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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标尺：英美中西比较文论的展开路径 黄卓越 【摘要】本文首次系统地追溯与描绘出了英美汉学界中西比较文论研究的轨迹，主要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又分疏为比较诗学与比较叙事学两大研究类型。在检索与思考这些历史现象时，本文试图揭示出潜藏在不同的比较模式之下的内在视角或“标尺”，进而指出，模式的变化往往受制于一系列在多层次上分布的要素，如中西之间话语权力的对比、西方社会的自反性问题意识、文化观念或学理方法的变迁等，这些要素会以不同的比重影响到比较文论研究前趋的方向。 【关键词】中西比较文论 比较诗学 比较叙事理论 一，引叙 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始于19世纪初的马礼逊入华，而最初将目光集中地投注于中国文学的当属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除了对几种汉语原作的英译以外，其1830年刊行的《汉文诗解》（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以较大的篇幅介述与解析了中国的古典诗歌，遂成为英语国家研究中国文学的首部力作。其后，尽管该领域的研究并非英美入华学人的重点，但也续有其作，贯穿了整个19世纪汉学的历程，直至20世纪初年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所著《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出版，使中国文学在英语书写系统中获得了稍加完整与清晰的展示。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可以说，几乎所有域外学者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均会不同程度地置入比较的意识或视野，这也是在以外部之眼“凝视”他者文化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思维惯性。仅以《汉文诗解》为例，该著的比较意识大致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对现象的平行比较，比如该书即大量选取欧洲诗歌，尤其是英国诗歌与汉诗进行对比；二是用西方语言学及诗学语言论来比附与解说汉诗的特点。1以上两种方法也可称为事象模拟式比较与理论嵌入式比较。然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均非随意取择、散漫无归的，而是总会在其中预先执定了某种“标尺”，以使比较性文本实践能够向这种标准或理念汇聚。尤其是在理论嵌入式比较中，正如后来著名诗论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所指出的，几乎所有19世纪英国汉学家所从事的汉诗研究，均未离以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为标准而建立起来的语言学模式，由此而强行地将对中国诗歌的研究带入到既定的论证模式之中，并得出了西优中劣的结论。2 当然，自20世纪开篇之后，由于受意象派诗学运动的影响，使得按原定惯则缓行的中国文学研究发生了大幅度的逆转，并由此开启了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新方向。然而从学术分类的意义上看，19世纪以英国汉学为主的比较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学作品的层面，尚未具体涉及中国的诗学批评与思想，因此还只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未曾进入比较文论或比较诗学的范畴，这也导致了该期的研究长期徘徊在浅层次的、缺乏批评语境之互动的比拟上。而20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则不仅显示出了逐渐蔓延的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兴趣以及比较文论视野的创立，而且也会引发标尺的重置与再重置，将对中国文学的探知引向一更深的水域。本文即试图以此为梳理的对象，同时将20世纪初之后的英美中西比较文论相应地划分为几个阶段，以探查其运行的轨迹及因标尺所发生的变化而引致的范式转型。 二，60年代前的英美比较文论 20世纪初意象派运动的出现，可看做是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研究从一负面的评价而转向正面首肯的关键节点。对于这一思潮，国际与国内的学者都曾做过一些考察，但也常对其兴起的意义多有语焉不详之处，因此也需要做更为精确的定位。以我之见，这一运动的发生首先与西方在20世纪初发生的文明危机有密切的关联，其中，德国人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便以沉重的心态传递出了当时欧洲精英文化人共有的感受。过去曾被视为一体化的“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之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文明不再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佑护之神，而是一种带毒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这种认知也见之于这一时期如劳伦斯、艾略特等发表的作品中，而作为文明之表征的“理性主义”传统则被又常视为引发这场危机的一个主因。美国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或称之为“向东方学习”的浪潮，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浮出地表的。在费诺罗萨撰写的《作为诗歌介质的汉语书写文字》（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这一著名文章中，作者便是将东方感性化的文字符号与诗歌意象明确地置于西方语音逻辑主义之上，并以为借此而可对治理性主义的积弊。 受此影响，在文学领域中，对中国诗歌的迻译、仿写与评论等渐成风尚。