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特色与传承
作者 : 张西平
论文题目 : 中华传统文化特色与传承
发表/出版 : 2014.04.14
发表刊物 : 人民政协报
编者按
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由此可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之重要。
在此大背景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学术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而为何要强调中华传统文化之特色、应如何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特色、中华传统文化具备哪些主要特色等，则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
文化特色与文化自信
专家学者在讨论中普遍认为，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文化自信极为重要。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先生说，“党中央一再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实这三个自信的背后，比这三个哪一个都更重要的、根基的问题是文化自信。可以说，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理论自信，也就没有制度自信。因为理论是文化当中一环，制度本身也是文化。文化自信，信什么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对此，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岂之先生回顾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他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特色需要传承，而不能割断。“秦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只有十几年就亡了，如果从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秦始皇漠视中华文化传统，割断文化传统，其结果是本身难以继续。”张岂之认为，秦朝的国土本来可以成为西周文化的摇篮，理应吸收礼乐文化的优秀传统，但秦始皇视而不见，只用法家，重严刑峻法，取得全国政权后，还实行焚书坑儒的孽政，加上广大农民生活不能改善，最终被推翻灭亡。历史证明，如果割断文化传统的话，军事力量再强大，国运也不会持续太久。到汉武帝的时候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宏大局面，这是进步，而不是落后，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孔子就开始宣传《春秋》里的大一统思想，并在西汉时期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体思想，也就是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益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这也才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积淀出民族的智慧、民族的价值尺度与民族的思维方式。”
要做到文化自信，首先应弄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许嘉璐强调：不了解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化自信。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是逻辑的必然，对于文化的特性认识必须超越现象而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中国文化走出去，更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不仅从历史高度，而且要从表面到内在，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和外部世界。文化走出去首先要了解自己，正本清源，以己之昭昭，使人昭昭。我们要有一大批既懂得中华文化又懂外语的人才，才能达到走出去的目的，文化传承不是靠文献，而是靠人。
“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化”
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价值，追根溯源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张岂之先生认为，要谈特色就必须谈源头，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炎黄时代。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进行了科学研究，得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这表明，《史记》从黄帝开始谈中华历史是有道理的。自汉代以来，在陕西黄陵进行祭祀黄帝的大典，折射出中华儿女对中华历史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
不过，文化的源头不一定是原创文化，张岂之进一步指出，要谈中华传统文化特色还需强调文化的原创性。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原创文化形成与成熟的时期，极为重要。“从中华文明起源，经过2000多年的时间积累，再来形成中华原创性文化，为后来中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可以从诸子百家学说中找到中华文化深厚的遗传基因：司马谈撰写六家之要旨，刘向、刘歆父子与班固扩展为十家，他们在助人君、兴教化、举人才这三点上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原创文化。这与西方文化从希腊文化发展到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两样。中华文化都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六家、十家充实和发展而来。”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来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价值。他指出，讲中国文化的价值，必须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他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华文明在西方近代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首先，从经济史上来看，最近这几年，已有西方著作证明了：中国一直是世界近代化的右车轮，而且是主车轮，只是后来英国的鸦片贸易打破了这一世界格局。如果没有中国的右车轮，如果没有欧洲对印度、美洲的外部资源掠夺，不会有欧洲的近代崛起。
其次，虽然西方文化是经过启蒙运动与第一次海外扩张后，逐渐掌握话语权、从地域性文化影响到全球性文化，但深入启蒙思想史研究就会发现，启蒙运动重要的思想，中国文化是其重要来源，而且主要是儒家文化。欧洲之所以走出中世纪，儒家思想是重要的解构因素。儒家的自然理性与道德理想直到今天，仍然是欧洲思想的一个来源。
最后，中国历史编年史的记载还动摇了欧洲的基督教纪年，某种程度上起到推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宗教纪年的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重新回到我们的文化。”张西平总结道。
礼乐教化与多元包容
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认为，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描述。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生态是多元包容的。“诸子百家能够延续发展下去，前提就是在多元环境下相互吸取来充实自己。很明显，汉代初期有六家，最后相互交融，发展下来就只有儒、道两家，其他四家精华都被儒道两家吸收了。以后虽然中国是儒道佛，虽然也说独尊儒术，但已经不是原始的儒学。”楼宇烈进一步补充道，“董仲舒将儒学与其他几家结合都有记载，比如董仲舒倡导刑德并用，过去我们只提倡德而不用刑是不全面的。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包容、相互吸收的生态下成长。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吸收的一个经验。”在座谈会中，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刘宝才先生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震中也发表了类似观点。
人文精神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很多哲学家都讲到文明移植，楼宇烈认为，文明移植不以威武，不用强力，而是用人文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人文精神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礼乐教化。“中国文化的建设、传播、传承是通过礼乐的教化，而不是用强制的武力。礼乐教化的核心就是礼。礼、乐就像鸟儿的两只翅膀一样，缺一不可。所以历史上我们形容社会出了问题就是‘礼崩乐坏’。”如何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包括礼教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楼宇烈援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礼教的理解，认为礼教是宗教、法律、风俗、礼仪混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内容，而不是单一的，不能片面地理解。“礼的核心就是要人人互相尊重，礼不是迫害别人，而恰恰是奉献自己。从这方面来讲，礼的价值比礼貌高得多。”
谈及礼教的当今价值与现代意义，楼宇烈先生表示，现代礼制建设远比现代法制建设难度更大，礼制建立不起来，人就守不住做人的底线，就没有廉耻心了。“现在我们总是在讲中国没有宗教，那是用西方的宗教标准来说的，我们的礼教就包括了宗教的因素，就明确了我们的信仰对象——天地祖先。在西方人看来，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人的命运要由他主宰，人的解脱和救赎也要靠他，他是一切的根本；而中国文化的生命观念来自于天地，天地是一切的本原，祖先是人这一辈子的本原，我们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就要靠敦实的教育，人不能忘本，需敬畏天地。对得起天地，才能对得起良心。由此，一切教育都包含在礼的教育中。”因此，楼宇烈指出，如果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抛不开礼，西方的上帝是外在的，法是外在的，但中国的礼是内在的，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行动中。如果抛弃了这个东西，就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特色除包括以上整体特色外，还应包括它内部构造的具体的每一个方面，比如训诂学。文化的传承是需要解释的，训诂就是一个解释工作；文化既是自明的，同时也需要他明，这里面包括注重解释、注重传承。《论语》中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是“恕”，但没有结束，后面还有对“恕”的解释。这种解释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文化传承。
此外，朱小健认为，训诂学在解释概念的同时，本身也是在传承文化。“训诂是解释语言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反作用于文化，对于语言的解释本身也积淀着文化。训诂方法本身体现并影响着我们对于文化的认识。从训诂学者的角度，也应该有积极的中国文化传承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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