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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西方人眼中的老北京城 ——以Nouvelle Relation de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李真 提要：本文旨在利用17世纪耶稣会士安文思的汉学名著Nouvelle Relation de 关键词：17世纪 安文思 《中国新志》 北京 Abstract:The thesis utilizes materials provided in Nouvelle Relation de Key words: 17th century Gabriel de Magalhães Nouvelle Relation de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1. 导言 翻开历史的书页，北京既闪耀着文化的光辉，也饱含着变迁的磨难。北京城那些金碧辉煌的城池宫殿，那些古朴典雅的府邸宅园，那些清幽闲妙的亭台楼阁，那些雍容华贵的庙宇寺观，那些纵横交错的胡同街巷，那些布局有致的市井民居……无一不凝聚着这个城市深厚久远、从容大气却又恬淡朴实的文化底蕴。 有关明清北京城的印象，不仅记载在中国的官修正史和地方志中；同时，在同时期西方人的游记、史志、信札和小说中也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西方人笔下关于北京的记载源于16世纪初欧洲的旅行家、商人、使节等的见闻，既有亲自去过中国的观感，也有道听途说的描绘，尽管并非全都是史实，但反映了那个时代欧洲人对于遥远的东方帝国和帝都的集体想象；文本中也不乏部分内容是他们实地考察的结果，记述确凿，不仅可以与中国史书中的相关文献相互印证，甚而可以弥补中国正史之阙如。 “在西方人自尊的谦逊与进取的诚恳心态中，北京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乌托邦模式，是他们梦想中的贤君圣城，毕竟能够亲临北京一睹实情的欧洲人太少了。”[①] 从传奇性的中国到地理意义上的中国，这个过程是由16世纪晚期开始深入中国内地的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家、商人和远东传教士们共同完成的。其中，来华的传教士贡献最大。 在西方早期关于中国的各种读物中，17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中国新志》（Nouvelle Relation de 安文思写作之时，在北京城居住已达二十余年之久，通晓中国语言和书籍，历经顺治、康熙两帝，深得皇帝信任，与朝中要人交往甚密，并享有出入皇宫的自由，所记北京相关情况之详实，可谓早期来华传教士的类似论述中最佳者。 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对清初北京城的了解和记述，注意到了许多中国人都不曾留意的细节，从高大的城墙到整齐的街道，从富丽的王府到普通的民居，每一处都是那么古老而又鲜活，安文思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解读老北京城市历史的机会。 2. 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北京城 2.1 北京的城墙城门 城墙被称为是冷兵器时代规模最大、最有效的防御体系，北京在明清时期修建的城墙体系，体现着一个封建帝国的庄严形象，是组成其雄浑大气的整体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道不可替代的帝京风景线。“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昵四邻的气派，它那分外古朴和绵延不绝的外观，粗看可能使游人感到单调、乏味，但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这些城墙无论是在建筑用材，还是营造工艺方面都富于变化，具有历史文献般的价值。”[③] 外国人对北京城的认识往往都是从城墙城门开始的。所有来华的外国人在进入北京城伊始，首先接触的就是这些高大雄伟的城墙和城门，因此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康熙年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在他的《中国近事报道》中就曾说如果不向欧洲读者介绍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就是遗漏了北京最迷人的地方。 利玛窦是最早进入北京的耶稣会士，他对北京的印象都收入了他的《中国札记》一书中。利玛窦在书中提到中国王朝的所在地位于国土的最北部，距离为了抵御鞑靼人入侵而修建的长城约 到了安文思入京之时，明王朝已被满清取而代之，北京城聚几朝帝王之力，各个方面均已比过往有了大的发展。虽经战乱，但未受兵燹破坏。安文思在《中国新志》中记载北京城（Pe Kim）位于一片平原之上，是大四方形的城市布局，由鞑靼人统治，其军队分为八旗。由于人口众多，北京分为两个部分，旧城和新城，皆为方形。旧城是鞑靼人居住的地方，新城是原来的居民汉人居住的地方，新城在南，旧城在北。新城北面和旧城南边相接。[⑤] 安文思所说的新城，其实就是明朝嘉靖年间扩建出去的外城，旧城就是北京的内城。无论是新城的七门，还是旧城的九门，每道门内其实都是一个类似大镇的人口聚居区。清军入关后，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并实行“满汉分治”，满人住内城，汉民住外城。 关于城市的行政管理，在第十四章，安文思提到无论是新城还是旧城，都分为五个城区来管理，分别是南城及邻近城区、北城、东城、西城和中央城区。管理这五个城区的官员被称为五城察院（U Chin Chayuen）和五城兵马司（U Chin Pim Ma Su）。[⑥] 明清之际，北京内外城实行的正是五城之制，即按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将全城划分为五个区域。[⑦] 各城均设置兵马司负责界内的巡视与治安。这说明安文思关于城市行政管理的记载还是比较准确的。 安文思介绍说北京旧城有九门，三门在南，其他每边各有二门。新城有七门，朝西的大门为入京的必经之路。[⑧] 他反对卫匡国神父在其《中国新图》中曾提到北京城有十二门的说法，认为是沿用了马可·波罗的说法。据法文本译者伯努（Abbé Claude Bernou）的考证，和安文思同时期的其他几位神父，如曾德昭、汤若望、柏应理的记载以及约翰·尼霍夫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中一致都提及北京内城只有九门，三座在南，其余诸边各两门。这些材料已经对安神父的记述予以了证实。另据中国的史料记载，明清北京内城共辟九门，东、西、北三面各二门，独南面为三门。外城为七门，南面三门，东面一门，西面一门，另在东北隅和西北隅的“凸”字两肩处开有二门。