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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济南儒商文化研究会 张运毅 在中西文明对撞中，我们能不能取胜？这个疑问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头徘徊。一些人大概是因为“爱之深所以恨之切”，在对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和方法论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做出了中国难以取胜的悲观结论。那么，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应怎样走下去才能够崛起于东方，称雄于全球，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尊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更取决于我们的文化，取决于我们的精神层面。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同样，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文化武装起来的经济强国是虚弱的、难以为继的。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发掘，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辩证扬弃的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就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性工程。其中，发掘儒商文化的当代价值，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就成为我们当前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深刻认识儒商文化的当代价值 儒商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显学，自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儒商”这概念后，儒商文化现象开始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并掀起了儒商研究的新高潮。 何谓儒商？长期以来，大家对此概念也是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儒商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与市场运行本身的法则相结合，并能遵循指导市场活动行为法则的商人。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重视商业道德，讲求“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主张积极入世、产业报国，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见利思义、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从孔子时候的子贡，到明清之际的晋商、徽商，从近代的东方商人孟氏“祥字号”运营，到当代的陈嘉庚、霍英东、李嘉诚，从日本的涩泽荣一，到中国的张瑞敏、刘永好、刘永行等，无不展现出儒家“经世致用”、“持经达变”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同时体现出儒商文化的当代历史价值，以及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 首先，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机构成。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这是对儒家思想精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同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恭、宽、惠、敏”是一脉相承的，与儒商所遵循的修身与报国、勤俭与爱物、重义与守信三项伦理原则是毫无相悖的。因此，把发掘弘扬儒商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可有利于重铸道德体系，促进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 其次，儒商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说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法制经济，但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更是道德经济。离开了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的指导，单纯依靠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经济体系就会出问题。从华尔街垄断寡头的集体犯罪，到上市公司的集体造假，从厦门远华走私大案，到三鹿集团的毒奶粉事件，从黄光裕、顾雏军、田文华、张家岭的纷纷落马，到郑筱萸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的案例，无不昭示着道德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无不说明商业道德体系建设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构成。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道德之轨，为了建设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们必须深入发掘和弘扬儒商文化，重构“以义为上”、“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体系。 第三、儒商文化是强化企业管理、建设企业文化、提升企业和企业家素质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既是一种精神伦理文化，也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它所提倡的“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推己及人、乐群贵和”的行为准则，“至诚守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经济伦理，以及和而不同、持经达变的人生智慧，无不是今日企业管理所必需的。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儒商文化。 第四，弘扬儒商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的根本基础。其中，以儒学为主体的哲学思想、道德伦理，经过几千年的推崇实践，潜移默化的渗透到中华民族成员的血液中，成为规范人们言行举止的重要标准。深入到商业流通过程中，成为检验一个企业、一个商人是否有道德、有修养的试金石。弘扬儒商文化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还在于：（1）儒商文化是凝聚海内外华商、儒商的一块“磁石”。绝大多数海外华商都有一颗中国“心”，他们崇尚儒家思想，恪守“义为上”的经商之道，他们或心系桑梓、赤心报国，或认祖归宗、心有所依，或扬名海外、光耀门楣，不论何种形式，儒商文化在他们的心中都有一种道德归属感，促使他们自觉的投入支持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2）儒商文化是我们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他们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捧的“美玉无暇”，并妄图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民族文化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撞中，不断受到他们的冲击和积压，以至于一些人发出中华文化战胜不了西方文化的悲观论调。