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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泉 天下之大知 废兴在逆顺 管仲相齐，推行改革，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业，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中国历经沧桑变迁，经历了无数次变革，而每次变革都可从管子思想中找到力量源泉。《管子》集管子学派思想，经数百年前后相传，内容特别丰富。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的古代经典著作。管书对发展生产、理财经商、养民生息有精辟见解。《管子》是一部光照千秋的先秦政治经济学大典，它是永远把珍贵货物送给后代的思想之船。 《管子》是我国著名的治国理论书籍，作者托名管仲，书中集中体现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及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哲学观点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影响至深。 管子思想，产生于孔子前一百多年，比秦孝公早四百年，它的丰富思想，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渊源。 书中的“利民”、“富民”、“顺民”的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政治准则，体现了深刻的民本思想；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原理，为走富国强兵的道路，采取的种种经济措施，体现了义利并重的思想。所有这些均属《管子》书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政治思想文化的精粹。 《管子》书有的人把它列入道家，有的列入法家，也有的认为相同于儒家：可见该书实际上是一部集古代思想大成的书。它对于墨家、道家、法家，儒家都有影响。 《管子》的成书状况 《管子》一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淮南子说：“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由少而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书生焉。”可见管子一书是为适应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一套治国强民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措施。 战国时韩非描述了《管子》成书原因。他说：“今境内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可见《管子》书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其主要原因是“自治”，即治国强民的办法。《史记·管晏列传》中也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司马迁也反映了当时流传《管子》书情况。 关于《管子》一书的作者，目前尚无定论。《管子》在汉代以前成书已毫无争议。《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晋博玄说：“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至少说明《管子》书不全是管仲所作。到唐宗时期，怀疑不是管仲所作的人日益增多。如唐颖达认为：轻重篇是后人所加；苏辙认为：该书多由韩之言，非管子之正；叶适认为：书为战国末期法家之流的作品。 近人胡适则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说：“管子这书，定非管仲所作，乃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和一些道家的议论，还有几多夹七夹八的话，并作一书……今定此书为伪造的，证据甚多。”梁启超则认为此书“未尝为伪”。 《管子》一书就其内容来说确实纯驳不一，故后人认为是伪托作品。近年来，我国管子学者从“管仲辅佐齐桓公”的身世经验结合《管子》一书内容，整体考察认为《管子》属管仲所作。认为：《管子》内容虽然庞杂，但杂而不乱，恰恰同管仲为相的工作内容相统一。《管子》书具有国家管理实践的公文风格，确有诸多文体的特性。因此，有的篇目属他个人所作，有的属别人代笔记录。 不论《管于》书的作者究竟是谁，作者是全部托名或部分托名，书的内容都是反映了管仲的思想。 《管子》一书的主要内容 《管子》原书，有文389篇，均独立成篇；汉朝刘向校。除去重复篇节，缩定为86篇；：依照郭沫若、闻一多、许维远的《管子集校》，实际现存76篇。 《管子》全书在总结当时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包括治国、理财、整军、伦理哲学等思想。 书中首先反映了春秋政治家们的治国思想。治国需要开明君主，这是历代政治家们的共识，尤其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君主权力至高无尚，君主随意志就是法律。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兴亡成败往往决定于一人。一个国家有无开明君主其发展结果大不一样，故《管子·小称》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管子》一语道破了君主对治国的重要性。 (1)对治国人才观方面，该书肯定了人的价值。《管子》一书认为，人在万物中是最有价值的。在《七法》、《中匡》、《霸言》、《五辅》等篇中都提到了重用人才的重要性。如“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所以取明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而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这些论述均成为传世经典。 在如何用人和怎样考察人方面，《管子》也有系统的论述、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见解：在《立政》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本”“四固”说。所谓“三本”就是用人的三项根本原则。《管子》认为“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所谓“四固”、就是用人的四项根本政策。