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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启示 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何明星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影响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所展开的激烈竞争，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原创力在泰国逐步减弱。对于这一个典型案例的研究，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全文约15000字。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在文化区归属上，学界共同的认识是东亚属于中华文化区，而东南亚各国除越南之外属于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会区。钱存训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印度与东南亚的交流造成印度人口及思想向东迁徙，到达缅甸、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及中南半岛的许多地方，而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中南半岛相遇而产生融合，今日的越南、柬埔寨与老挝三国所在地又被称之为印度支那地区即可说明。一般说来，除越南以外，这一地区的人民不属于东亚文化范畴，虽然在不同时期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地区曾通过贸易及移民受到中国的一些影响”[1]。因为地缘与人缘的关系，来到东南亚地区中国移民的数量、来源地变化，中国文化超过印度文化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十九、二十世纪的200多年里，与西方文化几度交锋，这个地区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的战场。中国文学在泰国影响的200历程，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变迁过程。对这样一个地区跨文化传播案例的研究，为21世纪中国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泰两国往来的历史很漫长，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丰富多样。但文化交往，尤其是书刊交往的近代历史似可粗线条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历史文化影响的晚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的影响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这三个时期，恰好是200年时间。 “三国演义”时期历史上，泰国与中国往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唐、宋、元、明的历代史书均有记载，中国文学对泰国产生重大影响是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段，即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在位期间（1782—1809）开始到拉玛七世（1925—1935）这130多年间，既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泰国民族文化借助图书、报刊出版在对中国历史演义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体系的历史阶段。 对于中国历史演义文学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对泰国的文化影响，学界已经成果很多，但综观已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都涉及到了图书、报刊的出现使中国历史演义作品对泰国文化影响进一步加大，可惜都没有作进一步考察。一个国家、民族对于异国文化的接受，尤其是对于大众文学作品而言，传统与现代的标志就是传播载体的变化。传统社会更多地依赖于人际传播，比如口耳相传，包括家教、私塾乃至于传统戏剧，都属于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进行人际传播。而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在此人际传播基础上增加了大众传播的载体——图书、报纸、期刊、影视，乃至于今天的互联网。中国文化对于泰国的影响，正是因为图书、报刊等现代传媒在泰国的发展，才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而这种现代媒体的发生、发展又与泰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所发生的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的剧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了现代与传统杂糅的文化景观。 根泰国方面的记载，拉玛一世王曾在1802年指令翻译中国两部历史古代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泰文名《三国》）《西汉通俗演义》（泰文名为《西汉》），这两部小说的翻译，揭开了中国文学在泰国流传的序幕。《三国》由当时的财政大臣、宫廷作家昭披耶帕康（宏）主持并资助，译于1805年。《西汉》由后宫亲王资助，译于1806年。拉玛二世（1809——1824）时期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东汉通俗演义》、《封神演义》。最初的翻译一般是由懂中文的华裔口译成泰文，昭披耶帕康（宏）在根据华裔口译出来泰文意思，润色加工，形成了具有泰文特点的《三国》，以手抄本形式在王宫贵族之间流传。而泰国有史以来就有大量福建、广东等潮汕人移民到此地，连绵不断，因此最初泰文译本中《三国演义》的人名、地名都是闽地发音。