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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知识分子在巴黎创办了一份文学季刊《原样》（Tel Quel）[1]。在60、70年代所谓“理论的时代”，以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所代表的编委很快显现出将“文学、哲学、科学、政治”[2]话语兼容并蓄的雄心。在这份杂志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当时名不见经传、日后却声誉远播的大师们的名字：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等都曾为杂志长期撰稿，与其保持密切联系，他们虽不是《原样》的编委或核心成员，却通过杂志发表了标新立异的观点，同时也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力。《原样》杂志是法国当代先锋思想的熔炉，曾经与各种理论思潮和历史语境接轨：新小说、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都在这里得到发扬光大。因此可以说，“原样”所意味的不仅是一种文学杂志和一个文学团体，而且是20世纪后半叶法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一场思想运动和一种意识形态。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原样》杂志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激进的左派，赞成学生运动，并且欣然接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71年至1976年期间，杂志的主要成员以及周围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著述，并实现了一次中国之行，这一阶段被法国文学评论家米莱伊•卡勒-格鲁伯（Mireille Calle-Gruber）在其所著《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中称作“原样派”的“中国思想阶段”。[3] 异国观即是对异国形象的观察，是对他者的诠释。法国当代比较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曾对“他者形象”给予如下定义：“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4] 本文试图从此角度评述这一时期的“原样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符号的解读。 一、“原样派”的中国情结 早在50年代，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就对中国抱有好感。新中国政府拯救劳苦大众、建立平等秩序的政策得到包括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内的法国进步人士的欢迎。1954年，法国著名摄影家亨利•卡蒂尔-布莱松（Henri Cartier-Bresson）出版了摄影作品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5]，萨特欣然为其作序。萨特本人于1955年携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访问中国，后者两年后出版了中国见闻录《长征》[6]。在50-60年代，大多数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持称赞态度。1964年，戴高乐政府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法的官方交流有所增加。但是，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仍然受到局限，在对外宣传中，国内的《中国建设》、《北京周报》和《中国画报》等报刊和对外友协等机构致力于树立了中国的正面形象。这一时期，对斯大林主义感到失望的欧洲左派人士开始对“中国道路”产生兴趣，他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国家不再是苏联，而是中国”[7]。根据1966年法国出版的《毛泽东——北京的红色皇帝》所附参考书目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法国出版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书籍57部，其中8本书的书名中出现了毛泽东的名字，而毛的传记已有5本。[8] 从英语转译的《毛泽东诗词》[9]于1973 年在著名的塞格尔出版社“当代诗人”丛书中出版，“政治家+诗人”的形象更加增添了毛泽东的神话色彩。这些出版物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在法国的传播。到1970年左右，在整个欧洲，标榜“毛主义”（le maoïsme）的政党组织有上百个。在法国，从1963年起，相继出现了“法国马列主义党派联盟”（FCMLF，1964-1966) 、“法国共产主义（马列主义）运动”（MCFml，1966-1967)、“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PCMLF，1967-1977)、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青年联盟”（UJCml，1966-1968)、 “共产主义万岁”（Vive le communisme，1968-1969)和“革命万岁”（VLR，1969-1971）等毛派政党。