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细说明 论文题目 : 西方汉语研究奠基之作——Notitia Linguae Sinice 出版过程考 发表时间 : 2012.06.01 发表刊物 : 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和交流 西方汉语研究奠基之作—— Notitia Linguae Sinicae（《汉语札记》） 出版过程[1]考述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李真 1. 导言 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中译名为《汉语札记》）是康熙年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汉语语法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耶稣会对中国语文学最重要的贡献。该书1728年成书于广州，以拉丁文写成，1831年由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出版，1847年在广州由《中国丛报》社出版英译本； 1893年在香港由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重印拉丁文版[2]。 按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所言，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区分汉语白话与文言并分别加以论述的著作。书中引用的例句达一万两千余个，超过五万个印刷的汉字，从其规模而言，堪称早期西洋研究汉语语法的一部巨著。除了语法知识，还汇编了汉语的文字、音韵、修辞、民间俗谚、礼仪文化、文学写作等各种内容，从内容来看，也完全称得上是当时西方人有关中国语言及文学的知识大全。 这部著作问世后，为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和学习汉语的欧洲学者所倚重，雷慕沙曾评价说该书“是马若瑟所有作品中最重要、最瞩目的一部，也是欧洲人迄今为止在汉语研究方面最好的一部”。[3]从完稿到出版的百余年间，该书曾以各类手抄本的形式在欧洲各国汉学家之间流传；到19世纪初正式出版后，更是被誉为“19世纪以前欧洲最完美的汉语语法书”[4]，以至于当时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为求精研汉语，不惜以重金求购该书。新教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在《上海方言中所见之中国谈话文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1868）序言中就说：“马若瑟深悟中文特具之美，非其他研究此道之学者所能及也。”[5] 《札记》于1728年完稿后，历经波折，直到1831年才正式得以刊行，本文将对其复杂曲折的出版过程作一介绍。 2. 傅尔蒙压制出版 2.1 马若瑟将手稿托付傅尔蒙 1728年，当马若瑟完成《汉语札记》的手稿后，曾寄希望于时任法国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的傅尔蒙，想请他帮助在欧洲代为出版该书。马若瑟认为该书能对所有来华传教士和欧洲学者学习并深入理解中国语言大有裨益，“我用拉丁文写成，为的是让所有的传教士和所有有兴趣的人，无论国际，都能使用它，都能从中受益。”[6]他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具有相当的自信，“我不清楚黄嘉略先生是否能这样详细地，像我这样举出众多例子来教授汉语——教汉语没有别的方法！……我觉得出版商将不需要只为了成本而印刷，相反会卖出很多册书。”[7] 为了不给傅尔蒙带来麻烦，马若瑟已经严格履行了耶稣会出版物的审核程序，拿到三份审阅书和耶稣会中国、日本、东京三地监会铎的批准文件，他觉得这样一来在欧洲出版该书就不成问题了。 1728年12月底，马若瑟将该书一套完整的手稿（5卷）连同一系列信札和收集来的其他中国古代典籍，一起寄给了傅尔蒙。由于路途遥远，这个大包裹直到 到了1730年11月的时候，马若瑟还没有收到傅尔蒙的回信，他有些焦急，不知傅尔蒙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如何以及能否顺利出版，于是在 2.2 傅尔蒙对马若瑟的回应 时间又过去了大半年，马若瑟没有接到傅尔蒙关于《汉语札记》的只言片语；对于这样一部关于中国语言的巨著，傅尔蒙怎么可能在 傅氏报告中关于傅尔蒙与马若瑟语法书之比较简表 傅尔蒙 马若瑟 写作时间 1727-1728 1728 写作语言 法文 拉丁文 相同之处 两书都谈及汉语的一些语法现象，如名词、代名词、动词、小品词[15]及礼貌用语等 不同之处 傅尔蒙自认为了解欧洲人的心理，对那些马若瑟认为常识性的内容解释得非常详细，符合欧洲人对新知识接受的习惯 傅尔蒙认为马若瑟常居中国，对很多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习以为常，未能对一些要点详加解释，如部首、认字方法、如何使用字典等内容都未作任何讲解 结论 马若瑟的语法书与其说是传授语法，不如说是传授小品词 傅尔蒙后来在自己的汉语语法书前言公布了两书的比较结果，以批评马若瑟的语法为主[16]，他抱怨马若瑟书中没有系统的组织结构，举例太多缺乏规则，全书过于冗长且杂乱[17]。