因为认识汉字、而精通中国历史演义文学作品的华裔很多，所以泰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文学的翻译采用一组或若干组中国人与泰国人互相对译的方法翻译完成。而一些泰文译本的印刷刻印，据 自拉玛三世（1824——1851）开始，西式印刷机开始引进泰国，一些作品印刷量大增。如冒叻莱印刷所首次印刷了95部《三国》，最初也是满足王宫贵族的阅读需要。根据 拉玛四世（1851—1868）翻译出版了《说岳全传》、《五虎平西前传》等通俗演义小说，连一些中国正史书籍也开始收入，如《西晋》、《东晋》、《隋唐演义》、《两宋志传》、《南宋中兴通俗演义》、《五代史平话》等。拉玛四世是现代出版业开始萌芽的历史时期。1844年7月，泰国出现了第一份由美国传教士办的第一张报纸《曼谷记事报》，每月一期，总共出版17期，1845年停刊。而拉玛四世即位后，面对西方传教士的宣传，他力主办报，印刷发行书籍，用以抵制天主教在泰国民间的侵袭。1859年，他创办了《皇室公报》（Royal Gazatte），在报上开辟“佛教徒运动”专栏，并用笔名发表文章，宣传本土佛教，抵制西方天主教的宣传与扩张。 拉玛五世（1868—1910）时期，因为报业的发展，翻译出版的中国古典作品更多，如《韩信》、《罗贯扫北》、《薛仁贵东征》、《黄烈传》、《大红袍》、《包公案》、《西游记》、《说唐后传》、《岭南逸史》等正史类、杂史类历史典籍也得到翻译引进。拉玛五世时期专门设有出版印刷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印刷厂“乃贴印制所”。据记载，有位亲王因酷爱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特出资兴建一座剧院和一个木偶戏院，专演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改编的剧目。亲王本人还取材《说岳》编出木偶剧本《兀术攻打潞安州》，交剧团上演。在泰国流传的海南戏、广东戏、潮州戏、木偶戏等都取材于《东汉》、《西汉》等通俗小说。尤其是这一时期，正值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叶之交，泰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出版机构迅速发展，总数达到59家，因此一些中国历史演义小说也开始交由报刊发表，译者通过报社获得翻译稿酬，不再由王宫贵族资助，翻译的范围从由中国历史小说转为中国大众读物，如《聊斋志异》、《金瓶梅》、《卖油郎独占花魁》等被一一引进翻译。 拉玛六世（1910—1925）时期，翻译出版了《五虎平南传》、《武则天》、《元史演义》、《清史演义》等。随着现代出版机构的迅速发展，已经翻译出版过的中国小说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如早在1805年就去世的泰籍华人乃汉翻译的泰文《三国演义》译本，于1865年正式出版，其中的《赤壁之战》单行本，在1935—1945年就发行了25万册，在当时人口只有1200万的泰国，可见其流行程度。而现代印刷技术的成熟使现代报刊的发展步伐加快，到在20世纪30年代，泰国报刊总数已达到165家，绝大多数报刊都登载中国的通俗演义故事，传播范围家喻户晓，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第一张中文报纸《华声报》于1907年问世，从此开启了华文报纸与泰文报纸并行传播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时代。据吴琼的研究，中国小说从1921年开始在各类报纸上连载，一些报纸因为刊登了中国历史小说，发行量迅速增加，有一家报纸因为刊登了中国小说，发行量从3000份迅速增加到30000万份[7]。报纸的迅速发展反过来促进了泰国翻译中国小说的大量需求。因为报刊需求量大，而翻译中国小说有时很慢，供不应求，就开始出现了“伪中国翻译小说”。一些泰国作家借用中国小说的人物、地名，借用好莱坞电影的情节创作所谓的中国历史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导致一些假冒中国作品大量出现。 通过这130多年历程的大概梳理，可以发现，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对泰国的影响，由王室开始，逐步步入普通寻常百姓之家，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技术以及报刊出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小说的翻译，从最初由王公贵族的资助到从报刊连载获得报酬，从西人开设的冒叻莱印刷所到王室的图书印机构——乃帖印制所，再到以专门印刷报纸为生的印刷厂，现代传播载体以及传播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使中国文化影响进一步扩大到民间。众所周知，古代印度神圣经文主要是通过口授与心记而传达，博学之士一般不使用书面文本，因此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因此早期的书面记录绝少发现，其历史全赖口头相传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记录，所以泰国等地无论是印刷术还是造纸技术，基本上是由外面传入。泰国上层对于中国小说的翻译、资助，以至于自己办报纸、创办图书印刷机构，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摆脱印度文化影响的重要标志。而通过现代图书报刊传播中国历史演义文学作品，无疑使中国文化影响力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印度文明。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看到中国刻书业在泰国拉玛王二世、三世时代的发展情况，泰国王室对中国小说翻译的资助情况，以及大量华裔翻译中国历史演义文学作品的具体细节研究文字，相关资料的挖掘也不够。 1840年以后，中泰之间的民间交往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广东、福建等地的移民成批流入泰国，每年达数万人，直至到今天在泰国居住的华侨、华裔总数超过几百万人。而逐渐走向衰落的清王朝在1878年与泰国中断了近千年的藩属国关系，不再向清朝纳贡。1908年，孙中山亲自到泰国曼谷去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大批华侨、华裔也相继开办中文报纸、期刊，面向泰国华侨、华裔以及能够读中文的泰国读者传播中华文化。