从舆论传播上看，1963年出现的《革命》（Révolution）月刊是法国第一份毛主义刊物，虽然它只存在了两年，却掀起了毛派政党的成立热潮。日报《人民事业》（ 在这种集体热情中，依然可以听见质疑甚至批判中国的声音。综观60、70年代法国社会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可以发现两种鲜明的态度。简而言之，毛派及其支持者们从积极和正面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发生的社会现实和道路选择，甚至把中国经验当作可供模仿的范式。另一方面，法国共产党等传统左派政党则完全不认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左派阵营中的位置，因此对中国持攻击态度；同时，也有一些法国民众表示出对所谓“黄祸”的忧虑。这种两极分化的中国观在两部法国电影中得到形象化的展现：1967年，法国新浪潮电影人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曾拍摄一部电影《中国方式》[12]，这是戈达尔的艺术手法与中国政治题材相结合的影片，讲述迷恋毛主义和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的5个法国年轻人的政治主张和理想。影片中并没有常规的情节发展，而是让每个人物轮流出场宣讲自己的观点，场景和人物语言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语汇：他们的住处到处都是红宝书，墙上挂着毛主席语录，收音机里传来北京的无线广播，他们正在召开“某某马列主义政党”的支部成立会议。最后，他们表示了对法国的绝望，要去北京寻找理想：“条条大路通北京”。另一位导演让•亚恩（Jean Yanne）则于1974年出品了一部名为《中国人攻占巴黎》的电影，以夸张戏谑的手法虚构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巴黎，并按照“中国方式”改变法国：老佛爷百货大楼成为解放军总指挥部，禁止饮酒，没收私家汽车，出租车被人力黄包车取代，把法国变成生产壁炉烟囱的工厂。虽然影片更多是把法国人的软弱无能和投机心理作为嘲讽和丑化对象，但是黄色面孔的中国人击溃雅利安人的冲击讽喻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在法国的影响。因此可见，对中国现实的接受和认同，或是对中国的讥诮和抵制，艺术作品中展现的这两种中国观都是对现实的反映。 1971年，《原样》杂志在一片论战的社会气氛中表达对中国问题的态度。这一年，他们的意大利人盟友玛丽娅-安托尼耶塔•马齐奥奇（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13]在巴黎出版了《论中国》[14]一书，热情赞扬中国是“社会主义天堂”，在信奉“毛主义”的法国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却受到法国共产党等左派团体的攻击。在这种环境中，“原样派”在1971年第47期杂志上发表宣言，积极表明支持玛丽娅-安托尼耶塔•马齐奥奇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场，批判了1968年“五月风暴”后法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与法国共产党决裂，由此高调开始了“热恋”中国的阶段。在此期间，《原样》杂志出版了3期中国专号。 1972年春季刊（第48∕49期合刊）中三分之二的篇幅以中国为主题。长篇导论《中国思想》虽没有署名，但是可能出自索莱尔斯或其妻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之手。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两部重要著作《中国文化》（1929）和《中国思想》（1931）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素材。同时，这篇导论不仅是从传统文化层面歌颂中国，其政治导向在于批驳法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无知或不解。该期杂志中的大多数文章仍然是以当时的中国社会为关注对象，对中国国内如火如荼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表示极大兴趣，如索莱尔斯的《革命中国的哲学斗争》等。另外，鲁迅被视作现代中国反叛精神的代表人物，《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两篇杂文也出现在该期杂志中。 1972年夏季刊（第50期）以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时间与东方人》作为开篇。《原样》杂志编委曾经在英国剑桥拜晤李约瑟并约稿，刊登这一标志性文章旨在向世人证明世界上最伟大的汉学家亦欣然为《原样》撰稿。该期其他文章涉及中国的文字、诗歌语言、哲学等。 在1974年秋季中国专号（第59期）中，“原样派”的中国之行成为重要专题。索莱尔斯描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克里斯蒂娃的文章则表达了对中国妇女的关注，杂志主编马塞蓝•普莱内（Marcelin Pleynet）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该期杂志以积极的基调来回应另一位旅行团成员弗朗索瓦•瓦尔 (François Wahl)质疑中国的态度，因为后者担心中国道路可能重蹈苏维埃模式覆辙，并在6月中旬的《世界报》上刊文，认为“中国没有乌托邦”。