可以看出他对马若瑟描写汉语语法的方法感到迷惑不解。马若瑟曾经回答过傅尔蒙关于中国是否有自己的语法书的问题，“您问我有没有关于语法和句法的书，我觉得没有。中国人学习自己的语言，就像我们国家妇女学习语言一样，并不了解语法术语和句法规则。我只是偶然发现了几处关于某几类词语的术语”[18]。马若瑟告诉傅尔蒙中国学者对编撰各种各样的字典更感兴趣，而鲜有人想到要去阐释母语的本质。如果我们对照当时清朝的治学风气和特点，的确如马若瑟所说，清儒们所关注的是字书、音韵的研究，几乎很少有意识地进行语法的探索，更不用说编撰专门的语法论著了。在马若瑟所处的康熙朝中后期，除了《虚字说》和《助字辨略》两本讲解虚词用法的专书，并无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语法书问世。从这一点来说，马若瑟说得并没有错。不过，傅尔蒙并不相信，因为他自己语法书中摘录有138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汉语语法书的书名[19]，这些书其实是在《正字通》中所引证的字典和注疏本，如《说文解字》等，然而傅尔蒙并不清楚这些书籍真实的性质，还一直怀疑马若瑟故意扣着这么多汉语语法书不寄给他。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当时中国已经有数量如此多的汉语语法书，马若瑟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于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又怎么会一无所知呢？ 2.3 马若瑟了解真相 1732年12月，傅尔蒙将自己的《傅尔蒙先生作品目录》连同一封短信寄给了马若瑟，信中述说自己在巴黎很难对付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歪曲他手中的《汉语札记》一书，言下之意就是这样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不可能在巴黎出版。因此， 1733年10月马若瑟接到傅尔蒙的这封信时，他对这个朋友彻底失望了，他在回信中充满苦涩地写道： “您和我所设定的目标完全不同。我尽我所能使汉语学习变得容易和轻松，而您看来是想打击公众的热情，使他们害怕学习汉语。如果我在巴黎，出版了我的《汉语札记》，只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就能使人们学会说汉语，读中文书籍，用通俗和古典的汉语进行写作。可是如果使用您的对开本语法书，以及所有您能想象和创作出来的字典，我怀疑用十年的时间都不一定能使一个人有能力阅读‘四书’。此外，这些书的印刷出版将耗费巨资，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个人是不可能从字典里学习一种语言的。”[20] 从1728年底寄出作品到1733年10月第一次收到关于《汉语札记》的回复，马若瑟已经等待了差不多快五年的时间，他对在欧洲出版自己的作品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马若瑟想着或许会有对中国和汉语感兴趣的人对藏在王室图书馆中的手稿给予关注，继而再次严肃地再谈到了该书，并批评了傅尔蒙想将该书占为己有的自私心理： “您说人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歪曲您手中的这本《汉语札记》，如果这是出于嫉妒，为的是阻止您的工作，那他们就错了；如果是为了理解和学习，那还值得赞许。但是我不喜欢您的表达方式，说‘歪曲您手中的《汉语札记》’。我把这部作品及给您，清楚地知道托付的人是谁；但我从未想过您将是唯一的读者。我撰写该书就是给未来的传教士和所有像您一样对中国估计感兴趣的欧洲学者的，就是为了使汉语的学习过程变得容易。我创作这本书和其他作品时来自内心深处的动力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基督宗教的历史同世界的历史一样古老，创制汉字以及写作‘经’的那个或那几个人一定对基督有所了解……”[21] 当傅尔蒙自己的语法书译成拉丁文后，拆分成三个部分，原书的第一第二部分合编而成的《汉语论稿》在1737年终于获准出版的时候，马若瑟已经不在人世，但该书出版后反响不大；后来，原书的第三部分修订而成的《中国官话》（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也于1742年出版，引起了不少评论。