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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恂诚 家族企业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儒家伦理起了重要作用。有两方面的涵义： 第一，希望建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企业管理层模式。这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缩小企业经营者圈子的措施。深受儒家传统伦理熏陶的中国近代企业家，总是信不过别人，生怕与他人合作会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其结果只能安排自己的子侄、亲属在企业的高层要津上做事。这样，由家族控制企业这一点是做到了，但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道德危机。族中子侄尽管在形式上都会听命于家长，但难保不会出现人品道德问题。所以企业家为了逃避一种道德危机而陷入另一种道德危机。 企业家还希望用儒家伦理来协调家族企业家族管理层的内部关系。家族管理层的父子矛盾和兄弟矛盾，除了人的道德品质因素外，主要源于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为了缓解家族内的矛盾，家族中人或家族会议就往往强调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原则，劝导儿子孝顺父母，弟兄间各方相互谦让，勤俭克己，安于本分，而不要兄弟阋于墙。例如：1926年9月间，鉴于聂潞生（编注：恒丰纱厂中期的总经理）的独断专行，聂云台捧出母亲曾氏，组织了一个“聂氏家庭集益会”来协调各房兄弟的利益和行为。即使是那些家族内和谐融洽的企业家，为了防患于未然，也要特别强调树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因而，重视儒家的“正心修身齐家”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说教就是为了搞好家族企业，要搞好家族企业就要遵行这些伦理规范，这已是一个二而一的问题。家族企业制度规范之带有儒家伦理的印记，是明明白白的。 第二，把企业当作放大了的家族，企业当家人是这个大家族的家长。 大成纱厂厂主刘国钧用儒家伦理引导工人热爱工厂，树立“公司大家庭”的思想。他以“忠信笃敬”作为“厂训”，还编了厂歌，歌词大意是：纺好纱，织好布，降低成本，多创财富，为厂争荣誉，大家有好处。他还经常宣传“我们厂就是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工厂，要食于斯，居于斯，生活于斯，老于斯，葬于斯。”刘国钧为实现这一宗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培养工人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思想，如建造宿舍，办食堂、商店、保健站、小学，组织青年集体婚礼，甚至购地搞公墓，建造公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 实业家陈光甫是一个很跟得上时代的银行家，他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管理是比较西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虽然是少数非家族企业之一，但陈光甫仍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并用儒学来规范大家的认识。他说：“近来佥观世故，愈了解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之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陈光甫所谓“忠”，是指“为理想，为事业，为团体”。陈光甫是从企业大家庭的角度来尊儒的。中国近代企业的这一特色，我们至今在东亚许多国家仍可见到。 由于专用性投资的退出成本很高，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横向兼并、扩大企业规模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当然会引起企业管理方式的改变。同时，有的企业实行多元化投资，这也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方面，荣家企业和刘鸿生企业是两个比较突出的案例。 荣家企业涉及纺织和面粉两个行业，随着企业兼并和新设数量的增加，其管理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1年设立茂、福、申新总公司，总公司设庶务、文牍、会计、粉麦、花纱、五金、电气、运输各部。原来的体制是各厂各自生产、销售和资金调度，而在新体制下，各厂的经理、厂长对工厂负责，着重生产管理，总公司则集中掌握各厂的购料、产品销售和资金调度。 刘鸿生的企业分属火柴、水泥、煤矿、毛纺、运输、码头仓库、金融等各个领域，规模越来越大，其所属企业中，有的企业有时积余资金，但不一定亟须扩充，而有的企业需要扩充，却缺乏资金。刘鸿生认为，如果实行集中管理，以盈济虚，统一调度，肯定对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利，因此于1930年筹划组织中国企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正式成立，该公司以法人资格对刘鸿生所属各企业行使管理全权。 但是，荣家企业和刘鸿生企业的集中管理都遭遇挫折。荣家企业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荣氏二兄弟除掌握总公司外，各厂负责人绝大多数是荣氏家族的子侄或亲戚，间有无锡同乡。荣宗敬逝世后，荣氏家族缺少凝聚核心，抗战胜利后荣鸿元、荣尔仁都对企业提出了改革计划，荣鸿元的计划是以总公司现有组织为基础，先统一申新系统各厂的管理，将无限公司组织改革为有限公司组织。荣尔仁的计划则更进一步，要把茂新、福新、申新三个公司全部统一起来，成立有限公司组织，其企业体制类似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托拉斯组织形式，不但购买原料、机物料和出售产品是总公司的职能，而且生产计划、技术管理等生产上的问题，也由总公司管理。 可惜的是，荣鸿元和荣尔仁互相拒绝对方所提出的改革计划，荣尔仁的计划甚至得不到他的父亲荣德生的支持。家族企业在缺少凝聚核心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分家析产的现象，许多家族企业二代而亡，就是因为分家析产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分家析产可以有多种形式，当时的荣家企业所表现出来的是企业控制权的分化导致企业总体实力的下降：“长房一支以荣鸿元为代表，管辖申新的一、六、七、九厂及福新的一、二、三、四、六、七、八厂；二房一支以荣德生为代表，管辖申新的二、三、五厂，茂新的一、二、三、四厂和天元、合丰等厂；另外后方一支，在李国伟（编注：民族资本家）掌握之下，管辖申四、福五等厂。而长房一支内，王禹卿（编注：福新面粉厂经理）掌握福新各厂自成一脉，吴昆生（编注：申新纱厂合伙人）掌握申九，渐渐趋向独立。” 刘鸿生企业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华企业经营公司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各企业对刘鸿生所想培植的高层职业经理华润泉等人的不信任，各企业担心华润泉等高层职业经理“通过集中管理办法，全面掌握刘氏企业，因此各有戒心”。这也同时反映出刘鸿生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坚决的。对非家族、非同乡的彼此猜忌，使职业经理人阶层的成长举步维艰。 美国学者钱德勒在他的名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论证了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和经理人员支配地位的形成。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的发展水平还是相当低的，当时中国还没有进入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需求还不是非常迫切。此外，资本市场也不发达，使企业产权的社会化进程推进比较慢。除了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制约之外，家族企业和传统观念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