而经过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人们普遍感到了西方文明“唯利是图”的缺陷所在，看到了美国金融寡头们由于道德缺失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危害，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有了重新的审视。 纵观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受到最高决策者的重视，将其视为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成为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博弈的重要战场，拥有先进的强大的文化已成为一个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为了促进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保障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我们必须把深入发掘并发展儒商文化，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商业道德体系，实现民族复兴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实抓好。 二、坚持“古为今用”方针，深入发掘儒商文化 对继承和发展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 “剔除糟粕、汲取精华”、“ 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91页）“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4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33-534页）。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社会的特定的意识形态，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有两个来源：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对过去社会的某些意识或材料；形式上，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并增添某些新的具体形式。没有这两个来源，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都无从谈起。（肖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近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文化的竞争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摆上战略位置，纳入战略部署，做出战略安排，这更为我们发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那么从儒商文化的角度，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展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 所谓经济伦理，就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伦理思想是其根本原则、核心和精髓。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的出发点是仁者爱人。 儒家把仁当作最高道德原则，主旨是“爱人”，即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要求爱护他人、同情他人，关心和帮助他人。孔子曰：“仁者莫大于爱人”。（大戴礼记。王言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以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义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可见，儒家的仁，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因而，最早的儒商之一白圭就称经济为“仁术”。历代儒商把仁者爱人作为行动的信条，把凭良心办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牢记于心，并付诸于实践。以仁爱精神经商是儒商的传统，这种精神在晋商、徽商以及现代儒商身上得到较好的体现。 从伦理学的原理分析，“立己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位思考的方法，体现了伦理道德即仁者爱人最基本的原则，运用到经济生活中，也是经济道德的基本形式，那就是从用户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衡量利益，想用户之所想，急用户之所急，围绕消费者需要，为用户提供物有所值的商品。它要求一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要在行为上辨廉耻、知荣辱，推己及人，用精品奉献社会，决不坑人害人、唯利是图。 儒商把仁看作人的本性，把是否有爱心，凭良心办事，看作是否是“人、是“荣”还是“耻”的起码要求。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义道德，没有爱人的良心，那他尽管有躯体，实际上失去了人的本性、人的灵魂。这种无耻之人活着与死了又有什么区别！这些话难道不值得我们现代企业家借鉴吗？ （二）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商业价值观。 价值是反映客体对主体有用性的哲学范畴，相当于古代的“贵”。商业价值尺度的焦点实际上是义利关系。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是儒商商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何谓道？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道是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与本体。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在他的传世之作《道德经》中写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在他及其他先哲看来，道既然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它便体现了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法则，人在处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应该按客观规律办事，即遵循于道。并认为遵道而行，便是“德”。运用到商业经营（经济活动）中，如遵循“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欠以利屈伸”的经营方针、从“为人民服务”、“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最终目的出发，通过正当经营获取最大的利益，即为商道。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司马迁也说过：如果”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可见儒家是肯定人的趋利性的，是要求人们追求富裕的，但关键是经商者要正当地求利，“以其道得之”。否则，就宁愿贫穷。 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儒商鼻祖范蠡曾著《商经》一书，提出了“务完货”（重视商品质量、务求完好的货物）、“审贵贱”（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市场价格）、“无息币”（加快资金周转、使流动资金不停息）。