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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美国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形象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姚斌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形象在美国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此期间，美国来华传教士扮演了中国形象塑造者和中美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身份滑移”。他们一方面试图将“先进”的西方文明与宗教推广到他们心目中落后的异教国家；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地向国人介绍和解释他们所处的国度及其人民。他们的中国叙述通过教科书的普及对于19世纪美国人的中国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关键词：美国来华传教士;中国形象;文化身份滑移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s, the image of Key Words: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鸦片战争的爆发及清政府的落败求和几乎在瞬间扭转了西方人的中国观。[①]此时，同属西方世界的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对华作战，但是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她不可避免地密切关注着这场象征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古老帝国之间生死对决的战争。对于美国来说，这场战争的成败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还关系到美国在华的切实利益。[②] 一、美国人如何看待鸦片战争 其实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硝烟初起之时，美国国内一些杂志就开始关注这场战争可能给美国利益带来的影响。例如《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就曾撰文指出这场战争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无论谁胜谁败都将给“美国利益”带来重大影响。虽然当时中英尚未决出胜负，但文章却强调必须以“武力”叩开中国紧锁的国门：“如今大概到了用暴力撕破那张商业和宗教都无法褪去的面纱的时候了；惟其如此，一个据说拥有3亿人口的国度才会向世界敞开国门，并且第一次融入世界各国的行列”。[③] 鸦片战争发生时，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正在广州，是这场战争的直接见证人之一。在他看来鸦片战争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重要性，而且其后果将不断地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们”[④]。不过据他观察，这场因鸦片贸易而起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不道德的争夺”；而“真正发动战争的是大不列颠这样的首屈一指的基督教强国，强加于异教国家之上，他们正致力于扫除如此危害人民的罪恶，结果付诸东流”。[⑤]因此英国虽然得到了600万的赔款但却赢得极不光彩。 作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卫三畏在对鸦片战争的评论中试图与发动侵略战争的英国拉开距离，并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非正义”和“不道德”本质加以批判。这一有意识的区分暗含了此后美国力图与欧洲传统列强划清界线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萌芽。不过鸦片战争前后，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主要还是追随英国。这一状况要到19世纪末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虽然卫三畏对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颇有微词，但是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美国来华传教士笔下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描述总体说来贬多褒少。19世纪中叶之后，美国国内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普遍地从18世纪残留的崇敬和艳羡转为对衰朽堕落帝国的蔑视。不过对于美国来华传教士来说，中国的“堕落”恰恰为传教事业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随着中国国门渐开，美国各差会也加大了在华活动的力度。 二、美国传教士来华之背景 19世纪来华美国人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而后者的影响往往在前两者之上。正如周振鹤在《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中所述，传教士不仅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贡献，而且他们还是汉学研究的先驱。[⑥]而于1885年至1898年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的田贝（Charles Denby, 1830-1904）也曾在出版于1906年的《中国及其人民》一书里特别指出“传教士是商业发展的先锋”，即便是商贸活动也是跟随着传教士的足迹逐渐深入到“白人从来不曾涉足的内地”，因此，“现代文明之光从传教士的住所向四周辐射”[⑦]。 美国是一个崇奉新教教义的国家。新教教义强调教徒为神圣天职而奉献牺牲，这不仅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⑧]， 而且也引发了新教各大差会向非西方世界传播西方文明与宗教的强烈冲动。不过，早期美国新教传教士不远万里来中国传教的背后还有着两点特别的动因：其一是18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基督教福音主义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运动，形成了席卷西方世界的传教热潮。在美国传教士的眼中，中国是继古罗马帝国之后的第二大异教国家，他们希望能为基督教文明再次创造奇迹，征服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其二则是中国自身悠久文明传统和长期以来笼罩着的神秘色彩吸引着美国传教士去认识和了解中国。[⑨] 三、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中国叙述 进入19世纪下半叶，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传教事业与美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渗透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那么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美国来华传教士的眼中，中国和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的形象？ 