但拉玛六世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看待在泰国的华人，断定华人是泰国政治家经的潜在威胁，在位16年里推出了一些排斥与打压华人的政策与措施，改变了泰国王室近百年来优待华人的历史传统，这种排华思想对1932年上台的君主立宪政府以及以后的军人执政府都产生了极坏的“示范”作用。1932年泰国王室成沙耶空王子创办了《民族周刊》，这份周刊成为泰国新闻记者的“摇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教育的普及、报刊的增多、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西方文学开始被翻译和引进，并与中国历史演义文学作品相竞争，使泰国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立特色的文化体系。 鲁迅、金庸时期中国文化对泰国影响的第二个时期，上溯1932年泰 在1932——1975年这44年间，尽管泰国政府左右摇摆，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内容依然成为泰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新中国建立后在政治、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时代内容也被引进，中国传统的历史内容与新中国当代内容的混杂在一起，传统与当代影响杂糅，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 在拉玛七世（1925——1934）时期，泰国著名作家兼文学评论家、皇家图书馆馆长丹隆·拉查努帕亲王（1862——1943）为了弥补首版《三国》的不足，于1927年组织人力进行修补，并指定精通汉语的华裔二级军官素娥·丹塔嘎与精通英语的尤尔兹·塞德斯教授一起研究，查阅资料，写出了“三国史话”作为新译本前言，同时适应泰国人的阅读习惯，改公元纪年为佛历纪年，并增加了注释和插图，进一步获得了泰国读者的认可，截至1972年已重印15次。在原三国演义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也成为泰国文坛的一个传统。如泰国通俗文学作家雅各（Jakhop）的编译本《乞丐版三国》，乃温·克立亲王的《资本家三国》（又称《永恒的宰相——曹操》），乃温惠的《咖啡馆三国》等等。除三国演义之外，在此阶段，由泰国翻译家妮·古叻罗希翻译的《金瓶梅》、《水浒传》也得到出版并且十分畅销[8]。正如泰国教育协会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泰文版）序言中所写到的：“中国历史故事，不论哪一类，都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男女老少，均爱不释手，犹如一日三餐之不可缺少”[9]。 在阶段，中国出版的大量泰文书刊也通过各种渠道发行到泰国，泰国文坛也接受了新中国的“文艺为人生”、“文艺为社会”的思想，因此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泰国知识分子，大量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1952年由叻察·班差猜翻译的《阿Q正传》轰动泰国，很快被抢购一空，1956年再版又很快售罄。1966年，中国北京的外文出版社《中国短篇小说九篇》，印发1150册，反响很大。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泰文版政治理论图书，也通过各种管道在泰国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引进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1957年泰国沙立军政府执政后，禁止中国大陆的图书期刊进口，也严禁翻译出版大陆的图书，而此时香港的武侠小说却趁势进入泰国。1957年泰国翻译家占龙·皮那卡与那云·皮那卡两位兄弟翻译出版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泰文版译名为《玉龙》），出版后成为泰国家喻户晓的畅销书。1963年，沃·那梦龙翻译了卧龙生的《玉钗盟》（泰文版译为《复仇剑》），书店购者如云，一天内两次重印，早上印发6000册，下午再版2000册。做中文教师的译者沃·那梦龙从此后辞去教师职位，专以译书谋生。此后金庸、古龙的其他作品源源不断地引进、翻译出版，如《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楚留香》、《无情壁剑》、《小李飞刀》、《鹿鼎记》等等。浙江大学的泰国留学生王苗芳在“中国武侠小说在泰国的影响”一文中对于武侠小说进入泰国有过详细的介绍。最早是由泰国华文报纸《守信日报》率先转载《香港商报》上登载的《射雕英雄传》，由此开启了泰国报纸连续登载武侠小说的先河。而泰文的《暹罗日报》率先购买了《射雕英雄传》的版权，两家因此发生纠纷震动泰国上层。但由此武侠小说成为泰国报纸的头号金字招牌。刊载古龙武侠小说的《泰叻日报》曾一度由日发行40万份提高到60万份。[10] 香港武侠小说的泰译本图书出版，最早是由金庸武侠小说的报刊连载被禁后，报社以传单形式传播，传单可以折叠到类似32开、56开本大小，便于携带。由此影响到一些涉及武侠小说出版的出版社，多是以小开本形式传播，如1958年出版《玉龙》的彭寄（泰文音译）出版社，1959年的斯利阿松（泰文音译）出版社，此后有巴判散（泰文音译）出版社（1971）、班达松出版社（1972）、暹罗国际书出版社（1995）等多以小开本形式印刷发行，一部武侠书的泰文译本多达到30多册，有的甚至超过50册。王苗芳在论文中列举了大约有50多家出版社出版的泰文版武侠小说作品。武侠小说在此阶段受到泰国读者的追捧程度，堪与泰国最初接受“三国”之热可比，正如1985年泰国《民意》报写到：“武侠小说成了书店里、书摊上不可缺少的书籍，武打题材充斥文坛和影视界”。 1973年沙立军政府被推翻后，泰国爆发“十月十四日运动”，对泰国文学产生了促进作用，前后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极为活跃，他们不满现状，渴望变革，泰国社会复又兴起认识和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热潮，再次兴起“当代中国文化热”。在1952年出版的《阿Q正传》在1974年重新再版两次、1976年第三次再版。