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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化的碰撞与协商： 解读威廉·燕卜荪“中国作品”中的文化、身份和种族问题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一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是英国著名批评家、诗人，他的著作《复义七型》已经成为英美文学批评的经典。然而，他对中国学术界有一层特殊意义，那就是他曾经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讲过学，讲授的课程有“现代英国诗歌”和“莎士比亚”。燕卜荪的著作，除了《复义七型》以外，还有《田园诗的若干类型》、《弥尔顿的上帝》、《复杂词的结构》和《诗歌全集》，在西方学术界受到高度重视。 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弟子包括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扬周翰、赵瑞蕻、许渊冲、穆旦、杜运燮、郑敏、杨苡、袁可嘉等；他们关于当年的回忆录，或多或少地都谈过与燕卜荪交往的经历。 燕卜荪的弟子后来都成为中国外语界的大师，在外语教育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巨大影响。能够培养出其中一位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而培养出这一批人实属罕见，因此燕卜荪已经成为一个教育传奇。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传奇仍然在学界被书写。邓中良在《燕卜荪与中国》中称燕卜荪具有“乐于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沦陷的中国同生死共患难，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华读书报》 这些传奇的书写，为我们了解燕卜荪提供了诸多信息，但它们是燕卜荪弟子建构的燕卜荪，其内容多是趣闻轶事。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亟待我们去弄清楚。比如燕卜荪在他的著作中关于中国做过怎样的记录呢？他怎样看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呢？他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感受如何呢？换句话说，我要写的是燕卜荪自己建构的燕卜荪。我的资料主要是来源于燕卜荪的在中国时期创作的诗歌、小说、批评论文等，辅以他在中国撰写的日记、书信、旅行笔记等等。我的关注点不是“教育传奇”，而是文化和身份问题，包括燕卜荪的英国人身份，以及他与中国的关系，他对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我的目标是：从内部认识燕卜荪，以期获得更全面的认识，展示另一个燕卜荪。 二 《南岳之秋》（Autumn on Nan-Yueh）是燕卜荪在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工作期间创作的一首诗，也是他在中国期间写下的最重要的一首诗。长沙临时大学的文学院没有设在长沙，而是设在在衡山脚下的南岳，因此诗歌取名为《南岳之秋》，它记录了燕卜荪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和感想。（Collected Poems 72-80）他的学生 诗歌中重复使用了一个词fly，以及它的名词形式flight。这个词有双重含义，一是飞行，二是逃亡。燕卜荪的确是乘坐飞机从香港到长沙，但是临时大学的南迁是一种流亡，这是燕卜荪对fly一词的多义含混现象的玩味和思考。诗歌开篇引用了叶芝的《月亮的盈亏》一诗：“灵魂记起它的寂寞，/ 在许多摇篮里战栗……/ 相继是军人，忠实的妻子，/ 摇篮里的摇篮，都是在逃亡”。（Yeats 83）在诗中，叶芝通过阿亨和罗伯兹的对话，将月亮圆缺的二十八个阶段与不同的人格相联系，认为灵魂在成为肉身之前，是在不同摇篮之间游荡，寻找最适合的人格，以实现一个“梦想”，但每一次放弃都是一种逃亡。 的确，“逃亡”是该诗的一个重要主题，燕卜荪自己从英国到中国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逃亡，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的自我辩护。“我感到我逃脱了那些小人物，他们稳坐在台上而在小事上扯皮”。在来到中国之前，燕卜荪因被发现在宿舍存放避孕套而遭到剑桥大学的开除，遭受了一种人格的奇耻大辱，因在英国找工作困难而谋求海外教职。艾略特曾经介绍他去埃及教书，但未能成行。后来他在日本教学3年，最终经他的导师瑞恰兹的介绍，在1937年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成为北大的一名外教。可以说，他逃避的是英国的那种陈旧的教育体制、道德的窠臼和宗教的陈规，逃避的是一种阻碍个性发展的惰性。 由于诗歌记录燕卜荪在南岳的经历，因此反映了临时大学的教学和生活。“这间宿舍四张床，/ 现住两位同事”。在南岳，燕卜荪与哲学家金岳霖同住一间宿舍，冬天非常寒冷，他穿着中国棉衣，但仍然有患感冒的危险。文学院的教学活动安排在南岳的圣经学院的旧址，没有图书，没有教材。“课堂上所讲的一切题目的内容 / 都埋在丢弃在北方的图书馆里”。因此只有凭记忆教学，把文学作品打印出来，发给学生阅读。因此燕卜荪给学生留下的记忆是，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回忆起的文本也许并不准确，但是“版本的不同不妨讨论，/ 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王佐良说，诗歌中“整个情调是愉快的”，虽然也有“幽默、疑问和自我嘲讽”。（《王佐良文集》207） 燕卜荪感到，教授诗歌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但他又努力避免让学生飞得过高，飞得过远。既要使他们在诗歌的想象中翱翔，又要让他们努力“停留在原地不变”。他喜欢喝普通的啤酒和中国的“虎骨酒”，有时还与学生们开怀畅饮。他说，这些都可以让人飞翔，像女巫骑着扫帚在天空游荡，然而只有诗歌能够让人坐上“太阳神的车”。他认为文学可以逃避现实，但是不应该逃避现实。在抗日战争期间，残酷的现实无法逃避：南岳有中国军队的训练营，有高官到访（包括蒋介石），因此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有一次炸死了二百条人命，全在一座楼里，全是吃喜酒的宾客，一个冤魂也不剩”。 在《南岳之秋》中，燕卜荪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诗不该逃避政治，/ 否则一切都变成荒唐”。他在课堂上教授叶芝的诗歌，而叶芝为他提供了一个文学与政治互动的例子。在爱尔兰文艺复兴和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叶芝也对现实产生过失望，对暴力事件感到厌倦，也有过逃避现实的想法，但是面对流血和牺牲，他感到无法置身事外，他的诗歌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燕卜荪拒绝那种具有煽动性的诗歌，“那种革命气概的蹦跳，/ 一阵叫喊，马上就要同伙 / 来一个静坐的文学罢工”。这样的风格最终只能成为一种“瞎扯”，像学生的作业，不会有什么价值。 燕卜荪对文学与政治的思考未必能立即有什么结论，但是他在中国的亲眼所见对他的思考是一个回应。“人群”和“鼓声”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寻求改变的革命运动。他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并不是这些运动的根本原因，真正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理论。虽然“经济学是圣贤，/ 他们有讲坛、有眼光”，但是也许他们要花“二十年光阴，/ 去把那妖怪成长的线索寻找”，最终还不一定能找到“十字真言”。燕卜荪将政治运动视为“妖怪”，将革命视为“借口、后果、标语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的改良主义的保守立场。 有人可能会质问燕卜荪，既然如此消极，那么来中国干什么呢？这与“蹲在英国喝啤酒没有两样”？他的回答是“身处现场”比受到那些“新闻”、“官腔”、“陷阱”的欺骗要好得多。作为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并不想“招摇”，并不想成为战斗英雄，但他“想去那些发生大事的城镇”。他辩解说，他不是“废物”，来这里也不是为了“替代”那些缺席的人，他“呆在战场全为了哼出歌声”。他感到，中国正在经受考验，仿佛是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他想要弄清的是“钉在十字架上，是否古时不比当今？”诗歌没有写完，思考没有完结，而迁徙又要开始，诗歌以再次踏上逃亡之路而结束。 三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