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中国形象成因的复杂性初探 ——以17、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为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叶向阳 从17、18世纪旅华英国人所塑中国形象来看，其情况是复杂的。在从1637年英国威德尔商船队首次进入珠江到1793-1794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一百六十余年的时间内，至少出现了三种类型的中国形象：有贝尔对中国几乎所有方面的赞美；有安逊和巴罗对中国几乎全盘的否定和抨击；但更多的是像芒迪、钱伯斯、诺伯尔、马戛尔尼等人那样对中国亦褒亦贬，进行较客观理性的呈现和分析。而且每一种形象，均会有人注意到不同的侧面和层次，由此引出各自不同的评价与态度。就中国形象褒贬的此消彼长来看，这个过程远不是呈直线式的大起大落，而是蜿蜒曲折地发展着，就像一条大河，既有较平稳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有遇到崇山峻岭时的盘旋迂回，甚至分离出许多支流。这涉及到中国形象成因的复杂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下面，我们将以本阶段20部英国旅华游记为例，对影响中国形象建构或中国观形成的诸多因素做初步探讨。 一、 语言障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与自明清之际以来旅华的耶稣会士穿汉服、习汉语形成反差的是，这些英国旅行者无一例外都不懂汉语，或者说他们都无法用所到地域的语言与当地人或媒介进行有效的交流，而不懂汉语对于了解中国的巨大障碍，18世纪中后期旅华的英国人诺伯尔、马戛尔尼、丁威迪已有较深切体会。 诺伯尔说：“唉，由于不懂汉语，关于所见之物，从他们那里我只能获得非常少的信息。”[1]马戛尔尼说：“我知道我不可能不犯错误，因为我不懂这种语言……”[2]丁威迪更是深深为自己不懂汉语而遗憾，他说：“在一个美丽的国家里旅行，我们看到了宝塔、运河、制造业城市，但令人深感羞愧的是，没有办法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无法与当地人交谈的地方，我们能采集到关于那个国家科技方面的信息吗？……我们即将回国。人们会问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有一个回答：我们不能与人交谈。”[3]显然，旅华英国人对语言障碍的认识是越来越强烈了，到了丁威迪，他都觉得自己羞愧难当，不能交差了。 昂纳（Hugh Honour, 1927-）在其《中国风尚：契丹幻象》（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1961）里谈到游记的特色时说：“……我们必须先谈一谈旅行记——有些真实、有些半真半假，还有许多纯属虚构……”[4]那么，普遍不懂汉语却到中华大地上或多或少地走过一趟的英国旅华游记作者，其所记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是否比起普遍研习汉语汉籍的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的相关著作离事实要更远？不懂汉语的英国人是否会因缺乏语言的亲和力而对中国的看法更加负面或者说有更深的误解与偏见？据笔者初步判断，如果不计因政治立场或宗教观点产生的“主观性”偏见，懂汉语确实能让作者建构更加全面而公允的中国形象，因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仅以 “聋子”旁观者的视野是难以洞察到其更深层面的内容的，这些必须要借助于直接的交流与阅读才能达到。然而，在此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把判断简单化，毕竟影响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或者说中国观形成的因素繁多，而且，即便这些英国人懂汉语，在那个时代他们作为商人与外交人员也绝少能有机会与当地人进行直接的交流。 二、 旅行地域 从旅行的地域来看，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仅有贝尔一人从中国北方陆路进入到北京，其余十二位作者全部从海路抵达澳门、广州、厦门或台湾东面岛屿，其中广州为绝大多数作者的逗留地。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的考察从地域上来看具有更全面的优势。他们自海路途径澳门、舟山直抵天津的大沽口，再水、陆路兼程转往北京、承德。返程沿大运河南下杭州，然后巴罗、安德逊、霍姆斯、丁威迪等人从杭州直接前往宁波的定海登船赴广州，马戛尔尼、斯当东等人则继续陆路、水路兼程南下广州，略作停留后经澳门回国。也就是说，中国最富庶以及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地域基本上让这个英国使团一行人一览无余了。 （一） 问题的提出 早期来华的英国人，他们在中国的足迹一般都未出过广州（有些甚至连广州城内都未进入）或者厦门（仅有汉密尔顿一例，他在返回途中也去过广州），但他们都倾向于以其非常有限的广州或厦门经历来判断整个中国的状况。芒迪、汉密尔顿是这样，安逊、钱伯斯、诺伯尔也不例外。 在18世纪，关于广州能否代表整个中国，也就是说是否可以根据对广州一地的观察来做出对整个中国的判断，旅华英国游记作者的意见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钱伯斯显然属于肯定派，认为广州具有典型意义，足以说明问题，而肯定派看来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有更大的声势。他指出：“也许有人会反对说，一个海港郊区不能提供合适的途径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品位。然而，若我们考虑广州是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许多方面在中国都是第一流的，那么这种指责就会失去其分量。”[5]安逊游记里也有类似的说法:“虽然也许有人会说仅基于在帝国一角的广州所做的观察，就得出普遍性的结论，那是非常不完美的。但是，因为那些有机会深入中国内地的人显然被一些荒谬的先入之见所左右，而且还因为 在18世纪末来华的英国人米勒斯则属于否定派。他曾告诫读者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若仅以珠江边上居民的习气来概括中国人总体的性格，那将会对他们极为不公。