《原样》杂志指责他的“悲观论调”助长了“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必然走向失败”的思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期杂志发表了《原样》 除了中国专号之外，《原样》在这段时间刊载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章，散见于各期杂志中，比如第60期和61期杂志中依然可以读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报道，对于中国语言文字、中国教育状况的介绍，还有鲁迅研究等。 在充满矛盾和争议的环境中，《原样》杂志的中国之“恋”是不乏阻力的，它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往往不能得到理解。首先是与右派以及与法国共产党的矛盾。1974年的夏季刊重申了《原样》杂志的亲华主张：“反对中国的种族主义气味开始在西方飘散，这并不能使我们改变立场，（……）欧洲中心主义论重新开始用瘟疫般的空气毒化人们的精神，其中有右派和所谓左派，他们毫无意识地沆瀣一气。”[16] 对于“原样派”而言，中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性问题”，对于中国态度的不同便区分了革命与反动。其次，“原样派”与法国共产主义者联盟（UCF）等在“毛主义”旗帜下成立的政党也同样难以沟通。后者所热衷的是照搬一种政治模式，“原样派”的掌门人索莱尔斯却认为这种做法与当年推行斯大林模式没有本质区别。“原样派”知识分子毫无政治诉求，无意于在当时法国的政治棋盘上分得席位，也不打算按照法国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建议去“关闭编辑部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们关注的是中国本身，是中国那块土地上的古老文化和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有人认为，“原样派”对中国的“极权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持立场是“不可思议”和错误的，是没有辨清形势之为。到了1976年，法国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文革”基本结束，法国的右派依然政权稳固，左派政党和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或文化革命的意图已经失去有利的形势。于是，1976年第68期《原样》杂志如是总结了他们的态度：一、几年来《原样》如实介绍了中国状况，反驳了法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歪曲理解”，但是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件说明中国的社会运动的后果已经可以得到检验，值得深思，应该告别一切“神话”了。这样，《原样》以这篇简短的《关于“毛主义”》一文低调告别了“毛主义”。 回顾“原样派”的“中国思想阶段”，可以看出其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幻觉。他们把毛泽东视作杰出的革命领袖，认为中国道路是走出斯大林模式的借鉴，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民众对党进行的批判运动。参与“五月风暴”的法国青年学生同样把中国的“文革”当作造反有理的鲜活榜样，他们向往自由追求改变，因此对来自中国的运动话语心有共鸣，希望用诸于他们所投入的自由化运动中去；此外，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艺术家、记者也对社会主义中国不吝赞美之词。索莱尔斯有一句话简单明了地解释了他们所理解的“毛主义”：“我们是出于反叛思想而成为毛派”。[17] 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简化成一种反叛思想，那其实也是一种误读，是特定历史时期一群西方激进青年眼中的“毛主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拿来主义”也是基于“各取所需”的基础之上，他们对“毛主义”的热情和对“红宝书”、“大字报”等中国社会符号的解读是颇具主观性的，未必是真实的他者。 至今，仍有法国学者说，“《原样》从来没有承认他们的毛主义立场是错误的”，[18] 这未必过于苛责。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以极大的热忱遥观中国从古老文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变化，心中始终伴随着一种乌托邦的空想，虽有社会责任感却无政治力量带动社会的盲动，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况且，他们的关注和借鉴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体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从客观中立的角度来看也不无可取之处。 在进行了整体评述之后，我们将对“原样派”的核心人物索莱尔斯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罗兰•巴特的中国态度进行个别考察，以期把握他们各自的视角和目光。 