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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个宏大的概念，从学理和实践的层面看，都不能在整体上得出儒家文化能够促进或者妨碍经济发展的结论，而应做具体的分析。 毋庸讳言，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构成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某些成分可以成为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经过近20多年的研讨，特别是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践的探索，儒家文化的某些内容可以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助力，已经成为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儒家文化要在当代中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助力，就要有切实的契合点，即要有恰当的进路；否则，无论儒家文化有多少优良之处，无论人们对于儒家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有多么强烈的共识，都无济于事。而要合理地解决这个进路问题，就应当从儒家文化社会功能的两面性入手，对其做切实的分析。 儒家文化作为表述传统儒学价值及其现象的专门概念，是指以礼治为旗帜，以维护封建体制为政治追求，以农本商末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以三纲五常的道德观为思想文化规范，以天下一统、万邦协和的社会秩序为基本目标，四者融贯为一的社会文化系统既是一种价值目标，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从文化的时代性层面考察，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直接促进经济发展。儒家文化所承载、所反映的价值体系，作为中国古典文明、农耕文明的成果，它不可能与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价值体系相适应，因而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更不是动力。因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市场化、商业化，而儒家文化就其基本取向而言，是与这些现代追求悖反的。封建专制政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人民权利方面的主张截然相反；皇权至上框架下的以德治国与当代社会追求的依法治国，其治理旨趣迥然不同。特别重要的是，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儒家文化所标示的传统价值体系是整体冲突的。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价值系统的儒家文化，不可能融入当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中，从而也不可能对已经建成初步体制框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促进作用。儒家文化中的经济理念，在道义至上的价值原则指导下，轻视甚至蔑视经济效益、经济利益。虽然《史记·货殖列传》中承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其解决之道却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2]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观，其仁、义、礼、智、信“五常”固然有值得创造转化的合理性，但作为其纲领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如何高明的诠释者，恐怕也没法证明其“现代性”。诸如此类，都表明儒家文化反映的古典农业文明的局限，表明其与现代化社会的诸多抵牾。 但是，应当看到，从文化的民族性的层面考察，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其某些方面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儒家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其中庸说、变化日新说、正德利用厚生说，对于经济发展的策略以及阶段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合理价值。儒家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其中和说、荣辱观、气节论、君子论、义利观，对于提升个人境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具有积极的意义。儒家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其仁政说、德政说、贵民说、富民教民养民说等，对于当今良政建设，对于公务员队伍素养的提高，以及对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认同和弘扬，都有无可质疑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中与当代经济发展不合时宜的思想固然需要抛弃，但即使是对于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内容，也要经过新的诠释，赋予时代精神，才能为今所用。更为重要的是，要使儒家文化中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容发生作用，还必须开拓新的切入点，找到切实的进路。第一，在思想文化层面，使其成为当代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容之一；第二，使其成为社会主要阶层特别是公务员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企业家阶层的文化自觉意识；第三，通过传媒等的力量，使儒家文化的经济价值成为社会大众的基本认识；第四，使其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一种精神力量，成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重要构成。 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要在今天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助力，就应当通过合理的诠释，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并使其成为当代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容之一。按照已经“成文”的说法，当今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3]在这样一个价值体系中，儒家文化合理成分能够契合的部分，主要在中华民族精神方面。从学理的层面考察，中华民族精神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心理、意识、观念、习俗、制度等方面的精神风貌、精神特征，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归属感的高度反映，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可以表述为：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贵和尚中的思维模式、勤劳勇敢的淳朴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胸怀、崇德重义的传统情操、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4]显然，根据这个表述，儒家文化中国家至上、重视民族大义的思想，强调团结、崇尚大一统的思想，贵和尚中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崇德重义的思想等，都与中华民族精神有机相连。而儒家文化的这些积极方面，通过中华民族精神的整合与传递，自然能够与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相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今天文化建设的重要特质，也是当今文化建设多样化的重要表征。儒家文化中其他方面的积极因素，也要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思维框架下发挥作用。通过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激励中华儿女奋发向上，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说儒家文化要想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就应当找到在思想文化层面成为当代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容的进路，是说儒家文化的积极成分也要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而不是相反。