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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学者和企业对企业质量文化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研究和汲取 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简称TQM)被认为是现代企业非常重要的管理创新，十分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和获得成功。大量的实践证明，不应把TQM看作管理工具，而应看作管理哲学思想，归结为人类文化的因素。有学者认为，TQM是依赖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大背景的一种独特的质量文化。 基于文化现象的TQM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研究主要集中于TQM的价值、原理和规则；另一类研究则集中于TQM的基本假设。 Kanji and Asher(1993)提出TQM的四大原理及其核心概念：顾客满意，内部顾客(员工最重要；持续改进，强调质量改进圈和质量预防；基于事实的管理，注重工作管理流程和检测；以人为本，注重团队合作，由顾客决定质量。同时，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英国，顾客期望(56.5％)和一致性要求(34.8％)是质量的两个重要方面。53.8％业绩表现优秀的组织，很大比例是实施TQM的组织，远远高于未实施TQM的组织(30.8％)。 Edgar Scheins的组织文化模型由四个相关的层级组成：基本假设，即客户是确保组织生存的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在道德上有义务帮助客户，现实的物质利益占主导地位并且能够测量；核心概念和原理，即以顾客为中心、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以调查信息为基础的决策；管理领域，即顾客和市场的知识；管理实践，即顾客满意度调查。 Mayerson and Martin(1987)谈到三类使用文化的方法：一体化整合的方法、分化的方法和模糊化的方法。其中，一体化整合的方法是追求组成文化特质的统一。所有员工和管理者，其行为习惯都有共同的特征。如所有不同的TQM的定义、经典理论、质量奖励标准和ISO9000质量标准系列，要求在高层管理者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质量文化。 Hackman and Wagement(1995)研究认为，建立在TQM的价值、原理和规则基础上的基本假设有：人性、人存在的本真(Realia)、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部的环境。质量文化由一系列基本假设构成，是企业实施TQM的基础。 Noronha在2000年从对跨文化的研究中提出一个理论模型，解释国家文化对TQM的影响，其主要观点是不同的国家文化孕育特定的TOM质量文化。特定的TOM质量文化由以下四个前提条件构成：1)上层的国家文化价值体系影响着中间层的公司文化，而公司文化决定着质量改进的程度即质量风气QC(QuMit)，Climate)；2)质量风气决定质量管理过程中的质量流程QP(Quality Processes)；3)质量流程会导致相应的质量方法QM(Quality Methods)；4)不同的质量方法会导致令公司成员满意或不满意的质量结果QR(Quality Result。)。作者通过对中国大陆和香港385家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对实施TQM的中国公司的质量风气有直接的影响，同时质量风气对质量流程、质量流程对质量方法、质量方法对质量结果都有明显的影响或决定作用。儒家文化某些特定的价值观，诸如自我谦卑、适应环境、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尊重权威、相互支持等，对中国以TQM为模型的特定质量文化之创新有重要影响。 例如，作者对实施TQM的中国名牌公司大长江集团一豪爵摩托、西南电力公司(香港)和金陵集团公司进行了考察，这些公司的管理者借鉴儒家思想，吸收欧美、日本的技术，获得了高质量的世界知名度。这些公司的质量文化主要体现在： 1)质量风气。新型的家长制作风，即领导者不仅在精神上具有慈善和仁爱的父亲形象，而且是全身心的投入者和公司的成员。领导的座右铭即是公司的座右铭，例如走动管理、高度适应外界环境、强调组织的学习和不断的自我改进；按黄金分割原理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比例，鼓励员工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质量流程。集体主义、高度的适应性。表现在集体决策，学习、改进和实施国外的技术。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得到提倡，员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资产，雇员满意是顾客满意的先决条件。渐进主义信仰，不强调西方式的革新和重新设计，而是先派管理者和一线监工接受质量和ISO9000课程培训，然后传授给下级。 3)质量方法。质量控制圈(quMity control circle)竞赛方法，剔除了西方只有一名“冠军”的系统，注重工作场所的和谐——“面子”，如质量控制圈竞赛报告，分数是80分以上的员工即为获胜者。不过分强调个人的才能，而注重大家庭的和谐，奖励形式多样化，但也鼓励金钱激励。质量控制圈在大华集团的特色是，在关键质量问题上每个员工都有义务参与，管理者提出质量改进的话题，控制质量的工作是自愿和自发的。 4)质量结果。与客户维持长远的关系，坚持诚信。产品设计具有灵活性以满足客户需求的变化。以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旖于人”的态度与顾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与顾客关系的基础是质量，注意维护三类不同的顾客(批发商、零售商和终端客户)，同时鼓励供应商改进质量并获得ISO9000证书。 戴明、朱兰等质量管理大师带来了日本的觉醒和日本企业的质量革命，促成了日本持续20多年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日本的TQM运动和经济的崛起，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经过一番探讨研究，欧美学者惊奇地发现，日本企业的活力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而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 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尤其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拌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文化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 日本企业从儒家文化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儒家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又克服了儒家文化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文化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保留正面价值，抛弃负面价值，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文化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且使儒学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时空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的“人本管理”思想。