“君之所以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贝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大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财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这四条巩固国家的原则，是社稷安危之根本。此外还制定了具体的官职考核标准。 《管子》还十分重视对官吏的选用和考察。把有道之臣标准定为事奉国君有义，使用部下有礼；谈话则有所谋虑，行动起来则有所建树；遇危难或事变，虽死不悔；辅佐国君以义相交，以廉处事；并把官吏分成七种，即法臣(依法度断事)、饰臣(好名则无实)、侵臣(暗地破坏国家法令)、诌臣(多饰美女迷惑君主)、愚臣(办事自以为聪明)、奸臣(言人之恶发展自身)、乱臣(暗中对君主进攻)。 对用人原则《管子》也有所论述，提出了”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i这种“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的用人原则，对中国历代用人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管子》在《立政》、《立政九败解》中指出了君主不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还应注意左右的舆论，排除斜说，以正视听。书中提出了九种败坏国家的邪说，并列举了他们的危害。 《立政九败解》是治政经验的总结，议论真实中肯。指出了国君应当排除的九大危害，结政治家们敲响了警钟。 《管子》的廉政思想，也有其独特的见地。该书在《牧民》、《形势解》、《小匡》、《权修》、《重令》中都提到了廉政问题；、在《牧民》篇中提到了国家有四维，其中“廉”为四维之一。(四维即礼、义、廉、耻。)这是治理国家的—个重要原则。《牧民》中说：“廉不蔽恶”’“不蔽恶，则行自全”。贯彻了廉的原则、即惩贪抑恶，可使国家走向大治。 (2)《管子·奢靡》篇反映了管子的消费观点。上文提到管子把廉作为四维之一，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但在“奢靡”文中要求人们“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燃之”。就是说，要吃那些最好的食物，要欣赏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材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了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 这里有学者理解《管子》的这种鼓动，是“从人欲”思想指导下的高消费。同篇中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他认为统治者要懂得民心，顺民情，随人所愿。老百姓衣食足才听从国家政令，为国效力。其次，他要求富者大量散发资财，以刺激雇工从事劳动，解决百姓穷困问题。总之管学家们认为对《管子》书中提倡的“奢靡”要结合其他篇目阅读，作综合分析，同时应作具体分析、辩证分析。《管子·奢靡》是值得花大力气进一步研究的论题。 (3)《管子》爱民、教民、养民思想也是重要内容之一。《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认为政策政令的好坏，要以民心向背这把尺子来衡量。基于这种认识，齐国的政治家采取了爱民、教民、养民的措施，体现出重要的民本思想。 《管子》提出的爱民思想是很有特点的，首先提出了爱民的前提条件是富民。在《小匡》中说：“始于爱民”。《治国》中又说：“凡治国者，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为达到治的目的，首要任务是让民富裕，要富裕必有具体措施。所以管仲又提出了“六兴”的具体措施。①“厚其生”开辟四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鼓励耕作。解决民生相关的问题。②“输之以财”。开发财源，疏通积滞货物，修筑道路，便利贸易。③“遗之以利”。修筑水坝防涝抗旱，兴修水利。④“宽其政”薄赋、宽税、宽刑、减轻人民负担。⑤“匡其急”即救民之急，关心百姓疾苦。⑥“振其穷”救助贫穷，给予饮食、衣服帮助。 为了推行道德教化，重视社会福利。该书还提出了九惠之教。即“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鳏寡相配)、“问病”、“通穷”、“赈困”、和“接绝”(对死于战争的人士，领受一笔钱，负责祭祀他们)。这实际上是古代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在论述到德和政的关系时，“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优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意即凡治理人民，—必须知其疾苦，二是要厚施德惠，三是不用刑罚恐吓，四是不强力制止。 (4)关于道德的起源说，《管子》有独特见解。在儒、墨、道三家关于人的道德观念、道德品质的观点中，尽管都有其合理之处，但都没有看到道德生活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存在着的某种联系。《管子》却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达到了一种朴素的唯物历史观的高度。 在道德教育上，孔子是以德治国，以仁义治天下的代表。而法家极力反对以德治国主张。商鞅、韩非都认为道德不能富国强兵，并把道德作为危害国家的“六虱”。管仲及后学认为上述观点都偏激，在《权修》中详细阐述了道与法的观点。认为道德教化是治国安民的纲纪。道法二者缺一不可，并可互相补充。在《正世》中说明了道与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点不同。说古代的圣明君贤主刑赏各不相同，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顺民心的变动而变动。做到了“不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比。” (5)《管于》中的法制思想。在先秦以法治国思想形成中，管子起了荜路蓝褛，以启山林的作用。尽管当时宗法制还占主导地位，法制尚处于萌芽时期，但《管子》对法制已有了相当高的认识。 ①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把法制看成是手工业者手中的规矩，木工不能废规矩操作，而国家也不能废法而治国。这里把法当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凭信和规范上下的依据。 ②《管子·任法》提出“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所谓有仁义礼乐，都是从法中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如果国法废驰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国家擅改国度、大臣百官不以法办事和不以法律教育人民，都是不祥预兆。 ③“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明确“法”具有全国的统一性、公开性和强制性。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先声。 《管子》还对法的特性和功用有系统的论述。管书在《七法》、《七臣七主》、《法法》、《任法》、《君臣》、《白心》、《立政》、《明法解》等许多篇目中都谈到了法律的特性。综合起来有：①法的规范性，法律是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标准，是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认为法是唯一的统一的标准。②法的公正性，法律与亲亲、爱私的贵族传统相对立。法律一旦公布，就大于君主个人的意志。②法律的公开性，《立政》中说：“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说明了法律的宣明性。④法的功用性，《管子》书中公开指明法律是维护统治秩序和利益的。《明法》中说：“凡人主莫不欲其民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书中方法原则叙述较为系统，理论尤为精辟。认为立法的出发点要重安居，利耕战。兴利除害是立法依据，也是法治的职能。此外，书中对施法原则也有详细论述。即行法要循序渐进应从君主做起；上下同心；不朝令夕改。 (6)《管子》中的经济思想。管仲被齐桓公任命为相时，就以称霸业为目标，他强调治国之道首先要富国富民。管仲在理论上阐明了富国富民治国称霸的关系，而且还制定了一系列富国与理财的具体措施。 在《治国》篇中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民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管子》的这段论述说明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粮食多是强兵、广地的基础。《管子》在《禁藏》、《牧民》、《小匡》、《乘马》、《立政》等篇中都对农业作了论述。从这些篇目中我们可以系统地了解《管子》书的农时观、粮食政策、农业税制、水利工程、林业政策等实施措施。 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把“工”作为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说：“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即手工业不仅是致富的途径，而且是“正天下”的重要因素。 关于理财方面，《管子》中也有深刻见解。《权修》中说：“地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说明百姓生产出的东西是有限度的。所以必须“取于民有度”。若统治者挥霍无度，必然造成国库空虚，故要求君主大臣们“取之有度”，即节制消费。 《管子》时代，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租税和国家经营事业的经济收入。 《管子》理财的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取于民有度”。从这一原则出发，提出了“薄赋敛”的轻税主张。在《正世》中，把重赋敛的危害性说的十分清楚：“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民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 为了保证国家财源收入，除了收入部分农业税赋外，还主要在于盐铁专卖的收入。《管子》书中谈到的统治手段是，①、禁止私人煮盐，这样盐价就飞涨。邻国不得不用高价来买盐，使齐国获得广大批财政收入。②鼓励商人运盐、免除食盐出口税，使流通活跃起来。③是允许私人开采矿山，国家分利，其比例为国家三成，私人七成。凭借矿山资源所有权，国家不必出力，也可分利、大大充实了财政收入。④、对铁器的生产，既有国营、也有私营，但要控制铁器的买卖，不允许私人参与铁器流通，、控制了铁器流通，国家从中获得了收入。其次，《管子》认为一方面要重视粮食生产，另一方面也要控制粮食流通。以打击粮食大商人的利益。国家如对谷物不加控制，巨商大贾就会“乘民不给．百倍其本”，牟取暴利。《管子》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准平”粮食。在欠收年时要卖出粮食，在丰收年时购进粮食。即调节了粮食的供求，又从中获得利益，还避免了巨商的操纵。 《管子》书中谈到的财政收入，还有一大项的是控制森林资源。《轻重》篇中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木，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又说：“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茁所出，牺牲之所起，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把国家森林木材作为获利手段。 财政支出方面，《管子》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总体要求。①宫廷费用有节制标准。《立政》篇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要求君主不美官室，不大兴土木，不购置奢侈品。②为了称霸，军费开支适当增大。在《七法》、《轻重甲》、《参患》、《法法》中，对军事费用有详尽论述，并写明什么功，领什么等级的赏。但也强调不轻易用兵，时机不成熟不盲目作战，以减少财政开支。③外交费用量财而行，用拉拢收买手段，称雄天下，号令诸侯。《管子》一书记载用外交获得成功的事例不少。④俸禄开支．主张“功当其禄”’。《立政》说：“功力未见国者，不可授于重禄”。“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 (7)军事观、战争观在《管子》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思想对后来军事家都有一定影响。进行正义战争是管书中的主导思想。认识到战争在性质上有“义”和“不义”之分，强调了战争性质对胜败起着重要影响。《管子》说：“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书中指出：“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安危”。