其中，斯宾加恩（J. E. Spingarn）于1922年在《日晷》上发表的意在推荐张彭春（Chang Peng Chung）所译《沧浪诗话》的文章《<沧浪诗话>导言》（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或可看做是英语学界初涉中国文论原典及进行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斯宾加恩在文中也认定该译本是“中国文学批评在英语国家出现的首个例证”。3以斯宾加恩的观点看，这一在8个世纪之前即已写出的诗话的重要性，在于严羽所提出的“妙悟”一说，具有预见性地与西方当代世界最为先进的艺术观念达成了一致，即将“美是自身存在的理由”（Beauty is its own excuse for being）纳入到了艺术理解的核心之处，这也类似于克罗齐（Croce）所说的“直觉”（intuition）。当然作为更早的探索，比如意大利人罗斯塔尼（Rostagni）就在对希腊诗学文献的整理中发现有一位叫菲洛德穆（Philodemus）的伊壁鸠鲁派学者所持的看法，便与后来影响整个西方的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观相反，此外，斯里兰卡学者Anada Coomaraswamy也有相似之论。但是这些论述都不算充分，而中国人则尽管在当时受及印度佛教的影响，却放弃了其“逻辑上的赠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佛教精神遗产运用到艺术的批评中”。4严羽妙悟说的特点在于“将诗歌与习得、哲学、科学、宣传、修辞等区别开来，去处理人的基本感情、欢叫与叹息的旋律，基本上与‘事物的推理’、‘书本’、‘观点’、‘词语’无关”。5当然，在斯宾加恩看来，这种对诗艺所含神秘性的论述仍与克罗齐将直觉仅仅看做心灵活动的第一个阶段，而将思想看做是心灵发展更高阶段的、偏重于“逻辑分析”的论述大不一样，因此而是一种外在于西方的文论传统，对西方民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从中可以见出，无论是张彭春对严羽诗话的选译，还是斯宾加恩的比较性阐述，均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境遇，并是在一种十分突出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尽管篇幅比较短小，但毕竟首开了中西诗论比较的一个先河。 5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文论在英语地区的逐渐发现，比较诗学（文论）研究也作为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移入其日程。在这个起步点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休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于1951年出版的《文学创作法：陆机的<文赋>》（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 D. 302），这也是20世纪以来英美学界第一本探索中国文论的精构之作。该书的副标题为“翻译与比较研究”（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从而表明了作者试图将对一种批评模式的探索置于中西比较视野中去处理的明确意识，陆机的这一名篇也被休中诚冠以“中国历史上首部，同时也是其中最伟大的系统性批评著作之一”。7关于撰写此书的具体经过，据作者的自述，既与其1943年至昆明，在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受到中国学者的影响与鼓励有关，8也在于陆机的诗歌批评话语对于重新检讨英国自身的当代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作者看来，陆机提供的“相同的问题楔子是可以插入到我们西方文学观念的裂口之处的”，9为此，曾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外籍教友、与作者有观念上同心相惜的理查兹（I. A. Richards）在为该书所做序中也引陆机原句“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10以表明东方思想是有益于西方智性生活之更新的，这也决定了比较的视野会在这部著作的构思中占有一重要的位置。 尽管休中诚所著该书仍然是一项围绕陆机及其所撰《文赋》所进行的原典研究，但其比较视野的运用却无处不在，并大致包括了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大量随文而显示出的细密比较，以插入书中的西方资料而言，涉及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艾略特、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等的论述，这些话语材料往往都带有说明性的功能，以便籍此而使西方的读者更易理解陆机的原文以及所示材料的异同。其次，则是总论性质的，而其中所涉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理解“理性”（reason）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的问题。在西方，对理性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当时被置于文化论争的核心，而且也渗透到了文学的论争之中，这包括或以理性来分疏文明的高低，从而将西方文明置于东方文明之上，或以为文学创作主要有赖于直觉与情感，借此而将文学与科学区分开来，由此而延引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不一而足。通过对陆机《文赋》的阐述，休中诚试图对上述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以其之见，在陆机那里，同时也通过对陆机之前中国艺术传统的追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等并不缺乏理性的思维，因此并非可以将之归入低一级的“文明”之中；另一方面，陆机所主张的文学书写既是一种受到理性控制的艺术，同时也是如何将理性与情感更好地协调起来艺术，这些看法也是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的。11此外，书中也通过对中国诗史的翔实追讨，提出了“抒情诗”（lyric）的传统是如何在后汉一步步地战胜早期国家主义与非个人性书写的；通过对描写方式的对比，指出了中西文学在基本的宇宙论预设上即存在着差异，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传统倾向中，一定会将超越性（transcendence）联系到‘上帝’与‘永存者’，因而不能欣赏事实本身……”，12中国人的思维则属于另外一种，认为世界是由曲直、明暗等直接感知的对象组成的。