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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日本有关“文学”及“中国文学史”观念的考辩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赵 苗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的学术产物，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兴盛于20世纪初期的日本，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论述了日本20世纪初有关“文学”及“中国文学史”观念的诞生与衍变，并探讨了20世纪初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产生的缘由、日本近代中国学科的建立与中国文学史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日本 文学 中国文学史 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1]其实，鲁迅所说的“自来无史”并不局限于小说领域，“自来无史”之“史”当指有别于中国传统国学、作为近代学科体系而言的学术史。而“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文学史”，则是指1880年俄罗斯人（V.P.Vasiliev）瓦里西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901年英国人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中国文学史》、1882年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1897年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1897年到1904年藤田丰八、田冈捉代治、白河次郎、大町芳卫、笹川种郎五人合撰的《支那文学大纲》16卷、 1898年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1903年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等，以上这些中国文学史著作均早于中国本土文学史问世。 由于近代日本在引入西学方面较中国先行一步，因此晚清借鉴西学主要通过日本，中国早期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几乎无一例外是以日本为范本进行写作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与当时日本较为成熟的中国文学史写作模式有关，一方面与清末颁布的一系列教育章程有关。如1898年光绪帝下诏批准了由梁启超起草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其中特别提到“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今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1902年张百熙主持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也提到“今略仿日本制，定为大纲”。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实施近代教育体制，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将“文学科”分为九门，其中“文学科大学”中设置有“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有“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在“历代文章流别”中特别提示教员“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2]在此影响之下，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与东吴大学的黄人各自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其所著《中国文学史》中开卷便称“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黄人的文学史观主要借鉴日本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东京博文馆1896年出版），其中有关文学定义的来源，黄人在书中作了解释，在第四编“分论”的第一章第一节集中体现其新的文学观念系取自日本太田善男《文学概论》之解说。[3]此后出现的谢无量、葛尊礼、顾实、曾毅、童行白、康碧成等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无论在编写体例、文学史分期还是文学史观上都或多或少受到日本的影响。 上述事实表明，对于中国本土文学史的研究不可避免的要涉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刊行的中国文学史。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篇》），如果从学术反思的角度来看，对早期日本刊行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其实就是一个“之所以然”的过程。基于同样的道理，陈平原论述到：“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如果要对中国文学史加以“考镜源流”，那么20世纪前半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对日本刊行的中国文学史的吸纳、本土化与转化的过程。 二 在开始对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的中国文学史进行研究之前，首先要厘清的是日本近代有关“文学”与“文学史”的定义。由于日本传统文化主要来源于中国，因此若要考察历史上“文学”一词的渊源，首先要从中国古语中的“文学”谈起。中国传统的“文学”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在《论语·先进》第十一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中的“文学”是指文章博学，为孔门四科之一。此后历代有关“文学”的含义不断演变，至汉代“文学”一词的意义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十一月诏书中有：“选豪俊，讲文学。”