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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1949年，美国学者顾立雅（Herrlee G. Creel，1905—1994）出版了他的孔子研究专著《孔子其人及其神话》（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后又以《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为书名再版。全书分为三部分：背景、孔子、儒学；附录部分则是对《论语》可靠性的辨析。该书问世后，立刻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学术性书评达20篇之多，其作者包括戴闻达（J. J. L. Duyvendak）、恒慕义（Arthur W. Hummel）、修中诚（E. R. Hughes）以及旅美华裔学者杨联陞、陈荣捷、徐中约等著名汉学家。 顾立雅这本书可以说是美国孔子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前美国人对孔子只做过一些一般性的介绍，很难称得上学术研究。其中水平最高的要算卫三畏（S. W. Williams）在《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第11章《经学》中对孔子的描述：“他的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他的哲学要求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从一个看不见的神灵那里，寻找约束力，而君主也只需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服从一个更高的裁判。从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荣誉和服从出发，孔子进而向人们灌输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大臣对国王的责任，以及其它社会责任。孔子认为，政治的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所有进步的开始都蕴藏在‘认识你自己’之中。无庸置疑，他的许多思想是值得赞扬的。”卫三畏是19世纪美国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乃资深的中国通，所以能够对“礼”和“仁”有相当的认识，但总起来看，说得未免简单了一点，缺乏学术层面的讨论。 19世纪的美国汉学基本以传教士为主体，这批人大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从192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培养出了自己的职业汉学家，顾立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192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大学从事汉学研究，1932—1936年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北京进修，1936年出版了《中国之诞生》（The Birth of China）一书，成为西方学者第一部利用殷墟考古资料对商周史进行综合描述的著作。这样的知识背景和前期准备是以往研究孔子的西方学者所不具备的。顾立雅研究孔子的出发点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而不是有关他的神话。他关注的中心是：孔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思想到底是怎样的？ 顾立雅在选择史料时非常谨慎严格，他在附录中对于《论语》可靠性的辩证就是最好的说明，他认为《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章、《子罕》“凤鸟不至”章、《季氏》“邦君之妻”章以及《尧曰》首章等都是后人所加，不足信。他在使用《左传》、《史记·孔子世家》、《墨子》、《孟子》、《荀子》等史料时也都做了细致的考辨。但可惜顾立雅的考辨有时有点过犹不及。比如他极力否定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因为《论语》中没有提到，《墨子·非儒》中提到了，但顾认为这一章是“后人附加”的，《孟子》提到此事则是在孔子去世百年之后，在顾看来已经属于“儒家传奇”，而《左传》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地方提到，而“如果孔子曾是鲁国司寇的话，《左传》应该相当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举措。”（中译本第39—41页）这样的辨析难以让人信服。另外顾立雅相信崔述“《史记》之诬者十七八”（《洙泗考信录》）的论调，对于其中的史料始终小心翼翼；但实际上《史记·孔子世家》是古代文献中有关孔子生平的最可靠的史料，这已为当代学术所日益证实。 从这些考辨中不难看出顾立雅的“疑古”倾向，这应该和他的留学生涯有关——1930年代正是“古史辨”派如日中天的时代。顾立雅1932年到北京后很快就结识了顾颉刚等中国学者，聆听并接受了顾的不少疑古观点：“《古史辨》第一集 顾立雅虽然在文献上“疑古”，但在价值取向上对中国古代文化却是十分热爱，甚至是崇拜的。这和经过“五四”洗礼的顾颉刚等人完全不同。关于两位顾氏的交往，海伦·斯诺（Helen F. Snow，埃德加·斯诺夫人）在《旅华岁月》中回忆说：“顾立雅对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我记得有一天，我请他和顾颉刚一块吃午饭，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顾颉刚这个批判性的学者是我们在中国结交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顾颉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态度显然是他和顾立雅争论的焦点。 近代以来，孔子运交华盖，无论中外，他和他的学说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精神根源，是保守、反动、专制主义的代名词。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孔子的学者，顾立雅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孔子正名，因此他在全书第二部分讨论仁义礼智信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孔子的“民主”思想和他的革命性，在《儒学》部分，他撇开孔子思想在唐宋元明清的演化，而大谈孔子对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对于这部分内容和章节安排，一些书评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这从学理上来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未能体察到顾立雅的用心。顾立雅是一个有着明确价值观和宽阔世界眼光的思想者，他写孔子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还有思想史的价值。 当然，这本书的主要价值还是在学术方面，除了许多个人见解外，顾立雅也十分重视引用中国学者如胡适、钱穆、冯友兰等人的研究成果；除书面观点外，还有口头文献。1940年代顾立雅邀请董作宾到他所在的芝加哥大学讲学，其间经常向董请教，顾立雅在该书中引用了三次与董的口头交谈，董告诉顾，根据他20多年的研究，甲骨文中没有出现过“道”、“阴”、“阳”、“地”这几个字，刑罚在商代的使用也不普遍。（中译本第127、205、206页） 作为一个美国学者，西方文献更是他的看家本领。该书的注释和参考书目都很详尽，一册在手，就基本上可以全面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外学者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上的主要成就和问题。同时该书又开启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孔子研究的先河，无论是《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1972）、《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还是《制造儒家》（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1997）、《论语辩》（The Original Analects，1998），它们都无法绕开顾书开创性的研究。 由于该书的重大价值和影响，早在1992年就被译成中文，2000年修订再版。此次2014年版是再次修订版。我的读书经验是，如果一本书有两个译本，优先看后出的版本，因为一定是后出转精。多年前我读该书2000年版时，就深感译文平实流畅，中文文献的回译准确到位，还有不少译注对原著的文献和观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辨析，对于其中过于“疑古”部分的辨析尤见功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专家之手。后来了解到译者 【美】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高专诚译，大象出版社2014年3月版；定价：48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