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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杨慧玲 论文题目 : 荷兰汉学研究的首座丰碑 发表时间 : 2012.01.09 发表刊物 : 国际汉学 荷兰汉学研究的首座丰碑 ——赫尔尼俄斯的手稿荷-汉词典与汉-拉《基督教概要》[1] 高柏著（Koos Kuiper）杨慧玲译 引言 赫尔尼俄斯（Justus Heurnius，1587-1651/2）的荷-拉-汉词典可能是第一部荷-汉词典，他的《基督教概要》（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Batavia 1628）和其他基督教文本亦可能是在中国人中传播新教的最早尝试。虽然这些著作似乎并未对其后汉学产生大的影响，也未曾在华人传教事业中担任过重要角色，然而，它们值得比迄今以来所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在戴闻达（J. J. L. Duyvendak，1889-1954）的“荷兰早期汉学研究”[2]一文中，他证实这些著作系赫尔尼俄斯所作，称这部词典是“荷兰汉学研究的首座丰碑”，提到莱顿大学图书馆（Acad. 224）和伦敦大英图书馆（Sloane 2746）都有这部词典的抄本，大英图书馆还收藏了一份赫尔尼俄斯的《基督教概要》和其他文本，与词典（Sloane 2746）合订在一起。然而，当时戴闻达没有机会研究伦敦的抄本，[3]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不知道莱顿大学图书馆就收藏着一份《基督教概要》（Acad. 225），也未意识到牛津大学的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还有一份词典和《基督教概要》（Marsh 678和456）。[4]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介绍赫尔尼俄斯的生平和这些著作的缘起，其后的历史；接着，笔者将详细地描述词典和《基督教概要》的三个版本的内容，最后作以总结。 一、赫尔尼俄斯的生平简介 赫尔尼俄斯是莱顿大学医学教授约翰·赫尔尼俄斯（Johannes Heurnius，1543-1601）十一名子女中的一个。他自1602年在莱顿大学学习医学。他的母亲、两名姐妹和一名兄弟都殁于1604年的瘟疫。1611年，赫尔尼俄斯获得医学博士。在英、法游历五年后，他在荷兰格罗宁根（Groningen）研习了三年神学。1618年，赫尔尼俄斯出版了一部关于荷属东印度基督教事业的小册，[5]倡议在水手和士兵中间传扬基督教道德，为马来人创建学校，将圣经译成当地语言。他知道耶稣会在中国、日本开拓传教事业，认为耶稣会的失败归咎于缺乏神力，因为耶稣会的传教方式与圣徒保罗完全不同。赫尔尼俄斯声称，外语知识无需特别深入，因为对手将被上帝的话语征服，而非“矫情的哲理”。[6] 赫尔尼俄斯在荷兰任牧师数年后，1624年，他被派往荷属东印度，同行的还有以前曾到过该地的坎迪蒂斯（Georgius Candidius）、普雷特（Johan du Praet）、丹克茨（Sebastianus Danckaerts）。自1624年10月，赫尔尼俄斯和丹克茨被任命为巴达维亚牧师。在向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布道之余，赫尔尼俄斯很快就注意到了异教徒，并且在1625年1月29日写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信中提到中国人：“这里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是勤劳的民族，整个巴达维亚经济所倚靠的民族。没有他们，这里就没有集市，没有房子，什么事都做不成。尊贵的阁下应当考虑，假如这个民族与阁下您的基督教领地结成纽带，并让他们放弃回祖国的所有想法，永远在您的领地定居，将会带来多大的益处。这有望取得一些成功，至少他们中有些人会这样做。”[7] 自1625年起，他每天做宗教教导，但是对荷兰传教士来说，存在着语言障碍。他们懂葡萄牙语和马来语，但是不懂汉语、日语、马拉巴尔语（泰米尔语）或古吉拉特语（Gujarati）。1626年，当第三位牧师卡瓦利尔（Joh. Cavalier）接受任命时，赫尔尼俄斯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其他语言。他还尝试为当地有阅读能力的男童建立一所学校，训练他们将来向马来人、马拉巴尔人（泰米尔人）、中国人传教，但是未能成功。 赫尔尼俄斯传教的环境并不太平。1628年8月和1629年，巴达维亚数次被马塔兰（Mataram）的爪哇人围攻，1628年教堂发生了火灾。巴达维亚居住的中国人从1627年的约3500人，至1629年9月，减少到约1200人，在1629年12月又增加到了约2000人。[8]与此同时，传教士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存在内部斗争。赫尔尼俄斯极力宣扬教会从东印度公司独立，最后未能成功，1632年甚至被总督关押了数月。同年，应赫尔尼俄斯的请求，他被送往摩鹿加群岛，在那里传教，直至1638年年末返回荷兰。赫尔尼俄斯以虔诚和博学被人仰慕。1640年，他成为韦克拜迪尔斯泰德（Wijk bij Duurstede）的牧师，此后，他修订了马来文圣经译本和一部荷兰-马来文词典。[9]1651或1652年赫尔尼俄斯去世。 二、手稿缘起 赫尔尼俄斯第一次提到这部词典和其他文本是在给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董事分会的一封信中，信件日期为1628年11月2日，内容如下：“在一名懂拉丁文的中国人的帮助下，我们已经编了一部词典，[10]荷兰文和拉丁文在前，汉字及其用法在后。[11]以同样的方法，我们用汉语还编写了信经（Creed ）、十诫（Ten Commandments）、主祷文（Lord’s Prayer）、一份简明的《基督教概要》。我们不辞劳苦地做，是因为像这样的中国人不常见到，我们盼望，只要对华贸易一开放，这将是一个对后代极有价值的作品。”[12] 这些译著应该放置在许多其他人的翻译活动的背景之中看待。荷兰-马来语词典早已在1603[13]和1623[14]年出版，同类的宗教文本已被译成马来语[15]和马拉巴尔语（泰米尔语），[16]后来还被译成了台湾土著语言。学校儿童、希望在教堂受洗或者在教堂结婚的人，都要背诵这些译著。[17] 一年后，在一封1629年11月20日写给东印度公司董事的信中，[18]赫尔尼俄斯自述让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并不成功，[19]然而，他为将来预备了一些或许有用的工具。“一位在澳门接受教育、懂得拉丁文的中国教师帮助我们编写了一部有中国字的小词典。我称它小是因为要想让它完备，我们还得再增加三万个汉字。[20]尽管如此，假如把翻译的短篇与增补的词典合订在一起，我们在这里编纂的词典则也可以将就。我把这一份寄给我的哥哥[21]做礼物，同时，我希望在神的帮助下，若得知我的这部著作将会让阁下和莱顿的学者们感到喜悦，寄给莱顿图书馆一份经过修订和增补的同样著作，为的是让那些对东印度珍品有兴趣的人把它看作是阁下在本地卓越治理的成果。”[22]显然，1629年至少已有两份词典：一份简短版，另一份赫尔尼俄斯计划修订和增补，之后在需要时寄给莱顿大学。 三、手稿的经历 戴闻达研究，不迟于1648年，当萨尔马修斯（Claudius Salmasius，1588-1653）出版一份中国十二生肖名称的对照表时，他采用的是赫尔尼俄斯词典两种汉字注音方案的混合体，所以莱顿此时至少有一份荷汉词典。[23] 这两种手稿后来都出现在侯利俄斯（Jacobus Golius, 1596-1667）——莱顿大学阿拉伯语教授（自1625年）兼数学教授（自1629年）的个人东方手稿拍卖目录中。他的藏书在他去世后近三十年后，于1696年10月16日售出。