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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张西平 论文题目 : 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 发表时间 : 2013.07.01 发表刊物 : 中国文化在东欧传播与接受研究 编者小记： 200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匈牙利汉学界在布达佩斯召开了一个“东欧汉学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欧洲首次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由于北外是会议主办方，科研处的张朝意处长带队参加 了会议，会议受到了教育部社科司领导的重视，张东刚司长等人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也受到东欧学者的重视，来自各国的学者在会议上提交了自己的论文。会议后在编辑这个论文集时，考虑到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长期来对东欧汉学的 关注，经与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的丁超教授等商协，我们也把曾在《欧洲语言 文化研究》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一并收入其中，这样，这个论文集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东欧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论文集发表前，需要一篇序言，我找来自己的一篇旧文作为论文集的代序言。所以如此，我感到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即在 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从晚明后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经济的网络之 中，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开始在欧洲传播。但目前我们在考察中国文化时，绝大多数学者基本上仍在中国范围内研究中国文化，没有对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对文化 交流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很难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全球性价值，或者像 现在流行的概念：普世性价值。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较早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根据自己的生存经验做了文化与理论的思 考，如果将这些思想放在全球文化史中考察，显然是在时间上比较早的，在深度 上是有自己独特特点的。但中国文化的特点在别的民族和文化系统是如何被看待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维度，显然在理解中国文化的普世性时是有些困难的。 因此，展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史研究是将中国文化史融入世界文化史，在全 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重要学术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东欧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在学术界研究得十分薄弱，因此，我们和东欧汉学界的朋友们 召开的这个“东欧汉学国际研讨会”就显得十分重要。尽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 究东欧汉学的历史，但其学术主题是：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这样，我就把自己的这篇旧作作为论文集的代序言，以其揭示会议的学术意义。 梁启超当年在谈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时曾说过，根据中国的历史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 三个阶段。所谓“中国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国的先秦史，自黄帝时代直至 秦统一。这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所谓“亚洲之中国”的 研究阶段，是为中世史，时间是从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相互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时代。所谓“世界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近世 史。自乾隆末年至当时，这是中华民族会同亚洲各民族与西方民族交流并产生激烈竞争之时代。由此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其实，梁公这样的历时性划分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直存在的，尽管中国的地缘有一定的封闭性，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 一个封闭的文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从乾隆年间才开始。梁公自己为了 说明这一点就提出过两个当时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第一、“刘项之争，与中亚 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第二、“汉攘 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他试图通过对这两个 在常人看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中国史从来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展开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的。因而，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说明： 要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中加以考察。 梁启超这样立论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时有两个目的：其一，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不满意，因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中中国对人类史的贡献是看不到的。1901 年，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今世之者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 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 能与争也。”这里他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已经十分清楚。其二，从世界史的 角度重新看待中国文化的地位和贡献。他指出中国史主要应“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 “说明中国民族在 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人类所应负之责任。”[1]虽然当时中国弱积弱贫，但他认为：“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2] 梁启超所提出的新史学已经百年，在此以后的历史中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世界史学者吴于廑明确提出建 立全球世界史的理论，北京大学罗荣渠的现代化历史研究也明确地将世界史的研究和中国史的研究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特别是中外关系历史研究的迅速展开， 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关系的认识。武斌先生的《中华文化海 外传播史》就是对中国学术界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止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这本著作是值得向学术界推荐的。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总体历史。对中国文化从在海外传播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1949年以前最著名的代表 著作是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以及朱谦 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等，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面这三本著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和东亚以及亚洲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后学术成果十分显著，周一良先生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严绍璗 先生的《日本中国学》都是十分有价值的著作。