商圣白圭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和“知进知守”的经营思想。其中都蕴含了“以道生财”的理念。 在提出“以道生财、财自道生”的同时，儒家还提出了“义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价值理念。孔子曰：“不义且富与贵，于无如浮云”。儒家把仁义道德看的比衣食、富贵、功名、甚至生命都重要。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里仁》）孟子也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取舍不苟，不赚昧心钱是儒商的的传统美德。在义利面前，古今儒商都能见利思义，明辨义利关系。如近代歙商胡山经常告诫子孙，“吾有生以来唯膺天理二字，五常万善莫不由之”。现代儒商青岛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宁愿遭受巨额损失，也不让残次品流入市场，带头砸毁不合格冰箱，最终以精品奉献社会，以名牌称雄世界。彰显出儒商“义为上”的崇高品质。诚然，企业家以赚取最大化利益为天职，但那种不管义不义，先赚了再说；或者说利令智昏，明知不义，也不顾人民死活昧心赚钱的行为是要不得的。 利是人的功利价值。义是人的道德价值。“义，德之概称也。”它代表着人生的崇高价值、庄严境界，完美人格和终极目标。清代徽商舒遵刚对义利关系有着精辟的见解。他说：“钱似流水，有源有流。以义为利而不以利为利，可以富其源而活其流，此即所谓生财之大道也。”反之，如果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见利忘义，利欲熏心，不惜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牟利，其结果必将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近年来的齐二药的假药事件、三鹿集团的毒奶粉事件、郑筱萸以权谋私最终被判极刑的案件，无不给忽视“义为上”的人们敲响警钟：不以其道，行之不远。不以义取，源枯流断。 （三）天下以诚、诚信立命的商业道德。 诚信，是儒家倡导的重要道德规范。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庄子说：“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他们都把诚信视为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 “天下致诚”、“诚信立命”从来都是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和安身立命的基石。在商业活动中它同样是绝对重要的。诚信是企业的灵魂，更是企业的生命线。在经营过程中，古今儒商都较好地贯彻了儒家的这一主张。奉行诚信为本，表现为诚实经营、信守承诺、童叟无欺。他们特别强调以诚待人，认为“惟诚心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他们的经营原则是“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所开办的商号买卖公道、童叟无欺，获得了长久而良好的商业信誉。如旧军孟家“祥”字号坚持“诚心待人、童叟无欺”的店规，实行“卖货放尺”让利于客，从不以大减价、大赠送方式忽悠顾客，其信誉闻名华夏、蜚声海外。再如马来西亚华裔商人，闻名世界的“亚洲糖王”郭鹤年，其集团横跨制糖、粮食加工、矿产、航运、酒店、影视传媒等行业，公司遍布东南亚及世界各地。被《福布斯》等世界著名财经杂志评为马来西亚首富、亚洲十大富豪。他在北京投资4.8亿美元建设世界贸易中心更是倍受国际瞩目。在他发表成功感言时说，“我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成功。我从开始经商的第一天起，就按照儒家思想严格要求自己，诸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诚实守信、勤俭持家等，时刻铭记在心，指导着我的经营，我的财产绝大多数是靠诚信和勤俭得来的。”从实践中可以看到，唯有“天下以诚”、以“诚信立命”，才能取信于民，获得良好信誉，而那些见利忘义，靠欺骗闯荡江湖的投机家，只能骗得一时，而不能骗的一世，最终被市场所抛弃。诚信立命“的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的今天，将愈来愈显示出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的要素有三个，即需求、价格和竞争，在三要素中，除了需求，价格和竞争都与契约和信用有关。契约关系作为市场经济独有的文化形态，包括契约信念、契约意识、契约道德和契约制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契约，但灵魂则是信誉。没有信誉的契约无异于一张废纸，没有信用的企业家毫无发展前途，丢失了诚信的企业只能是死路一条。从这一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信誉经济。信誉来自于企业家的经营动机，体现在从决策、原材料购进到产品质量控制，从市场销售、售后服务到利益分配、税收缴纳等各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诚信产生品牌，品牌提高信誉，信誉创造市场。信誉是产品走向市场的翅膀，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同时更是企业的生命。但从本质上说，信誉来自于德，发自于诚，服从于善，坚守于道，合乎于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我们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讲道德、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 （四）内圣外王、产业报国的理想人格。 儒家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的事业，是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任务。从“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出发，儒家把能否强国富民作为评判一个人是否仁义的重要标准。孔子在评价管仲的时候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利也。如其仁如其仁。”就是说，只要通过努力，使国家强大了，人民富有了，就是最大的仁。 遵循上述思想，历代儒商都把以产业报国，“达则兼济天下”视为自己的理想和义务，当仁不让。如著名的侨界领袖陈嘉庚先生，作为“橡胶大王”，身在南洋心系祖国，为改善祖国教育落后状况，捐巨资在厦门创办小学、中学、大学。卢沟桥事变后，为支援祖国抗战事业，马上带领华侨认购救国公债上亿元，筹集华侨外汇及义捐达11亿元。并不顾生命危险，亲自到前线慰劳抗战官兵。1961年临终前，还把在国内银行的300万元全部捐给了国家。再如香港超级富豪邵逸夫，视金钱为身外之物，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自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用于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他视教育为立国之本，多年来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据不完全统计，迄今，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超过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场所、医疗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并不顾耆耋之躯，多次亲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视察捐赠项目。在古令中外的儒商中，邵逸夫当之无愧的可称为产业报国的楷模！此外，儒商的‘外王“，还体现在像海尔集团、联想集团那样，把产品做精作细，把企业做强做大，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际上创立民族的大品牌、大市场，使中华民族经济走向世界，并取得愈来愈多的发言权。 为了实现“外王”的理想，儒商还十分注意“内圣”，即“修身修心”、“修身立命”、“修身齐家”。儒学是“修己安人”之学，孔子首先提出“仁”、“义”的主张，创立了儒学这棵大树的主干，在此基础上，又生出孟子和荀子这两大树冠。