是“行义”战争。“行义”必能立于胜地，“不义”则会在战争中失败。它明确指出：“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智之君必立于胜地，故王天下莫之敢御也。” 《管子》书中还提出了“作战内政以寄军令”的军政一体方略。将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联为一体。规定了以家、轨、里、连、乡为单位的行政组织，然后又实行“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戌，二百人为卒，二千人为旅，万人为军”的军事组织同行政组织相对应的军政结合体。 《管子》特别重视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首先要“布德诸侯”，做到“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对内要“治其民”，“为自用”。要“得众”有了群众战争胜利就有了保证。“得众”一定要“得其心”使民众专一，同心协力，方可保证战争胜利。 《管子》一书对军队建设中关于将帅、赏罚、军训、装备；后勤、战争策略方面也有精辟论述。为后世军事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8)《管子》书中的教育理论，论述十分精辟，“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就是管子的育人名句。 《管子》所述教育是一种广泛教育，它包括了现代所分类的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国防教育等社会教育。 在谈到社会教育的意义时，《管子》认为：“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也。”说明了教育对发展政治经济有促进作用。《管子·版法》中又说：“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权修》中也说：“凡牧民者，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土无邪行，教也；女无理事别他。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看到了教育的巨大作用，通过教育可以改进社会风尚，稳定社会秩序，有时可代替刑罚作用。《管子·侈靡》中还提到了教育对人的感化作用，以及摧人向善，促人从良，健全体魄，文武兼备的作用。 道德教育也是《管子》教育思想的重要范畴。它提出了著名的自我教育八原则。①反怠倦。有积极主功精神，不做惰。②忌伐矜。仅对居功自傲，提倡谦虚处世。③过反于身。检查自身，严于律已，宽以待人。④立中生正。防止偏激，走上极端。⑤虚一而静。加强自身内心世界修养。⑧周密慎言。说话要分场合，慎重发言。⑦杜事于前。道德木违反共同规范。⑧行小禁微。从小严格要求自己，从一点一事做起。这些自我教育原则，对个人修身养性，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管子》对后学的影响 管仲思想博大宏富，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哲学、道德伦理方面都有深刻认识。 《管子》书在社会科学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对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有许多论述。像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因此当时诸学派对管仲思想极为重视。往往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 管仲思想对荀子的影响：荀子对管仲及其著作采取了既批判又接受的态度；荀子称赞管仲是“天下之大知(智)”’“足以托国”谁拥有他谁就会强大。另一方面又批评他“未及修礼”，“力攻不力义，力知不力人，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但他还是肯定了管仲其人，认为虽不是“大忠”，也称得上“次忠”。 管仲思想是儒、道、法思想的先驱。故对荀子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在管仲的自然观思想体系基础上形成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观。管仲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也”。荀子继承这一思想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管仲有“人君天地”的思想，即人以其能，善于“用道”、“度天”、“度地”、“务地利”。管仲注意天时地利变化规律，探索利用天地自然条件，提出了社会实践的理论，荀子在“人君天地”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理论突破了孔孟“天人合一”的观点。主张天人相分，强调了人的主观作用。礼法并举的观点，管仲强调“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提出礼法是巩固政权的软硬两手。荀子也主张礼法并举提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规”。强调了礼与法的统一性，并互为补充。 黄老学派也承袭了管仲的一些思想。《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四篇，揭示了黄老之学的内容和特征，即道与气、道与法、道与术及修身与治国的结合。 法家学派主要以阐发管仲法家思想为首要任务。管仲是历代法家的先驱，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治国称霸的具体实践中。该学派不断完善管仲法治思想，继承了礼法并举理论，形成了较完整的法制思想体系。 儒家学派在孔子之后以孟子为代表。孟子游于稷下学宫，吸收了管仲的某些思想。如重民，重视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与民同忧同乐等。孟子也重视民众生活，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说明孟子对管子思想的吸收。又如经济方面，管仲主张“均地分力”，实行分户经营，以个体生产代替群体耕作，强调生产者积极性。孟子也提出“制民之产”的观点，主张生产者有恒产，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调动劳动积极性。 兵家学派，发挥了管仲的军事思想，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管仲学派重视战争，但决不穷兵黩武。