作为中外文化研究综合性的研究著作，从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出版后较大规模大型学术丛书是1998年 出版的《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这个系列先后出版了《中国与 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中亚 文化交流志》、《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中 国与拉丁美洲大洋洲文化交流志》、《海外华人华侨文化志》等十余卷著作。但以上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从中国和外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武斌 先生的著作，沿袭了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和忻剑飞《世界的 中国观》的学术思路，将研究的重点只放在中国文化的外传这一个方面，从而使他的著作有了独特性。平心而论，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的研究在以上提到的 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著作中基本都有所研究和论述，但对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 播历史做全面综合的研究，这本书做初了自己的贡献。这种综合性研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它跨越了以往的地域性研究的局限性，第一次从全球角度来梳理中国文化外传的历史。以往对中国文化在外部世界的传播大都是从某一个地区和国家 来展开研究的。例如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季羡林先生主编的 《东学西传丛书》，将注意力放在了欧洲和西方，季先生所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大型学术丛书中也包含了多本关于中国文化在东方、特别是亚洲传播历史的 研究。武斌的这本书跨越了以往研究的地域性的局限性，将中国文化在东方和西 方的传播的历史融为一体，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的综合，这种综合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使我们的对中国文化的价值的理解走出了地域的视野， 真正开始用一种全球的眼光来思考我们文化的价值。在全球化全面展开的今天， 这样的视野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它跨越以往断代史研究的局限性，第一次从历时性的角度全面总结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与经验。学术界以往对在某个历史阶段中国文化在海 外的传播均有研究，如对唐朝时中国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在东亚的传播的研究， 又如十八世纪时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的研究都有相当好的学术成果。但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从古代到现代几千年来它在外部世界的传播， 从中总结中国文化在外部世界传播的经验和规律，这是首次。历史是真正的教科 书，只有在这种大跨度，长时段的研究中，一些历史的真理才会浮现出来。在中国文化重建的今天，这种跨时空的长时段研究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走出民族 虚无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极端的纠缠，建设一种健康的民族文化心态有着 重要的文化意义。 历史研究应从个案开始，由小见大，只有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才能探索出历史的真实。但史观和史识的研究往往在个案和局部的研究中很难全面展现出 来，没有一定的空间展开，没有一定的时间跨度，真理的普遍性就会受到怀疑。 在这个意义上，综合个案研究的成果，从整体上展开分析和研究是十分必要。或许这样的综合研究经过一定的历史时间后，随着个案和断代研究的深入，又会显 得不足，那就会产生新的综合性研究。学术由此而不断的推进。 第二，初步总结中国文化外传研究的意义。历史不仅仅是怀古之幽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奇的这段话揭示了历史解释的当代意义。 正如朱光潛先生在《克罗奇的历史学》论文中所说的“沒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底思索，打动现实底兴趣，和現实底心灵生活打成一片。 过去史在我的現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 是現时史……著重历史的現时性，其实就是著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作者在书 的最后总结了这本书的当代意义。他认为，“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 不仅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使自己获得了世界性文化的意义，使中华文化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形 态。”[3]这样在作者看来中华文化不是偏于东亚一隅的地域性文化，不是游离与世界文化大势之外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提升 国人的文化自觉，从世界的角度反观自己的文化，走出晚清以来的文化自卑情绪 是很重要的。同时，这个结论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文化偏见，这对于我们在思想上打破“东方和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持的文化与历史的认知 模式是有启发意义的。 当前，中国文化处在一个重建和再构的重要历史时刻，一个民族的重新掘起不仅仅在于经济上崛起，从根本上讲是文化崛起，是民族心理的重构。健康的民 族文化心态，首先来自于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不是来自对 自己传统的自傲，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自己文化的理性审视。只有站在世界的高度反观自己的文化时，才会有这样一种理性自觉的文化认知。武斌的著作提供给 了我们这样一种全新的角度。 第三，对中国文化外传的若干重要时段做了较为深入地分析。该书上下几千年，纵横海内外，对于这样以综合性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平衡与协调全书的内容， 提炼和凝聚主题是主要的，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很难出彩。但这部著作不仅仅照 顾了全局，个别章节写的也相当深入，对中国文化外传的一些问题做了较为深入地思考。 例如在谈到中国文化对十八世纪启蒙文化的影响时，作者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 功能作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何以能够在启蒙运动中发挥影响和功能作用？启蒙思想家回应、接受、理解和融合中国我恶化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文化特 征？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作者认为，启蒙运动是欧洲自身文化和思想变革的 运动，他从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转向以理性和科学精神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在这样的变革时代，中国文化作为其外部文化为此变革提供了思想的材料 和文化的支持。同时，中国作为欧洲的乌托邦理想，催生和加速了欧洲思想的变 革，而在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上启蒙思想家们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以中国为自己的文化参照系，创造性的解释中国文化，期间的“误读”、“借取”和“意义的重 构”是他们的基本方法。这样作者运用了自己哲学学术背景对中国文化为何在十 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做了做了较为全面的说明。 在我看来作者在这里所做的理论分析虽然仍有待深入，但这种分析平实、中 肯，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这要比那些炒后现代主义的冷饭，满篇新概念的理论可靠的多。对于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在吸收西方解释理论的基础 上，创造性的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做出独立的思考和理论的构建。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代表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学术发展，同时又是至今为止唯一综合性研究中国文化外传历史的著作，从学术上看，虽然近十年 学术界在具体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未产生新的综合性研究成 果。为此，武斌这部著作至今在综性研究上仍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仍是一本值得细细阅读的好书。为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史的研究，我认为学术界应 继续关注这个研究领域。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应该进一步关注的。 第一，要进一步注重海外汉学史的研究，梳理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具体历史过程。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研究中，海外汉学（中国学）尚未作 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和线索加以展开研究，尽管书中多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将中华 文化作为自己学术研究对象，并精心从事对中华文化的翻译、解释和研究的域外汉学（中国学），从中国文化传播到东亚以后就一直存在着，西方汉学的兴起是 从晚明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开始的，在此以前的以《马可波罗游记》所代表的西方 早期游记汉学。