认为“人性善”的孟子沿着“仁—义”的道路往前走，将修己的重点放在“修心”上，主张“以人修心”达到圣人境界；认为“人性恶”的荀子沿着“仁—礼”的道路向前行，将修己的重点放在“修身”上，主张“以礼修身”。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发挥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主张“明体而达用”，将内圣之实体转化为“外王”之实用。但无论孟子、荀子，还是范仲淹、欧阳修，他们都坚信通过修心或者修身，可以促进人的“内圣”，使人达到理想的境界。 纵观当今时代，作为以产业报国，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现代企业家，更应该注意修心修身。荀子曰：“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灾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治国平天下当从修身修心齐家开始，修身以德，修心向善。继承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伦理观念，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价值观，对待财富聚散；要以悲天悯人和斯文自任的人文关怀、推己及人及物与乐群贵和的行为准则，对待企业员工乃至社会大众；以积极有为与奋发进取的“入世”思想、锲而不舍与金石可镂的敬业精神对待毕生的事业。要养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情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气概，以及“诚意慎独、唯俭养德”的良好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完成产业报国、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夙愿。 （五）持经达变、君子豹变的人生智慧。 儒家认为，“义”有两种含义，除了“德之概称”以外，还可以解释为“义者，宜也。”所谓宜，就是适宜、适中、合度。适宜之义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持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一个叫做“常变之道”。《周易》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天行健”，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和法则，人们只能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和法则，并以此作为指导自己思想行为的准则，恒守不辍，而不能改变这些规律和法则。但同时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为了适应事物的发展，实现目标的需要，在不违反客观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前提下，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变通而权宜行事，实现君子豹变。 “君子豹变”一语，出自《易经》：“君子豹变，小人革面”。所谓“豹变”，可以理解为像豹子一样地迅速改变自我、适应环境。豹子性情凶猛狡猾，感官敏锐，机警诡秘，行动迅速，攀爬跳跃富有弹性，极具攻击性。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豹变”的4大特征：即敏感机警、主动出击、行动迅速、富有弹性。所谓君子豹变，就是说，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为了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既坚持中庸之道，又坚持“常变之道”，既要遵道而行，又要像豹子一样敏感地捕捉变化、迅速主动地适应变化。这就是儒家提倡的“持经达变”。 遵循持经达变的道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众多儒商创造了可歌可泣、为人瞩目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楚人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以后，携美人西施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其贤明才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但才干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地方，依照计然的经营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因素，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被后世尊为儒商之鼻祖。 近代徽商则认为商场如战场，能否准确及时地把握时机，得失只在几微之间。由于徽商熟读圣贤朱子书，文化素养较高，在风云多变的商场中遵循经商之道，既见利思义，不取不义之财，又权衡利弊，“善识低昂时取予”，故每每击败竞争对手。《江南通志.舆地志》风俗篇载徽州“山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徽商之所以能“走出去布衣草鞋，走回来金玉满堂”，这便是秘诀所在。 晋商太平杨家传人杨世堂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为己任，在接管世诚祥、世家德、世诚和等商号后，目睹洋商用廉价大量收购西北皮、毛、棉、麦以及金、银、鹿茸、麝香、红花等土产和贵重药材，获取大量利润，决意要和洋商竞争。为挽回利权抵制洋货，他调集资金人员，在津、沪、宁派驻庄号，以电讯与兰州、西宁通市，并与洋行代办协议挂钩。由洋行将巨款存入世字号，再由世字号以行市价格收货订货，收购牛皮、羊皮、羊肠、棉花、金银和药材，打包运往天津、上海等地，每宗可赚三五万到十余万银元。如此既可减少洋商低价套购西北特产的损失，世字号也由此获得了利润，遂成为西北商界巨魁。 历代儒商在经营管理中，还讲求“以正和、以奇胜”。“以正和”是经营之道，它强调经营之道的核心在于“以正致和”，在于遵循规律、坚守正道、以正压邪，并在遵循市场规律中寻找利益的增长点，稳定局面，巩固市场，保障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以奇胜”则是经营之术，它强调经营之术的要旨在于“出奇制胜”。讲求以超乎寻常的思维和谋略，随机应变，用奇策妙计抢占市场，用别人难以预料的奇谋妙术，或攻其不备，克敌制胜。或一招制敌，反败为胜。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今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呈现出智慧的光芒。如济南趵突泉酿酒有限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不与同行在一个领域死拼硬打，而是独辟蹊径，靠自主创新，研发出了“芝麻香”系列白酒产品，在国内迅速占领了市场制高点，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实践证明，持经达变、君子豹变是儒商特有的人生智慧，是企业家竞争取胜的不二法门，必须继续继承弘扬。 （六）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竞争策略。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更指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是一种理想境界。和，是辩证法。儒家之和，不是盲目附和，不是不分是非的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 “和”的思想，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天人调谐”，即人与大自然要圆融无间，共生共荣；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和睦相处，乐群贵和。