二、索莱尔斯：《我为什么曾经亲近中国？》 1958年，22岁的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小说处女作《奇怪的孤独》[19]得到著名作家、左派文人阿拉贡（Louis Aragon）的赏识，进入文坛，至今共创作了20余部小说。相对于其挚友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或者其妻克里斯蒂娃，他在学术上没有构建任何成熟的体系；但是作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素以追求自由与新潮、善于捕捉时代风向而为人所知的索莱尔斯最为著名的事业便是创办了先锋杂志《原样》，它是各种理论思潮的驿站，为那些未来的大师们提供了思想交锋和交流的平台。 在“原样派”所有成员中，索莱尔斯是对中国兴趣最浓厚最持久的一位。1980年9月，在一次长篇访谈中，索莱尔斯全面陈述了他在60-70年代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在思想上、文学创作上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影响。这篇访谈后来以《我为什么曾经亲近中国？》为题得以发表。 索莱尔斯最初经由文字、诗歌和哲学而进入中国这一异质文化。他在访谈中特别提到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两个事件使他更加关注中国：一是美国诗人庞德的作品被当时《原样》杂志编委之一、诗人德尼•罗什(Denis Roche)翻译到法国，其中的中国文字和中国式意象都引起他的兴趣；二是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法国知识界引起反响[20]，帮助西方人认识了中国科学技术传统的价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西方中心主义。 首先，索莱尔斯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文字符号。他曾经习读两年汉语，略通中文。他认为汉字是一种在空间中延展的符号，很欣赏庞德在诗集中采用了汉字，认为他“是第一个让汉字出现在页面上、第一个在作品中令汉字与西方语言相映生辉的西方作家”（78）。很快，他自己在作品中也实践了这一做法，这就是一部颇能体现巴特所谓“文本实践”（la pratique textuelle）的实验性作品——《数》[21]（1966年）。此书毫无故事情节，而是以书写过程本身为主题，索莱尔斯甚至表示这部作品的宗旨就是为了阐述汉字的表意机制。全文分为100个标有数字序号的段落，各个段落在跳跃中转承相接，基本可以形成一个“回”字循环结构。比较特别的是，每一个段落末尾都使用了一个汉字或词语[22]，它们的意义散布在前文中。这正是索莱尔斯所希望的两种语言符码“互相参照”、“正负电极相接”(78)的效果。当然，对于普通的法国读者，这种文字嵌入所体现的唯有能指，其所指难免令人费解。1969年，德里达发表的《论散播》[23]一文正是以索莱尔斯的这部作品为分析文本，阐述了“散播”（la dissémination, 一译“播撒”）的概念，即语义的散发性和符号的不确定指向性。另一部作品《法》[24]更是在封面中心位置直接把汉字“法”印刷在法文书名单词（“Lois”）之下，索莱尔斯解释说这一个汉字既表示“法律”也表示“法国”，而他这种在封面上采用汉字的做法意在挑战一切秩序和窠臼。（104）后来，在索莱尔斯主编的《无限》（L’Infini）杂志（其前身为《原样》）的百期纪念刊封面上，赫然出现了汉字“百”与数字“100”相对应。在1967-68年期间，索莱尔斯认为汉语形象、直观的表达方式胜于西方语言繁冗的句法和修辞，他欣赏中国诗歌言简意赅的语言艺术，在70年代翻译过《满江红》等十来首毛泽东诗词，并在翻译过程中采取贴近汉语原文的译法，以弥补法语过于重视逻辑的句法。他本人在写作中也尝试采用取消标点和注重音律节奏的中国式写法，这在作品《天堂》[25]中得到集中体现，该书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索莱尔斯受到中国古文的启发，竟然移用中国的语言符码体系来进行了西方新文论的实践[26]，可谓古为今用。此外，中国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也格外引起索莱尔斯的兴趣。首先从能指上看，“那些关注文字和文字在空间中运作机制的人对大字报不可能无动于衷”；其次从所指上看，“这种疯狂的张贴式、宣告式、冲突式、互相攻击式的海报是一种非同一般的言语爆发之体验”（82）。因此，在“大字报”这种特定的社会符号中，索莱尔斯在汉字的传统功能之外读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它是一个“造反的中国（une Chine insurrectionnelle）”(80)的浓缩符号。其实，自从超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之后，确实有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曾经产生语言的革命与行动的革命可以同时进行的思想，他们似乎想从中国的“文革”中找到某种印证。当然，索莱尔斯后来也承认这是一种幻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原样派”的关注中心之一就是语言的机制和意义，而汉语恰好为索莱尔斯提供了一座他山之石。 索莱尔斯不是汉学家，中国并非他的学术研究对象，而是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参照出现，是另一种符号意指系统。60-70年代，在他的视阈中，中国呈现为两种图景，一个是“道家思想的中国”（ 在接触现实的中国之前，马伯乐（Maspero）和葛兰言等汉学家的著作带给索莱尔斯知识上的启蒙。