其中的“文学”，是指文献经典，也泛指文才或文艺作品。《魏书·郑义传》中也提到“而义第六，文学为优。”《魏书》中的“文学”是指有文采的作品。至唐宋时期出现的古文运动进一步提出 “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观点，倡导忽略文学的“言辞”与“文采”，而以“载道”与“明道”为文学的首要任务，此时“文学”的含义再度回归到“文章”与“博学”的层面上，由于将“文章”、“博学”合为一谈，唐宋时期的“文学”因此成为一切学术的总称。从唐宋起至清代，“文学”一词的含义逐步确定下来，基本上囊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文章博学，二是指文献经典。 日本传统意义上有关“文学”的含义与中国大致相同，同样涵盖了儒学以及“文章”之学的意思。据日本《广辞苑》的解释，日本“文学”一词有三种含义。第一是指学问、学艺，是有关诗文的一切学术的总称。第二是（literature），即借助想象力，以语言为载体，表现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的艺术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物语、戏曲、评论、随笔等。第三是律令规定享有官给的家庭教师。第四是江户时代诸藩的儒官称呼。[4]其中第一种解释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最为接近，一言以蔽之，日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指一切学术的总称。在江户时代，日本认为学问主要就是指儒学，儒学在江户时代被尊为一统天下的官学，因此江户时代“文学”往往是儒学的代名词。到了明治初期，日本仍然认为“文学之本在明道义”、“文学之用在辅政教”，很显然此时的“文学”具有学问、学术之意。《广辞苑》的第二种解释，来源于英语的“literature”，是源自西方的近代学术意义上的纯文学。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大量引入西学，“Literature”亦随之传入日本。在18世纪的英国，“literature”的概念意味着被赋予价值的全部作品：诗、以及哲学、历史、随笔和书信。近代意义上的“literature”直到19世纪才在英国真正出现，其范畴远比中国和日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含义狭窄，仅指所谓“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5]有趣的是，近代以来有关“literature”的定义，在其发源地英国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从宽泛到狭窄的过程，即由“泛文学”到“纯文学”的转变。 在1890年出版的第一部《日本文学史》中，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对“文学”所下的定义是：“文学乃指以某一问题巧妙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想像者，兼具实用与快乐之目的，并传授大多数人大体上知识者。”[6]在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看来，“文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文体，亦不拘泥于其内容是否在讲述“圣人之道”或者对“政教”有所助益，只要有是表达人的情感、思想、想像者都可以称为“文学”，甚至还可具有“实用与快乐”的目的，这种对于“文学”目的的解释已经比较贴近“Literature”的概念。平冈敏夫认为，尽管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等已经接受了西洋的“Literature”，并自觉的将文学史创作向西洋文学的范畴靠拢，但是日本早期的文学史家并未清楚“Literature”即“文学”的真正定义，日本早期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体现出对于变幻不定的文学观念定位的摸索。平冈敏夫说：“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10月有芳贺矢一、立花铣三郎编写的《国文学读本》、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4月有关根正直《小说史稿》、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5月有上田万年编写的《国文学》（卷一）、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11月有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的《日本文学史》。从明治二十三年这一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来看，几乎都存在对于文学史观的讨论，之所以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史著作和对于文学史定义的讨论，是因为当时有关‘文学’的观念摇摆不定，在对于‘文学’论争活跃的时期，文学史编写的出发点是为了确立各自对于文学的定位。”[7]铃木贞美也认为自从“literature”被翻译成“文学”以来，有关“文学”始终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 因为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 “文学”未必单纯意味着“语言艺术”，在英语“literature”一词中, 并无指称全部语言艺术作品之意义。[8]事实表明，19世纪末“文学”一词虽然作为“literature”的译词在日本被正式确立下来，但是日本对于近代意义上“文学”的概念在相当长时期内模糊和不确定。这是由于尽管19世纪末日本从西方引入了“Literature”的概念，不过对于新的文学观念却需要一个消化、吸收、转变的过程。 日本最早将“literature” 译为“文学”一词的是出生于日本津和野藩（今岛根县西南部）的藩医家中的西周，他在翻译《百学连环》（1871）时首次将“literature ”译成“文学”一词。[9]日本明治八年（1875） 日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具有“一切学术”之意，受此传统文学观的影响，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往往与其它学术纠缠不清。同时由于日本自古以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因此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创作只能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养料，以传统的目录学、文苑传为参照建构文学史框架。