这和安文思所言旧城九门、新城七门是完全吻合的。 在介绍完内城、外城的城门城墙之后，安文思还介绍了皇宫外的城墙，他提到有双重的宫墙环绕皇宫，外层的高墙用红泥涂抹，覆盖着金黄色的小砖修饰的屋顶，十分艺术和协调。他所说的外层宫墙所包围的地区就是北京城的皇城。“内层的宫墙则用大砖砌成，既高且厚，并饰以精美的雉堞[⑨]，内墙以里部分就是宫城，即紫禁城。内墙有四座门，还有一个大圆顶和拱门。在这些门上，和在城墙的四角上，还耸立着八个塔楼，结构精美。……在内层宫墙的四周还挖有大而深的壕沟[⑩]，用砂石筑成，里面养着品种优良的鱼。”[11] 在这里，安文思显然将宫城四个方向的东华门、西华门、午门和神武门上的城门楼与城垣四角上的四个角楼混为一谈了。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中，它们其实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说，城门楼采用的是重檐芜殿顶式，而角楼采用的是重檐歇山顶式，不过或许在外国人看来，这些建筑在城墙上结构精巧、造型雄伟的殿堂差别都不大。但是通过安文思的描述，我们可以体会出北京古老的城墙城门所带给他的强烈视觉冲击。 2.2 北京的街道 街道是一个城市的具体形式，也是一个城市各项活动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中国古代王城通常采用《周礼·考工记》中的理想设计，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也就是说城区里围绕宫城这个核心，有主干道九纵九横，配之以南北和东西向的次干道，结合顺城的环涂形成整个王城的道路网。[12] 这种“棋盘式”的城市道路是传统都城的制式，也是明清京城路网的一大特色。 北京城内道路密集，但规划整齐，马可·波罗就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写北京的街道：“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以方地赐各部落首领，每首领各有其赐地，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13] 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明代北京内外城及关厢一带的街巷有1100多条，而且大部分都是土路，只有近朝之处的街巷于万历八年（1580年）才“题准用砖石拦砌，以防车碾作践。”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两次入京，分别是在1598年和1601年，他观察到北京的街道很少有用砖石铺成的路面，加上地处北方，风沙较大，由于雨水稀少，只要刮风就会造成扬沙，冬季的泥土和夏季的灰尘都令利玛窦深感厌烦和疲倦。[14] 一直到清初，在李明神父寄回欧洲的信札中还提及同样的问题，街道上的黄泥和尘埃往往会给行人出行和房屋的清洁都造成极大的不便和麻烦。[15] 可以看出，传教士的记载与中国的史料往往能相互印证。 清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的日益增多，北京的街巷比起明朝大为增加。据《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的街巷已达3000多条，而且很多重要的街道都先后改成石路。北京城内的道路分为主干道和次干道两种。主干道大都非常平直，基本呈正南正北或是正东正西走向。次干道分布于主干道两侧，多以胡同为名，内城胡同多数是东西走向，排列比较整齐。安文思对这一点甚为称赞，他说北京城不像欧洲城市那样无规则地建造，而是犹如线条般画出来那样对称，大街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既宽且直；小街都是东西向，把大街中间的空地分割为相等和对称的地区。[16] 古都北京的许多胡同街巷都记录着历史的沧桑变迁，由于篇幅有限，安文思在书中没有进行详细介绍，只提到北京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并举出了很多著名街道的名称，例如：王府街（the King’s Kindred street）、白塔寺（the White tower street）、铁狮子胡同（the Iron Lyons）、鲜鱼口（the Fish street）等等。尽管历经几百年风风雨雨，安文思当年所记录下来的这些街巷到今天仍然保留在老北京城里，中文名称沿用至今。 王府街，也就是今天的王府井大街，在明代因建有十个王府得名，后来清朝的很多王爷贝勒和权臣显贵们也多聚居此区；安文思之所以熟悉这条街，是因为1655年继宣武门“南堂”之后的第二座天主堂“东堂”就建在这里，也是顺治帝赐给他和利类思神父在东城的住所。 白塔寺原名“妙应寺”，是元朝忽必烈下旨在辽代佛塔遗址的基础上修建的，有着北京城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喇嘛塔，元明交替时寺庙毁于大火，仅存白塔；后经明清时期的几次修复，成为了京城著名的十里八方的庙会场所。 铁狮子胡同也是京城一条声名显赫的皇亲贵戚的住所，因一对元代铸造的铁狮子得名。明末有崇祯帝的田贵妃之父田畹曾在此建府，明亡后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占有该府，到清朝康熙年间又在此基础上建起了恭亲王府和其他一些王府，十分富丽堂皇。 鲜鱼口在前门大街东侧，与大栅栏相对，曾是一个漕运码头，贩卖鲜鱼的地方，后来成为明清时期著名的前门商业区的一部分。对于这个地区，安文思应当是不会陌生的，因为在明代“朝前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门商业区是当时北京城里最繁华的地区，店铺众多，商业发达，“凡天下各国，中华各有，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古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17] 在北京众多的街道中，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是不能不提的。长安街修筑于明朝永乐四年至十八年（1406-1420），与皇城同时建造，是明代兴建北京城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长安街东西平行走向，与纵横南北的中轴线，在天安门前正好垂直相交成准确的“十”字型经纬坐标中心点，从而构成了北京城坐北朝南，街巷纵横的总体布局。安文思书中说北京最好的街道叫做长安街（Cham Gan Kiai, the Street of Perpetual Repose），寓意为长治久安，整条大街东西走向，北接皇宫的城墙，南面紧挨着几座衙门和贵胄的府邸。长安街相当宽敞，宽约三十噚[18]；也非常有名，当时中国的文人们往往在文章中以它来代表北京城，如果说某人住在长安街，犹言其住在北京一样。[19] 2.3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