在中文手稿书单上，名列前三位的有： （1） 《汉语词典》（Dictionarium Chinense），按荷兰文字母排序，汉字有拉丁文和官话释义，双页； （2） 《基督教概要》（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以及创世和人类救赎。信件、各类契约、大黄介绍；中国帝王名录，汉字和拉丁注音对照，双页； （3） 另一份，没有拉丁对照，双页。[24] 与侯利俄斯其他手稿藏书一起[25]被牛津的伯纳德博士（Edward Bernard）替阿玛主教（Armagh）马士（Narcissus Marsh）收购的第（1）和第（2）部分，现在藏于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26]《基督教概要》仍然在f.1r和f.249r页面上写着数字“No 2”，很可能指的是目录编号。下面将会看到，第（1）和第（2）应该是赫尔尼俄斯1629年提到的修改增订本，是他本想寄给莱顿大学图书馆的抄本。 侯利俄斯目录上的第（3）是另一份未完成的抄本，为菲利普·马松（Philippe Masson）所购。这位沃仑教会（Walloon Church）的牧师（1699年结婚，其余不详）在1713年的一部书中写道，他曾拥有一份只有汉字的《基督教概要》，没有注音也没有译文，它曾经属于侯利俄斯。他还“通过一样的渠道”得到了一份词典，没有说是何渠道，也没有明确地说词典同样来自侯利俄斯。[27]侯利俄斯的书目上只提到一部词典（No.1），但是或许马松的那个抄本当时已经和《基督教概要》装订在一起了，所以目录的第（3）包含《基督教概要》和词典。马松在汉语研究中频繁地使用这些手稿。他的儿子，也叫菲利普·马松，在1725年移居英国，很可能随身带着这些手稿。[28]史路连爵士（Sir Hans Sloane，1660-1753）购得了它们，现在藏于大英图书馆。 莱顿的抄本更加简单（词典没有拉丁译文），而且也更短小（《基督教概要》里翻译的篇章较少）。这可能是赫尔尼俄斯在1629年寄给他莱顿的哥哥奥托做礼物的那一份。据德·杨（P. de Jong）的目录记载，[29]它们是1802年威密特（J. Willmet, 1750-1835）在德·摩尔·范·宜么尔塞尔（B. de Moor van Immerzeel）的藏书中获得的。1837年，威密特的藏书被荷兰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 I，1772-1843）收购后，赠给了荷兰皇家科学院（Koninklijk Nederlandsch Instituut van Wetenschappen），即皇家艺术和科学院的前身。1857年，它们以永久借出的形式移交莱顿大学图书馆，现在藏于莱顿大学图书馆的东方手稿部，是瓦尔内尔遗留藏书（Legatum Warnerianum）的一部分。[30] 四、三部词典抄本：描述与分析 所有的词典抄本都写在厚的欧洲纸上。每一页先用工具打好格子，所以每条横线和竖线的两头都各有一个小孔。 （1） 牛津词典抄本 牛津大学的词典抄本共139双页（包括2双页空白纸），精装订在一起（页面33×21厘米）。每页有9竖栏（除了3-4双页是8竖栏），页面从左向右写着：①字母排序的荷兰语词，通常有同义词、释义和例句，拉丁文翻译；②汉字；③每个汉字的注音和拉丁文翻译。每一竖栏约有5个词目（lemmata），一些荷兰语词目没有译词（参图一）。 图一：莱顿词典（Acad. 224），f.34r.，从“ghij你” “ghijlieden你们” “ghier鹰”到“godslasteraar願天願地”是赫尔尼俄斯的荷兰语注音。 第一双页上的词典名和侯利俄斯的书单相同，但是在第3双页上却写着《1628年2月在雅加达的巴达维亚开始[编写]的汉语词典》（Dictionarium Sinense inchoatum Bataviae Jacatranae An. Dom 1628 februar）。由于其他版本的词典抄本没有日期，这一部可能是原稿本。词典的正文从这一页开始。荷兰文和拉丁文一部分是赫尔尼俄斯的笔迹。汉字写得不太好，有许多非标准或者错误的汉字，但是注音和拉丁文直译写得很整齐。第一个词条是“Abel fraey（标致）”，最后一个是“Zeewonder”（海怪）。词目总数约3900个。第6双页的第8栏词目“Gehouden dit te doen”（f.40v.）和“Hagel”（f.41r）之间有缺失（即从“Geleden”到“Haet”的条目）。因此，所有与宗教相关的词例如“Godt（天主）、Godsdienst（奉敬、事奉[即宗教]）”等词目全部都缺失。 手稿采用了两种注音系统，较常用的是金尼阁系统，[31]然而赫尔尼俄斯笔迹的注音使用的是荷兰音的系统，[32]像（与汉语拼音相比）tsj=ch，ch=h，zj=r，ou或v=u，uu=ü，例如tsjeē (chē) 車，chaâu (hăo) 好，juû (yŭ) 與。两种注音系统的声调符号都以同样方式标注（例如ˉ1，ˋ2，ˆ3，ˊ4，ˇ5），然而经常有错误。金尼阁系统在元音上增加送气符号（‘）代表送气音，赫尔尼俄斯的系统用h，然而不是所有送气音都标示。有时两种注音系统并排出现，例如“承tsjyˆng，ch‘imˆ（f.6r）”。 对译语是官话口语，而非古汉语，例如“Doen yt [iets] voorhebben；facere aliquid作甚物事（见f.32r.）”，多数都是正确的。词目常常是短句，如“Hij is degene; Ille est是他（f.46v.）”,许多荷兰语词目都有一个同义词，如第一个词“Abel”(标致)解释为“fraey”（美）。因为那个时候荷兰语拼写还未统一，一些词出现了两次，拼写却不同，如“Entvogel (f.37v.)”和“Eyntvogel (f.38r.)鴨”，一些词目也未严格按照字母排序。有些难译的荷兰词目没有对译词，如“kropachtig；strumorus (f.54v.)[类似甲状腺肿的]”，或者只有注音，没有汉字。宗教术语使用的是耶稣会的译名，如“Godt；deus天主”（牛津抄本缺失，见图一）。许多宗教术语事实上是葡萄牙语的音译，如“Den Doop；Baptismum巴第斯磨（f.35r.）（来自葡萄牙文bautismo; 参图二和n.44）”。 有一些是明显的错误，如“Oyevaer；Ciconia [鸛雀] 有時”，因为它写在“Oyt；unquam”（曾经）没有汉译字的同一格(f.87r.)。 另一个是有关鸡蛋的词混乱的例子： ff. 荷兰语 拉丁语和汉语 汉语 98v. Schaele van een ey Putamen ovi（蛋壳） 蛋清 35r. Den dop van een ey Putamen ovi（蛋壳） 蛋黄（后面更正为蛋壳）（参图二） 35r. Den doyer Vitellum ovi（蛋黄） 蛋青 138r. Het wet [wit] van een ey Albumen ovi（蛋清） 蛋清 有些错误的汉语译词事实上是两次翻译之后的产物：首先从荷兰文译成拉丁文，然后从拉丁文译成汉语，由此显示一位编写者（赫尔尼俄斯）懂荷兰文和拉丁文，另一位编写者（澳门来的中国教师）懂拉丁文和汉语，但是没有人既懂荷兰文又懂拉丁文，例如“Boeck（荷兰语：书）；liber（拉丁语：书或自主、自由）自主。無主人管”（参图二）。当对应的拉丁语是短句时，常常发生意义偏移，如“Nae（荷兰语：之后、根据）；secundum consuetudinem依風俗，論風俗”。 词典中有许多增添和修订的痕迹，表明词典被使用了一段时间。这个抄本中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汉语初学者是如何学习汉字的部件的，如“Mest；Fimus bovis牛糞”后面有这样的解释“orissa米 和 mutare異”（f.62r.）。赫尔尼俄斯也尝试学习口语，如“Stellen oft zetten; ponere放在槕上。你比得不好”，其中第二个句子很可能是学生（或老师）对于对方手势的评价（f.109r.）。 图二：莱顿词典（Acad. 224） （2） 伦敦词典抄本 伦敦词典抄本有198双页，与《基督教概要》和马松增补的材料精装订在一起，成为一大册（纸张32×20.2厘米）。双页一侧粘到精装的纸条上。词典页码从1至396页是一个顺序，但是又被人连同马松的9页介绍重新标号为1-207双页。每一页8竖栏，上面从左到右写着：①字母排序的荷兰语词，通常有同义词、释义和例句，拉丁文翻译；②汉字文本；③每个汉字的注音；④每个汉字的直译（偶有缺失）。