由于传统文学的范畴可以指一切学术，于是文学史家便将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这从日本早期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也可以明显感受到。作为日本第一部中国文学史，1882年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在内容上逸出了古文学的范围，基本上以经学和诸子为主。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分七篇，即周官（《周礼》）、管子、老子、孔门诸书、晏子、杨朱墨翟、列子。下卷分十篇，即孟子、商子（商鞅）、公孙龙子、庄子、孙吴兵法、苏秦张仪、屈原宋玉、荀子、申韩、吕氏春秋 、竹书纪年、 左传、 国语，基本上以中国上古儒学家、文学家为贯穿的线索。1897年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自原始时代的文学直至清朝文学，虽然分期更为合理，资料也更加翔实，却仍未完全脱离中国传统学术的苑囿。书中仍然出现了“古代文字”、“篆隶的变迁”、“造字的基础”等属于文字学的内容，像“诏敕”、“上书”、“书牍体的文章”等都逸出了文学的范畴。1903年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由日本同文社出版，首次真正以接近西方“纯文学”的观念来阐述中国文学。久保天随开篇便严厉批评了在此之前日本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他说：“在此之前虽然出现了两三部号称中国文学史的作品，无非是见识浅薄学者之作，其价值根本不值一提。著者甚至根本不明白文学与文学史为何物，所著无非是文学家小传及书目的解题。”久保天随随后谈到对于文学的理解：“所有的艺术，以形式与内容的调谐为最上乘。文学史的研究不能对此二者有轻重之别。由于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时代印记与个人品性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时需将两者加以区别。”[11]在随后的明治三十七年一月的《太阳》杂志第10卷第1号，刊载了大町桂月的《评天随的<支那文学史>》一文，该文对于久保天随的论点持完全认同的态度，大町桂月在文中称“迄今为止日本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有十几人，然其皆不明白文学为何物，文学史又为何物。其将历史学家、文章家、古典学者或者语言学者认为是文学家，将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哲学相混同。所谓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无非是作者传记加之著书摘要的罗列。不追问思想，只诠索形式，只记录文学发展变迁的轨迹，却忽视文学内在的生命价值，完全是机械的罗列作品。因此若要撰写中国文学史，首先要清楚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史’。”[12]由此可见，在日本出现中国文学史的初期，便出现了对于“文学”与“文学史”的论争。以久保天随、大町桂月为代表的文学史观已经明显的具有近代学术意义，其根据西方近代意义上文学的概念，指谪当时的日本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误将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哲学相混同，阐明了日本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所在。尽管久保天随、大町桂月对于文学概念的界定已经接近代学术的层面，然而在新旧观念交替的年代，文学的观念仍然是变动的不确定的，日本后来的学者并没有承袭这种文学史观，而是再度退回到传统的文学史观。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出版后六年，1909年儿岛献吉郎的《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篇》论述了自原始时代直至六朝的文学，其中分专门章节论述老子、孔子、杨朱墨翟、孟子、庄周、荀卿、韩非，《论语》、《礼记》、《孝经》、《大学》、《春秋三传》、《国语》等占据了相当的篇幅。1912年出版的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中仍然有文学与文字、文学与学校、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儒教、佛教、道教的关系等内容。 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中，日本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观经历了长期的混沌与迷茫，直至19世纪30年代才逐步完成由传统“文学”向西方近代“文学”的转型。和田英信称：“当时、从明治二十年代开始至三十年代，在中国学研究领域开始重新探寻中国学的意义，将中国文学作为历史学的考察对象赋予新的意识。同时与文学观念的摸索相呼应，何为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一时间中国文学史的书籍集中出现的原因。”[13]在中国文学史诞生之初，不仅是日本的汉学家对于“文学”与“文学史”的界定模糊，放眼世界，俄罗斯的瓦里西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和英国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同样没有跳出传统国学的疆域。1880年俄罗斯人（V.P.Vasiliev）瓦里西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由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瓦里西耶夫重视传统儒学，在他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不仅介绍诗歌、小说、戏剧等“美文学”，而且以儒学为线索，全面系统地评价诗经、论语、诸子百家等，他将《史记》、《资治通鉴》、《说文解字》、《齐民要术》等统统纳入文学史的范畴。在瓦里西耶夫看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的基础是儒学，因此不能把文学史局限在长诗、小说、戏剧这样狭小的范围之内。”[14]从中可以看出，瓦里西耶夫的文学观距离近代意义上“文学”的理解还是有差距的。