他认为，一个贸易港口仅给西方人提供接触海关官员、经纪人、小商人的机会，旅行者没有资格就此判断整个民族。[7]对中国态度非常严厉的巴罗也对此表态。他说我们若仅靠安逊勋爵在广州港的经历就对中国人的总体性格做出结论，就不啻为一个外国人在（英国的）法尔茅斯（Falmouth）、基利贝格斯（Killybeggs）和阿伯丁（Aberdeen）走一趟就要对英国人的特性大加评价那样冒昧而不公。[8]半个世纪后他们的同胞霍尔（Basil Hall, 1788-1844）与他遥相呼应，并指出，根据在广州获取的证据来判断中国人就像用来自罗瑟希斯（Rotherhithe）和沃平（Wapping）两地的信息来估计英国人的特性一样。[9] 那么，英国旅行者在中国的地域差异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或中国观的形成呢？若果真如此，那么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影响呢？ （二） 文本印证了地域产生的差异 从旅华英国人对中国人的特性及中国官员的评价来看，仅在广州做过逗留的作者与曾访问过北京等地的作者是不太一样的。一般前者的观察面较窄，态度要更加严厉与苛刻；而后者的观察面较宽，评价更加温和、看法也更加多元。 即使抛开著名的安逊游记不说，在18世纪对中国态度相对较为温和的诺伯尔也历数了中国人性格里的大量缺陷：自大、粗鲁、缺乏善心、报复心强、惯于乞讨、偷盗、抢劫、敲诈勒索、欺诈造假等。他还总结说，“中国人仅在欺骗艺术方面领先于欧洲人”。[10]关于中国官员，诺伯尔观察到大官员出行派头十足、非常高傲、受贿成风。至于那些海关官员，若不经常得到一些好处，就会不时地刁难外国商人，而地方官员都是通过欺骗和敲诈勒索来聚敛财富的。[11] 早若干年来广州的钱伯斯也非常遗憾地指出：“……（中国）民众对外国人来说非常爱惹事生非，他们向我们扔石块，并做出其他侮辱性的行为。”[12] 然而，1719-1720年随俄国使团访问北京的贝尔对中国人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他赞扬他们好客、友好、彬彬有礼 、有很强的好奇心、有孝心；还说他们心灵手巧、从容不迫、勤俭节约、秩序良好、能吃苦耐劳；同时还发现他们很少大声争吵。作者最后总结说：“中国人是个文明、好客的民族；对客人和陌生人热情周到；其习俗和行为非常得体，而且尊敬长辈和上级，对妇女给予很好的照顾；”以及“他们诚实，在交易中遵守最严格的荣誉和公正。”[13] 即使是马戛尔尼使团里对中国抨击最厉害的巴罗，对他所遇见的不少中国官员都存有好印象。例如，他说舟山的地方官“极端地彬彬有礼”；[14]说登州府（即今山东蓬莱）巡抚很坦率随和、彬彬有礼、聪明好问；[15]说使团的两位招待员王大人和乔大人完全没有任何僵硬、客套的迹象，而是非常讨人喜欢;[16]认为他们善良、平易近人、对使团的照顾无微不至，从无不耐烦，是真正有感情的人；[17] 说北直隶总督梁肯堂神态温和而可爱，[18]甚至说他神态自若、彬彬有礼、尊荣高贵的风度连现代欧洲最有经验的廷臣也望尘莫及；说另两位朝廷高级官员松筠和长麟具备尊贵、自如、动人的风度，平易近人等优良秉性。[19]总之，巴罗认为陪伴过使团的中国官员除个别外，大多开明、关心人、真正想要让人开心。 （三） 产生差异的原因 赴广州的英国人活动的范围一般局限在广州城外码头边的商馆周围，一旦进入城内，也是偷偷摸摸，匆匆来去，因为城内按规定是禁止外国人进入的。与他们打交道的中国人无非是些海关官员、通事、商人、少数的几位地方官以及当地的百姓。这些中国人普遍文化修养较差，欺诈、侮辱、漫骂外国人并从他们那儿索贿等令人不快的事情常有发生。再说，由于当时中国消极的外交外贸政策，广州的贸易环境不好，英国海员、商人与中国海关官员、地方官、商人之间也常闹矛盾，他们在广州逗留期间及离开后往往是满腹怨恨，甚至还有像汉密尔顿那样发誓要寻机报复的。有一种理论说，无论在哪个国家，如果旅行者没有遇见其中较为精英和正义的国民，就不太可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这看来有一定的道理。 赴北京的英国人就不一样了。首先，他们均为使团的成员，一般文化层次较高。例如，贝尔、马戛尔尼、斯当东、吉兰、丁威迪都获得过英国名牌大学的学士、硕士或 其实，早在18世纪初，洛克耶就已认识到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存在巨大差异，即上层人士彬彬有礼、热情好客；但平民百姓较粗鲁，爱无事生非。[20]除此之外，中国人和满族人（早期西文书籍也将之称为鞑靼人）的差异已经为诺伯尔所认识。他说：“那些仍然居住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满族人与汉族人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他们不像其南部的邻居那样女性化或者讲求奢侈。他们不从事于贸易，而汉族人却精于此行当。……他们允许妇女享有个人自由……，而汉族人却自始至终不让自家的妇女与外界接触。”[21]马戛尔尼也有类似的认识，不过他已不区分留居故土与移居北京宫廷或其它地方的满族人了。[22]这是与当时的现实相符的，因为到了18世纪末，满族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与特权阶级，已遍布于中国北方地区了。另一位使团成员安德森对中国人的性格评价不错，并特别指出，广东人极端狡诈并不能掩盖中国其他地区人民的诚实；[23]霍姆斯虽总体上排斥中国，但他把中国人分为下层人与上层人及官员，并指出后者性情较佳。[24]但是，在17、18世纪尚未见到有人像英国第二次访华使团（即阿美士德使团）副使乔治·托马斯·斯当东那样明确指出中国民族性格的南北差异的。这位曾经跟随其父亲——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来华的英国中年说：“其（指中国北方人民）占主导地位的性情显然是无与伦比的好奇心、完全的随和与好心境，除了极少数例外，没有任何蔑视和恶毒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我们总是能看见广州当地人老挂在脸上。”[25]这些对中国具有更广博知识、在中国旅行范围更广、阅历更深的旅华英国人一般对中国的评价会较客观、冷静，不像仅在广州作短暂停留的安逊那样爱走极端。 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使在同一个地域旅行的作者也存在许多不同看法，这首先就要看他们在华的个人经历和际遇了。 三、 个人际遇 一般来说，在华期间与中国人矛盾越多、冲突愈烈、遭遇愈不幸的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较差。法国学者布吕奈尔指出：“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26]异域的旅行经历就是一种客观因素和情感因素的混合物，它可以是遭遇，也可以是幸会，而遭遇往往更令旅行者刻骨铭心。 （一） 安逊 安逊所率舰队虽未在广州与中国人有武装冲突，最终所提的军舰免税、采购远航给养、按时放行三个要求均得到了满足，但在华期间他们曾受到商人的勒索、官员的拖延、忽视、阻挠和刁难，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此次航行的随船牧师整理出版的《环球航海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748，俗称“安逊游记”）是在所有17、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中第一部猛烈抨击中国政府的腐败及所谓中国国民性的卑劣的，给当时在欧洲正甚嚣尘上的“中国热”浇了一盆冷水，给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对中国“乌托邦”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提供了难得的证据，对同时代及后世西方人的中国形象或中国观影响巨大。安逊游记这个较极端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一次具体旅行的经历和际遇会给旅行者关于其所旅行国的形象或看法带来多大的影响。 （二） 诺伯尔 比安逊稍后来到广州，逗留时间也大致相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诺伯尔的在华际遇要好得多。其“航海记”的前言说他“在那里（广州及周围）住了六个月，主要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进行坚持不懈、不厌其烦的寻访；并与当地的一位既博学又富洞察力的商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对调查帮助巨大。”[27]作者在旅行记里多次提到这位经常陪伴他探访的中国商人，说他殷勤、高尚，对陌生人尤其尊重、彬彬有礼，有问必答，而且其英语能力也是广州所有商人里面最好的。[28] 显然，有这样热情、好客又有能力的中国主人陪着，诺伯尔在广州会减少很多麻烦，而且事实也恰是如此。 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虽然诺伯尔也不免重复了这个时代几乎所有旅华英国人都要指出的那些缺点弊端，[29]但更突出的是他总结了中国和中国人的不少优点，而其中一些优点在18世纪中叶以后的旅华英国人游记里是难以见到的。譬如，他说中国是个“健康、富庶和美丽的国家”；[30]这个国家秩序良好，很少有盗窃发生，其历史悠久，有数千年以上，发明了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31]广州城内建筑美丽，城外风景优美。[32]在诺伯尔看来，中国人的优点不少，如敬业，技艺高超；勤劳，无田不耕，无人不作；重视教育，力争培养子女自食其力的能力；言谈举止文明，罕有骂街或讲下流话的。[33] 关于中国形象的其他方面，如宗教、习俗、文艺，他也时有比当时旅华英国人更好的评价。即使是在“中国科技、医学、军事落后”这个在17、18世纪的欧洲人看来几乎是关于中国的不争事实面前，诺伯尔也能给予开脱，觉得若进行纵向比较，中国还是有不少进步的。[34]这些在18世纪中叶前后旅华英国人游记里难以见到的关于中国形象的闪光面，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者在广州的经历较顺、际遇较好分不开的。 （三） 贝尔与马戛尔尼的比较 际遇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可以用来说明贝尔随俄国访华使团的中国旅行记与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中国旅行记在中国观上的较大区别。 贝尔参与的俄国访华使团亦以商贸为主要使命，具体地说，即是要解决来往于两国间的商旅队的一些问题，并设法在北京派驻永久性的俄国贸易代表。除此之外，还希望获准在北京建造一个俄国教堂，并希冀在华的俄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经过两国的协商，俄国人除了最后一点未能如愿外，其余全部达成协议。因此，这显然是个成功的访华使团。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国政府提出的全部要求均被乾隆皇帝驳回。[35] 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期间，正使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成为了中英谈判的焦点，其实当时俄国使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协商的过程和结果却不太相同。俄国使团也像七十余年后的马戛尔尼使团那样提出免去跪拜叩首礼，而且要求直接向皇帝递交“国书”；但中方礼部官员坚持中国的传统做法，最后经商定双方互派使团时均遵照“入乡随俗”的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康熙皇帝为了显示对彼得大帝的友好作了许多破例或变通，让使团体会中方的诚意。马戛尔尼使团虽然争取到了基本以英国宫廷礼仪的方式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折中方案，但中方较为勉强，结果双方弄得都很不愉快。 对俄国使团热情周到的接待也给贝尔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来京途中，长城内外，均有中国军政要员亲自参与接待，让使团非常满意。在北京期间，虽然开始时贝尔也抱怨其下榻的“俄国馆”戒备森严，成员行动受到限制，但经过交涉后限制明显减少，使团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接待来访者，贝尔也可以较自由地在城内外参观，并接受当地人宴请。康熙本人非常重视这次俄国使团的来访，并关心其成员的生活起居。在使团逗留北京的三个月期间，康熙帝共安排了八次接见，其中三次是私下单独与俄国公使及其秘书交谈。在觐见时，康熙总是较准时，不像马戛尔尼使团那样一般要等乾隆几个小时；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康熙并未每次都严格要求俄国使团遵照所达成的协议行礼，显示了他的灵活性和诚意。此外，康熙也并不像乾隆那样回避与外国使团就其使命展开谈判，而是像现代外交的惯例那样由国家元首定原则，由大臣们负责细谈具体事务。 