每一竖栏有5个词目，一些荷兰语词目没有翻译。 这个抄本显然是牛津原稿本的副本。原来牛津稿本夹在两个词目之间后来增添的部分，在伦敦抄本中现在都在自己的方格内，从这一事实可以判断，例如“quaed daedt; maleficium誤。惡事（参Oxford f.92r.）”。词目“Entvogel”只出现了一次（f.53r.）。正文8竖栏，不是9竖栏，这是另一个导致涨页的原因。在第一个词目“Abel，fraey”中，在词目和同义词中间增加了一个逗号。词典原注音与金尼阁方案一致。从赫尔尼俄斯更正的数量判断，这个抄本也同样在荷属东印度用过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是马松字迹即后来添加的内容，也有匿名汉学家的笔迹。马松在词典的第一页（f.10r.）加上了侯利俄斯书目上的名字——《字林》（Dictionarium Chinense, h.e., Lingua Belgica juxta Alphabeti ordinem, & Latine & Mandarinica quoque explicati Chinensium characteres），之后有小字写道“菲利普·马松在各处作了增补”。马松对词典的增补包括：有词目（重复词目也收入了）和页码的互参；在原来金尼阁注音后增加了赫尔尼俄斯的注音（主要集中在词典开始）；[33]参阅瑞兰德（Adriaan Reelant or Hadrianus Relandus, 1676-1718）的《词汇》（Glossarium）[34]所作的评论，还有个别马来语对应词，如“Boeck”有“kitap, Malice, liber, libri （马来语kitab是书）（正确地添加了書、册，然而，保留了原对应词；f.31r.;参图二）”。马松增加的汉字很容易与原字体区别开来，他的字笔画更加笨拙。 马松还在ff.1-9双页上增加了一篇引言，有解释和汉学注释，在ff.436r至60v加了一个拉丁文索引。引言的内容有： [ff.1,2]书目，提到了《字汇》。 [f.1v.]证明希伯来文和汉语之间关系的笔记。“我发现汉语里有一些词，无论发音还是意义，都和希伯来语里的词一样”，菲利普·马松以试图证明汉语和希伯来语同源的理论而闻名。在他的汉语研究中，赫尔尼俄斯的抄本是重要的资料来源。[35]本页还有带西班牙译文的漳州方言主祷词。[36] [f.3]汉语的所有语音。 [f.4]汉光武帝统治期间（公元25-58）记载的月晦日蚀现象，印刷本，加上注音并译成了法文。 [f.7]首次提到侯利俄斯的词典名称《汉语词典》（Dictionarium Chinense……）。 [f.7v.-9r.]马松按词典编排方式写的解释中国的度量衡单位及其他词汇。 [f.10]据马松记录的侯利俄斯目录，赫尔尼俄斯的词典原稿本首页有标题《汉语词典》（Dictionarium Chinense……）。在这一页有竖行书写错误的汉字标题《林字》及对此的解释“字之森林，或又名字汇”。最早的页码计数从这一页开始[f.207v.]，最后一页是前编号396。 （3） 莱顿词典抄本 没有名字的莱顿词典抄本有140双页（页面33.5×22.3厘米；最后7双页空白），精装订。与牛津抄本一样，每页有9竖栏（参图一），多数页面上的词目内容、甚至连同错误（如“Entvogel”与“Eyntvogel”）都一样。拉丁文对译几乎全部被省略了，仅有个别例外，因此出现了一些无法理解的译文（如上述Boeck和Nae的例子）（图二）。显然，这是牛津稿本的另一个抄本。没有伦敦抄本那么多后来添加的内容，但与牛津本相比，缺乏汉语对应字词的条目较多，这表明莱顿抄本可能早于伦敦抄本的成稿时间。另一个方面，莱顿抄本也有一些牛津和伦敦抄本所没有的词，例如“Nieuwjaar新年”后增添了“新歲，新正”。页码用铅笔标号。 据此推测，很可能莱顿抄本在它刚完成之际便被送到了荷兰，可能就是1629年11月赫尔尼俄斯寄给莱顿哥哥奥托做礼物的那一份。 五、三个抄本中的其他材料：《基督教概要》和其余文本的描述与分析 （1）牛津的《基督教概要》和其余文本 牛津的《基督教概要》有264双页（包括34双页空白），精装订。纸张的大小是33×21厘米，但是一些更早的纸张比这个尺寸略小。《基督教概要》竖行书写汉字，按中国人习惯从后向前阅读。它也是9竖栏，每个字块从左到右包括：①汉字注音；②汉字；③（几乎全部）拉丁译文（参图三、四）。这部分与侯利俄斯书目的名字相同，还有另一些人笔迹的“基督教概要，创世和人类救赎（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de creatione & salvatione generis humani ）[行间增补：] 耶稣会士编写[37][从略]”，以及约翰·加尼尔（John Gagnier，ca.1670-1740）对基督教和其他文本的描述。[38]牛津材料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金尼阁注音方案，仅在引言（ff.50v.-3r.）使用了赫尔尼俄斯的注音。 牛津材料包含①基督教文本；②非基督教文本；③部分材料的原始抄本。它是三个抄本中篇幅最多的抄本。然而，也有两篇仅见于伦敦本（汉字转写的马来文主祷文和信经，见Sloane 2746 ff.378v.-3r.和Sloane 前面提到，类似的基督教文本在这一时期被译成了马来语，如丹克茨翻译的[39]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 58页），信经（Creed 10-11页），十诫（Ten Commendments 44-45页），早晚祷文，饭前饭后及布道前后祷文（64-70页，84-87页）。1631年马太福音被译成了马来语。[40]汉语的《基督教概要》不是此前翻译成马来语的马尔尼克斯•范•圣阿尔德恭德（Marnix van Sint Aldegonde, 1540-1598）的小册。[41]由于圣阿尔德恭德的小册主要是攻击罗马天主教会的，只有在马来天主教徒中传教才适用。 多数非基督教材料，例如书信范式和契约文书（no.13-15），大黄（no.19），纪年（no.20）等，可能是从中国的某种万宝全书中得来的。[42] 图三：莱顿的《基督教概要》（Acad. 225），f.15v. 信经（Creed）。拉丁文解释了“罷德肋”“玛利亚”“十字架”等（金尼阁注音） 1. 基督教文本 双页页码（ff.） 编号（no.） 拉丁名或英文描述 汉语题名或首句 24r.-50v. 1 ‘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真學真義之道 天主所付與人以此能安 安然在世爲生。死後亦得升天。 50v.-53r. 2 Prologues and basic texts （a） ‘Prologus gener. in capita Doctrinae Christianae’ 此天經是真天主所付於人。 （b） ‘Prologus in symbolum Apostol.’ 这經是千典萬經之要略，奉教者所當信之矣。 ‘Symbolum Apostolorum’（参图三） 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德肋造成天地，我信其惟一費略耶穌契利斯多我等主。 （c） ‘Prologus in Decalogum’ 這是聖誡典。 ‘Decalogus’ 一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 （d） ‘Oratio 在天我等父者。 53v.-56r. （3） Elementary catechism ‘Questiones discendae iis qui 题名：願入教者之問答。 首句：天主有多還是一箇。 56v.-68r. （4） Eight prayers and one hymn （a） ‘Precatio matutina’ 早起祝文 （b） ‘Precatio vespertina’ 晚睡祝文 （c） ‘Precatio ante prandium’ 飯前祝文 （d） ‘Precatio post prandium’ 飯後謝主經文 （e） ‘Cantilena pro operariis’ 工匠人歌 （f） ‘Precatio pro morientibus’ 爲臨死者祝文 ‘Precatio in morbo’ 拉丁文题目在错误的地方 （g） ‘Precatio in morbo brevior’ 病時祝文 （h） ‘Alia precatio in morbo brevior’ 病時祝文 （i） ‘Precatio in morte’ 死時祝文 68v.