从长远来看，却能使企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这反过来又使企业受益匪浅，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 在这方面，浙江省椒江市东港企业公司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该公司的总经理王云友出于对博士生的同情和为国分忧的赤诚，从1992年开始，每年拿出35万元设立“东港助学金”，资助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贫困博士生，此举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界、企业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东港企业公司成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象征。公司的滴水之情引来了涌泉相报，受资助的博士生们纷纷利用寒暑假到椒江市东港企业公司考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开发新产品，使企业的利润成几倍、几十倍的速度增长。 《国语·晋语四》曰：“夫义者，利之足也。”赞助社会公益事业，讲究利国利民，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既是一个企业的责任，也是企业的义务。同时，又可以使企业借此宣传自己，赢得美名，以“义”带动“利”，更加理直气壮地赚钱。既利人，又利己，是一举两得的事。 二、见利思义：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一直认为儒家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其实并非如此。从先秦儒家大师们的言行来看，他们并不反对求利，孔子就毫不掩饰自己对富贵的渴求，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能获得财富，就是做一个市场守门员，他也干。荀子曰：“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求富是人们的共同心理，是不分君子和小人的。 他们的主张是“见利思义”，即“利”的获得必须符合社会道义，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的这一思想又为孟子所直接继承，他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事实上，在孔子的弟子当中，颇受孔子赏识的、称之为“瑚琏”重器的子贡，就是一个靠经商致富的超级富翁，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儒商。孔子还称赞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即猜测市场行情，每测必中，故财源广进，富可敌国，“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见利思义，为现代企业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指明了方向。虽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经营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利润，没有赢利，企业也不可能生存下去。但利润的获得，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国家法律和使用正当的经营手段，必须受“义”的约束。诚信经商，货真价实，信誉至上，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心理和需求，处处维护公共利益，做到“义然后取”，取得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发展。 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一个企业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甚至是为攫取企业的一己之私利，而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坑蒙拐骗，伤天害理，非法致富，其结果必然是“放于利而行，多怨”，为社会所不容，为世人所不齿，招致天怒人怨，自取灭亡。像轰动一时的南京冠生园事件，就是只顾自己的私利，无视公众的利益，用陈年馅料做新饼，一旦被曝光，名誉迅速扫地，万夫所指，结果使这个具有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关门倒闭。 正因如此，被称为“日本近代工业之父”、《论语与算盘》一书的作者涩泽荣一先生说过：“真正的谋利而不以仁义道德为基础的话，那就决不会持续久远的。” 三、以义为上：评判企业经营价值的道德标准 孔子曰：“君子以义为上。” 在先秦儒家看来，就义、利二者关系来讲，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应重义轻利，以义为上。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以义为主，还是以利为主，这是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区别。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关键的时刻，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荀子虽然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要求“义利兼顾”。但他又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由是观之，他和孔孟一样，也是主张先义后利，以义为上。 以义为上，这是评判一个企业生存与经营价值的道德标准。对于企业来说，要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当企业的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坚持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企业自身的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出，要毫不犹豫维护道义，维护公共利益，企业的私利让位于社会利益，做到“先义后利”，决不能“先利后义”。例如，创建于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北京同仁堂是中药行业闻名遐迩的老字号， 300多年来， 始终坚持“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训规，“以义为上，义利共生”经营理念和“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企业精神。2003年的“非典”肆虐期间，在其他医药企业涨声一片的情况下，同仁堂坚持价格不上调，保证市场供应，保证产品质量。以义为上，把义放在第一位，这才是同仁堂保持300多年金字招牌不倒的奥秘所在。 而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虽然可以使企业获得较大的利润，给地方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但这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侵犯了公众的整体利益，危害当代，遗祸子孙。一段时间以来，部分江河湖泊频频发生的水污染事件，不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吗？对于这些企业，就要坚持以义为上的原则，把公众的利益置于首位，不管其利有多大，都要坚决地给以关停并转的处置。 总之，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内容丰富，其影响早已超越了时空的局限，在许多方面对现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都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我们还须进行认真的挖掘和探索，吸取智慧，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让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文化在新的时代重放光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