特别是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传教士对此书的反应尤其强烈，卜文气神父对该书有过严厉的批评[22]；另外，刚从中国返法的传教士吴君（Pierre Foureau, 1700-1749）对此书评论颇详，虽然肯定了傅尔蒙的努力和成绩，但也严厉地指出他片面夸大了汉语学习的难度，企图吓退想要学习汉语的人，这一点与马若瑟当年所指出的一样；而且书中选取的例句不伦不类，完全不清楚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吴君还指责傅尔蒙出尔反尔，在审稿报告中声称过马若瑟的语法书和自己的书稿几乎完全一样，可是在《中国官话》的序言中又批评马若瑟的书非常糟糕，杂乱无章，根本不是语法规则，而是一部汉语对话集子。[23] 如果《汉语札记》真的照傅尔蒙所说一无是处，傅尔蒙这么说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 诚然，作为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学者，傅尔蒙确实为学习汉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他对汉语缺乏感性认识，研究方法不当，对汉语的理解比较片面，论述中多有不合理之处，因此学界对他的汉语语法作品评价并不高。 傅尔蒙关于汉语和中国的不少认识都得益于马若瑟，而且他的两部语法论著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也明显参考并利用了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和黄嘉略的《汉语语法》，但他不但没有承认来自于传教士和中国人的帮助，与之相反，在语法书的序言中不仅贬损马若瑟的作品，还极力贬低黄嘉略的遗稿，否认黄嘉略给予他的帮助。这不仅出于他扬名的私心，更由于他对自己研究汉语的能力盲目自信，他曾经夸口说：“我从事汉语研究已经二十年，我不像生活在中国的人那样有机会使用汉语，但是，我敢向您保证，在汉语语法和教学方面，我比任何一个中国状元都强。”[24] 由于傅尔蒙对万济国、黄嘉略、马若瑟等人的汉语语法手稿采取或抄袭或压制的不道德行为，尽管他后来成为了18世纪初期法国汉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欧洲各国享有盛名，但他的人品和学养却一直为很多学者所诟病。 3. 雷慕沙发现手稿 可以说，被马若瑟寄予厚望的《汉语札记》一书当时真是所托非人，傅尔蒙不曾为该书的出版作出过丝毫努力，为了自己的私利也不想向世界介绍这部书的真正价值。出于嫉妒，他将马若瑟的手稿压制在王室图书馆里，沉睡了一百年而无人问津，直到19世纪初，雷慕沙在傅尔蒙的《中国官话》中知道了马若瑟的这部书，怀疑其就藏在王室图书馆内，由于当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管理员只允许小德经（Joseph Deguignes, 1721-1800）进入藏书区查阅资料，雷慕沙抵住来自馆方的阻挠，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马若瑟的手稿，最终得以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并且凭着一个学者的良心，在自己的《汉文启蒙》（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一书前言介绍了这部作品，他说“出于对马若瑟神父的责任，我将这部手稿公诸于世，重新唤起大家的记忆”。[25] 自此，马若瑟其人其书才重为世人所了解，并最终确立了在西方汉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1815年，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汉学教席，雷慕沙被聘为汉学教授，主讲中国语言与文学。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雷慕沙在自己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实用的汉语语法书《汉文启蒙》，1822年在巴黎出版。[26] 雷慕沙的作品在西方人汉语研究历史上，首次对汉语作了逻辑综论及结构分析，被誉为是“第一部科学的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论述汉语语法的学术性著作”。[27] 在《汉文启蒙》的前言部分，雷慕沙回顾了西方各国研究汉语的历史，介绍了汉语学习在欧洲的现状，以及作者编撰本书的目的、方法和特点。其中，他重点评介了在王室图书馆发现的马若瑟手稿《汉语札记》，认为该书第一次区分了汉语官话的文言和白话，深入分析了虚词的用法，举例翔实丰富。《札记》的特点在于作者打破了拉丁语的框架，通过大量的例句来展示语法规则，力图以汉语自身的特点来分析汉语语法，这在当时尚属首创。雷慕沙指出：“昔人为此研究者，泥守拉丁文法原则。若瑟则不然，其所用全为新法，勿宁谓其摒除一切方法，即以语句之结构代替文法规则。质言之，习华语者重实习而不重理论。”