-75v. （5） Baptism and marriage （a） ‘Quaerenda in Ecclesia per interpretem Sinensem ab iis qui 题名：在天主殿中通事問要入教的人這數端。 首句：我問你或你們某某你願入教而[从略]。 （b） ‘Quaerenda in Ecclesia a sponso et sponsa’ 這數端當示知要取親的人。（这一篇出现了两次，莱顿本无） 75v.-78r. （6） Pray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sermon （a） ‘precatio ante concionem’ 此經念在講道之先。 （b） ‘precatio post concionem’ 别祝文 78v.-91r. （7） Translations of Matthew Sermon on the Mount （a） ‘S. Matthaei Evangel. cap. V’ （b） ‘S. Matthaei Evangel. cap. VI’ 91r.-v. One model of a letter No.(14) (a),见下 ‘Patris absentis epistola ad filium’ 父外與子書 92r.-112r. （8） Exercitium Religiosum Jesuitarum[44] 聖教日課，聖號祝文 （9） （汉字书写的马来语文本） 缺，见伦敦本 2．非基督教文本 114r.-131r. （10） ‘Confutii Doctrinae Morales’ [孔子道德理论] 论语，最后一句为：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贯之（4：15）。 131v.-137r. （11） ‘Colloquium Confutii cum puero’ [孔子与儿童对话] 孔子曰汝居何鄉何里何姓何名。[45] 137r.-148v. （12） ‘Stratagemata Sinica’ [中国战略] 曹操問程昱取下丕之計。[46] 148v.-157r. （13） Twelve models of legal texts 契約、文书类 （a） ‘Sepulchri montani prohibitorium’ 墳山禁約 （b） ‘agri orizae prohibitorium’ 田禾禁約 （c） ‘fructuum prohibitorium’ 瓜果禁約 （d） ‘scolastici offerentis libellum modulus’ 童生執結式 （e） ‘Agricolarum libellus’ 農民執結式 （f） ‘Libellus fidejussoris’ 保状 （g） ‘Vectigalium libellus’ 錢糧呈子 （h） ‘Adversus latronem libellus’ 盗賊呈子 （i） ‘Contractum in Emptione bovis’ 買牛契 （j） ‘Emptitium sepulchri’ 買墳地 （k） ‘Contractus famuli laboratoris’ 傭工議帖 （l） ‘Contractus in Emptione agri’ 五買田契 157v.-162r. （14） Seven model of letters 家书类 （a） ‘prima epistola patris ad filium’ 父外與子書 （b） ‘alia epistola patris ad filium’ 又父寄子書 （c） ‘tertia epistola patris ad filium’ 又父寄子書 （d） ‘filii absentis ad patrem epistola’ 子外與父書 （e） ‘altera filii ad patrem epistola’ 又子寄父書 （f） ‘filii domi residentis ad patrem epistola’ 子家奉父書 （g） ‘fratris majoris ad fratrem minorem epistola’ 兄外寄弟書 163r.-166v. （15） Five models of legal texts （a） ‘contractus agricolae’ 佃批式 （b） ‘Alius contractus agricolae’ 退佃批式 （c） ‘contractus de navi oneranda’ 船攬載貨物 （d） ‘acceptilatio’ 收錢糧 （e） ‘Libellus capitis vici’ 地方執結式 （16） 《百家姓》 缺，见下，更早抄本 167r.-171v. （17） ‘Formulae emendi et vendendi’ [买卖对话] 請。或者你賣了多與日本人。有白、紅、黄生絲賣不。 172-175 空白 176r.-182v. （18） ‘Confutii Philosophi Sinici Lib 2. capita 6 Latine’ 《论语》学而第一至雍也第六（仅见牛津本） 184r.-187v. （19） ‘Rha barbari descriptio et usus’ 大黄 188r. （20） ‘Chronicum Sinense’ 仅有题名 191r.-215r. ‘Nomina Regum Sinensium’ 歷代帝王年紀（注：这位天启皇帝治理迄今1629年）[47] 218r.-221r. （15） Three of five models of legal texts (a,b,e). With Latin titles. 每页四栏汉语文本 221r. （16） The hundred surnames[48] 《百家姓》，只有书名，f.221v. 只有一个趙姓 223r. （2） （d） ‘Oratio 主經 223v. （2） （d） The Lord’s Prayer 只有两行字 225r.-230r. （13） Twelve models of legal texts. With Latin titles. 231r.-253v. （I） ‘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 . .]’ 见下面说明 255r.-261v. （14） Seven models of letters. With Latin titles. 每页四栏 262r.-263r. （14） （a-c） Three of the seven models of letters. With Latin titles. 每页三栏[49] 早期版本的《基督教概要》五个组成部分按倒序分置于三大组中。加尼尔（参注38）在他增补的拉丁文题名里说，许多页松散了，可能这些部分弄混了。第一部分从f.249r.开始，题名为“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de creatione et salvatione in Sinicam traditum Jacatr. A. Dom 1628”。这一页还有“No.2”，可能指的是侯利俄斯书目编号。第二、三部分在ff.239r.-248v.，第四、五部分在ff.232r.-238v.。每一部分的左上角都写着“correxi（我已订正）”，是赫尔尼俄斯的字迹。还有一些赫尔尼俄斯做的改动，如f.241r. 把第十条诫命“十毋貪他人財物”改为“十毋願他人妻毋貪他人財物”。[50]汉字每十个字一标，总数至2789字。汉语文本每页四栏而非三栏。 （2）伦敦的《基督教概要》和其余文本 伦敦的《基督教概要》有213双页，马松为其增加了16双页的增补材料[51]，这些与词典装订在一起，成为一册。《基督教概要》的页码曾经按中国人方式从后向前的阅读顺序单独编号（445pp.，有些地方缺页），但是，后来所有的页码又按西方方式，与词典页码相连接重新编号，致使《基督教概要》的页码顺序错误。