这种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内在贯通的，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 日本企业管理还讲求施义，这种管理思想与儒学中的“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有的日本公司在经营宗旨中明确奉行“先义后利”原则。成功的日本公司重视对职工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二、企业质量文化与先秦儒家文化的嫁接及其构建 1．先秦儒家的义利观、诚信观、和谐观与儒商精神 (1)义利观。“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义利关系是儒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义利观是儒家文化体系核心。在先秦儒家诸子的著作中，关于义与利之间关系的论述，在主张“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场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义利观的论述可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基本要求——“见利思义”。当利与义之间出现矛盾时，先秦儒家提出“见利思义”。孔子在肯定人们逐利求富动机的同时，主张不能无限制地追求利，他倡导：“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沿袭了孔子“见利思义”的价值判断标准，主张“非义勿取”。苟子也非常痛恨背弃道义而追求利益的行为，认为“保利弃义谓之贼”。这些“义”，具体包括法律和道德两种底线。 第二，中间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从利人与利己的关系出发，进而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观点。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实际上是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之上。萄子主张：只有“以义制利”，方可义利两全。 第三，最高要求——“义以为上”。孔子从君子修身的角度，倡导“君子义以为上”，并进而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论断。当义与利出现根本性的冲突时，强调舍身求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思想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最高要求。后来的孟子、苟子都将这种观点有所提升。基于这种高尚标准，先秦儒家诸子认为义不一定会给行为主体带来实际利益，义具有不为利所决定的独立价值。 如有任何看法或投稿请联系 MSN：liangxi1122@hotmail.com；QQ：85557991(2)诚信观。“诚”字在《论渤中作助词用，其中“忠恕’’之‘‘忠”即内铲诚’，之意。“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忠”是指在己的存心，恕”是对他人的行为：“忠”、“恕”就是待人以诚，推己及人。可见，“忠’惭展示的是人之真性真情，“恕”是这种真性真情的行为外显，它们一起构成了“仁”之相亲相爱的真诚精神。 但是，由于孔子讳言“性与天道”的问题，所以他对什么是人性、人的真性真情以及这种人性、人的真性真情的形上学根据等，均未做出论述，这大概也是孔子未能使“诚”成为一个独立道德范畴的重要原因。子思所作的《中庸》就率先提出了“诚”德(“诚”乃真实无妄义)，并将其同天道与人道相贯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先秦时期，真正把“信”作为一个独立道德范畴并将其纳入“仁学”体系的是孔子。孔子曾多次将“忠”、“信’，二字前后相连并用，如谓：“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孔子把“信”视作人之安身立命的基础，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指明由“忠”所出的“信”才是人立身处世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儒家诚信观是以“忠”为开端、“诚”为本体、“信”为发用所统合成的完整的道德体系。 (3)和谐观。在儒家看来，“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说有道德修养的人应讲究协调，但承认差别，并不随波逐流。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和为贵”乃儒家名言。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指人与人之间团结和睦，人际关系和谐。组织内部上下齐心，组织外部搞好公共关系。荀子日：“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也就是说，只要人们和谐相处，就能团结一致；而只要人们团结一致，就能坚强有力。“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是不同事物、不同方面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最终达到主体上的和谐。 事物要达到和谐，它的各个方面就要确定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又确定了各个方面之间应有的度。儒家把这个度的最佳分寸定为中庸。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是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和谐、重视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群体和谐、注重个人对集体的贡献，具有浓郁的群体主义色彩。 (4)儒商精神。儒商定义尚存争论。我们的看法是：所谓儒商即是把“商”的职业特色和“儒”的伦理品性结合起来，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主体。儒商分为古代儒商和现代儒商。现代儒商是把“内圣”和“外王”有机结合起来，把传统美德和由市场经济滋生的新的道德观念有机结合起来，尊重人的价值，实行人格化管理的商人。从孔子时代的子贡，明、清之际的徽商和晋商到当代中国企业的成就，以及东亚企业的崛起，都是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人本主义和经济伦理思想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由此形成了渊源流长的儒商文化。 