[28] 他觉得这部作品不太适合初学者，更适合那些已有一定汉语基础的人，他们可以将其作为汲取文学知识的一条捷径，否则只能把有限的生命，穷年累月埋首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名家文字之中。不过，雷慕沙也批评《札记》内容涉及面过广，太注重特殊用法，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一部真正的语法书。由于书中有超过一万两千个例句和五万个汉字，他认为这是既其优点，也是其迟迟得不到出版甚至可能永远不会被出版的原因。[29] 与傅尔蒙的行为所不同的是，雷慕沙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和胸襟，在书中坦承自己这部《汉文启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汉语札记》的研究为基础和参考的，书中很多例句都来自《札记》。[30] 雷慕沙肯定了马若瑟在西方人研究汉语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作品的巨大贡献，他自己就深受马若瑟学习和教授汉语方法的启发，又结合当时普通语言学发展的新进展，创建出一套简明、实用的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肯定。 《札记》手稿被发现以后，在19世纪初并没有立即付梓出版，如雷慕沙所断言的那样，可能就是因为在欧洲难以制作如此多的汉字字模。雷慕沙据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手稿誊写了一份精确的抄本，由于全书例句繁复，他还整理了一份原书所引之字词、短语的索引，附录其后，以方便读者查找。在雷慕沙抄本的基础上据说还有大约十个抄本在欧洲各国汉学家手中流传，其中包括克拉普罗特（Julius von Klaproth, 1783-1835）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31）的抄本。[31] 事实上，这部作品的出版最终是由新教传教士完成的。 4. 马礼逊协助出版 作为新教来华传教第一人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曾于1823-1825年期间短暂回到英国。在伦敦期间，他与金斯博鲁勋爵（Lord Kingsborough, 1795-1837）有所接触，当时这位富有且热心学术的贵族正资助出版一部九卷本的《墨西哥古代文物》（Antiquities of Mexico, 1830）。 由于雷慕沙在《汉文启蒙》前言中的介绍，马礼逊听说了马若瑟的这部语法著作，有心将其出版，于是和金斯博鲁商议，由金斯博鲁出资 马礼逊将抄本带回了马六甲，因当地有一个印刷机构可以同时印刷既有汉字又有拉丁文的书籍。在英华书院的1827的年度报告中宣称已经得到《汉语札记》的抄本，正在准备印刷，出版数量有限，望有兴趣者尽早提交购书申请。此后连续几年的年度报告中，亦有专文可了解该书的出版进程，由于《札记》一书篇幅浩大，汉字数量众多，刻制字模进度缓慢，困难重重，一直到1831年6月才全部完成。[34] 令人不解的是，马礼逊在出版时并未按惯例交代一下作者的生平，也没有提到附录索引的作者雷慕沙的名字。这一版本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1831年马六甲拉丁文本。 尽管当时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已经有多部语法专著在远东和欧洲本土正式出版，包括新教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3）[35]和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欧洲汉学家雷慕沙的《汉文启蒙》（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天主教传教士江沙维[36]（Gonçalves, Joaquim affonso, 1781-1841）的《汉字文法》（Arte China, 1829）等，其中不乏佳作，各有所长；但英华书院仍然耗费巨资，耗时三年将百年前马若瑟撰写的《汉语札记》付梓出版，并用作该院教授汉语的教材，由此可见马若瑟这部语法著作历经百年风雨仍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5. 《汉语札记》的版本 研究《汉语札记》，首先需重视文字的校勘，而文字的校勘，需以版本为依据。今将该书的版本分为手稿、抄本、刊本和译本四类，分别叙述各本存佚情况。 时间 语言 作者 藏地或出版地 文本情况 亲笔手稿 1728 拉丁文 马若瑟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N˚ 9259 全本 1728 拉丁文 马若瑟 英国大英图书馆藏 N˚ 11707 残本 抄本 1825？ 拉丁文 ？