词典连同《基督教概要》总数为462双页。正文也是三栏，但是与牛津和莱顿的抄本相比，空白处更多。原伦敦抄本只有汉语内容（带拉丁题目），马松增加了一部分的注音和拉丁文直译（见下文）。它包括：与牛津抄本一样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文本，但是顺序略为不同。另外收入了两份新文本：汉字音写的马来语主祷文（Lord’s Prayer）和信经（Creed）（pp.113-122）（9），另一新页（f.209）。《论语》的“学而第一”至“雍也第六”拉丁译文（18）缺失。文本几乎没有重复的。 注音和拉丁文直译是马松增加的，马松还增加了许多注释性的笔记。有些章节的注音和翻译几乎完全是马松增加的，其余只有个别汉字有注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哪些章节是马松最感兴趣的。在卷末，还有一些预先打好格子、然后马松根据其他汉学家的著作增补了注释的纸张（ff.220r.-213r.）。一些以前散落的零张也同样被收入这一册装订（ff.212-208）。 在f.213r.页末，出现了另一个人写的“菲利普·马松”和“马松”各一次。这一页包含许多汉学笔记。第一条有一个标题“Miscellanea quaedam Sinica, partim a P. Martinio, ejusque famulo Sinensi Dominico accepta, partim ex eorundem ore per me excerpta. Item Quaesita varia imprimis circa computum Sinarum astronomicum（中文著作杂收，部分来自卫匡国神父和他的中国仆人多米尼克斯，部分是我从卫匡国神父和仆人他们那里听来的。还有一些关于中国天文计算的内容）”。这个题目原本是侯利俄斯写在一卷中文文本上的，后来被瑞兰德得到，马松借阅。[52]菲利普·马松的名字可能是由一个不懂汉字的人增加的，因为它写在书末尾，而非前面。 道格拉斯（Robert K. Douglas，1838-1913）在他的《大英图书馆中文书籍、抄本和图画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1877) 的331页正确地记录了词典的名称，与马松抄自侯利俄斯书目写在第一页的名字相同。然而，在336页，道格拉斯误把评注瑞兰德的笔记当作其余汉语材料的标题了。因为这一条出现在文本看似“首页”的位置，而且马松的名字也出现在这一页面上，所以道格拉斯很可能被误导了。他以为第一句的“我”指的是菲利普·马松，而事实上这是指侯利俄斯。最终，戴闻达也误以为这里有侯利俄斯/瑞兰德的手稿卷。[53] 下面对伦敦《基督教概要》内容的描述，双页页码指的是新编页码，但是内容部分按照旧编号的顺序、以中国人原方式来描述，更符合原逻辑。圆括号里的数字指的是牛津抄本的顺序。只有不同于牛津抄本的才标示出区别。 马松增加的内容有： ff.双页页码 描述 462r.-1v. 马松的汉学笔记页 436r.-460v. 荷-拉-汉词典的拉丁文索引。汉语书名《字林》在这里书写正确。 435v. 内容目录：在此用的书名《中国抄本杂略》（Miscellaneum Chinense Manuscriptum）比道格拉斯目录中所用的名称更恰当。目录包括10个基督教材料和12个其他中文材料。 1. 基督教文本 旧页码pp. 新页码ff. 编号 拉丁名或英文描述 汉语题名或首句 1-65 434v.-402v. (1) ‘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de creatione et salvatione generis humani in Sinicam traductum Batav. Jacat. A. Dom. 真學真義之道。（部分注音是金尼阁和前利玛窦方案[55]的混合，经常没有调号。连同拉丁文翻译，都是马松写的，数字指的是词典的页码。） 66-112 402v.-378v. (8) ‘Exercitium Religiosum quod Jesuitae in Sina et 聖教日課，聖號祝文。（后面仅有个别非常简单的汉字有注音，如我ngò） 113-122 378v.-374r. (9) Malay texts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牛津本未收） 113-116 378v.-377r. (a) ‘Precatio Dominica Malaica characteribus Sinensibus expressa’ 见下面说明 116-122 377r.-374r. (b) The Creed in Malay in Chinese Characters 见下面说明 123-124 缺页 125-132 373v.-370v. (2) Prologues and basic texts (a) ‘Prologus general[is] in capita Doctrinae Christianae’ 此天經是真天主所付於人。（全部注音和拉丁译文是马松所为） (b) 马松在页面上写‘Credo in Deum &c’ 這經是千典萬經之要略，奉教者所當信之矣。 (c) ‘Prologus in Decalogum’ 這是聖誡典。 马松写‘T’ien chù chěkiai[天主十誡]Dei decem praecepta’ 一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 (d) The Lord’s Prayer 在天我等父者。 133-139 369v.-366v. (3) Elementary catechism 题名：願入教者之問答。 首句：天主有多還是一箇。 140-162 366v.-355r. (4) Eight prayers and one hymn (部分有拉丁题名) (g)(h)(i)没有拉丁题名。 162-171 355r.-350v. (5) Baptism and marriage (没有拉丁题名) 162-167 355r.-352v. (a) 见右栏中文 在天主殿中通事問要入教的人這數端。（第一问）我問你或你們某某你願入教而[从略]。 167-171 352v.-350v. (b) 见右栏中文 這數端當示知要娶親的人。 171-179 350v.-346v. (6) Pray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sermon （无拉丁题名） (a) 见右栏中文 此經念在講道之先。 175 348v. (b) 见右栏中文 别祝文 180-214 346v.-341r. (7) Translations of Matthew 5 and 6 180-195 346v.-348v. (a) 马松写的名为‘S. Matthai cap V.’ Heurnius’s title at the end only: ‘finis Cap V S. Matth.’ 这一部分许多注音和拉丁译文都是马松增加的。 196-200 空白页 201-214 337v.-331r. (b) ‘S. Matthaei Cap VI’ 许多是马松添加的。 216 330r. 马松在pp.241-243页的增补 （9)（a）是汉字转写的马来语主祷文，开头是这样的：口白 口白甘綿人口亞 踏口累 口籠 吃覽馬嘛口惹 里嘸靡。如果按照闽南话而不是官话发音，就与丹克茨在1623年出版的从荷兰文到马来文的译本相符。开头第一句“Bappa cami nang adda de langit. Namma-mou jadi pudji.”[56]是有些古怪的古马来语，[57]按现代马来语拼写，第一句话应该为“Bapak kami nang ada di langit, namamu jadi puji”[58]，最后两个字“嘸靡”可能错了，因为它们表示马来语bumi而不是puji，参下面（9）（b）。以下几个特征都证明应该按照闽南语发音，例如甘綿ka-mi，人lang(nang)，口亞踏a-ta，口籠吃lang-k’ik，口累、里的声母l(i)发音近似di，而“乾”在闽南语中也可以训读为 ta（见下面（9）（b））。