由上可以看到，休中诚所提出的几个议题，不仅为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北美汉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而其所采用的比较文论的姿态尽管也延续费诺罗萨、斯宾加恩等而来，将中国诗学视为一种更高的经验，但也已始有所变化，即试图去寻找中西之间的一种理念平衡。13 三，70年代后美国的比较诗学 70年代之后，北美与英国的汉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治学的模式上来看，首先便表现在学科的细化与科学主义渐成文学研究的主流。与之同时，在跨区域研究的领域中，由早期发展出的“平行式”比较更趋盛行，从个案间的比较研究，中经一些过渡，直至体系化的抽象演绎，各呈缤纷，荦荦可观，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比较文学，进而是比较文论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看，英语世界的比较文论也正是在此期才正式建立起来，并形成一较为固定与明确的格局的。撮其大端，则有两大支域话题的论讨最为引人瞩目，它们分别出现于诗学研究与叙事学研究的领域，并均聚焦于对中西文学观念基本模式的对比性论述上。尽管两大支域话题的指向有所差异，但如做仔细的探查可以发现，其所使用的观察视角、理论范畴、演绎路径等，或者说是某种话语标尺均有很大的重叠与相似，这当然也与这一时期的范式设定，也包括文化多元主义思想的普及等有密切的关系。总起来看，此期的汉学家们均试图从一较为宏大的景观入手，同时兼容批评学与文学史的材料，借此而构造出一种新的中西文论比较的论述框架。 首先来看在诗学领域中，我们知道，刘若愚（James J. Y. Liu ）的研究自60年代起步以来，即包含了对中西两大批评谱系进行比较分析的明确意识，从早期所撰的《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1966）到80年代后期出版的《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Language-Paradox-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1988），14无不表现出其力求从语言及其表达形式之属性的角度探察中西文学观念之异同的努力，然其最为瞩目的研究则仍属七十年代中期付梓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在这一著作中，为建立作者所自榜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基础，并依据于他所勾描出的文学活动循环作用的图谱，对比了中国文论中的“形上理论”与西方的“模仿理论”，以及两边在象征理论、现象学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等运用上的异同。尽管受其理论出发点，即建立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并可借此以寻绎一种平等知识境界的可能性的规定，刘若愚的比较会偏重于对相同点的揭示，同时又采取了散点分述的方式。就后者而言，尽管作者也会在行文中对一些散点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有所解释与串联，但是事实上并未形成一个最终的、带有统一性的结论。也正因此，在他的论述中更为引人瞩目的反而是那些对中西文论差异性特征的绘制。比如在论及西方“模仿理论”与中国传统“形上理论”的时候，作者指出，西方模仿说所设定“‘理念’被认为存在于某种超出世界以及艺术家心灵的地方，可是在形上理论中，‘道’遍在于自然万物中。”15这也可通过对比锡德尼与刘勰的两段批评言论的比较，以见出儒家学者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即“对刘勰而言，语言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显示，这本身也是宇宙之道的自然显示；对锡德尼而言，语言与理性都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天赋。”16综上所述，在刘若愚看来，中西诗学的最根本差异也就是中国人崇尚的是一种对“自然”概念的运用，而西方人则在超于自然之外还备有一个更高的抽象化“理式”，由此又导致他们在批评、创作等一系列环节上的分途。17很明显，在以上的论述中，“自然”是刘若愚借以区别中西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同时，这也是19世纪传教士汉学家对汉语文字特征（“象形”等）所做的一种负面确认，以及20世纪意象派诗论及休中诚直感诗学对中国语言文学的正面肯定——所共同措用的一个核心语汇。虽然用以进行中西比较的中心用语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到了刘若愚这里，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那种中西之间孰优孰劣的判断，以便能将比较的对象作为一种不可更改，也无需有意褒贬的历史事实担认下来。这当然与70年代国际知识界所发生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与转型是密切相连的。 然而，由于“同”/“异”之间的错综，以及企图将二者均容纳到一个共存的理论系统之中，也使得刘若愚的比较文论体系最终未能建立起一个逻辑贯一、转承自如的演述框架，其体系内部充斥了因无法掌控而带来的诸多紧张、冲突与断裂。但是这一宏观式比较的方式却给后期的学者带来了许多启发，从80年代之后出现的变化看，比如其关于中西之间“模仿”与“自然”对举的命题，便在另外一些汉学家那里取得了更为积极与深入的讨论，并推演成了一种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话题系脉。有所区别的是，后来的学者似乎已经非常坚执地放弃了对“同”的构想，而将论述的关注点转移与聚集于对“异”的甚至是有些刻意的张扬中。此期不同程度涉入这一话题的学者较多，18又尤可以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余宝琳（Yu Pauline）等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宇文所安对之所做的较为系统的阐论见于其1985年出版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一书，进而在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ought）中发展出一种结合具体批评文本的，同时也是更为广泛的释证（如对陆机、刘勰、王夫子、叶燮等文本所做的分析）。