与俄国使团相比，“像化缘和尚般进入北京，像囚犯般逗留，像窃贼般离开”[36]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来天津负责使团迎接工作的钦差大臣徵瑞对使团非常傲慢，甚至故意刁难；在尝试说服英使向乾隆行跪拜礼的过程中软硬兼施，丑态百出；在北京住所的安排上也令人很不满意，让英使有受辱之感；长途跋涉进入承德时竟无中国官员迎接；觐见皇帝次数不多，单独会见更少，乾隆的谈话除了寒暄外从不涉及实质内容；未经谈判英国的要求即被驳回；使团未完成使命即被勒令返回。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两次使团使命类似、地点一致，但由于其际遇大有不同，游记所反映出的中国观也就大相径庭。贝尔的旅行记以赞誉和仰慕为主旋律，而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旅行记却基本表现为其反面。 四、 地域、际遇相似时产生差异的原因 在本阶段的游记当中，我们还发现这样的现象：若干旅行者所游历地域相同、在华际遇相似，但其“中国观”却彼此有较大差异。以下我们以芒迪与安逊以及马戛尔尼使团的六位成员为例做一浅析。 （一） 以芒迪、安逊为例 在17、18世纪来华英国人中，与中国人发生激烈冲突的首先当属芒迪（商船队的总指挥是约翰•威德尔）和安逊一行人了。芒迪他们由于不听劝阻强行闯入珠江，与要塞守军发生武装冲突。英国人虽然在珠江上用武力击败了中国人，但自己向广州派出的商贸代表及其货品均被扣押，最后仅被允许在澳门进行有限的贸易，远未实现其与中国建立正常而稳固贸易关系的目的。芒迪与安逊在华旅行地域相同、际遇类似，但中国观却有不少差异。芒迪对中国的态度褒贬相间，一方面指出中国人性格方面的缺陷或弊端，如排外、懦弱、贪婪、迷信，但另一方面又历数中国文明的许多优越之处。而安逊对中国则基本上是一味地抨击和谴责，直言不讳地批驳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赞赏态度，认为在欧洲流传的令人仰慕的中国形象均为他们杜撰的结果。鉴于对芒迪与安逊的中国观之间的反差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探讨，现先试做一个小结。 1．氛围说 2．期望/失望说 道生在论及安逊游记的贬华形象时认为：许多旅行者来中国之前由于接触到了对中国繁荣的过度描写，对中国的期望值太高，结果经实地考察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失望至极，他认为安逊游记的作者（称编者更合适——笔者）瓦尔特即属于此类。[40]我们暂称之为“期望-失望说”。[41] 3．身份地位说 史景迁探讨了贝尔、安逊和马戛尔尼各自不同的身份如何影响其中国观时指出：关于叩头的礼节，贝尔、安逊和马戛尔尼勋爵均经历过同样的尴尬和抗争。[42]在他们看来，这不仅关系到国际关系惯例，更是要不要民族尊严的问题。即便如此，贝尔的描述也既不表现出怨恨，更不渲染，完全是个超然事外的旁观者的态度，与当事人安逊和马戛尔尼有很大的区别。[43]他对比了贝尔和安逊的游记，总结说安逊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看法同贝尔几乎在各个方面均完全相反。他认为这是由于安逊的身份背景及其访华时所担负的责任与贝尔的大不相同。贝尔是位出身低微而心志很高的苏格兰人，作为俄国访华使团的随员来到北京，其出访的动机是看世界、满足好奇心，对广阔的外交舞台上所要发生的任何事情不负任何责任。然而，安逊出身于一个有权势的家庭，担负着其舰队海员的性命及保护俘获的西班牙大帆船等重大责任，同时，他本人是此次环球航海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其所占股份高达50万英镑。安逊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大英帝国的化身：自信、好斗、好抨击弱者、对拖延很不耐烦。史景迁认为安逊是用中国这个“反面教材”来颂扬自己的祖国，逆当时欧洲中国观的潮流而行。[44] 其实，按笔者看，芒迪在威德尔访华船队里的地位与贝尔类似。然而，尽管他当时的身份是商务代表，但他此行与其说是对中英贸易感兴趣，还不如说是东方之旅本身更吸引他。这也许可以作为解释芒迪与安逊中国观差异的一个补充理由。作为第一位旅华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安逊对中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反映了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英国殖民者的心态。中国官方禁止安逊的“百总号”进入珠江水道，安逊根本不予理睬，并扬言，若中国领航员在船只溯江而上时搁浅，将把他们吊死。安逊对中国官员要求他交纳船税更是置之不理，申明自己作为皇家海军的特权。[45]安逊为他认定的中国官员的高傲态度所恼，自己也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子。有一次，他拒绝上甲板面见一位来访的中国官员，理由是这将有损于一个皇家海军军舰舰长的身份。[46]约见广州总督时，安逊一行在候见厅等待良久，很不耐烦，并认为这个地方根本不宜于接见大不列颠国王的代表，随即提出抗议，差点酿成武力冲突。[47]他完全不顾中国的官方惯例和民族尊严。为了维护其皇家海军军官的尊严，他坚决绕过行商，解雇中国通事，设法直接与总督交涉。当事情进展不顺时，他总是首先想到要动用武力，威胁封锁航道，让广州的航运贸易停顿。在总督会见了安逊一行后，安逊拒绝参加随后的宴会。他还嫌收到的中国礼物不值钱，并口出秽言：“去他妈的，我永远也不会再向中国官员脱帽致意了！”[48]一个如此张狂的人怎么能对异民族，尤其对像中国这样的与英国有着巨大差异的民族有良好评价？！至于马戛尔尼，史景迁说：“你若期待一个人能把贝尔与安逊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予以明智综合的，那就是他了。”[49]马戛尔尼和贝尔都认为中国皇帝“和蔼可亲”，但到了旅途的后期，马戛尔尼由于其正使的身份为各种不顺而担心以至筋疲力尽，他对中国的感觉变为不喜欢。在外交努力失败后，马戛尔尼用西方的“所罗门”和中国的皮影戏相结合的形象来暗示东西方的接触就像这样的荒唐剧。因此，马戛尔尼的中国观总在贝尔与安逊二者之间游移。 4．写作策略说 此外，影响中国形象塑造的还有旅行者的写作动机或策略。如关于贝尔所塑的中国形象，卡梅伦在其《野蛮人与大清官僚：13个世纪的西方旅行者在中国》中从贝尔写作动机出发予以了阐释。他说：“他（贝尔）并不急于要让人震惊、说服人或要激发某种情绪。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企图。他知道关于其在亚洲的长途旅行，他要讲述的内容本身要远远重要于叙述的方式——只要他竭尽全力地去报告事实。”[50]也就是说，“老实人”贝尔追求的是“我手写我眼”的朴素风格与平稳效果。 “安逊游记”的写作策略显然是对耶稣会士中国观进行全面的质疑与抨击，而这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旅华游记里是个新现象。[51]在本游记的最后一章，[52]作者谈论了中国的政治司法制度、官员、人民的智慧和能力、道德与习性等方面，无不以耶稣会士的有关看法作攻击的靶子。关于安逊如此猛烈抨击中国的原因，多兹认为一方面是出于其在华“不幸”的经历，另一方面是其对耶稣会士的敌对态度。他甚至说“安逊航海记”的编者，随船牧师瓦尔特编写关于中国的游记最后一章，其明确用意似乎即在攻击耶稣会士们关于这个国家的好评价。[53]通读全文，笔者认为这个因素确实存在，而且此后的英国游记作者似乎在抨击中国时，心中都有耶稣会士那么一个显在或隐在的靶子。其实，就在安逊访华前不久，杜哈德神父编辑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1735），[54]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政治司法体制、社会文化状况、人民和谐相处等方面均给予了很高评价。安逊可谓反其道而行之，对以上欧洲中国观的核心内容或共识进行猛烈攻击，标新立异，一鸣惊人。作者在游记前言里就已宣称自己的写作方式：“关于与南太平洋连接的诸国的状况，我在本游记里所表达的观点较现有作品的说法可能有很大的区别。”[55]他显然是蔑视那些“从他人著作里抄袭，或者根据有缺陷的记述坐在家里编撰”的人，“而这些记述来自于那些缺乏好奇心与经验的观察者。”[56]安逊的策略表面上看是用本人实地考察来打破现有的普遍看法，尤其是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看法。但实际上，它至少也受到了新教与天主教宗教之争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前者服务。 （二） 以马戛尔尼使团为例 在华旅行地域相同、际遇相似但中国观不同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马戛尔尼使团现已出版的六部旅行记与一个专门报告。作者们经历的是同一个事件，在华的旅行地域也类似，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价不尽相同，有时还有较大差异。 1．身份地位说 前文已述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七种作品在对中国的看法方面可以分为赞赏、批评及客观中性这三个层次。 以上分析有理有据，显然非常能说服人，但我们的视线若暂时从中国形象的褒贬两极移开，投射到另四部作品上，我们就会发现霍姆斯的地位与安德逊相当，但他除了对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的园林艺术、长城、田园风光、农业生产以及刚入北京城时对路边的部分建筑有些赞美外，中国的其他方面他几乎是无一例外地予以贬斥。使团的机械师丁威迪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地位与访华时的巴罗相当，属技术员一级的普通成员，其贬斥中国的态度与使团返回英国十年后已成为英国政府重要官员的巴罗相仿佛。斯当东作为使团副使，其地位显然要高出作为使团管家以及后来英国海军部二等秘书的巴罗许多，但他对中国的态度却非常温和，好感颇多，如对中国政府、科举及官员选拔制度、社会治安、民族性格、语言文学、农业生产、宗教宽容等方面常有赞誉，或至少不像巴罗那样谴责。因此，我们似可考虑，一个异国旅行者，其看法的褒贬不仅由其社会地位决定（其实，社会地位也不一定能完全决定其意识形态及对异国的褒贬），其他因素恐怕也必须要进入到我们的视野。 2．编辑策略说 我们知道，斯当东的旅行记所反映的中国观其实是综合了许多其他成员所塑中国形象的中国观。斯当东为自撰的“广告词”（Advertisement）指出：“本书系根据公众要求而编写的。关于谴派访华使节的缘起……，都曾经引起公众的关注；对这种心理，创议这次访问的国务大臣极愿予以满足，并认为要完成此事，最好是把有关资料的编写委托给一位从开始就熟悉这次远征中一切细节，后来又在全部过程中亲自参与其事的人。编写者勉力完成这项任务……；同时也希望他的作品能得到公众较多的谅解，他并非自己提出来要写的。”[58]该书许多内容取材于正使马戛尔尼、使团指挥官高尔及其他成员的个人记录，[59]再加上其本人的印象和当时记载，由斯当东总其成，作为使团的官方旅行记的权威版本面世。由于“官方旅行记”一般属他人授意作者写作，材料来源复杂多样，需反映公共观点，因此编写者难免以现代编教材的方式去对付，即展示、综合各种说法和意见，一般观点不偏不倚，态度中性稳妥，非常个人化或极端化的观点一般不入篇。 3．其他因素 其实，在经历、际遇类似的情况下，如果一个旅行者有充分发挥的空间，影响其态度的，主要的是异国的现实状况及其看异国文明的方式和判断的标准。在所见异国状况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斯当东看问题的方式和标准显然是有别于巴罗的。巴罗的写作，不管他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在中国观上是一种标新立异。该旅行记大部分内容类似一种早期的汉学研究。书中关于使团在华经历及个人观察的内容并不多，其实该书可以被看作是巴罗以使团为背景为中英关系“大气候”服务的应时再创作。我们还可以说它是本时段唯一的一部把中国纯粹作为论据，来反向论证当时在英国逐渐占据上风的以政治体制、司法制度、科技进步为文明发展观主要标准的旅华英国人游记。作为注视者的巴罗仅拿当时被认为与西方进步和自由意识不相符合的、足以证明其既定中国观的一些方面展开论述。这种写作方式最早使用的是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和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巴罗予以了继承。不过从其中国观上看巴罗显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知道，使团无功而返后，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政府的所谓傲慢在英国引起了公愤，这种情绪日益积累，到了巴罗撰写其旅行记的19世纪初，中国负面形象在英国已积重难返，且正在下坡路上继续走下去。此时巴罗终于在公众舆论、自我理念及使团访华经历与际遇之间找到了最好的契合点，因此其看似具有鲜明自我特色的中国观也正是时代使然，于是其“中国观”的全面走向贬斥就可想而知了。 五、总结 （三）同一作者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芒迪的中国观更适合于用“际遇说”和“氛围说”来解释。