英国人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中国文学史》于1901年出版，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内容同样十分庞杂，在这部书中既有《五经》、《四书》、先秦诸子，也有先秦诗歌以及《道德经》。既有对诗歌、散文的介绍，也有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此外设专节介绍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辞书编撰以及《洗冤录》一书。[15]翟理斯这部庞杂的《中国文学史》为学术史更为贴切，郑振铎在《评Giles 的中国文学史》中曾说，“Giles 此书实毫无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这说明在19世纪末，尽管“文学史”的概念已经诞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大学确立，但是在最初的文学史创作还只能是处于摸索的过程。早期的文学史研究距离传统学术更近，受传统治学方式的支配更大，新兴文学观念与传统开始渗透却未融合。 “文学”作为“Literature”的日文译名于1904年前后传入中国。作为日本外来语的“文学”虽与中国固有的“文学”同文同字，但是其含义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天壤之别。鲁迅在《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１９３４）中指出，“古人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是他们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16]对于长久以来习惯于治小学、经学的中国传统学者来说，新近引入的作为外来语的“文学”令他们深感迷茫与困惑。但是对于早期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不分家的现象，不能全部归于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学术对于“文学”理解的分歧而致，20世纪初日本刊行的中国文学史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胡怀琛、胡云翼、郑振铎、张长弓等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胡云翼十分激烈的批评：“在最初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为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主治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列在文学史里面。”以上现象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普遍存在，但问题的根源是，“文学史”最初并非产生于中国的本土，他不是从传统学术体系中直接衍生出来，而是20世纪初从日本间接引入的一个西方概念，并直接受到当时日本刊行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范式的影响。周作人在30年代曾说，以日本文本为依据，自古城贞吉久保得二以下不胜指曲。朱自清在40年代也谈到，“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见解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指导小说剧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17]这种观点一直延续至今，当代香港学者陈国球认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仿日本之《中国文学史》流为一种时尚之风。并且由于当时中国学界对于日本的标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这种标榜并非仅限于文学史界而是涉及各个领域，晚清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借鉴西学均取道日本。”[18]既然20世纪初对日文著述的借鉴成为一种时代的风气与时尚，“欧和文化，灌输脑界”成为中国早期文学史写作的主要途径，那么日本的文学史观与撰写体例必然成为中国本土文学史的样本，也必然对中国的文学史观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 “文学史”最初是欧洲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人文学科空前活跃的时期，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新的学科层出不穷，各种流派此起彼伏，不同学科之间彼此交织相互渗透。由于西方近代史学学科的迅速发展，在此影响之下开始出现了各个文化领域的通史，各国开始纷纷编写本国的国别文学史。尽管19世纪各种理论思潮纷繁复杂，但是对于构建文学史理论最为直接的理论依据则是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进化论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崇尚科学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在一定程度上使出现于40年代的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开始流行起来。孔德在《实证哲学教学教程》中指出，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入了科学阶段，即实证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精神不在追求超越经验现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只是把推理和观察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实证”把握“确实”的事实，以便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19]1864年，法国人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根据达尔文、斯宾赛等人的生物与社会进化观点，把种族、环境、时代作为文学艺术发展的三种基本动因，并以孔德的实证主义进化论作为文学史观撰写了一部《英国文学史》。泰纳的这部（Hippolyte Adolphe Taine）《英国文学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问世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誉为“欧洲文学史方面的扛鼎之作”。