近年那种鼓吹以儒家文化等同甚至取代社会主义文化，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做法，根本上是错误的。 儒家文化要能够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助力，其另一进路是应当成为社会主要阶层特别是公务员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企业家阶层的文化自觉意识。任何思想观念，任何有价值的文化认知，都有一个承载或者说是传播的主体。晚清以来，由于内忧外患的挤压，特别是“五四”以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判，加上“文革”十年的劫难，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整个传统文化的价值遭到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后，先是急于实现现代化的急躁心态导致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否定，继而是市场经济兴起后，市场经济中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之类的负面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对儒家文化的否定。在GDP崇拜盛行、物质主义泛滥的时代，儒家文化当然不受欢迎。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种种社会问题的凸现，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面对本土文化资源，促使人们在经济之外寻找缘由，从而回首传统，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利弊。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公务员队伍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在企业家群体中，对于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近年兴起的国学热潮，不仅激荡着知识分子阶层，也深刻影响着公务员阶层和企业家阶层。尽管国学热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贯穿其中的主调。[5]由道德失范、精神沉沦而导致的重建中国人文精神的呼唤，逻辑地引申出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开掘；由公务员素质提升、现代政府管理需要而彰显的对“国学”的热衷；由企业管理的人性化追求和企业家素养的提升而出现的对儒商风范的仰慕，以及对传统经商之道的探讨，都反映了儒家文化的相当价值，更反映了各阶层对于儒家文化价值的认识的提高。但是，从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看，从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来看，仅有感性的直觉和宣讲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现代社会重要阶层，作为主流价值的承载者、传播者和实践者，知识分子、公务员和企业家这三个阶层是儒家文化积极成分的最好的承载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因此，儒家文化如果要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助力，就应当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方式，唤起它们的文化自觉意识，进而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 儒家文化要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助力，另一恰当的进路是通过传媒的力量，使儒家文化的经济价值成为社会大众的基本认识。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交融。“百姓日用而不知”，担水劈柴即是妙道，是儒家文化传播的神髓。在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数十年间，儒家文化似乎成了精英文化、典籍文化的代名词，崇尚形上追求，把本来相当生活化、实践化、平民化的儒家文化变成了博物馆文化。因此，导致社会大众对儒家文化的隔膜。儒家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似乎只是逆向的阻力关系，而不是甚至也根本没有顺向的助力因素。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使得儒家文化的经济价值被遮蔽了。其实，如果不急功近利，如果不简单化地讲求单线发展的效果，儒家文化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营造和谐文化氛围方面，仍然不失为具有中国特点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今天要解决这个认知问题，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力量，宣传、阐发儒家文化的经济价值，让人们认识儒家文化的智慧和力量，从而在新的条件下，促进人们富而好文、富而好礼、富而重义，创造和谐文化氛围，使文化和经济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儒家文化要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助力，另一重要进路是使其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一种精神力量，成为当代企业文化的重要构成。现代企业制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现代企业制度固然源于西方，但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应当具有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性的特质。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追求之一，是社会责任的承担。儒家文化对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历来主张个体责任，强调服务社会、回报社会。见利思义，以义取利，靠诚实劳动获得应有的报酬，这些传统文化的伦理底线，在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在今天的企业核心价值中，仍然可以有一席之地。当代中国的企业文化，不仅要广泛吸纳外国先进文化，更要立足本土，立足现实，还要面对传统，继承并转化传统。例如,中国移动广东公司的企业文化中，明确规定了“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核心价值观，并将“以天下之至诚而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作为企业的责任观，并在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三重底线”框架内明确了其社会责任方面的战略。[6]熟悉儒家文化典籍的人都知道，这里的企业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源于儒家文化经典《尚书》、《左传》、《大学》和《中庸》，是对儒家文化相关思想的整合。可见，只要利用恰当，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材料和思想资源。如果能够合乎理性地将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整合到企业文化之中，使其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精神力量，那么，儒家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就会自然彰显出来。 总的说来，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不可能直接推动经济发展，而只能起间接帮助的作用。这种间接作用的发挥，并不在于其哪些具体内容的认定，而在于找到在现代社会中的恰当的切入点，亦即找到恰当的进路。只有这样，儒家文化才能真正发挥促进经济的作用，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注释】 [1]《汉书·董仲舒传》。 [2]《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 [3]2006年10月18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4]李宗桂等著：《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76—150页。 [5]详见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 [6]马勇：《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发布2007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羊城晚报》2008年3月13日。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6期。作者：李宗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