威德尔、芒迪一行与中国人的交涉确实不顺，使命基本未完成，而且由于当时英国的实力只能突破中国的海防，还不足以用武力使整个中国就范，因此他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寻找妥协方案，尽量压抑心中的不快或怒火。芒德在游记里揭露了中国百姓及官员在道德行为方面的诸多问题，他对中国官员也不信任。这些评价与态度显然都与他们在华的际遇有关。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在17世纪中叶中国的许多方面还是备受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崇拜的，[60]身处那个时代氛围的芒迪毕竟会受到当时在英国非常流行的关于中国有一个历史悠久、政府稳定，一批哲学精英通过明智的法律和崇高的道德来治理国家等等诸如此类说法的熏陶。因此，他在本书的末尾沿袭了类似的说法，并列举了有关“中国的卓越之处”，指出了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61]至于安逊对中国的全面否定和抨击的著名论述，“际遇说”、[62]“身份说”、“氛围说”、“写作策略说”结合起来便可较全面地说明这个问题。到了18世纪末叶，马戛尔尼使团的主流中国观的形成，除了以上因素外，还要考虑到中国社会大环境的每况愈下，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英国现代化进程的日新月异，以及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与启蒙运动洗礼的英国知识阶层在看异国文明的方式或判断一种文明优劣与否标准的变化。 其实，从以上各种因素我们还可引申出其他一些思考。 （二）关于异国形象塑造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 当代形象学的代表人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和莫哈（Jean-Marc Moura）十分注重形象塑造者主体的研究。巴柔指出：“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处的意识。”[63]莫哈也说：“一个作者并不去看异国，而是根据自己的体悟来创造它的。此即是说，形象学研究的是想象的创造者们。”[64]莫哈的观点显然受到了当代后殖民理论的影响。萨伊德（Edward Said, 1935-2003）在《东方学》（Orientalism, 1978）一书中就曾指出：“能够自圆其说的东方学更多是因为西方而非东方，而且其意义直接来自于各种西方的再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得东方让人看得见，轮廓清晰，扎根于有关的话语之中。……东方学与其说是对假定存在的客体（同样是由西方创造的）不如说是对创造了它的文化做出的反应。”[65] 实际上，这种对形象塑造者主体的重视已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如麦克拉斯（Colin Mackerras）在其著作《西方的中国形象》里就指出：“英国和法国在18世纪中叶以后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完全是由这两国的国内因素造成的，与中国本身无关。”[66]张隆溪在其《强大的对立面：中国的比较研究从两分法到异彩纷呈》里也反复强调：“他者不是其他，正是自我”、“中国被用作一种目的，其与中国本身显然无关，只是与在西方语境里自我认识有关”、“东方几乎就是欧洲人的发明”、“形象的演变调整，与当时（形象塑造主体）的社会、政治气候息息相关”。[67] 以上论断在逻辑上并无错误，但笔者希望提醒的是：在跨国游记的形象研究中似乎还须重视作为参考系的客体的作用。 我们并不否认，在17、18世纪旅华英国游记里确实存在着以英国乃至欧洲为中心的政治、权力关系，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关系远没有像19、20世纪那么严重。尽管上述游记里有关中国的失实或歪曲记述时有出现，但往往是因为作者的经历与知识的片面或缺乏所致。因此，在研究游记这个主观上希望再现客观的特殊文类时，比较平衡、公允的做法是必须同时重视形象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各种因素。启蒙时代的旅华英国游记，其作者大多数至少在主观上是要尽量客观、真实、准确、科学地去描绘中国的。虽然他们的描画并不一定都能达到预定的主观目标，但整体趋势看，他们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如果我们在研究旅华英国人的中国观时完全抛开中国的现实于不顾，认为中国本身对他们的中国观的形成毫无作用，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几乎同一时代在中国不同地域旅行的英国人在中国形象的塑造及其中国观形成上会有较大区别。 其实，主客体在建构异国形象时分别发挥作用的问题早已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尽管道生在分析西方视野里的中国是如何扮演“变色龙”角色时把主要注意力花在了关于欧洲历史文化社会的探究上，但他在书里表述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更为折中，他说：“……我们对中国（或其他任何文明）的反应，部分地受到了那里的客观情况、部分地受到了我们自己个性中有意识的兴趣和无意识的需求的制约。……（欧洲历史的）发展不仅给欧洲人提供了不断变化着的比较点来看中国，而且还生发出不断变化着的需求和欲望，与时代合拍的中国观就可能推波助澜地去迎合它们了。”[68]道生并非是惟一持此观点的学者。 （三） 重视“前理解”对形象所起作用的复杂性 笔者在讨论期望/失望说时已经涉及到此问题，现重新提出无非是想特别强调：游记作者的有关记述及其对中国的看法首先或者说主要是建立在作者对中国的观察基础之上，而非其他。作者关于中国本身的“前理解”或称“先入之见”对其最终的中国观有一定的影响（如可作为他们看问题的参照系），但不是决定性的。在本阶段的游记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作者在中国实地考察后经过思考分析，完全摆脱或推翻了此前自己通过各种途径积累起来的关于中国的认识，道出自己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并把早先自己所获取的信息——尤其是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论述，作为夸大其辞、胡说八道的证据予以嘲弄或驳斥。这种情况在安逊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马戛尔尼、巴罗的书中也大量存在。 