相互关心理解，与人为善，推己及人；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合群济众，即鼓励个人的追求与创造，要提倡把个人的目标同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有机的结合起来；表现在经济活动上，则强调和气生财，买卖双方要相互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以互惠互利为目的，互不欺诈、谋取双赢。生意中一时达不成协议，也不要伤了和气，“买卖不成仁义在”。一句话，“和”的思想，是发展之道，处世之道，也是经商发财之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思想，愈来愈显出它高超的智慧光芒。如2002年，济南玫德铸造公司遭到美国两家公司的倾销起诉，提出要征收倾销税，税率高达34.8%—148.3%。公司董事长孔祥存一方面组织人员精心准备，积极应诉，一方面又思考破解贸易壁垒之策，通过分析，他认识到“商战中，敌人和朋友都是暂时的，只有企业利益是长久的”，意识到“聪明的商人应该善于化敌为友”。经过努力，在企业取得胜诉的基础上，孔祥存向美国同行发出了不计前嫌，相互合作，谋求双赢的信息。由于双方有利益共同点，遂签署了相互撤诉、各类产品生产合作的协议书。采取这一措施，不但使玫德铸造公司打破了美国同行的贸易保护措施，有了向世界顶级同行学习的机会，而且每年有几亿元的国外订单接踵而来。虽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该公司仍实现销售收入17.8亿元，创利税4.55亿元，其中利润3.05亿元。 这充分说明，儒家“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思想在现代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必将更加放射出东方思想的光辉。 三、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用现代儒商文化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有的同志可能要问，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能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能否改善现代企业管理？能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能否推动现代社会进步？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日臻成熟。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成熟的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其一，承认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其二，建立起了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的价格、资源配置、产品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其三，建立起了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对市场运行实行导向和监控，以弥补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和不足。其四，有完备的经济法规，保证经济运行的法制化和规则化。 将市场经济的这些共同特征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所比较，我们认为，前者与儒家伦理思想是能够相通的，或者说是并行不悖的： （1）儒家思想有着谦逊好学、兼容并包的思想内涵，它善于学习并接受世间一切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因而它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并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2）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独立主体，必然要与其他企业发生横向关系，而儒家的“和谐”与“乐群贵和”的思想，有利于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企业、各环节的关系，有利于协调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关系，有利于统筹人与生态自然的关系。而劳企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人与自然的和谐，将能够保持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市场经济运行需要法制化、规则化、秩序化，企业发展要求员工要规范有序，而儒家的“以德教化”和“礼治”的思想，有助于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建设，有利于企业家道德水准和思想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企业规章制度的建立和遵守，促进企业管理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发展。 （4）市场经济强调公平竞争，而儒家的“君子以自强不息”，“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以及“当仁，不让于师”的公平竞争思想，有利于培养企业家的使命感，增强企业家开拓创新意识；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提高企业创新发展的原动力，推动企业向更高目标发展。因而，它符合时代精神，并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5）市场经济需要企业家要有高超的决策艺术与竞争策略，而儒家“持经达变、君子豹变”的思想，有利于企业家在坚持正确的经营方向的基础上，提高应对市场危机的机变能力，从危中寻机，随机应变，促进企业平稳较快发展。 （6）市场经济要求各独立主体间要讲信誉，而儒家的“义为上”和“诚信为本”的核心价值体系，更是西方文明所不具备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它有利于重建商业价值观，构建正确的财富观。有利于建设“以质量为中心”、“以用户为中心”、“视信誉为生命”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促使企业“以人品铸造精品，以精品奉献社会”，有效改善现代企业管理。 当然，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儒家学说也有它的缺陷和不足。比如： ——它主张“亲亲”的思想，反对墨子的“兼相爱”、“爱无差等”学说。受其影响，家族经营成了众多儒商乃至华人企业的组织形式。这种经营方式虽然具有管理成本低，经营决策快的优点，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尤其在企业起步阶段不失为较好的选择。但在后工业时代，已经不合时宜了。企业的发展要向社会融资，意味着外人的股权和控制权的渗透；现代社会的信息化，经营管理的复杂化，生产程序的专业化，使许多家族成员力不从心，或根本无能力进行管理，迫切需要有专业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经理阶层或管理团队，这些都暴露了“亲亲”思想的缺陷，宣告了家族管理制的崩溃。 ——它过度主张谦和忍让，市场竞争和进取意识不足。在强调“和”的同时，儒家主张“忍”，并将其看成是休养之道、君子之美德。而将“争”看成是祸。孔子说：“君子无所争”。荀子说：“争则必乱，乱则穷矣”。但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市场博弈的本身就意味着竞争。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后，竞争是必然的，而且会愈来愈激烈、愈复杂。如果过分的谦和忍让，一味的温文尔雅，不敢大胆的去参与竞争，那世界上将不会有你立足的一席之地。 ——它提倡“以官为本”，不利于企业家的健康成长。儒家提倡积极的入世思想，但儒家的入世兴趣大多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虽然儒家把“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但把谋得官职以治世，或借助官商结合的形式以治世，看作是儒商人物实现“外王”的重要载体，甚至是唯一的方法途径。