有关中国内容的书籍，又开始大量被翻译成泰文出版发行，其中包括中国哲学、禅学、中国政治理论以及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不仅《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经典名著复又重译出版，而且中国现当代的一些代表作家，如巴金、茅盾、鲁迅等图书也得到重新出版。 鲁迅与金庸时期，泰国社会政体剧烈变动， 新中国的泰文书刊出版 在鲁迅与金庸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即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作品被泰国翻译出版，大多是由泰国方面主导的。而到1949年之后，尤其是新中国组建专门的出版发行机构之后，中国的主导地位日渐增强，而内容选择、倾向性方面都与传统历史文学占主导地位的“三国演义”时期完全不同。比如中国外文出版社专门出版一些图书、期刊的泰文版，并在一些特定的销售网络中发行传播，这就改变了1949年之前由泰国本土人、或者泰籍华裔、华侨主导中国文化内容翻译引进的局面。 比如在内容方面，新中国面向泰国发行的书刊，既有中文书刊，也有各种书刊的泰文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各种泰文版图书。自1956年开始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开始出版的泰文著作最大宗是毛泽东著作，第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56年3月、1968年重印，印刷册数是15500册，定价0.08元）；此后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64年版，定价0.71元；1969年修订，0.18元，总印刷册数是12705册）；《反对本本主义》（1969年，64开33页，定价0.08元，总印刷册数是13405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69年64开10页，总印量是11505册）；《关于蒋介石的声明》（1968年，64开19页 0.08元，总印量是27410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8页，64开，0.05元，总印量16212册）等共有139种。印发量最大的是泰文版《毛主席语录》（1967年出版，总印量170320册），139中毛泽东著作的总印发册数已达到2334018册。 此外还有马恩列斯著作7种，如《共产党宣言》（1974年出版，泰文版印发5575册），列宁的《论国家》（1975年出版，泰文版印发8024册），7种总共泰文版印发量为45219册； 理论政治83种，如刘少奇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63年出版，引发3000册），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1966年出版，泰文版印发8705册），73种总印发量达到263116册； 国情介绍6种，如郑实著的《中国经济概况》（1975年出版，泰文版印发1275册），翟边著的《中国文化简况》（1975年出版，泰文版印发1215册），《红旗渠》（1976年出版，泰文版印发3824册），6种国情介绍图书总印发量是9372册；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作品有61种，在泰国华侨以及当地读者种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有儿童读物29种，如王叔晖创作的儿童连环画《孔雀东南飞》（1957年出版泰文版，印发4320册）、《西厢记》（1962年初版泰文版，印发1210册），这在今天已经成为连环画收藏者追逐的上上品。顾笑呆画的《秦香莲》（1962年出版泰文版，印发1190册），钱笑呆等画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64年出版泰文版，印发4025册）。现当代小说有21种，如《中国短篇小说九篇》（1966年出版，泰文版印发1150册），《鲁迅小说选》（1976年出版，泰文版印发3024册），陆柱国著的《上甘岭》（1973年出版，泰文版印发1285册），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77年出版上册，印发1524册，1979年出版下册，印发1024册），《闪闪的红星》（1974年出版泰文版，印发1575册），《小兵张嘎》（1975年出版泰文版，印发2096册）。摄影画册有11种，如中国摄影杂志社编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泰文版《中国风光》（1962年出版，印发600册），外文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越南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1965年出版泰文版，印发1600册）。文学艺术类61种总印发达到113161册。 从1956年至1987年近30年里，仅外文出版社一家就出版发行的泰文图书286种，占全国总泰文图书品种446种的64%。全国其他出版单位出版的泰文读物，约有160种，主要以明信片、旅游风光、画册等为主。自80年代后期，泰文图书出版逐渐走向低潮，代之以周期更短、传播信息更为及时的泰文版《中国画报》的发行出版。根据新中国建立后专门从事海外书刊发行的机构——中国国际书店的记载，泰国的銮洲书店则是第一家从新中国购买书刊的书店，购买的是新中国出版的《水浒传》的连环画，同时还有《人民画报》。不久銮洲书店又介绍了泰国的民族商人韦提雅巴嚷书店（Vityabarran•Book House）与中国国际书店建立贸易联系，上述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特色泰文版图书就是通过这些渠道源源不断地发行到泰国各地。受到中国出版泰文书刊的影响，一些泰国当地书店还自发重印、翻印过一些毛泽东著作单篇，如泰文版《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等。总之，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影响杂糅，这是中泰文化交往第二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 多元化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失去了影响力？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