在前书中，借助于对杜甫的《旅夜书怀》与华兹华斯的《威斯敏斯特》二诗的比较，宇文以为据此而可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即西方的理论认为文学是对我们真实相遇的世界背后的“理念”/“原型”的隔层模拟，然而在中国的诗学传统中，“诗歌通常被假定为是非虚构性的（nonfictional），表述也是绝对真实的。意义不是通过文本指向于其他东西的隐喻（metaphorical）活动而被展现的。”19中西之间的这一最根本性的差异也可通过各自据有的虚构与非虚构、隐喻与指实、创造（“制作”）与显现等概念之间的差异而获切实的证明。20从语言的角度看，在中国文论家对于“文”的解释中，总是会将自己的文字（书写）看做是一种对自然的直接图绘，而西方则因其语言是建立在与自然相分离的拼音系统上的，因此批评家们对自己文本的论述便无法直寻其与自然的对应式关系。21这些不仅反映在各自的创作主张上，也会影响到解读角度的设定，即如果说中国批评理论所指出的通常是一条“透明”（transparencies）的解释之路，那么西方诗学则从古希腊学者那里发展出了一种隔层性的隐喻之说，22因而对诗歌的读解，也便意味着需要去穿越一道由神谕所设置的“未知之幕”，才能抵达意义的终端。 余宝琳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解读》（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一书，虽然重点置于对中国意象理论演变及其特征的揭示，但正如其在序言中所提到的，本书论述的主题也与宇文氏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相交切，因此必然会涉及对中西诗学最为根本性预设的探讨。23与宇文所安有所区别的是，余宝琳将自己对中国诗学观研究的出发点定位在《诗大序》所演绎的“情感表现论”（expressive-affective conception），而不是宇文所重点关注的写实论上，并同时将“诗言志”、“诗缘情”（originates in emotion）、“感物说”（stimulus-response）等批评理论均挂连到同一个言说系统之中，以此表明中国人的观念是内外互系性的、一元论的，即其所谓：“本土的中国哲学传统基本上赞同一元论的宇宙观；宇宙的规则或‘道’也许会超出任何的个别现象，但是它是整体地内在于世界的，并不存在着一个超越及优越于这一世界，或不同于物理存在的至上王国。真正的现实不是超自然的，而是在此地与当下，进而，在这个世界中，基础的通感均发生在宇宙模式及其运行与人类文化之间与之中。”24这也可以通过中西在诗歌评注学上的一些区别得以证实，比如儒家在注释《诗经》的时候，其合法性认定的唯一途径便是到历史上去寻找根据，西方的学者则往往会试图去证明古希腊的神话是如何包含有某种哲学与宗教意义的，中国学者关注的是诗歌的现实价值，而非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形而上真理。25以此而言，虽然余宝琳采用的是一种情感论论证的路径，但所获结论却与宇文所安大体一致，也可谓是殊途而同归吧。 四 ，中西比较叙事理论 在叙事学研究的领域中，于19世纪初即已始研究中国小说的德庇斯便已携有一些比较的思路，26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汉学家如毕晓普（John L. Bishop）、夏志清（Hsia Chih-ching）等往往热衷于从一些西方的理念出发对比中西小说，并对中国小说取贬抑的态度。2770年代中期始，英语世界对中西叙事比较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学者们的论述涉及到对中西有关“叙事”与“小说”的定义、批评的方法等的比较，并对前期汉学家从一种单向的西方理念出发得出的所谓“中国小说的局限”等的判定有所批评，28但在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仍是汉学家们对中西小说话语在“虚构”（与写实）问题上有何异同的探讨，由此也自然形成了与此期诗学研究在相同话题上的某种呼应。稍早，韩南（P. D. Hannan）60年代所撰《中国早期短篇小说：一种批评理论概观》（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 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一文，便已将中国的白话小说与意大利、西班牙早期的短篇小说（novella）进行了平行对比，以为两者看似有许多的相同之处，比如《十日谈》也有说话人的“入话”与开场白、情节类似等，但意大利故事却很少像中国小说那样会指出特定的时间、地点与确定人物的姓氏、身份等，29这其实也是一个有关小说是否依据真实性，或是否有可参照的历史根据的问题。此后，在北美汉学界，中西小说对比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成果也是建立对“虚构”与非虚构、模仿与非模仿这一概念对子的判说上的，并较多地将实现投注于小说与历史两类文体之间的关系，藉此而形成了北美叙事批评运行的一个重要面向。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不一定都采用两两对应的平行比较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则是以西方文论中的流行概念及理论模式来解释，甚至重构中国的叙述学体系，即使用一种我们所说的“理论嵌入式比较”的方式。借助于以上两种径路，北美地区的汉学家们确立起了一套颇具时代话语特征并富有阐释魅力的中西叙事比较理论。也正因此，其在价值取向上也与70年代之前的研究有明显的不同，即更多地会以中西之间的差异面特征为倾目的重点，并同时会将差异的历史合理性作为一种研究的前提首先肯定下来。 70年代中期以后，浦安迪发表《走向一种中国叙事的批评理论》（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中国长篇“小说”与西方小说：一种类型学再考》（Full-length Hsiao-shuo and the Western Novel: A Generic Reappraisal）等文章，及出版《<红楼梦>的原型与隐寓》（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书，开始在一个大的，更为理论化的论域内梳理与讨论中西“叙事”的异同问题。