19世纪下半叶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并以北方胜利而告终，这标志着美国初步解决了南北对峙的矛盾，开始走上政治团结、经济腾飞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经过70年代的重建阶段，美国国力空前强盛。同时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又是美国独领风骚。19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带来了工业产品的极大丰富，为了给本国产品寻找更广阔的市场，美国商人将眼光更多地投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而在政治军事方面，19世纪90年代也是美国向外扩张的起步阶段。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以占领菲律宾群岛宣告了对老牌海上殖民帝国西班牙的胜利，这次胜利象征着美国正式加入西方列强对东亚市场的争夺战中。正如美国政治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1904-2005）所言，美国人的自信心在此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⑩] 这段时间，随着大量美国传教士来华，他们有关中国的论述也日渐丰富。[⑪]不过尽管他们有了更多、更深入接触中国人的自由和机会，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却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卫三畏就曾详细描述过中国人身上同时混合着的两种极端矛盾的品质。他认为中国人是“虚饰的仁慈与内在的猜疑”、“礼仪上的客气与实际上的粗鲁”、“部分的创造力与低下的模仿”、“勤俭与浪费”、“谄媚与自立”等众多“黑暗与光明并存的品质”的奇异结合体。[⑫] 被卫三畏用来刻画中国人性格的一组组矛盾，如“罪恶与美德”、“勤俭与浪费”、“光明与黑暗”等都是极不调和的品质，然而在他眼中，这些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品质却居然以一种“奇特的混合体”的方式共存于中国人的身上，就连“法律制约和普及教育”都无法补救这一“性格上的缺点”；在他看来，只有“等到福音来帮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提高全民族的道德观念”。[⑬] 不过，随着传教士们更多接触中国现实，也随着中国自愿或不自愿地走向世界，美国来华传教士们试图破解“中国之谜”的努力也在不断增强。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在中国传教多年，对中国人性格的理解较之普通美国人更为深刻。他深知西方人对中国存在着重大误解。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绪论部分，他指出虽然“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成为许多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仍是一个无理性的、无法交流的民族”，甚至被视为“一群与西方人思想不一致的、完全不可理喻的怪物”。[⑭] 明氏长期与中国人朝夕相处的经历让他对中国人产生了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作为西方文明和宗教的代表，他必须不断地说服自己和自己的传教对象，中国人缺乏真正的道德生活，生活在野蛮、落后和黑暗的异教帝国；而另一方面，他又因为长期接触中国文化而发生了某种文化身份的滑移——对中国人来说，他是西方“先进”文明与宗教的代言人；而对美国和西方公众来说，他又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代言人。他横跨在两大文明、文化传统的鸿沟之上，内心充满了矛盾斗争。他虽然不愿意看到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但却更不愿意看见中国人受到西方人的误解，尤其当这种误解完全源自无知和傲慢时。[⑮] 比明恩溥早二十年来华传教的美国长老会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其实也与前者持有类似看法。丁氏长期在中国传教，接触了大量中国高层人士，同时又深谙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性格特点，他担忧的也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巨大误解。他早在1868年就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中写道：“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伟大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他们被指为反应迟钝，因为我们缺乏足够透明的可以与他们交流思想的媒介；他们被视为野蛮人，因为我们缺乏理解一个与自身有太大差异的文明的胸襟。他们被称为可鄙的模仿者，虽然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向外借鉴的都少；说他们缺乏发明创造的才能，然而全世界都要感谢他们所做出的一长串有用的发现；说他们抱残守缺，尽管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曾经历过许多深刻的变化。” [⑯] [⑰] 丁韪良比明恩溥更进一步，不仅指出中国人受到误解，而且还向西方心目中“野蛮”、“抱残守缺”的中国形象发起挑战，体现了一位长期浸染中国文化的美国传教士的文化身份滑移。 应该说，文化身份的滑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异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程度。而如明恩溥、丁韪良这样的“中国通”正是由于长期接触中国现实、浸染中国文化，才有可能如此清醒地意识到并指出西方人看待中国人时潜在的偏见。 不过如果仔细阅读明、丁两人关于中国的思考与评论，还是能够读出某种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主义”。丁韪良认为中国人被视为野蛮人，是因为西方人“缺乏理解一个与自身有太大差异的文明的胸襟”。显然，丁氏仍然是在从西方人的角度去看待中国，他将理解中国的可能完全建立在西方人自身的博大胸襟之上，而中国人自身的意识和努力则被置于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丁氏虽然长期生活在中国，深深融入到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事务之中，但他在自我的身份认同上仍然是属于西方世界的美国。他看待中国的视角是美国的，他观察中国的方式也是美国的，他没有完全摆脱美国人在对待中国时所特有的家长式的垂怜和屈尊心态。 如果从破除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来说，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 1844-1912）可能是最有意识对中国加以“同情之了解”的。何天爵对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试图提醒美国人不要将自己的标准强加给中国人。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