儒莲[37] （或雷慕沙） 英国大英图书馆藏 N˚ 11708 残本 刊本 1831 拉丁文本 马若瑟 马六甲初印本 以9259号手稿为底本 1893 拉丁文本 马若瑟 香港重印本 以1831年为底本 译本 1847 英语 裨雅各 广州初印本 以1831年为原本 5.1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手稿 《汉语札记》一份广为人知的手稿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MSS Orient. Chinois 9259）[38]。这份手稿为三小卷，合为一本，四小开本，以中国方式对折，汉字可能出自中国人之手，从左至右排列，手稿中拉丁文字迹已有多处难以辨认。 在正文前附有数页相关文件。首页主要是几项说明，在左上角用法文写明此手稿于1825年由三卷合为一册，右上角也用法文说明此手稿现藏王室图书馆的中国手稿部。页中是一段关于此手稿在中国所获得来自教会内部人员批准的介绍，表明该手稿曾由聂若翰神父[39]、赫苍璧神父、郭中传神父及孟正气神父审阅。此页还写明手稿正文前另附有马若瑟的两封信，一封是 手稿正文分三卷。第一卷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3页[40]到第71页，共计69页，为全书的绪论。第二部分仍以第3页为首页，第3页到108（141页）[41]页，共计106页，为第一编第一章及第二章第一节内容；第二卷又按划掉的页码开始编号，从142页起，到314页止，共计173页，为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内容；第三卷仍从第3页（另起）到232页，共计230页，内容为全书的第二编，第五章第五节“五字短语”以下部分缺。 5.2 英国大英图书馆藏手稿 据考狄书目中的介绍，在大英图书馆东方手稿部还藏有一份编号为11707的手稿，书中有多处修订改动的地方，与在马六甲出版的版本（1831）[42]有所不同，被考狄认为是马若瑟的原稿之一。 该手稿为四小开本，纸张很薄，字迹力透纸背。全书从第3页为首页开始，至322页完，正文共有320页，如以中国方式对折为160页。每页页长约 正文前另有三页，第1页左上角用铅笔标有“11707”，左下角用墨水笔标有四行字迹不同的字母及数字，分别是“O.R.3q.B.L”，“218C”，“138b”，“146c”，后三个又都用横线划掉。第2页为空白页，第3页顶行偏左用墨水笔写着“11707”，颜色较深；中间用墨水笔写着“Purchased at Klaploth’s sale at Paris, April, 大英图书馆所藏之手稿从第3页开始，直到280页（被划掉的314页）为止，是目前法国藏本及1831年马六甲刊本中第一编的内容。从281页到322页，共计42页，则为法国手稿及1831年刊本中第一编所未有之部分，题为“Caput Tertium”（第三章），“De Sinica urbanitate Inter loquendum”（论中国的礼仪）。 5.3 英国大英图书馆藏抄本 此手稿为大对开本，比11707号手稿略大，大英图书馆用硬壳纸重新装帧过封面和封底，内容页的纸张用的是比较厚的吸墨纸。每页页长约 全书正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第1页为首页，至95页完，共95页。这是文本绪论的内容。 第二部分有两个编号，第一种编号延续第一部分的编号顺序，从96页开始，到489页至；第二种编号在96、97页上没有标注，而从原来第98页右上角上出现，从第4页到394页至，这两种编号的总页码都是392页，加上前面的两页，共计394页。这是文本第二编的内容。 将两部分相加，可知这个抄本正文实际共有489页。 正文前另有三页，封一左下角用墨水笔标有三行字迹不同的字母及数字，分别是“O.R.4013.e”，“218C”，“146D”，后两个又都用横线划掉。封二为空白页，封三中间用墨水笔写着“Purchased at Klaploth’s sale at Paris, April, 该抄本纸张质量上乘，字迹清晰工整，每页纸上能清楚地看到铅笔所画的横线和外框，应是为抄写时标齐所用。显然是一份精心制作的抄本。 克拉普罗特和大英图书馆均认定该抄本的抄写者为儒莲，因此在此抄本书脊处注明有Stanislas Julien的名字。但是考狄却认为该抄本应该为雷慕沙所作。[43] 由于文本中没有出现过抄写者的名字，所以此抄本准确的抄写者尚需经过进一步的考证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 5.4 1831年拉丁文刊本 1831年的拉丁文本初印本由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全书由绪论、正文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绪论分为三章，正文部分分为两编，第一编有两章；第二编有五章。绪论和正文部分共计262页。正文部分结束于第二编第五章第五小节，但仅余小节题名，没有内容。 扉页上标有“Notitia Linguae Sinicae”的书名，题目下方用拉丁文标明“Auctore P. Premare”，即作者为马若瑟。出版地在马六甲，出版机构为英华书院，出版时间为1831年，封面没有汉字。 