通过对中西叙事一般形态、演变历程的考察，浦安迪认为中西小说及其批评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可比的共性，为此而可以挪用西方的术语如“叙事”、“小说”等观察中国的各类传统小说，但在另一方面，也仍然无法泯除二者本有的重大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文论表述，西方对叙事的认知始终是与“模仿”的概念密切相关的，由此而会将“虚构”看做是叙事活动中的核心要素，并一直影响到了近代以来的西方小说理论（比如弗莱）。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叙事及其相关批评活动中，对历史的重视却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任何对中国叙事属性的理论探索，必须在出发点上便承认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也就是在总体的文化总量中的‘历史主义’的巨大重要性。事实上，怎样去界义中国文学中的叙事概念，可以归结为在中国的传统文明之中，是否的确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形式——历史编纂学与小说的内在通约性” 在浦安迪看来，从小说评注学上来看，不仅那些为明清时期（如金圣叹等）所选评的文本往往混含了两种文类，而且传统的各种目录归类，比如“四部”的系统，均可以轻松地穿越小说与历史的界限，在分类学上形成广泛的交切。31由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在中国谈论虚构与真实两概念时并无十分明确的类型分界，小说描写脱离对历史的依附并引入以个人为中心的叙事，则是比较后来的事。关于中西叙事的这一根源性区别，也可借助于西方文论史上十分关键的一个概念即“隐寓”来试测之，在浦安迪看来，“当我们在西方的语境中谈论隐寓（allegory），意指双层文学世界的创造（即对本体论二元宇宙的模仿），它们是通过将叙事的想象与行为（作者的小说）投射进入假象的结构模式层面而实现的。” 32然而如果将此概念置于对中国小说的考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有张冠李戴之嫌。 浦安迪同期，尤其是在80年代，像马幼垣（Ma Yau-woon）、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余国藩（Yu Anthony-C.）等也从一些不同的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国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对此话题有进一步的开拓。33与之同时，像王靖宇（Wang John Ching-yu）与倪豪士等则以史学文献为标本，论证了人们心目中所谓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其实也与小说一样带有明显的“制作”或“虚构”的成分，34试图借此而来重新考认中西叙事之间存在的异同，并在浦安迪的基础上补充入了另一层次上的视角（即从历史到文学），从而认为尽管中国式的叙事偏向于对历史的“史实性”的依赖，但并不等于说可以将之解释为非虚构性的，这当然也是可以从各种中国古代评价家的言论中觅得充分的证据的。这些新的看法也与受到美国学者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元历史”理论等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两位学者也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征引了怀特的论述以作为对上述观点的佐证。 90年代之后，随着新的文化理论对汉学的大规模渗入，中西比较叙事学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嬗变，一些新生代汉学家在顺延前期有关历史与虚构关系的话题讨论的同时，也明显地加强了对新理论的关注，并冀望在细致盘点中国叙事批评传统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有递进性的考察。比如鲁晓鹏（Lu Sheldon Hsiao-peng）1994年出版的《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 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一书，便大约依照浦安迪早期的论述线索，在中西话语比较的前提下，以新的文化理论为切入点，全面地阐释了中国叙事学话语构成的历史特征，即其对主导性的历史阐释模式的高度依附，以及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以为这也是中国叙事学之有别于亚里士多德所开辟的西方叙事学的关键之所在。在此之外，鲁晓鹏又将探索的重点置于变动的过程，从而认为这种强势性历史主义观念在小说创作中的松动，大致可追溯至唐传奇的出现，而如果视之为一种独立的小说批评话语，则还是要等到明清时期才正式成形。鲁晓鹏的这一描述，既具体地展示出了中国叙事话语从对史实的依赖而过渡到了对“虚构性”偏爱的整体历史流程，35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中西二元式的截然划分来甄别中西差异的逻辑陷阱。在此之后，在北美汉学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仍嗣有余响，比如像史良（Shi Liang）、顾明栋（Gu Mingdong,）等华裔学者均在新的视野指导下贡献了各自的独特见解，36并期望于从“非西方的”，也是更为本土化的视角来确立中国叙事学的理论特征，由此也更进一步推强与放大了差异论的逻辑。 五，余论 从以上对英语地区中西比较文论流程的追溯中，可以看到，汉学研究作为西学体制设置中的一个分支，既不可能摆脱时代所赋予的问题意识及方法论前提，也难以避免从某种特殊的身份坐标出发来观察异域性知识的惯习。从宏观的走势来看，英美汉学的比较文论研究经历了以西方视野为主导而逐渐朝向于对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认同，后者尤其体现在70年代之后的各项研究中，由此而打破了单向度的思维，并将差异性问题的讨论置于学术考察的中心。这也与整个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转型有关，故此也会在同期其他的汉学领域如比较哲学、比较史学等之中得到积极的反映，如柯文（Paul A. Cohen）在70年代便已提出“中国中心观”及“内部取向”的概念，而以中国互系式一元论比较于西方主客二元论的对说方式，也出现在安乐哲、郝大伟等对东西方哲学的重释中，由此而使观察与比较的标尺发生了根本的转换。