受其影响，许多儒商人物如胡雪岩、张之洞、旧军孟家等，都把进入或利用仕途作为追求的目标。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企业家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希望通过做大事业进入仕途，最终不仅影响了企业发展，而且使自己也身败名裂。 ——儒家过度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秩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民主自由思想的发挥。受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在许多企业下一层次人的研究创新必须得到上一层次人的批准，否则寸步难行；其研究成果往往被上一层次人物所占有，或被迫与上一层次人物所共享，否则就很难面世或实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制约着科学民主思想的发挥，阻碍了企业的科技创新，同时也束缚人的自由天性，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剔除糟粕，汲取精华”，给以批判的继承。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从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到宋元明清时期的成长阶段，从清末民初的风雨飘摇时期的“实业救国、救亡图存”主张，到现代的“彰显道德、科学管理”，儒商大约经过了四个阶段。儒商文化走到今天，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必须采取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方针，从多方面吸取有益营养。 （一）汲取诸子百家思想之精华，充实发展儒商文化。 易、兵、道、佛、法等诸子百家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和人文智慧，采取批判继承的方针，吸取这些文化精华，以丰富发展现代儒商文化，是必要的，也是急需的。 1、从易家的智慧中吸取营养。《易经》的核心讲“三易”，即“简易”、“不易”和“变易”。而这三者也正好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中国管理哲学的核心。所谓简易：是指世界上的事物再复杂再深奥，一旦人类的智慧把握了它，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人们容易理解和处理的问题。所谓不易，是说世间的一阴一阳，囊括了万种事物之理。不论是天地男女、上下左右，都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其产生、发展、变化有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可寻，人们只能认识它、遵循它，而不能改变它。所谓变易，是指世间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变化之中，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为了适应事物的发展，人们的策略措施也必须随机应变。医圣孙思邈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实际上企业管理也是这样，不知易便不足以说懂管理。《易经》原理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着中国文化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易道在阐述核心精神的同时，也为实践操作提供了一系列的经营策略，以今天的话说，就是既涉及了领导、计划、预测、定夺、组织等决策层面的问题，也关注了平衡、沟通、变通、控制、用人原则等诸多现代管理中的问题。如“易经”指明管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本质是阴阳五行（即相关事物）的生克变化与平衡；学习掌握“易经”之道，将使企业家深谙管理之奥秘，为创建现代企业、提升管理者素质打开智慧之门。 2、用兵家的谋略纵横市场。中国古代兵法谋略典籍浩如烟海，而《孙子兵法》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国内外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皆把其奉为经典。从某种意义上说，兵战与商战可以说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为实现目标动用资源，通过对抗来征服对手，达到预期目的的。因而，《孙子兵法》论述的战略战术，对市场竞争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孙子在讲战前谋略时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意思是在主动进攻之前，先要做好防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抓住打败敌人的机会。“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要做到不可战胜，关键在于自己创造充分的条件。至于敌人能否被我战胜，在于敌人是否犯错，我能否抓住可乘战机。企业经营亦是这样，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必须“知己知彼”，先做好市场调、可行性论证、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调配、人员组合、职责分工及奖惩制度制定等一系列准备，选好市场突破口，才能赢得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 孙子兵法认为，用兵者要善于用将，“将者，智、信、仁、勇、严”。用现代的话说，智即科技专业知识、人生阅历经验；信即自信于己，施信于人，取信于民；仁即关心下属员工、以己推人，给人以发展的机会；勇即勇于决策，勇于冒险、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严即严于律己、严格管理、奖罚分明。这些军事思想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孙子还指出战争谋略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何不战而胜呢？孙子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孙子不战而胜的思想，启发企业家决策时要注意产业边界的可变性，不要纠缠在一个特定范围内、特点产品上与对手进行死打硬拚，要通过思维创新发现机遇，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市场创新，从而形成企业间市场份额的差异，产业决策战略的最高境界是“不让竞争对手成为对手，而不是彻底消灭对手。” 孙子兵法极谙通变之术，他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之变不可胜究也。”“通于九变。将用兵时”， “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通于九变，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不失为博弈高招。在这方面，许多儒商有着颇为成功的实践。如山东圣泉集团，是一家以玉米芯为原料的生物质化工企业。因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出口量骤减。董事长唐一林紧盯市场，审时度势，就在别人还在考虑捂紧钱袋子“过冬”的时候，他从世界有几亿、中国有4000万糖尿病患者的实际需求出发，做出一项超常的投资决定：上马木糖醇项目。2008年9月1日，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合作成立了国家级的“糖化学及生物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并很快开发出了L—阿拉伯糖系列功能糖产品。经过集团上下140天的昼夜奋战，使项目迅速进入试投产阶段。这一产品是种没有热量的天然合成甜料，采用绿色生物生物酶化解工艺提取，能抑制因摄入蔗糖而导致的血糖升高，并可抑制肥胖、预防并治疗高血糖等相关的疾病。市场需求多，经济效益好，国际上一吨L-阿拉伯糖价值100万元，按国内销售每吨50万元、年产销量2000吨算，每年可达10亿元的销售收入。