认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因此，不能轻易用兵。另外，在军队建设、军事战略上都有发挥。 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说，对管仲学说有了新的发展。管仲阴阳五行说主要体现在《幼官》、《四时》、《五行》、《轻重》等篇中。其中主要说明了五行相生的特色及“圣王务时而寄政”的根本性内容。即阴阳消长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四时运行是根本规律，刑政和德政要适应四时。 建设和谐国家是《管子》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 “和谐”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该书《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意思是说，用“道”养兵，人民就能和睦；用“德”养兵，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了。《立政》说：“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意思是说，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像四肢百体和内心一样和谐地得以贯彻和落实，这才是行政所期望的最高目标。 《管子》的和谐思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只是说出了道至万物的派生现象，却没有说出派生的原因和原理，这不能不说是老子留下的遗憾。老子的遗憾被《管子》弥补了。《管子》认为：“只有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天地间的美好事物才会产生出来。”（《五行》）不仅如此，《管子》进一步认为，人也是天地精华和谐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新生命，并且人的寿命也决定于和谐状态。对此，《内业》说：“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和谐地结合产生出来的。两者和谐地结合就有生命，反之，不和谐结合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出来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根源。”故而，《内业》进一步说：“和乃自生。”由此可知，《管子》第一次精辟地提出了世界万物乃至于人无不产生于“和谐”的论断。 《管子》把和谐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推演到政治学中去，便产生了和谐国家的管理哲学思想。 《管子》认为，只有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贯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对此，《形势解》说：“君臣相亲，上下和谐，万民和睦，这样的话，国君下命令，人民就会执行；上面有禁律，人民就不去违犯。”《四称》说：“外内均和，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五辅》说：“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白心》说：“和则能久。”《度地》说：“天地和调，日有长久。”反之，“君臣不相亲，上下不和谐，万民不和睦，这样的话，就会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形势解》）令不行，禁不止，国家就要危亡了。对此，《形式解》说：“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君主，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上下背离而不和谐，有时虽然表面上看似安定了，实际上必将走向死亡。所以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说：“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立政》说：“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牧民》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那么，怎样才能使国家达到和谐呢？《管子》认为特殊的情况还得需要特殊的方法处理。于是，从国家管理的角度出发，在特定的背景下，《管子》设计了“四民分业定居”的国家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 士人相聚而居，居于田野。农民依照四季，安排农具，置备器械。在天气还冷的时候，就修整土地，农时到来就耕耘播种。在降雨之前就铲除杂草，等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干活。这时，农人脱下常服，头戴草笠，身披蓑衣，漏出发肤，一身泥水，竭尽四肢之力，从事农作。 工匠相聚而居，居于官府附近。工匠们查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的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审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无不注意是否齐全和精致。这样，工匠们之间，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工艺水平。 商人相聚而居，居于市场。商贾们观察年景丰歉，了解国内外情况，掌握四时需要，注意本乡货物，预测市场价格。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周游四方；料定物品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旄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一类的产品，国内就有富余。奇怪的商品经常运来，珍奇的东西也有储备。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相告知商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 土、农、工、商这些不同职业的人们，各自从事特定的工作，并以之教育子弟，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父兄的教导，不严刻也能教好；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世代为士人，农民的子弟世代为农民，工匠的子弟世代为工匠，商贾的子弟世代为商贾。