37虽然以西解中的方式通常是汉学家所几乎难以免脱的，然而由于差异论强调的是不同文化在未遭遇之前的自生长状态、固有的整体不可分割性、价值的不可参比性等，由此而使尊重“语境”的理念成了新的研究起步的一项基本原则，38为此也转换了以潜在的时间性与价值的可对比性尺度来比附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及以文化之优劣的观念作为评估、选汰文学经验的前现代视角。欧阳祯（Eugene Chen Ouyang）在后来所撰的《诗学中的两极模式》（Polar Paradigms in Poetics）一文中，也对此理由做了某些阐述，可视为是对差异论思潮所做的一种附应。39 然而，如果从学理的角度来看，以提前的方式植入的这种中西二元差异的思维方式也会存在着某种纰漏。这使得研究者们往往会从一个相对简化的，同时也是归一论的逻辑基点出发，来展开中西文论之间的对比。而当我们将这个“支配性论断”视为其他一些差异的生发点时，也就将时间的所有延异与绽放均凝固在了一个本质主义的结论中，并为此而阻隔了对中西方文化与文论之间实际存有的，同时也是更为丰富的差异性，甚至是一些可能存在的类同性等的发现。这也表明，这种方法论立场的使用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因而至90年代，已有不少学者始对这种二元差异的比较方式提出了质疑，这也包括在差异性比较的同时将更多的关注点置于对中国特殊语境中叙事运行特点的考察。在这一线路上，最有代表性的或许要算是苏源熙（Haun Saussy）所著的《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thetic, 1993）一书，该著并不遮掩其作为后学者的身份，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余宝琳、宇文所安与浦安迪三位前辈的论说，并试图从某种解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另外一套解决中西文论比较的方案。鉴于篇幅的原因，后期在此话题下的进展似无法详述，然无可怀疑的是，于90年代之后，二元差异式比较的这一套模式几已穷尽了其理论上的动力，为其他的各种新兴研究取而代之，并仅能作为一种历史的回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当然，所有的历史印迹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会因其曾有的过失而完全失去参考的价值。总起来看，作为一种平行比较的方式，这也是英美世界比较文学与文论研究的典范模式，无论采用的是类同论还是差异论，或后来出现的各种新论，都不可能臻于自洽与完备的境地。这个道理解释起来其实并不困难，因为所有的比较都必然是跛足的，我们从泥沙俱下的浩量历史中拣择、抽绎与概括出来的也不过是可予比较的若干元素而已，况且在其间也还会带入研究者们自身选定的标尺，因此，人们总是能够从学理上洞悉它的种种破绽。但是，这并不等于比较是不重要的，毕竟它也是我们日常感知中经常用以辨识事物的一种思维习惯，而以学术研究而言，无论其出发点如何，借助于此，至少能够加深我们对事物特征的一些认知，比如通过对英语世界比较文论研究进程的梳理，在西方学者所提供的这一反视镜中，我们是有可能更为清晰地去认知自身的。 Reference: [1] John Francis Davis, 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Reprinted, London: Asher and Co., 1870. [2]Ezra Pound, Instigations of Ezra Pound: Together with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By Ereest Fenollosa,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0, pp356-388.而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极大地影响到了19-20世纪初的中国本土语言学研究， 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即为其代表之一。 [3]J. E. Spingarn, “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The Dial Magazine, Vol. 73, No.3, 1922, p271. [4] J. E. Spingarn, “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The Dial Magazine, Vol. 73, No.3, 1922, p272. [5] J. E. Spingarn, “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The Dial Magazine, Vol. 73, No.3, 1922, p272. [6] J. E. Spingarn, “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The Dial Magazine, Vol. 73, No.3, 1922, pp 272-273. [7] E. R. Hughes, 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 D. 302, New York: Bollingen Found Inc., 1951, p92. [8]E. R. Hughes, The Art of Letters,Preface, xii-xiii. [9]E. R. Hughes, The Art of Letters, pp197-198. [10]理查兹的原句为 :“The Western world could owe as much to this ‘axe grasped to cut an axe-handle’ as to any thing in its own tradi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I. A. Richards, “Forenote”, x. The Art of Letters. [11] 此类叙述贯穿了全文，然也有必要注意到休中诚在概括中国诗学书写时所强调的“double-harness”的概念，即一种“双行式”的思维，在文类意义上表述时也可译作“骈文”。泛义上可指诗与科学、直觉与情感、东方与西方等的并行、融通。 [12] E. R. Hughes, The Art of Letters, p88. [13]此种平衡观也似受及理查兹的影响，后者的相关论述可见I. A. Richards, Mencius on the Mind: Experiments in Multiple Definit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32. [14] 据原书的封面，其中文书名实为“语言与诗”。见James J. Y. Liu, Language-Paradox- 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James J.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5. 中文版有《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中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页72。 [16]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页73。 [17]当然，刘若愚对中西之间所存在的这一差异，也还是做了一些限定，比如以为这并不全然等于中国传统诗学中就完全不存在模仿的观念，也不等于西方就没有形上理论或非模仿说等，与之同时，中西又都还另有其他更为丰富的批评观念，也是无法为模仿与自然的这套用语所完全涵盖的。 [18]泛而论之，也可包括中西翻译理论中所呈示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后期论著可举的有Eugene Chen Eoyang,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另外，叶维廉的比较诗学研究也有值得关注之处。 [19]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34. [20] 隐喻的概念虽然也在此前被余宝琳、高友工等用以解释中国传统诗学，但是宇文所安以为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隐喻概念，或他所认定的隐喻概念，则主要是指一种整体性的隔层指涉，因此与模仿论有密切的关系。参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pp56-57, 292-293. [21]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pp78-82. [22]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p62. [23]据余宝琳自己介绍，在写作此书时，她并没有受到宇文所安上书的影响，因此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她也提到，本书的立论更多是建立在自己80年代初所发表的两篇论文基础上的即 “Metaphor and Chinese Poetr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 Review, 3.2, July, 1981; “Allegory, Allegoresis, and the Classic of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2, Dec, 1983. 参Yu Pauline,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eface”,x,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24]Yu Pauline,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32. [25]Yu Pauline,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80. [26]参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London: John Murray, 1822. [27]如John L. Bishop, “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5, No. 2, 1956. 夏志清《中国古代小说史论》，“导论”，胡益民中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也可以从白之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文学文类研究》载入的一些论文中，见出贬抑说与肯定说——两种不同的评价观的交锋。Cyril Birch(ed.),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4. [28] 也可参Eugene Eoyang, ”A Taste for Apricots: Approaches to Chinese Fictions”, Andrew H. Plaks(ed.),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p.69. [29]Patrick Hanan, “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 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 Cyril Birch(ed.),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p309. [30]Andrew H. Plak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 Andrew H. Plaks(ed.), Chinese Narrative :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311. [31]为此，浦安迪还举出一些类目以说明，比如“传”，包含了“左传”、“列传”、“传奇”，“水浒传”、“儿女英雄传”，等；“志”，包含了“志怪”、“夷坚志”、“荡寇志”、“东周列国志”，等；甚至于“记”，包括了“史记”、“西游记”，等，为此可证，在叙事的谱系中，容纳了非常广泛多样的书写类型。