如经进一步开发，将其合成抗病毒新一代药物，用于治疗白血病、艾滋病、癌症等化疗药物和抗乙肝新药的重要原料，每吨将增加收入500万元-1000万元，市场前景相当可观。这一奇谋，不仅迅速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而且使企业在产品、市场、效益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事实说明，兵家谋略是儒商出奇致胜的法宝，更是弥补儒家竞争不足的重要方面。 3、借鉴道的气质提升自身素质。道家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如老子的虚怀若谷、宽容谦逊的思想，助人为乐、反对争名夺利的思想，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思想，以及道家提倡的“济世”精神、兼容并包的胸襟等，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民主自由，关爱人民大众、承担社会责任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另外道家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为：人与万物共同禀“道”而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而人应该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不能随意地破坏自然环境。正是这种道教文化的发扬，形成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襟怀，使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能够经久不衰，愈来愈繁荣昌盛。 《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说，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格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这种包罗万象、海纳百川、恬淡素朴、教人以善的风格，足以引导我们的企业家形成良好的气质。 4、从佛的境界和法家管理思想中获取新的营养。与道家相比，佛家的特色在于它慈悲关怀、智慧坚韧的度世之志，同时它使人得到高度的形上思维之训练，让人们对人生及社会的种种问题，具备独特而深刻的思考力。而在更多的时候，佛家则起着警世的作用，对于人性中的善恶与美丑，聪明与愚蠢，常能以通俗的故事，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尤其是唐宋时期形成的禅宗，他们的出家不避世、强调自尊、自信、自立的思想，彰显着大智大慧。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一种凝聚着东方智慧的思想境界。 而备受争议的法家思想，向来以 “以法治国”而著称，在法理学方面，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虽然法家强调“以刑去刑”，用重刑来治理国家，过于迷信法律的作用，但他们的依法治理、用人唯贤、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实行赏罚制度，并奖罚分明的管理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还是有很大借鉴作用的。 （二）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优势部分，增强现代儒商的创新竞争力。 世界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说：“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同时受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纵览整个西方管理文化，可看出其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操作化和理性化。不论是从西方管理学说渊源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苏美尔人的管理文化，还是到中世纪的管理思想，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他们对管理的理性思考和哲学倾向，都突出地表现出对方法意识的追求。在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中，首先也是从方法意识上实现突破。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学派，首先从寻求方法开始，经过不懈努力，使规范化、定量化、最优化的科学管理法逐渐变成西方社会的基础思想。一直到现代管理理论丛林时期，西方人也总是试图以严密的科学定量方法去处理问题，是完全的方法决定论。所不同的只是管理方法论的多元化。 受其哲学思想及地域、人文习俗的影响，西方人的个性表现为外倾、张扬，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获得成就后的狂妄；西方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很强，崇拜个人奋斗，自己为自己负责。主张在弱肉强食的社会，必须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进行自我奋斗；西方人鼓励人们不断开拓进取，冒险创新，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超凡事业，并在其中彰显个人价值；为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西方人突出个人自由，倾向于独往独行、随心所欲，力求冲破一切束缚实现自我价值。 上述个性反映到企业管理中，主要表现为：（1）在决策风格上，西方管理者奉行个人主义，把上下级都置于平等的个性中思考，信奉谁最了解情况谁最有发言权。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君臣关系等级制度和群策群力而言，其优点在于决策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个体，经验丰富的管理决策者能不受约束的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方案，这十分有利于决策过程中决策源的扩大和决策方案的优化，避免了低能力者的独断性决策。缺陷在于：因偏重个体，决策时由于老板经验丰富主观性比较强，往往出现少数人专断情况，故风险性较大。（2）管理理念上，西方管理强调以法管理的理性的、科学的管理法则。他们不很重视依靠伦理关系或道德来维系团队，而是主张不论亲疏、不分远近，一律统一于整齐划一的组织制度和纪律，理性管理在其管理理论中占据绝对地位。其优点是注重理性科学的管理程序，能有效的避免任人唯亲、近亲繁殖的弊端。有利于生产经营按工艺流程和制度规则运行、便于提高产品质量和任务目标的完成。但这种管理理念因缺乏“推己及人”的人文关怀，往往造成企业决策者与员工之间的冷漠和感情淡化，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3）在管理模式上，渗透着西方文化中开拓创新和锐意进取的竞争思想。倾向于变革和发展，即企业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根据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动态的权变的管理方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不拘泥于既定方针，随时依据情况的变化来决定管理方式，制定策略措施，一切围绕取得最大利益、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来进行。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性特征与以循规蹈矩为特色的管理模式，具有极强的挑战性，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经济能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弊端：如果管理者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一味的追求创新变化，企业容易偏离正常的轨道，给社会和企业自身带来严重危害。