本阶段游记另一个较常见的现象是后面的游记作者参照前面的论述，或引述或“抄袭”，如诺伯尔之于汉密尔顿；安逊和马戛尔尼之于安逊。马戛尔尼还明确指出自己出发到达中国前阅读了全部用自己能懂的语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71]据中英关系史专家克兰默·宾研究，其中就包括安逊游记与大量耶稣会士和欧洲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兹的有关著作。但我们发现马戛尔尼既不像安逊那么排斥中国，也不像后者那样充满由衷的赞赏，其中原因马戛尔尼自己讲得很明白：“……我一到达黄河就开始了对这同一个主体（指中国——笔者）一种不同的研究过程。我不再阅读其他人的记述，转向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本身，并且利用好自己所能得到的各种机会去审视它，思考它。”[72]安逊对其参照系的处理方式也与马戛尔尼类似，在他来到中国之前阅读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对中国印象颇佳，[73]但其旅行记所展示的中国恰好是其“前理解”的反面。 由此可见，形象塑造者主体的“前理解”对形象所起作用的机制是较为复杂的：有时是制约，有时是激发反叛，导致逆向塑造，还有时其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即旅行者/作者予以了漠视。因此，我们似乎很难对此一概而论，较公允的办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上两个方面是我们在研究本阶段中国形象复杂性时要关注的。虽然笔者完全赞同当代学者对于主体性的重视，但具体到游记这种特殊的文类，我们就必须注意到形象建构中主体与客体复杂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这里的主体性是一种与中国现实密切相关的主体性，它意味着中国因素在旅华游记的形象塑造及其作者的中国观上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 [1] Charles Frederick Noble, A Voyage to the [2] 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3] Allain Peyrefitt, Un Choc de Culture: Regard des Anglais. [4] Hugh Honour,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5] William Chambers, A Treatise on Buildings, Furnitures, Costumes, Machines and Utensils of the Chinese People. [6] George Anson,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Compiled from his papers by Richard Walter. [7] John Meares, Voyage made in the Year 1788 and 1789 from [8] 参见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9] 参见Basil Hall, Narrative of a Voyage to Java, China and the Great Loo-Choo Island (London, 1840), p. 10转引自Zhang Shunhong, “British views on China during the time of the Embassies of Lord Macartney and Lord Amherst (1790-1820)”. (Ph. D. thesis, unpublished), [10] Noble, op. cit.，p. 297。 [11] 参见同上，pp. 286, 310, 186。 [12] Chambers, op. cit., p. 1, note. [13] John Bell, A Journey from [14] Barrow, op. cit., p. 55. [15] 参见同上，p. 65。 [16] 参见同上，pp. 69-70。 [17] 参见同上，p. 604 [18] 参见同上，p. 80 [19] 参见同上，p. 186 [20] 参见E. H. Pritchard, 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Urbanan: Published by the [21] Noble, op. cit., p. 200. [22] Macartney, op. cit., pp. 221-222. [23] 参见Ae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24] 参见Samuel Holmes, The Journal of Mr. Samuel Holmes, Sergeant-Major of the Eith Light Dragoons, during his attendance as one of the guards on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and Tartary. [25] George Thomas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26] 布吕奈尔等著，《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89页。 [27] Noble, op. cit., ，p. v. [28] 参见同上，pp. 253-258。 [29] 其实，这些问题即使是耶稣会士在其对中国总体的赞美中也时有涉及。如说中国人排外、过分的自负、迷信、偶像崇拜；司法在实践过程中常有腐败，官职可以用钱买到，官员敲诈勒索。有的还提到贫困、饥饿，以至于杀婴或引发叛乱。参见P. J. Marshall, G. Williams, 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30] Noble, op. cit., p. 125. [31] 参见同上，p. 131。 [32] 参见同上，pp. 262, 204-206。 [33] 参见同上，pp. 155, 116, 129, 266, 138。 [34] 参见同上，pp. 132, 133, 134, 137, 201。 [35] 格雷戈里在其著作《1500年以来的西方与中国》里指出了18世纪末之前中国政府在对待俄国使团与欧洲其他国家使团上的区别：“在解决长城以北的北方边界纠纷时，中国的清朝统治者奉行在基本平等和谅解基础上开展谈判的政策，如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所示。然而，对于想要与中国扩大贸易或其他交往的西方海洋大国，外交往来肯定都是单向的，从不承认他们的平等地位。”（John S. Gregory, The West and China since 15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53） [36] [37] 参见Adrian Hsia, ed., The Vision of [38] William W. Appleton, A Cycle of [39] 参见Raymond Dawson,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40] 参见同上。 [41] 但是，有一位中国学者对芒迪中国观生成的缘由的解释与道生不同。万明在其文章《明代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里认为威德尔一行在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来华目的没有达到的情况下，照样“由衷地称赞中国”，是因为“明朝官员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有理有节的”，具体地说即“中国官员追还英商钱财，放还在广州的英商，让英人在澳门进行贸易后，开船离去，”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中国作为礼仪大国的气度，也使得英国人心服口服。”（万明，《明代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商务印书馆，2004，第 437, 441, 443页。）这就又回到了“际遇说”。 [42] 虽然安逊与两广总督的会见是中英两国代表的首次见面，而且在仪式方面也声势浩大，但双方属平等交往，官职相称，中国方面并未提出甚至暗示“叩头”之礼，安逊被允许入座。（参见Marshall & Williams, op. cit., p. 185）石景迁的说法显然有误。 [43] 参见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44] 参见同上，pp. 51-53，71。 [45] 参见Marshall & Williams, op. cit., p. 177。 [46] 参见George Anson,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47] 参见同上，p. 185。 [48] 参见同上，p. 191-195。最后一句的原文为“Damn them, I’ll never pull off my Hat to a Mandareen again.” [49] Spence, op. cit., p. 56. [50] Nigel Cameron,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lers in [51] 芒迪也多次涉及耶稣会士的观点，但均为正面引证。 [52] Chap. X. Proceedings at the City of [53] Muriel Dodds, Les récit de voyage—sources de l’esprit des Lois de Montesqieu. (Thèse pour le doctorat d’université)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29, p. 95. [54] 这是一部综合一个多世纪以来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的百科全书式的集大成著作。其英译本有两个，分别于1736年（John Watts节译本）和1738、1742年（Edward Cave全译本）出版。 [55] Anson, op. cit., “Introduction”, p. 5. [56] 同上，p. 2。 [57] 参见Zhang, pp. 206-224。 [58] 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5，“原著弁言”（原文如此，其实原著标题为“广告词”） [59] 参见同上，“原著说明”。 [60] 一般学者都认为17世纪中国形象在英国是以赞美为主的。钱锺书说：“英国对中国人表示崇高的仰慕是在17世纪。”（Hsia, op. cit., p. 61）马歇尔说在17世纪末，“总体而言，中国是受到尊崇的”。（Marshall & Williams, op. cit., p. 23） [61] 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62] 安逊1743年在广州与当地商人、百姓及各级官员有过直接接触和交涉，而威德尔、芒迪等人与中国人几乎未有直接的交往。同样是由于际遇的差异，后者的描绘有更多借用、想象的成分，而安逊就有更深的“切肤之疼”了。 [63] Daniel-Henri Pageaux, Précis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P.U.F., 1989, p. 135.译文参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21页。 [64] 《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7页。 [65]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66] 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67] Zhang Longxi, Mighty Opposites. [68] [69] Meng Hua, et al., Images of Westerner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Amsterdam-Atlanta. G. A., 2000, p. 11. [70] Zhang, op. cit., pp. 201-238. [71] 参见Macartney, op. cit., p. 278。 [72] 同上。 [73] 参见 Anson, op. cit., p. 3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