关于中国哲学，他把儒家与道家完全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很多中国社会现象都可以以这一哲学斗争来解释。他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一套约束人的社会规范体系，对于向往自由、希望破除一切束缚的青年索莱尔斯而言，这自然不会是他的选择。他更崇尚的是道家思想，其中之一是性观念上的阴阳和合，这似乎已被转换为一个情色符号，在其著述中被多次提及，需知从性角度来理解事物可能在60年代法国性解放风潮之中和之后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话语；其二是“空”的概念，这里，他再次把中国古老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照，认为其中蕴含了他在自身文化中完全找不到的特质。1965年出版的作品《戏》[27]分为64个部分，有意应和《易经》之64卦象，被索莱尔斯本人认为是他“寻找最‘空’叙事的一次尝试”，是多年探索的成果，终于“在中国的象征体系中得到验证”（75）。不过，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索莱尔斯所感兴趣的似乎并不是“空”的辩证意义，而只是其概念本身。 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以索莱尔斯为代表的一些法国左派文人眼里呈现为一种“浪漫主义幻觉（une vision romantique）” (80)，他们兴奋地看到一个正在打破沉闷秩序的“造反的中国”。那时候，中国与苏联已经断交，而西方一部分左派人士正对苏联模式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秩序的挑战者，“毛主义”是对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破，相对于死气沉沉的苏联模式而言，中国道路表现出运动中的勃勃生机。1968-1975年期间，索莱尔斯对于文革中的中国充满了激情，他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第一次，中国发出了信号，昭示了它的存在”，中国把“革命的意愿向全世界进行了现场直播”(80-81)。激情欢呼的群众拥戴毛主席的景象格外打动索莱尔斯，他感觉到毛主席的手势、举止都体现了一种改天换地的行动力。这些中国的社会符号实际上迎合了一个充满斗志的西方青年的心理投射，索莱尔斯曾说，1968-69年间，他曾“梦想一件事情，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的群众集会上宣布中国人民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宣告马克思主义的解体”(81)。在索莱尔斯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具有一种“神话色彩”，它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语言与意识形态，掀起了一场“反资产阶级的革命”。他承认，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原样》在政治思想上受到的“毛主义”影响与学术思想上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同样多，二者的共同特质在于都是对现存秩序和体系的反叛。 文革结束之后，索莱尔斯对中国道路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需要回到更加理性的路线上，应该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这也说明他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从激情回归平和。此后，他对中国的关注并未减少，仍然发表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观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始终保持乐观态度。《原样》杂志于1983年更名为《无限》，并继续在1990年第30期、2005年第90期和2009年第107期分别以《再说中国》、《又说中国》、《续说中国》为题推出3期中国专刊，杂志的其他期号也发表了许多中国主题的文章。对此，索莱尔斯如此解释：《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如今，人们可以把这句话改为“中国的幽灵在西方徘徊”[28]；过去，徘徊的中国幽灵以臆想式毛主义革命的形式出现，如今它是以一个新的经济强国的面貌吸引世人。和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英雄所见略同，索莱尔斯认为中国提供了反思欧洲的参照，有必要“经由中国再回到欧洲”[29]。 三、 罗兰•巴特：《中国怎么样？》 罗兰•巴特之名在中国学术界传播已久，但是他关于中国的著述却鲜有人知。他虽不是“原样派”的核心成员，但是与索莱尔斯私交甚笃，早年在《原样》发表和出版了很多文章和作品。1974年，在玛丽娅-安托尼耶塔•马齐奥奇促成之下，《原样》杂志访华代表团得以成行，从 面对同一个中国社会文本，他们的解读方式却有不同。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和普莱内都在1974年第59期《原样》杂志中国专号（“在中国”）中发表了主题文章；克里斯蒂娃在1974年还出版了专著《中国妇女》[30]，并在1990年出版的小说《武士》[31]里为中国之行贡献了一章内容（第三章，第195-279页）；普莱内在1980年出版了访华日记《中国之行》[32]，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的自然风光、传统文化和百姓生活，这里不失秩序与祥和。