Andrew H. Plak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 [32]Andrew H. Plaks(ed.), Chinese Narrative :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312. Andrew H. Plaks,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93. [33]有关此论题的讨论可参 Henri Maspero, “Historical Romance in History”, Frank A. Kierman, Jr., tr., China in Antiquit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8. Ma Yau-woon, “Fact and Fantasy in T’ang Tale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2, 1980. David Johnson, “ Epic and History In Early China: The Matter of Wu Tzu Hsu”,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0, No.2, 1981. David Derwei Wang, “ Fictional History/ Historical Fic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I, 1985. Yu Anthony-C., “History,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of Chinese Narrative”,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10, No.1/2, 1988. 另80年出版的一个英文论集中登载的一些论文也涉及到了此话题，其中有William H. Nienhauser, Jr.,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Fictio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Ninth-century China”; Winston L. Y. Yang, “The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San-kou Chih yen-y” , Winston L. K. Yang and Curtis P. Adkins,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Fic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4]Wang, John Ching-yu,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Tso-Chuan as Example”, Andrew H. Plaks(ed.), Chinese Narrative :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王靖宇在此即倾向于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左传》，并对这种看法做了理论上的解释。倪豪士关于“制作”的论述也直指《国语》、《战国策》等，参William H. Nienhauser, Jr., “The Origins of Chinese Fiction”, Monumenta Serica, Vol. 38(1988-89).倪豪士另讨论小说与历史关系的论文见:“ A Structural Reading of the Chuan in the Weng-yüan Ying-hu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6, No.3, 1977. “Literature as a Source for Traditional History: The Case of Ou-yang Cha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12, 1990. []35Lu Sheldon Hsiao-peng,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 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6]可参Shi Liang,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2.Gu Mingdong, 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37]思想史研究方面的这一转型，可参葛瑞汉对史华兹“相似论”的批评，A. C. Graham, “Review of Benjamin J. Schwartz’s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8 July, 1986. 对这一领域的更广泛变化的揭示可参黄卓越《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页93-95。. [38]这一关于“语境”的论述，参Yu Pauline, “Alienation Effec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Clayton Koebl and Susan Noakes(eds.),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iteratu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pp162-175. 当然此处偏重于强调的是一种为某种确定的世界观（“world view”）所规定的整体文化语境，还非具体的历史语境。 [39]Eugene Chen Ouyang, “Polar Paradigms in Poetics: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Premises”, Cornelia Moore and Raymond Moody(eds.),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同期发表的相似观点也可参见Sun Cecile Chu-chin(孙筑谨), “Problem of Perspective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13. No.4, 1986. （原载《南华大学学报》2015年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