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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式企业文化的现实困境 我们相当多的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和培育时，强调对西方企业文化的学习和引进，但往往只能是仿其“形”却不能传其“神”，造成诸多企业现实困境的重要根源，其中比较普遍和突出的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和制度约束，严重损害了职工的奉献精神。不少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忽视人的情感需求，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于是责任分解、制度上墙、重奖重罚、将物质收益与工作成效挂钩等等，诸于此类的改革措施被视为金科玉律相继出台，再加各种传媒推波助澜使其影响不断扩大。结果企业的制度成本和资金成本不断增加，产品成本中工资比例不断增大，职工收入明显增多，同时也形成了以“钱”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不良倾向。当一切行动皆为“钱图”时，奉献精神就荡然无存。 其二，劳动关系契约化使职工主人翁地位动摇，忠诚品质消减，责任感丧失。我国企业借鉴的西方企业管理中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与“爱厂(企业)如家”的传统观念严重冲突。劳动关系契约化使职工原有的主人翁地位动摇，忠诚品质消减，责任感丧失，归属感淡化，焦虑和不安全感时刻困扰着他们，企业的凝集力大大减弱。此时，如果其他企业有相当的物质诱惑就可能使能者“择木而栖”。市场化条件下企业为招揽人才，提供的经济待遇经常是 “这山更比那山高”，这是跳槽现象有增无减的根本原因，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因此陷入恶性循环。 其三，追捧“胡萝卜加大棒”理论，物化职工的使用和管理，严重损害了职工的身体健康。不少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简单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强制劳动方法，以超过职工身体机能的强度“透支”使用劳动力，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这种方法是西方30年代盛行的泰勒科学管理和理论，而今在国外也因其非人道性早就被唾弃。这种无视职工的健康甚至生命，把职工当作机器使用的物化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也使企业管理水平退回到产业革命初期。 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实证分析 儒家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虽然不存在了，但是，不管我们承不承认、自不自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行为准则的儒家思想却牢牢地扎根我们的思想中，与我们的灵与肉结为一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如果能够进行创造性运用，儒家思想将会成为培育现代企业文化的沃土。 儒家思想，在行为方式上，主张推己及人、由亲及疏、齐家治国，顺乎伦理贴近人情;在生活态度上，主张顺天因时，积极入世;在处事准则上，强调和谐，追求中庸，“过犹不及”。这些特质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家不断地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成功创办企业的同时，也培育了优秀的企业文化。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辈企业家荣德生先生就在企业中提倡和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精义，将儒家的一些思想观点成功地转化为企业的信念。荣德生先生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天下平，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他认为要提高生产效率，除增添新设备，改进生产技术外，还要从人事出发，改善管理。在经营工厂时“所请人非专家，以有诚心，管人不严，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有效。”这种“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管理思想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培养了他们的忠诚品质、协调了劳动关系、造就了团结的生产群体，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其效果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刺激、契约化管理所能比拟的。制药企业同仁堂在经营中始终遵循儒家 “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的思想，本着“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精神，教育员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在产品质量和服务上精益求精，对病患者“童叟无欺，一视同仁”，以至历经300年而不衰，成为誉满全球的老字号。被称为“日本近代工业之父”，一生参与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先生，就以儒家经典《论语》作为培训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教材，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业生涯时说：“我的经营中虽包含辛苦和惨淡，但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成功。” 实践表明：儒家思想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过程中的智慧价值是实实在在的，只要善于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运用，就能够创造出适合中国民族特点、充满生机活力的企业文化。 三、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智慧性启发 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对儒家思想的智慧充分了解、掌握和消化之后，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创造性地转化，用于指导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 (一)借鉴儒家“义然后取”的义利观，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 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追求正当利益，鄙视不当之利。“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第二，主张以正当的方式追求正当利益，反对不择手段。“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放于利而行，多怨”;第三，义利不可兼得时，舍利求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义利观启发我们，虽然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职，但是应该“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绝不能惟利是图。在经营中，企业应该全面考虑自己作为产品生产者与原料供应者、产品销售者和消费者等有关各方的利益分配，使他们能够根据各自投入的大小取得合理的回报，才能不断赢得合作伙伴和广大顾客，占领并拓展产品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在分配时，企业应该全面考虑国家、资本所有者、职工、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依法纳税，缴足国家;按照约定计利，回报资本所有者;按劳计酬，足额支付职工，剩下的才是企业的利润。如此才会为企业营造一个稳定、宽松、和谐的内外环境，保证企业地可持续发展。相反，如果企业见利忘义，或假冒伪劣或坑蒙拐骗或偷漏欠税，败露之后不仅要赔偿损失，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使企业失去信誉甚至走向破产，所求之利也只能成为泡影，此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 (二)借鉴儒家“仁者爱人”思想，正确处理企业与职工的关系 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并认为关爱与苛酷效果截然不同，“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仁者爱人”就企业而言，就要考虑职工作为人的多层次的需要尤其的情感的需要，不要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和契约化劳动关系，“透支”使用劳动力，而要充分尊重职工的基本权利，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甚至实行劳动关系“终身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劳动契约化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佳的选择)，鼓励职工参与民主管理。那么，职工就会爱厂(企业)如家，回报企业以忠诚，承担起家庭成员的义务与责任。果真如此，企业就会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不仅大大节约管理成本，还会产生倍加的劳动效率。 (三)借鉴儒家举贤才思想，形成科学的用人机制 儒家一向主张“为政在人”、“举贤才”。儒家的人才观有以下几层意思：其一、强调人才的重要作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其二，运用正确的方法识别和选拔人才。“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而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选拔人才时不计仇嫌亲疏只考虑其才能高下、称职与否，“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其三，善待人才，不求全才。“赦小过”，“既往不咎”，“无求备于一人”。儒家这类用人思想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显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企业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如果企业不能建立一套科学的用人机制，不能很好地发现、识别、选拔、培养、使用人才，就不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更谈不上发展壮大。 (四)借鉴儒家“日新”思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儒家强调居安思危和不断进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矣国家可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停滞就意味着死亡，能否“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实现“日日新”关乎企业的成败。那么，如何才能“日日新，又日新”，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呢?第一，要进行教育。 “有教无类”。成功的现代企业普遍重视对职工的教育培训;第二，要努力学习，善于学习。“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即要有紧迫感，惟恐落后而加强学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加快，只有学习型企业才不会被市场淘汰;第三，要不断接受先进的思想，改革落后的制度。“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济，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企业要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可拘泥于形式、拘束于规则，而应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制宜。 (五)借鉴儒家身正令行思想，将企业的文化观念转化为职工的内在素质 企业文化只有转化为职工的自觉行动才能够为企业发展服务。这方面儒家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严格自律，身正令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企业内部，科学的观念不能推广、良好的制度不能贯彻大多是因为领导者、管理者不能率先垂范，如果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广大职工自然效法;第二，注重教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效果而言暴力强制永远比不上道德自觉，所以，企业经营者应该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和宣传，把企业文化理念转化为职工的行动自觉，这时，企业文化就取得了最好的效果、达到了最佳的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