我们所以关心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原因在于，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化间传播的核心是精神价值的传播，器物的传播相比之下要低一些。 而精神价值的传播主要表现为文化间书籍和文献的翻译，从中国文化的外传来说 就是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外传。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外传工作的主要是由各国的汉学家所完成，因此，系统地调查中国典籍的外传和翻译是做好中国文化在域外传 播的基础性工作。至今，学术界尚无很好展开这项工作，我手中只有一本台湾学 者王尔敏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 其次，在世界各国从事中华文化研究并在各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是各国的汉学家，做好重要汉学家的专题研究或者著名汉学家的代表著作的研究，都是亟待 展开的工作。虽然，目前出版了一些国别汉学史的著作，但除了严绍璗先生的《日 本中国学》和阎国栋的《俄罗斯汉学史》以及严绍璗先生的学术梯队所做的汉学个案研究，例如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外，令人满意并不多。总之，只有抓 住了域外汉学（中国学）这个主体，才能真正说清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的历史。 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涉及世界各国语言，目前展开的研究绝大多数仍是东亚汉学（中国学）和欧美汉学（中国学），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汉学研究基本上 没有展开，由此可见，对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历史的研究不过刚刚开始，武斌先 生的著作是一本基础性的著作，希望更多年轻的学者投入这个研究领域，写出更多令人满意的著作。 第二，注重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的影响，开辟各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新领域。长期来在对外国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中很少注意中国思想和文学 的影响，钱钟书先生的《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和范存忠先生、陈受 颐先生对英国和德国文学对中国的接受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辟者。上个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早期有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在 世界》丛书，近期有钱林森先生主编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乐黛云先生主 编的《中学西渐丛书》，像孟华的《伏尔太与孔子》、吴泽霖的《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华》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传播和影响是两条线索，传播则重历史与汉学，影响则重文学与思想，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史主要从各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研 究入手，这方面虽然成绩斐然，但仍有极大的学术空间。这一研究领域的展开为 从事外国哲学、外国文学、外国历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三，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揭示全球化历史中的中国影响和贡献。全球经济史是展开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播的一个基础性学科，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这个方面有 所忽略，文化的影响是和经济的发展与实力紧密相连。长期来在世界史的编写中 都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来叙述的，对中国在全球经济史中的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显然和在长达数千年的人类史中中国在经济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的基本历史不相符的。自贡当•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 的东方》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版以来， 李伯重、王国斌、滨下武志等人的著作开始被学术界重视，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中的地位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经济史的问题，实际上这 个问题的研究将重新反思现有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重新反思现有的世界史的编 写。同时，这也必将大大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史的研究。 第四，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更新，保持研究中的理论和文化的自觉。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是一个文化间关系的研究，因而比较 文化成为它展开研究的基本方法。目前比较流行的是采用后殖民主义的方法，用 这样的方法所写的编的著作已经洋洋大观。但我对这样的方法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至少从我目前的阅读来看，这些舶来理论都有着相当的漏洞，智慧和思想也 到启发人，其中有些观点也可以吸取，但总感到不完善，无法很好的说明中华文 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的历史。我去年在为李雪涛的《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一德国汉学之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不能说西方汉 学有着对中国的想象成分和内容，就可以说，“它和中国无关呢？是否就可以说 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都是异国的想象？无论是把东方想象成天堂还是把东方想象成地狱，这些都是西方人将东方作为自己的他者而对自身的认识，它和真实的 东方没有任何关系呢？难道西方东方学的知识真是没有真假之分，无所谓对错之 别？难道西方汉学只是西方人自己的“单相思”？如宋词中所写的“念两处风情， 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得、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 ”仔细想想，我认为西方的东方学除了有想象的成分以外，也还是有真假之分，对错之别的。西方的东方学并不象赛义德说的那样简单，它有着多 重的维度，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和把握。赛义德只是看到了一个维度而已。…… 后派理论家们一根筋地看待人类文化间的知识，看待西方的东方学，看待西方汉 学，他们无法解释在云霭飞渡下的文化群山。近年来跟着赛义德的理论跑，用此来解释西方汉学和西方的中国观的著作也不少，不能说他们洋洋大观的十几卷著 作没有真知灼见、思想的火花，语言的机智在这些学者的书中也都有。但总体上 缺乏理论的创造和文化的自觉，他们解释西方东方学与汉学的整体框架和理论是赛义德的，是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翻版。”[4] 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说明，在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研究中，理论框架和分析的依据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面对就是一堆史料， 全部的研究就失去了灵魂。由此，我深感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真正的在立足本土， 吸收外来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理论的创造的并不多。西方理论界的确有好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如何学习，如何吸收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跟着西方的理论跑的太 久了。“你唱罢了，我等场”，“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些眼花缭乱的西方理论有些 使我们理论疲劳，或许回到本土，才能消化好这些“洋货”。这正是：“不知何处 吹芦管，一夜征人望尽乡。”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7页。 [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 [3]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三卷，第2453页。 [4]张西平：《萨义德的<东方学>与西方汉学》，载《读书》，2008年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