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笔下的中国
普希金笔下的中国
柳若梅 2012-07-20 发表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普希金对中国的关注和描述，在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像普希金引领着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发展的方向那样，普希金笔下的中国也引导着中国思想文化在19世纪俄国的传播。
普希金是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标准语的创始者，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别林斯基认为“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冈察洛夫称“普希金是俄罗斯艺术之父和始祖，正如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科学之父一样”。普希金的作品中描写了“中国”的作品有《致娜塔丽娅》、《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叶夫根尼·奥尼金》（草稿）、《致骄傲的少女》、《普加乔夫史》五种。
分析普希金笔下的中国，离不开对普希金所处时代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和文化空间的探究。1799年，普希金生于莫斯科，1811年，他进入彼得堡的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读书。彼得堡郊外的皇村本是皇室夏季度假之处，1811年，亚历山大一世授意在此地为贵族子弟专设一所学习法律、政治等内容的学校，旨在为国家培养高级官员。该校效仿法国学校，除了开设法律课程，还传授启蒙主义思想、德国的古典哲学。在这里，学生们接受法国自由思想和平等精神的熏陶，“法律和精神”成为他们心中治理国家的准则。
在皇村，少年普希金的诗作中出现了“中国”。《致娜塔丽娅》：我不是叙利亚、阿拉伯、土耳其的君王/不要把我看成谦恭的中国人或是鲁莽的美利坚人/更不要把我想象成德国鬼子的样子/头上带着小帽/手端满杯的啤酒/嘴里叼着雪茄。皇村学校对法国思想的崇尚，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主导社会潮流，在这首小诗中表露出来。古代希波战争留给欧洲文化关于东方的历史记忆、拜占庭帝国衰亡的直接肇事者——阿拉伯人的可怕形象、俄美公司活跃贸易中俄国人对美国人的初步印象、使两代沙皇不满的“德国鬼子”在诗歌中叠加。被大量引入俄国的法国思想和以法国为中心的“中国热”，也在普希金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诗歌片断体现了年轻诗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真实理解。
1817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到外交部任职。这一时期，其《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以及一些针对沙皇当局的讽刺诗，流传很广，使沙皇当局感到恐慌。1820年，亚历山大一世决定将普希金流放至西伯利亚（后改为流放到南俄）。1817—1820年间，普希金根据民间故事和传说，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该诗向贵族文学提出挑战，被看做是俄国诗歌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流放中的普希金对承载着他少年时情感的皇村充满故园之情，在《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有这样的诗句：迷人的田野上/五月的风凉爽地吹过/中国的夜莺/在婆娑的树枝上歌唱。皇村是几代沙皇度夏的皇家园林，留有大量的“中国”印迹：中国村，中式房子，房子周围的小径、草地及中式园林、湖景，普希金在诗中勾勒的就是这些画面。美好的“中国”画面是流放中的普希金故园思绪中的一部分。
流放南俄之后，普希金与一些曾远行东方的旅行家相遇，其中包括在1805年随拟访华的戈洛夫金使团到达中俄边境地区的维盖尔。普希金与之多次会面、交谈，西伯利亚和中国是他们谈话的主题，并与普希金少年记忆中的“中国”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在普希金创作长篇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尼金》前两章的过程中，“中国”曾是诗人脑中挥之不去的内容，草稿中曾有这样的诗句：还有中国人、神、蛇/在舞台上奔忙喧闹……诗歌中的内容来自于曾在彼得堡红极一时的芭蕾舞剧——早年由狄德罗导演的《汉姬和陶》（亦称《美女与野兽》）。该剧将法国女作家博蒙夫人的童话《美女与野兽》中的故事移到中国。这部芭蕾舞剧的主要角色是中国人，与中国人角色一起出现的，是爱神和蛇。芭蕾舞剧浪漫的剧情令彼得堡人久久难以忘怀，曾在彼得堡皇村学校学习的普希金对此记忆犹新。
当时，俄国报刊上日益频繁出现的“中国”，也促进普希金对“中国”兴趣的增长。在普希金的藏书中，有1818—1824年间全套的《西伯利亚通报》，而在普希金流放期间经常使用的特里戈尔斯基镇图书馆，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俄文书，如1710年维列夫金翻译的、由欧洲入华传教士传回欧洲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庸》等。
1825年，尼古拉一世登基后宣布大赦，普希金回到莫斯科。起初，普希金曾对沙皇妥协，幻想尼古拉一世会致力于社会改革、重视国民教育，成为一代“开明与宽容的君主”。但现实特别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使普希金保持独立的见解，并和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写了不少关于十二月党人的诗篇。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一些人的流放地已离蒙古和中国很近，这也刺激着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1827年起，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相继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杂志（如《莫斯科通报》、《莫斯科电讯》、《北方蜜蜂》、《俄罗斯人》等）上大量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遥远的中国逐渐成为诗人脑中挥之不去的幻象，与比丘林的相识，使普希金脑中的“中国”更加具体。
1828年，普希金向莫斯科“第一美人”冈察罗娃求婚不成，对爱情极度失望，已投笔从戎的他，在《致骄傲的少女》一诗中，将目光再次投向了远方，以“中国”寄托自己的情思：走吧，我已准备好，跟随你们，朋友们/无论你们要去哪里，我要跟随你们/走遍天涯，离开那傲慢的少女/去长城的脚下……在这里，中国的“长城”成为普希金脑中充满幻象的“远方”的直接指代。
1830年，为考察中俄贸易情况，俄国向中俄贸易中心恰克图派出了希林格男爵率领的考察团，比丘林受命加入此次考察。比丘林和希林格男爵邀请普希金一起前往中国，但未能获得沙皇的批准。回到莫斯科，普希金参加了由诗人杰利维格主编的《文学报》的编辑工作。对《三字经》俄译本的评论、比丘林等人的信札、考察中国情况的报道，都出现在《文学报》上。1831年，婚后的普希金迁居彼得堡，回到外交部工作，受命编辑关于彼得一世的史料。18世纪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成为诗人关注的目标，他于1834年撰写了《普加乔夫史》一书，于1836年撰写了有关普加乔夫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在《普加乔夫史》中，普希金表达了对比丘林的谢意并高度评价了比丘林的中国研究。
普希金对中国的关注和描述，在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笔下的中国，是当时俄国整体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实中的“中国”，而他编辑的《文学报》发表的长达20页的比丘林俄译《三字经》评论文章，引发了其他杂志、俄国读者对《三字经》、中国文化的强烈关注。普希金之后，从赫尔岑到恰达耶夫，从阿克萨科夫到别林斯基，从冈察洛夫到契诃夫，从托尔斯泰到索洛维约夫，“中国”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意义逐渐加大。就像普希金引领着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发展的方向那样，普希金笔下的中国也引导着中国思想文化在19世纪俄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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