全书汉字从右到左排列，汉字注音所采用的是法式注音。[44] 全书没有目录，书后附有雷慕沙整理的28页索引。 5.5 1893年拉丁文刊本 1893年的拉丁文重印本由香港巴黎外方传教会出版，内容同1831年版。全书共255页，其中绪论和正文共计234页，索引有21页。 扉页上标有“Notitia Linguae Sinicae”的书名，题目下方用拉丁文标明“Auctore Josepho-Henrico Premare, S.J.”，即作者为马若瑟。中间有外方传教会的徽标。出版地在香港，出版机构为巴黎外方传教会，出版时间为1893年，封面没有汉字。 全书对1831年版本最大的改动是将汉字从左到右排列，符合通常阅读的习惯。汉字注音仍采用1831年的注音，但有些许小的变动，如1831年版注音中的“y”都改为“i”，例如“关尹子 kouān yùn tseè”在1893年版中的注音为“kouān iùn tseè”。 5.6 1847年英译本 翻译《汉语札记》的译者就是裨治文的堂弟裨雅各（James Granger Bridgman, 1820-1850）[45]。裨雅各与裨治文一起都来自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Amherst）家族，1844年作为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46]的传教士派往中国。来华后，他应堂兄裨治文的请求，开始着手翻译《汉语札记》，历时三年，一直到 1847年的英译本全书由前言、绪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组成，英译本正文有323页，另附4页的简要索引。 扉页写有“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of Prémare translated by J. G.. Bridgman”的书名、作者名和译者名，题目下方用英文标明出版地在广州，出版机构为《中国丛报》社，出版时间为1847年，封面没有汉字。扉页之后就是裨雅各的前言，他前言中说明了对在翻译中对1831年拉丁文本的增删和改动。 全书的汉字按从左到右排列，注音按新教传教士使用的英式注音方式重新转写。 每页均有页眉两行，第一行中间为章名，页角有页码，第二行左边为小节名，旁边为本页内容扼要说明，按内容数量依次列出要目。如下图所示： THE SPOKEN LANGUAGE AND FAMILIAR STYLE 135 Section 3 Of Figures §1. Repetition A character twice or thrice repeated 7. 小结 综上所述，前文是对马若瑟《汉语札记》出版过程和目前存世手稿、抄本、刊本和译本的初步介绍，基本厘清了该书各个版本的情况。个案考辨、文本诠释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通过本文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这部西方早期汉语研究奠基之作的历史面貌，可以帮助我们今后进一步对该书文本本身、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传承和联系加以深入的考察和梳理。 [1] 本文关于马若瑟语法书的出版过程，参考了以下著作：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Abel Rémusat,Le P.J. Prémare, Missionaire a la Chine, Études Biographques, Nouv.Mél.As., II, Paris : Schubart Heideloff, 1829, pp.272-273. Abel Rémusat, Étienn Fourmon, savant Français,, Nouv.Mél.As., II, Paris : Schubart Heideloff, 1829, pp.291-304. Henri Cordier, 《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文殿阁书庄，1938年，第三册，1664-1669。此外，国内学者许明龙先生在《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一书中对傅尔蒙汉语语法著作的出版过程作了非常详尽的考证，其中介绍了傅尔蒙与马若瑟关于各自语法书出版的纠葛，本节亦有所参考。参见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5-272页。 [2] 1893年由巴黎外方传教会重印拉丁文本，这次印刷的汉字均由左到右排列。 [3]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31页。 [4] （法）戴密微：《法国汉学史》，（法）戴仁主编、耿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5] 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第670页。 [6] 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44页。 [7] 同前注，第44页，第45页。 [8] 该书为《大学》译本，1662年刻于建昌。 [9] 该书为《中庸》译本，1667年在广州刻印了部分，1669年续刻于果阿。 [10] 马若瑟在信中说：“即使已故的摄政王大人真的已有两万五千个汉字的字模（精确挑选的五到六千个已经足够），从大量的字模中挑出你所需要的仍是一个冗长而单调的工作，特别是对于像我的《汉语札记》那样的著作，其间充塞了数量众多的汉字和短语。”——马若瑟 [11] 信件中关于此种印刷方法的原文如下：“为了印刷一页书，中国人把写在非常薄的纸上的原稿正面朝下贴在一个木版上，这样一来文本就在木版上反方向呈现出来。接着，他们按照字的形状将木版切割，从木版上抽取他们所需要的木块字，这样就得到了正向的文本。如果您现在能（在巴黎）找到一个拥有好书法的人，让他在薄纸上手书我书中拉丁文的部分，写的时候在鹅毛笔上加注手力，这样字母就能透过纸张，从背面也能看到，如此一来就没什么问题了。无需在巴黎书写一个汉字，需要的只是拉丁文的书写者要小心地根据他在字里行间碰到的汉字字数，留出长短不一的行距。当这个工作结束之后，您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抄本寄给我，我能很容易地在此填上所有的汉字，然后整部书都能由中国人刻印出版。通过这种方法，您想要多少抄本，我都可以为您寄去。”——马若瑟 [12] 马若瑟在信中不知何故没有直接询问傅尔蒙这部书到底情况如何，他间接地提醒傅尔蒙：“您忘了提到两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信札——其中一封是给比尼昂大人的，另一封则是给您所在的皇家碑文与美文学院的。因为当我得知那位杰出的绅士年已垂暮时，我就写了第二封信。不过现在我听他的侄子勒·谢瓦利埃·罗比斯特先生（Le Chevalier Robuste）说他并未到高龄，而且健康状况良好，我非常高兴听到这些消息。另外，我寄给您两篇题词，希望您帮我挑选一篇放在《汉语札记》的扉页。”——马若瑟 [13] [14] 下表为笔者根据傅尔蒙给比尼昂的报告整理而成而来，参考了许明龙先生在《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提供有关原始文献材料，请参见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246-249页。 [15] 即汉语中的虚词。 [16] 傅尔蒙在《中国官话》序言的第17页到24页引用了一封给马若瑟的回信来评论《汉语札记》，标题是“1732年寄给马若瑟的一封信”，但当代学者Lundbaek认为这封信并未曾真的寄给过马若瑟，极有可能是傅尔蒙在1737年出版《中国官话》时杜撰出来的，因为马若瑟从未对这样一封严苛批评《汉语札记》的回信作出过任何回应。参见（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133-135页。 [17] Abel Rémusat,Le P.J. Prémare, Missionaire a la Chine, Études Biographques, Nouv.Mél.As., II, Paris : Schubart Heideloff, 1829, pp.272-273. [18] 马若瑟 [19] 这份书目在《中国官话》（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1742）的俘虏部分，许明龙先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查阅《正字通》时发现，该书附录的每一种书名上端，都有傅尔蒙写的序号，此序号与《中国官话》中所附的书目序号基本一致，由此可见，《中国官话》所谓中国语法书的书目所采用的正是《正字通》的附录书目。 [20] （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78页。 [21] [22] Abel Rémusat, Étienn Fourmon, savant Français,, Nouv.Mél.As., II, Paris : Schubart Heideloff, 1829, pp.302. [23] 关于吴君对傅尔蒙汉语语法书的意见，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编号为Chinois 3422。转引自《明清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897页。同时请参见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253页。 [24] 转引自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271页。 [25] Abel Rémusat,Le P.J. Prémare, Missionaire a la Chine, Études Biographques, Nouv.Mél.As., II, Paris : Schubart Heideloff, 1829, pp.272-273. [26]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慧硕士论文《雷慕沙及其<汉文启蒙>研究》（2011）对雷慕沙其人和《汉文启蒙》一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27] （法）艾乐桐：《欧洲忘记了汉语却“发现”了汉字》，张冠尧译，《法国汉学》，1996年第一辑，第182-198。 [28] Abel Rémusat, 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Préface, pp.ix-x. 另见（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31页。 [29] Abel Rémusat, 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Préface, p.x. [30] 参见Abel Rémusat, 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Préface, pp.xviii, xxii. [31] Henri Cordier, 《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文殿阁书庄，1938年，第三册，1664-1669。 [32] 金斯博鲁勋爵在 [33] 在儒莲的抄本第386页的末尾有儒莲的签名，并一个小框，中间写有一段拉丁文，声称此誊写工作 [34] [35] 该书扉页还有一个拉丁文书名“Clavis Sinica”。郑梦娟博士的博士论文《19世纪上半叶英国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及启示》（中国传媒大学，2007）对该书有深入的研究。 [36] 又名公神甫。 [37] 此抄本并没有标明抄写者的名字，克拉普罗特和大英图书馆均把此抄本视为儒莲所作，抄本由大英图书馆重新装帧，封面为硬壳，在书脊处注明Julien的名字；但考狄经考证后认为该抄本为雷慕沙所作。但尚未有新的史料证明。如为儒莲，则时间应在1825年左右；如为雷慕沙，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故此处抄本作者及制作时间都存疑。 [38] 该手稿原编号为h°2229。在此非常感谢日本关西大学的内田庆市教授为我提供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马若瑟手稿的复印资料。 [39] 扉页上仅写有Noel的人名。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提到此处可能为卫方济神父，此说有误，因为卫方济的外文名为（François Noël），与聂若翰神父（François -Jean Noëlas）名字容易混淆，卫方济于1702年已经离开广州，仅在1707年短暂回来过；此处应该是聂若翰，因他于1724年与马若瑟等神父一同被逐还广州。另外，在手稿第二页即为聂若翰的审阅意见，下面有他本人的签名：Franç Noël S.J，由此可以明确判断扉页上的Noel指的是聂若翰。 [40] “第3页”及后面的页数均为手稿上的标号。 [41] 手稿左上角还有一个被划掉的页码，为141页。 [42] 1831年在马六甲出版的拉丁文本依据是儒莲的抄本，而儒莲又誊写的是雷慕沙据法国王室图书馆藏的三卷本所作之抄本。因此可以说1831年拉丁文本是以法国国家图书馆的9259号手稿为母本的。 [43] 参见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中第1665条，及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I, No.1, 1882, pp.115/116. [44] 马若瑟在绪论第二章第二节“论汉字的发音”时明确提到全书采用的是自己熟悉的法式注音，并为方便其他国家传教士阅读，还专门指出了法式注音与西班牙、葡萄牙注音的一些区别。 [45] 译名参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8页；又名裨杰斯，参见苏精：《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香港：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年，第26-28页。 [46] 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全称是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简称公理会或美部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