新时期的儒商精神实质就是儒家精神中的经济道德理性，其特征是“经济合理主义”，强调经济理性，即经济利益和道德规范的一致，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人自身的文明同步。儒商的经济活动实质上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落实和扩充。儒商精神是一个稳态和开放的系统，儒商精神体系的核心是儒商经济伦理精神，内容包括仁爱善良的道德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服务观、见义勇为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等。一言以蔽之，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核心是“以义取利”和以“利”济世、济人。儒商文化有很多内容：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理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与外界竞争者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双赢关系。 2．企业质量文化与先秦儒家文化的嫁接前提、构建内容及框架 (1)质量文化与先秦儒家文化的嫁接前提。 前提之一，质量文化的本质内涵与儒商精神的相通之处。质量文化作为一种微观文化现象，其核心价值观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生命的基因。这种灵魂基因决定着企业管理方式和风格，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起全方位的决定作用，“以人为本”、“以文化人”、“文化自觉”是企业质量文化的本质内涵。先秦儒家及其儒商精神与质量文化的主要相通之处在于：一是倡导“以人为本”，注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二是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三是注重产品质量和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 前提之二，质量文化的基本假设与儒家“仁”的和谐统一。质量文化的基本假设体现了三种和谐关系：人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企业所有员工与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员工个人目标的自我实现而达到自我内心的和谐。这些与儒家“仁”的和谐性是统一的。牟钟鉴教授认为仁爱通和之学，可以做到三重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的和谐，此三类和谐是人类幸福所系。儒家的三重和谐亦是具有优秀质量文化企业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不能以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来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能生产劣质产品、提供劣质服务来损害他人(广大消费者)利益，为本公司或个人谋取利润，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不能压榨员工、榨取其血汗钱，随意解雇(特别是在公司不景气的情况下)，破坏员工内心的平衡，与支持员工全面发展、实现自我的理念背道而驰，破坏“人内心”的和谐。 (2)质量文化构建的基本内容。 1)“义利观”。“见利思义”这一底线标准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法律、道德的约束，不能以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这是质量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中间标准对企业而言，义与利的关系此时演变为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从短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其财务绩效可能存在矛盾；但从长期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其财务绩效是相容的，二者存在正相关性。这些观点与企业TQM框架中以顾客为中心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在满足消费者需要和维护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获得利润。使消费者满意，本身就是“仁”。从长远利益来考虑，企业对消费者“仁”，消费者也会对企业“仁”，即成为企业的长期顾客。 2)员工的“孝”。孔子曾在鲁国任高官，是“高级职业经理人”，后因不得志而周游列国、培养弟子，做起了“咨询顾问”。做咨询的时间长了，处理的问题多了，结合自己的思考，孔子总结出管理的基本原则，即孝的原则。孝的本义是专指子女对双亲的态度，这里孔子把孝的思想延伸到社会管理中。其实在现代企业中，孝的思想同样适用。简单来说，企业中的孝，就是企业中每个人在做事层面有没有尽到职责，在做人层面有没有对上司尊敬、对下属爱护、对同事发挥团队精神。在现代企业中，员工的孝无论对上司、对公司还是对自己，都有助于企业员工和管理者上下级关系的处理。 3)企业家的诚信。孔子强调“讲信修睦”。在信用经济社会，企业家的诚信、品行和声誉非常重要。有时候公司财务信息的可信度，要依靠企业家的个人信誉来担保。企业家就是企业人格化的标记，企业家的诚信可以在公司起示范作用，既可以赢得员工和顾客的尊重，又可以加强公司供应链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企业家的人格关乎企业的命运，是企业质量文化建设成败的基本条件。 (3)质量文化的构建框架。 儒家文化强调“人本主义”，以人的存在为关注点。这就要求企业在构建质量文化时，应以满足顾客的需要为出发点和目标，关注人的伦理中一己个体性、特殊团体性和普遍群体性三个维度的重要价值，并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同时企业在构建质量文化时，要激励员工自主参与企业运作的积极性，发挥跨功能团队的最大绩效，关注公司的长远目标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长远利益。 以上述儒家文化为基础，企业的质量文化框架可建构如下：首先，组织的目标在于满足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顾客的需要和期望能够测量和分析。其次，管理决策过程在于上层管理者创造一个共享的文化，员工能在组织目标的限定范围内自由运作，关注长远目标和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再次，组织的性质在于各种功能相互联结自成系统，有共同的任务和目标。 实践提示：当占主导地位的组织文化与质量文化的价值和基本假设相同时，TQM项目更可能获得成功；而当组织文化与理想的质量文化两相分歧时，TQM的实施过程将十分缓慢和困难重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