[59] （9）（b）是汉字书写的马来文信经，末尾有一个拉丁文名“finis symboli Malaici characteribus sinensibus”（汉字书写的马来信经结束）。文本开篇“每乾嘧口遮 也哈吧哪口盧 是口白 口白人哈口靡 相弄綿口亞 弄籠吃冷眼嘸 口靡 ”与丹克茨的第一行译文相符“Beta petsjaya capa Deos bappa nang cabesaran nang miara langit dengan boumi”[60]，马松对这两篇马来文几乎没有增添注音。 2. 非基督教文本 旧页码pp. 新页码ff. 编号 拉丁名或英文描述 汉语题名或首句 217-256 310-329v. (10) ‘Confutii Doctrinae Morales’ 《论语》第一至第四，马松增加了注音和拉丁译文。 256-268 310r-304r. (11) ‘Colloquium Confutii cum puero’ 孔子与小兒辩论 268-280 303v.-298r. (19) ‘Rhabari [sic] Descriptio’ 大黄，有图示植物和根茎 280-295 298r.-290v. (14) (a-g) Seven models of letters. 七封书信范式 296-305 290r.-285v. (15) (a-e) Five models of legal texts. 五篇契约文书范式 305 285v. (16) The hundred surnames 《百家姓》的标题被划掉，没有内容 307-316 缺页 317-377 284v.-254v. (20) ‘Nomina Regum Sinicorum’ (马松增加了一句话，从基督元年到公元1627年) 歷代帝王年紀。马松增加了几位皇帝年号：1627 çung chin[崇祯]/22a familia[22代]；1644 chun chi [顺治]/1666 cang hi [康熙]/Lim xun 377-403 254v.-241v. (12) ‘Stratagemata Sinica’ 中国战略，几乎没有注音 404-422 241r.-232v. (13) (a-l) Twelve models of legal texts. 十二篇契约文书范式 425-433 230v.-228v. (15) (a) 另一份no.(15)(a)以及部分no.(13)(1) 马松也注出了这是重复文本 434-445 228r.-222v. (17) ‘Formulae emendi et vendendi’ [买卖对话] 請。或者你賣了多與日本人。 222r.-213r. 马松增加的内容 本文没有详细地描述f.222r.-f.213r.，它们都是由马松书写并摘自其他书的汉学知识。f.222r.-221v.是摘自穆勒（Andreas Müller, 1630-1694）书中的主祷文，其他祷告辞、汉语数量词都有拉丁文和法文解释。f.215r.页是一个收条，提到购买了两部中文书和一幅地图，《帝鋻圖説不求人》、《中國輿地全圖》和“此書”由“台員王”（可能是驻台荷兰总督）付钱。原手稿的最后一页可能是f.213。上面有题目中译《中国著作杂收》（Miscellanea quaedam Sinica）题目和菲利普·马松的名字，各种笔记等，词典名称是正确的顺序：《中國字林》（Chum que tsu lin）。 f.209可能是赫尔尼俄斯写字的散页，上面有题目《观察者的中国词汇》（Dictiones Sinicae observatoris》，包含了中国亲属称谓等，有赫尔尼俄斯的注音，荷兰文、拉丁文的译文。 f.208是双面印刷文本，汉拉对照，源自基歇尔/卜弥格，题目为《表扬伊底帕斯/中文/格言26》（ELOGIUM XXVI/SINICUM/ IN LAUDEM OEDIPI》。接下来就是词典的正文结束页（p.396 [f. 207v.]）。 （3）莱顿的《基督教概要》和其他文本 莱顿的手稿不全，文本材料比牛津本和伦敦本少得多（55ff.; 33.5×22.3cm）。莱顿抄本是由大纸折成9个部分，（非基督教文本）标号1-2，（基督教文本）标号1-7，原装订在两张封面内，其中一张封面仍然上覆棕色天鹅绒。页码用铅笔标号。 每页有9竖栏，与牛津本的内容几乎一样（参图三、四）。有些拉丁文标题不同。非基督教文本置于基督教文本前，几乎所有的文本都是相反的顺序。莱顿本的非基督教文本只有三份，编号（17）、（11）和（10）（只有论语的学而第一的大部分内容）。基督教文本有编号（2）-（5）（a）和（1）（这个顺序）。除了第（2）章的引言，全部使用的是金尼阁注音方案。内容如下。 图四：莱顿《基督教概要》（Acad. 225）中f.1r. 买卖对话的第一页，有一个商品名单（丝绸、瓷器、香料）（金尼阁注音方案）。有荷兰皇家科学院（Koninklijk Nederlandsch Instituut）的印章。 1.非基督教文本 ff. no. 拉丁文题目 中文题目或第一句 1r.-5v. (17) Formulae loquendi ad emendum et vendendum [买卖对话] 請。或者你賣了多與日本人。（图4） 6r.-11r. (11) Colloquium Confucii cum peuro 孔子曰汝居何鄉何里姓何名。 11v.-14v. (10) Confucii doctrina moralis 《论语》学而第一5/6的内容，其余缺。最后一句是：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敏於事而慎於言[就][61] 2. 基督教文本 15r.-17v. (2) 序言和基本文本 （a） Prologus in capita doctrinae christianae 此天經是真天主所付於人。 标号从1至7。 （b） Praefatio in symbolum 這經是千典萬經之要略，奉教者所當信之矣。 Symbolum apostol[orum] 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德肋造成天地。（图3） （c） Praefatio in Decalogum 這是聖誡典。 Decalogus 一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 （d） Praefatio in orat[ionem] Domin[icam] 這是祝文及天主子耶穌契利斯多訓其弟子之經也。 Oratio 在天我等父者。 18r.-20v. (3) Elementary catechism 願入教者之問答。 20v.-8v. (4) Eight prayers and one hymn (h) 病時經略（拉丁文题目误在（i）死時祝文下）。 29r.-30v. (5) Baptism 婚嫁部分缺 （a）Quaerenda in Ecclesia ab iis qui S. Baptismum petunt 在天主殿中通事問要入教的人這數端。第一句：我問你或你們某某你情願入教[ …]。 31r.-53v. (I) 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真學真義之道。（包括未标号的两页） 这份简短的莱顿本可能是1629年与词典一起寄给赫尔尼俄斯哥哥的抄本。这也解释了与其他抄本顺序相反的原因：因为赫尔尼俄斯把这些材料与词典装订在一起，对他来说，同词典一样（西方人）的顺序似乎颇有道理。这样，最重要的文本《基督教概要》（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放在“前面”，贸易对话放在“后面”。（2）至（5）章的基督教文本保持了原顺序。然而，赫尔尼俄斯在1628年的信中提到（2）（b-d）和（I）就是这个顺序，所以，这可能是他有意安排的顺序。由于现在各个部分都散落着，原来的前后两部分的序列无法确定。 六、结论 这些手稿抄本的主要价值在于，基督教文本很可能是最早的基督新教的汉译文本，比19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62]和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的译本要早得多。这部词典也可能是第一部荷-汉词典。