（《管子·小匡》） 这一国家管理模式的问世，稳定了当时人们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结构，对安定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管子》认为，要想管理好国家，就必须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知道问题所在；而要知道问题所在，就要大兴调查之风，因为没有调查就掌握不了社会的真实情况。因此，他总是派出官员深入社会询问、调查方方面面的情况。比如：死于国事者的子孙，有无尚未得到田宅的？青壮年中未服兵役的有多少人？现任的官吏，都是凭什么条件任用和提拔的？判案有常法可循，现在却长期积压，原因是什么？国内的鳏夫、寡妇、孤儿、穷人、病人各有多少？乡中富户奴役、收养的人有多少？乡中的穷人是哪个族的后裔？本国子弟出游别国的，有多少人？外国来游本国，住在官吏家里的，有多少人？乡中子弟，力田耕作，可以为人表率的，有多少人？城市子弟，身无常业，衣食奢侈，带领青年弃农打猎取乐的，有多少人？国内尚未开发的资源，其中可以解决人民急需的，有哪些？士人，国家危难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人？工匠，其技术水平可以战时协助军旅，平时维修城郭者，有多少人？官吏，国家急难时可供调遣的，有多少人？城市积粟与军粮，可以维持多少年？……上述内容见于《管子·问》篇。该篇包括６０多个条目。这些条目，从民政、吏治、刑狱，到社会财富、人口状况与军事设施等等，无不有专题列举，几乎涵盖了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其调查要求，不仅有对于事物性质的了解，更有对于事物数量的统计，其细致周到之程度，为中外古籍所罕见。 国家是由不同群体构成的。其中，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一群体的生活、生产乃至于生命都面临着困难和危机，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如果弱势群体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要想使整个国家得以安定、达到和谐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了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管子》提出了“匡其急”、“振其穷”的主张。何为“匡急”、“振穷”？《管子·五辅》中说：“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为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疲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入国》又细化为行“九惠之教”，即：“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所谓老老，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置“掌老”的官。规定年过七十的老人，一个儿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官家送肉；八十以上的老人，两个儿子免除征役，每月官家送肉；九十以上的老人，全家免除征役，每天有酒、肉的供应。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椁。还要劝勉他们的子弟：细作饮食，询问老人要求，了解老人的嗜好。 所谓慈幼，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置“掌幼”的官。凡是士民有幼弱子女而无力供养成为拖累的，规定三个幼儿即可免除“妇征”，养四个全家免除“妇征”，养五个还配备保姆，官家发给两人分额的粮食，直到幼儿能自理生活为止。 所谓恤孤，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置“掌孤”的官。规定市民死后，子女孤幼，无父母抚养，自己不能独立生活的，就归同乡、熟人或故旧抚养。代养一个孤儿的，一个儿子免除征役；代养两个，两个儿子免除征役；代养三个，全家免除征役。“掌孤”要经常了解情况，一定要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和身体状况，便于及时救助。 所谓养疾，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置“掌养疾”的官。聋、盲、喑、哑、瘸腿、半身不遂、两手拳曲而不能伸开的人们，不能自理生活的，官家就养在“疾馆”里，供给饮食，直到身死为止。 所谓合独，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置“掌媒”的官。男子没有妻室的叫做鳏，妇女没有丈夫的叫做寡，取鳏寡而加以配合，给予田宅而使之安家。三年后，他们就可以给国家提供职役了。 所谓问病，就是在城市，过度设置“掌病”的官。士民有病的，“掌病”以君主的旨意进行探视慰问。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的以上的，两天一问；七十以上的，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病重者，向上报告，君主亲自慰问。“掌病”要巡行国内，以慰问病人为专职。 所谓通穷，就是在城市、国都设置“通穷”的官。贫穷夫妇没有居处的，贫穷宾客缺少粮食的，所在乡里及时报告，给予赏赐；不报告，给予惩罚。 所谓振困，就是指凶年的时候，为人佣工的人往往贫困而多病，官府要及时宽缓刑罚，赦免罪人，发放仓库的粮食来供应他们。 所谓接绝，就是对死于国事或死于战争的人士，使其生前友好或故旧领取国家一笔钱，负责祭祀他们。 除了政府设专官负责社会救济救助工作外，管仲还动员甚至责令豪富之家与大夫出资济贫扶弱，共谋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由此可知，《管子》主张通过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建设，实施社会福利措施，卓有成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最后达到整个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可见，《管子》追求的是建设和谐国家的远大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提出的相关国家管理的主张，是非常深邃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