如近几年，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的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却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整个世界，最终导致世界性金融危机。（4）在绩效管理方面，西方管理者提倡个性自由、个人奋斗，善于培养员工的独立开创精神，在制定管理目标的时候，倾向于提高个人的工作绩效，衡量员工优劣的标准及利益分配的坐标，均以个人为企业作出的贡献为基准。这有利于高能力管理人员和高技术人才的成长，有利于科技创新，实现技术进步，促进企业发展。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必须正视目前西方文明在现代化管理中的优势地位。在这方面，崇洋媚外不行，妄自尊大、全盘排外更不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根据国情，在抵御西方腐朽没落思想的同时，认真学习西方管理文化中一切有益的经验，为我所用。在经济管理上： 一是要将个体决策与集体决策融合在一起，既要鼓励个人提出优化方案参与决策，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防止因垄断出现决策风险，又要在重大问题上发挥集体决策的优势，增加了决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的减小决策失误。 二是搞好理性和感性管理理念的有机融合，以理性的科学的管理理念来建立具体的管理体制，规范管理程序，制定管理制度，使责任明确、效率提高。又要把儒商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实际管理中，关爱员工，维护并发展员工的经济利益，尊重员工的自主创新成果，以密切劳企关系，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三是将权变管理模式与儒商的“财自道生”、“以正合，以奇胜”结合起来，在不违背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利益，不违反社会公德、商业道德的情况下，去大胆创新，不断开拓。使企业在健康生存平稳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新的生存空间。 四是要将彰显个人价值与讲求社会道德、获得最大利益与担当社会责任、个人奋斗和团队合作结合起来。一方面要鼓励个人独创、敢为人先，力求通过正当渠道获得最大利益的竞争创新精神，另一方面要使他们坚持“义为上”、“诚信为本”的价值观，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自觉地“把没有罪恶伴随的神圣的富裕作为奋斗的目标”（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 （三）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中吸取营养。 建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高于西方国家的速度突飞猛进，在总体实力上迅速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中国的企业家在经济舞台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谋略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演绎了有声有色、令人为之瞠目的活剧。使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人们不得不对中国的发展速度刮目相看，不得不对中国的文化刮目相看，不得不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企业家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也影响着世界的前途与未来。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有秉承客观规律、遵循商道而行、拚搏成功的企业家；也有凭撞大运侥幸发财，一夜间暴富而又较快折戟沉沙的投机者；有利缘义取、诚信经营，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儒商，也有见利忘义、利令智昏，无视公众利益乃至生命健康的不法奸商；有高歌猛进，也有失败挫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但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一笔宝贵的遗产、无形的财富，都值得我们去总结借鉴。尤其是那些失败的案例，那些挫折后的反思感悟，对于现在的企业家简直就是一面镜子，警示着人们必须要正确认识义利关系，认真遵守社会道德、很好的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作为以弘扬发展儒商文化，促进经济发展为己任的我们，对中国企业及企业家几十年来成败兴衰的历史，去回顾总结、分析梳理，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辩证扬弃，构建以“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立己立人”为基本经济伦理思想；“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为商业核心价值理念；“诚信为本、精诚待人”为商业道德；“内圣外王、产业报国”为理想人格，“持经达变、君子豹变”为经营谋略、“勇于竞争、开拓创新”为精神气魄的现代儒商文化，努力促进社会道德和财富的相生相长，努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儒商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把儒家的价值理念与市场运行本身的法则相结合，并能遵循指导市场活动行为法则的商人。 现代儒商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理念，兼收易、道、兵、法、佛家之精华和西方文明之长，有道德、有文化、有国家社稷理想，善理财、会管理，富有竞争创新精神的经营管理者。 现代儒商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批判继承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借鉴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总结中国企业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商业文化体系。 现代儒商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补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现代儒商文化是发展的文化，它承继着中国古代文明，又影响着未来的发展；它来自于古代先哲的思想，又吸收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它来自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又在服务现代经济中接受新的检验；它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乐于吸收一切先进的思想，并从中丰富发展自己。只要地球上有商业活动，它就生生不息，并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现代儒商文化是和谐的文化。在中西文明对撞中，它不试图去消灭对方，但也不决不容被对方所欺侮、所消灭；在战略上它坚持“和而不同”“和实共生”，愿意与西方文明和谐共存，共同创造世界美好的未来。但在战术运用上，面对竞争对手，它将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以竞争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凭德才智谋取胜利。 遵循上述文化理念，中国现代儒商，从来就不想称霸全球，他们只想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今后经济发展的格局中称雄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