而另一位旅行团成员弗朗索瓦•瓦尔则以《中国没有乌托邦》为题在《世界报》上连载4篇报道，表达了对中国现实的质疑。而巴特并未发表长篇大论，只是在回国20天后的《世界报》上登载了一篇《中国怎么样？》的文章，作为向舆论的交代。 巴特的文章以疑问句为标题，仿佛只是重复了别人对他提出的问题，而他本人并无意给予一个确切的答案。原因可能有二。其一，面对当时法国知识界意识形态上的二元论，巴特有意识地采取回避态度，这或者是因为他从学术方法论上希望避免非此即彼的教条主义，或者是因为处事策略上左右逢源，希望避免任何是非口舌：在中国问题上，巴特并不喜欢索莱尔斯的激进态度，但是他也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站在与老朋友对立的立场上评价中国。原因之二是巴特本人可能并没有在中国之行中破解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确实无法提供一个确切答案。 所以，巴特在这篇被他本人称为“应时之作”的《中国怎么样？》中只是简略而散漫地描述了他的中国印象，“微妙”、“平淡”、“平和”、“不着色彩”、“散淡”是不时出现的主题词。会场中的茶水是一种仪式化的点缀，着装的单一导致身体缺乏意指，毛主席的书法被以各种比例复制，文革话语被严格编码……巴特指出中国“能指稀少”，“仅有政治文本以供阅读”，他没有发现中国人身上表现出个人“风情”，却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政治斗争中发现了“一种相当程度的游戏色彩”[33]。 总之，这篇文章没有渲染激情，本身也是“微妙”、“平和”、“不着色彩”和“散淡”的，不过于轻描淡写中还是略微流露出中国的乏味和巴特的失落。正因为其平淡和中性，文章发表之时并没有招致激烈的批判，不过，无论是亲近中国还是批判中国的人都难免对其失望。1975年，该文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巴特撰写一篇简短后记，重申他的态度是反对既成规约，对于中国这个“棘手的客体”，他所力图“生产”的话语是“非肯定，非否定，非中性”的，他宁愿采取“不置可否的语气”，表达一种“沉默的愿望”，这是对现实的接受(assentiment)，而不是赞成或排斥。[34] 巴特生前只发表了《中国怎么样？》这唯一一篇集中论述现实中国的文章，与他访问日本之后所著《符号帝国》[35]相比，显得非常单薄。从简短而中庸的文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觉到他的无奈：对于中国，他真的无可言说吗？还是欲言又止？巴特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世人没有想到，2009年，巴特的一本中国旅行笔记浮出水面，在法国公开出版。[36] 根据该书的整理和注释者安娜•埃施伯格•皮埃罗（Anne Herschberg Pierrot）在编者序言中的介绍来看，巴特生前应当是准备出版这些日记的，因为他后来重读过自己的笔记，并建立了目录和主题索引。可惜，1980年他因车祸意外身亡，出版事宜可能因此而拖延至今。于是，35年之前的那篇“应时之作”犹如一片蜷曲的绿茶叶在时间的浸泡下渐渐舒展开来，呈现出一个更全面更充实的文本。 “他们期待着‘从中国返回’和‘从中国回来后进行修改’。难道他们不是尤其等我返回法国后进行修改吗？”[37]这是罗兰•巴特从巴黎出发时在笔记本上写下的第二句话，他深知此行极受关注，所以详尽地记录了中国旅行期间的日程，两本从法国带来的笔记本写满之后又补充了一个印有毛主席语录的中国笔记本，出版时全文共245页。 这本《中国行日记》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西安—北京的每一天行程和参访内容，从天气到所见所闻都落于笔端。《原样》代表团在各地参观了长城、天坛、中共一大会址、中山陵、龙门石窟等各地名胜，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旅行中更多的是社会考察内容，每一次会谈、访问、发言、交流都得到流水账式的记载。此外，这些多少具有私密性的日记也记录了巴特每天的身体情况，流露出他的性兴趣。从版式上看，该书可以分为正、副两个文本：正文本是客观的记录和描述，有的是直接引述，有的是转述；副文本穿插其间，补充一些详细的描写以及即时抒发的感慨或议论，以方括号标记出来以示区别。例如，“[斟茶的女孩，面颊红润、农民装束、态度平和、牙齿白净、扎着辫子，在旁侍候。]”（15），或“[嚯，风在楼梯口和楼道里吹着！倒霉的天气！我都冻僵了。]”，“[我遗憾地离开那两位非常帅气的小伙子，他们的手柔软和温润。]”（131-132）巴特偶尔也会在文字旁边俏皮地勾画一些小插图。 与《中国怎么样？》里语焉不详的文字相比，巴特在日记里的表达更加详细和富于感情色彩。外壳上印有各种图案的热水瓶、一个小学女教师手中的电喇叭、在任何场合都会出现的茶水，对于巴特来说都是标志式物件。他有时会喜欢火车旅行中所见田野风光，因为这让人想起法国或荷兰的乡村；梧桐树下的南京街道让他感觉到法国风情；他欣赏毛主席遒劲有力的书法；中国美食对他有一定吸引力，相比于淡而无味的绿茶，他似乎更喜欢略带黄色的茉莉花茶。 在前往中国时，《原样》代表团每个人脑子里都装满了各种问题，希望对一个辽阔、古老而又正在经历社会变迁的东方国度探求究竟，中国人的社会运动、家庭、道德、性、女性状况以及语言学、哲学等人文科学的发展状况，这些都令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好奇。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