受泰纳《英国文学史》的启示，欧洲各国纷纷开始编写本国的文学史，作为前所未有的近代学术研究方法，“文学史”于19世纪末开始在世界范围正式登场。 泰纳的《英国文学史》也波及到日本，1890年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编写了第一部《日本文学史》，该书的序言中列举了西欧文学史家的名字，其中就特别提到了“Hippolyte Adolphe Taine”（泰纳），言明他们受到泰纳的启发而萌发了撰写《日本文学史》的想法。市村瓒次郎在1912年也谈到：“‘近时’传入的翟理斯（Giles）之《支那文学史》，其‘声价’远不及往时已传入的泰纳之《大英文学史》，是因为法国人学英语易，从而能得其文学之味，而英国人了解中国文学难，从而难究其蕴奥”。 文学史作为一种著述体例和学科体系、或者说是大学里的一门课程，这些都只是一种现象，文学史诞生之初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其所承载的民族与国家的观念。十八世纪后半，欧洲各民族逐渐结束各地豪族及王亲国戚等群雄割据的时代，逐渐开始形成近代国家， 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各国掀起一股强劲的民族风潮，民族精神与国民文化开始走向自觉。至十九世纪，在史学、语言学的推波助澜之下，各国开始对其本国文学的发展史加以研究，于是国别文学史相继诞生。日本之于欧洲，对民族与国家的观念更为强烈，综观日本早期的文学史，可以感受到这种对于“文学史”所赋予的国家与民族的情绪。日本之所以在短时期内涌现如此众多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回顾与追溯，是为满足日本近代“国民精神”的需要而提供的学术性产品。很多日本学者发表过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看法。在《支那古文学史略》的序中，河田熙强调汉学的重要性，认为汉学是日本文化的鼻祖，有志于研究学问者必须要钻研汉学，河田熙说“况汉土之学，实本邦文物之祖。苟志于学问者，固不可不讲究其书也。”[20]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序言中也谈到：“盖本邦文学，半属汉文，而汉文之渊源支那，固不俟言也。”、“故不知支那文学者，未可共语本邦文学也。”[21]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中称，“中国文学对日本人的性情志气影响之大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文学传到日本以后，日本民众与之朝夕接触，在漫长的岁月中接受它的影响。”[22]由此看来，近代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学，是对日本自身传统文化的回顾与追溯。日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还体现出中日两国文学审美传统的不同，一般在日本文学中几乎听不到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呼声，日本文学强调唯美，强调感情上纤细的体验，在日本文学中很少看到有社会冲突，中国文人以关心时政、反映民生疾苦为己任的现实主义传统，不是日本作家追求的对象。中国文学有三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却不过一百多年。由于传统价值取向与审美对文学史创作、对作家作品的取舍评价均有所影响，因此中日两国的中国文学史彰显出不同的文学风格。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岳麓书社，2010，页1 [2]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页120 [3] 陈广宏，《黄人的文学观念与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4] [日]新村出，《广辞苑》，日本岩波书店出版，昭和五十八年，页2141，笔者译 [5] 参阅〔英〕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16 [6] [日]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日本文学史》，日本：金港堂，1890，页2，笔者译 [7] [日]平冈敏夫，《明治大正文学史集成》解题.解说，见川和康三《中国的文学史观》，创文社，页161，笔者译 [8] [日]铃木贞美，《“文学”概念论》，《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02期，页154 [9] 参阅陈明姿，《日本文学史的建立》，台湾大学日语系讲稿，2010 [10] [日] 铃木修次，《“文学”译语的产生与日中文学》，《中国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86，页1，笔者译 [11] [日]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日本人文社，1903，页2 [12] [日]大町桂月，《评天随的<支那文学史>》，《太阳》杂志第10卷第1号，明治37年1月，笔者译 [13] [日]和田英信，《明治期间刊行的中国文学史》，见川和康三《中国的文学史观》，创文社，页161，笔者译 [14] 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文史知识》，2003年第1期 [15] 李倩，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3期 [16] 鲁迅，《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陕西人民出版社翻印，2010，页7 [17]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附录，朱佩弦先生序，页722 [18] 陈国球，“国文讲义”与“文学史”之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页183 [19] 参阅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页268 [20][日]末松谦诚《支那古文学略史》，日本丸山书店，1882，页1 [21] [日]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日本富山房，1897，页2 [22][日]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史》，日本共立社，1929，页3，笔者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