然而，这些手稿似乎被人遗忘了，因此没有对后来的传教或者汉学研究产生或大的影响。 戴闻达的文章将赫尔尼俄斯的名字与这些手稿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他的中国合作者完成的：一位来自澳门的教师，他的名字不为人知。词典中经由两次翻译产生的错误显示，赫尔尼俄斯对书面汉语所知极少。 牛津手稿是原稿，包含着最早的内容。莱顿抄本是随后完成的，寄给了赫尔尼俄斯在莱顿的哥哥奥托。之后又抄写了伦敦本，但是，伦敦抄本的基督教文本部分没有抄完（没有注音，也没有拉丁文译文）。牛津本和伦敦本可能都被送到了莱顿大学图书馆，由侯利俄斯照管。 赫尔尼俄斯本人已经提到，他在中国人中传教最终并未成功，因此他将词典和基督教译文留给后代使用。在巴达维亚的中国人传教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赫尔尼俄斯事实上学错了语言。直到两百年后，麦都思（W. H. Medhurst，1796-1857）在巴达维亚开始传教时，他发现多数中国人不懂官话。[63]可能是为了直达中国人的最后一次尝试，赫尔尼俄斯增加了用汉字标音的马来语的主祷辞（Lord’s prayer）和信经（Creed），以闽南话朗读，闽南话是巴达维亚多数中国人使用的方言。 后来一些欧洲学者使用了这些手稿。侯利俄斯可能用过，但据我所知，并没有相应的证据。萨尔马修斯在1648年的确用过赫尔尼俄斯的词典研究中国的十二生肖。牛津和伦敦的词典上有许多后来人做的添加和修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后来的汉学家利用过它们，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字。对手稿利用得最充分的人，当然是菲利普·马松，他试图证明汉语和希伯来语同源。 作者简介： 高柏（Koos Kuiper, P. N. Kuiper），荷兰汉学家，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1978年毕业，从事翻译中国当代小说、教学、翻译等工作，1989 年在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中文图书馆任职，现为莱顿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中国与日本古籍善本管理员，主编《莱顿大学总图书馆藏中西文抄本与手稿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and Sino-Western manuscripts in the Central Library of [1] 原文刊登在2005年荷兰莱顿学术刊物《寻而》（Quærendo，35/1-2）（ISSN0014-9527）。感谢荷兰莱顿博睿出版社（Brill）授予译者翻译版权。本文描述手稿荷汉词典时，使用了国际通用符号：f.=folio（双页或叶），r.=recto（正面），v.=verso（反面）。 [2] “Early Chinese studies in [3] 后来，他可能在1937年研究了伦敦的《基督教概要》。他纪录的有关笔记和他对荷兰早期汉语研究的通讯都保存在莱顿大学图书馆(Or. 18.073)。莱顿的汉学系曾经得到了Sloane 2746的基督教材料部分(pp.1-126 [ff.434v-330r])(Sinol.25 H7)的负片复印件。 [4] 非常感谢鲁汶大学的杜鼎克博士(Dr Ad Dudink)向我指出这一点，并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宝贵建议。 [5] De legatione Evangelica ad Indos capessanda admonitio ( [6] Callenbach, Justus Heurnius, pp.59-60. [7] J. Grothe,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van de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6 vols. (Utrecht 1890-1891), vol.5, pp.226-7. 这样为在华人中传教辩护一定颇讨董事会欢心。后来，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巴达维亚，他们付诸极大的努力。 (B. Hoetink, ‘So Bing Kong, het eerste hoofd der Chineezen te Batavia (1619-1636)’, in: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 Indië, 73(1917), pp.348-51). [8] Hoetink, ‘So Bing Kong’, p.350. [9] 据19世纪语言学家称，这些著作的质量不高，因为赫尔尼俄斯使用的是简单、欧式的马来口语，充斥着错误，而非书面马来语。Callenbach, Justus Heurnius, pp.253-4, 援引自《圣经》译者Leydekker和（在Delft的）C. Poensen教授. [10] 从牛津抄本的题目可知，赫尔尼俄斯自1628年2月开始编写词典。（见下） [11] Duyvendak, ‘Early Chinese studies’, 他在319页注1解释“用法”就是“直译”的意思。 [12] Duyvendak, ‘Early Chinese studies’, p.318. 最后一句特别讨董事会欢心。Duyvendak, ‘Early Chinese studies’, p.320 有影印文本，铅印本可见 Grothe, Archief, vol.6, p.79。 [13] Frederik de Houtman, Spraeck ende word-boeck, inde Maleysche ende Madagaskarsche talen, met vele Arabische ende Turcksche woorden [etc.](Amsterdam 1603). [14] Sebastiaen Danckaerts, Vocabularium ofte Woort-Boeck near ordre vanden Alphabet in’t Duytsch-Maleysch ende Maleysch-Duytsch [etc.](‘s Gravenhage 1623). [15] 有些刊登在 Catechismus attau Adjáran derri agamma Christáon, Bersalin darri bahassa Hollanda dalam bahassa Maleya derri pada Sebastianus Danckaerts (‘s Graven-Haghe 1623). [16] 参前文赫尔尼俄斯的信(Grothe, Archief, vol.6, p.87)和1633年1月31日给阿姆斯特丹董事会的信(Grothe, Archief, vol.6, p.209)，不清楚此时这些宗教文本是否有抄本。 [17] Grothe, Archief, vol.6, pp.23,87,151. [18] 戴闻达在‘Early Chinese studies’文章中没有提到。这封信的铅印本在Grothe, Archief, vol.6, pp.87-8. [19] 他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视财富和快乐的生活为唯一幸福的民族”。 [20] 可能中国教师这样告诉他。 [21] 一定是他的大哥奥托（Ottho，1577-1652) ，莱顿的医学教授。参阅 Callenbach, Justus Heurnius, pp.48,53. [22] 1629年11月20日赫尔尼俄斯给董事会的信见Grothe, Archief, vol.6, p. 87. [23] Duyvendak, ‘Early Chinese studies’, p.296 note [24] Duyvendak, ‘Early Chinese studies’, pp.314-15. 高柏英译。 [25] Duyvendak, ‘Early Chinese studies’, p.314. [26] J. J. Witkam, Jacobus Golius (1596-1667) en zijn handschriften (Oosters Genootschap in Nederland, 10, Leiden 1980), pp.68-71. Witkam在71页宣称出版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的侯利俄斯手稿书目尚未实现。 [27] Duyvendak, ‘Early Chinese studies’, p.330. 戴闻达猜测两部手稿都是马松在1696年侯利俄斯藏书拍卖会上得到的。 [28] Duyvendak, ‘Early Chinese studies’, p.329, note 2. [29] P. de Jong, Catalogus Codicum Orientalium Bibliothecae Academiae Regiae Scientiarum ( [30] 作者注：2005年底，莱顿大学图书馆将东方手稿部、西方手稿部、善本部合并为特藏部。 [31] 金尼阁注音系统在《西儒耳目资》（1626）中出版。柯蔚南（W. South Coblin）在《华裔学志》45期（1997）261-307页的文章“晚明官话的注音系统符号”，尤其在295-307页谈到金尼阁系统。然而，在赫尔尼俄斯的词典中，金尼阁的ç被写作tc或者ts。 [32] 马来文使用的注音系统也是荷兰音的拼写法。 [33] 令人不禁好奇马松从何处得来的。 [34] 不是戴闻达所说，参‘Early Chinese studies’, 322页，也不是赫尔尼俄斯的词典莱顿抄本。 [35] 戴闻达有细致的分析，参‘Early Chinese studies’, pp.330-40. [36] 参戴闻达‘Early Chinese studies’, p.338. Chio-chiu指的是漳州，而非潮州（Henning Klöter, Written Taiwanese, Leiden 2003; thesis Leiden）,46页转引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的“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in: Asia Major, 11(1967), p.100。 [37] 写这一条的人，和许多人一样，都被文本中的耶稣会宗教术语和“耶稣会”的拉丁文名字所误导。 [38] 加尼尔为牧师、东方学家和作家。巴黎出生，1703年到牛津，后来被聘为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教师。 [39] Danckaerts, Catechismus.页码指在这个版本中的页码。 [40] Grothe, Archief, vol.6, p.114. [41] Marnix van Sint Aldegonde, Kort begryp van de principaelste hooftstucken der Christelicke religie. 豪特曼（Houtman） 1611年将其译成了马来语（Grothe, Archief, vol.5, p.19）。另有丹克茨在1624年出版的译本（Grothe, Archief, vol.5, p.218）。 [42] 如《新刻翰苑廣記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40卷）中可以发现相同的材料（武緯子补订，種德堂 1607年，卷九）。莱顿大学图书馆有这部书的6 册（缺2册）， 包括1-9卷和15-36卷（Acad. 226.I），它曾经属于B. de Moor van Immerzeel藏书。可能是赫尔尼俄斯同词典一起寄给他哥哥的。另一部B. de Moor van Immerzeel藏书中的中文书籍，是关于风水的书，可能也是同样来源：《重鐫官板地理天機會元正篇體用括要、續篇雜錄備覽》（35卷），（徐之镆重编删補，陳孫賢重緖梓行）（Acad. 226.2）。 [43] 赫尔尼俄斯在他1629年11月20日的信中（Grothe, Archief, vol.6, p.87）称，通过一名翻译，为马拉巴尔奴隶举行的洗礼和婚礼上使用相同系列的问题。 [44] 这是唯一明显的耶稣会文本。当然，耶稣会的中文术语通篇都是。这些是基于葡萄牙文发音，如斯彼利多三多（来自葡萄牙文Spirito Santo）。借用的译词如费略（葡萄牙文filho）和罷德肋（葡萄牙文padre），据莱顿本f.15v.（图三）（牛津本 f.51r.）解释，是从葡萄牙文音译而来。这些术语同样用于马来文的天主教徒的译文中，参Danckaerts, Catechismus, pp.10-11. [45] 《小兒論》的内容。孔子与七岁小兒項橐辩论，输给了小兒。 [46] 不是著名小说《三国志演义》中的文字。 [47] 事实上，崇祯从1628年即位，天启统治年份是1621至1627年。 [48] 11世纪以来的课本包含至少500个以上常用姓氏。 [49] 注音开始写在汉字之间，后来写在汉字右边，这显然是一份更早的、最初只有汉语内容的版本。 [50] 改革派新教教会增加了一个第二诫命 （不拜神的偶像）。因此，原来的第二条成为第三条等，第九条和第十条合并成为第十条。虽然使用了耶稣会士的术语，显然此为新教文本。另外，除了浸礼，没有提到其他的圣事，也没有提到教会，最后还建议只有《圣经》最重要（感谢杜鼎克博士向我指明这一点）。 [51] 连同9双页的词典介绍，2双页的笔记，25双页的词典索引，1页杂收目录，马松增加的部分达53双页。 [52] Duyvendak, ‘ Early Chinese Studies’, p.322. [53] Duyvendak, ‘ Early Chinese Studies’, p.318. [54] 戴闻达复制了第一页，‘ Early Chinese Studies’, 318页。这个名称显示，伦敦抄本可能是据牛津早期稿本抄的。 [55] 参前注31，柯蔚南在《华裔学志》45期（1997）的文章“晚明官话的注音系统符号”，295-307页。 [56] Danckaerts, Catechismus , p.58. [57] 丹克茨在序言中说，他把这些文本翻译成了“通用日常马来语，这些地方[例如安汶、班达，摩鹿加群岛]都使用并且懂得的语言。”Danckaerts, Catechismus, voorwoord (前言). [58] 感谢国士德博士（G. L. Koster）（当时在雅加达）和莱顿的Don van Minde博士将其翻译成了当代印度尼西亚语。 [59] 闽南话的注音摘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字汇》，第二版（北京1989）。 [60] 全文见Danckaerts, Catechismus, pp.10-11. [61] 将下一页的第一个字‘就’写在页角表明，至少还有一页（或者计划了一页）现已遗失。 [62] 1805-1807年马礼逊研究并抄写了藏于大英图书馆的巴设（Jean Basset, 1662-1707）的手稿新约圣经《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他还从皇家学会借了一部手稿拉汉词典。我没有找到他用过赫尔尼俄斯手稿的证据。（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1839, pp.77-8; Lindsay Ride,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 Hong Kong 1957, p.3） [63] W. H. Medhurst,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atavia & Macau 1832), p.vi.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