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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增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 山东，青岛 266555） 摘 要：美国的蒙元研究形成“中国之元”、“蒙古之元”、“世界之元”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国之元”，属于汉学研究，将元代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下的中国王朝，考察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蒙古之元”，归属于蒙古学畛域，将蒙元视为相对独立的民族实体，关注其历史沿革与内部结构。在全球化时代，元代研究应向“世界之元”的模式嬗变。“世界之元”，是将上述两种研究模式加以融合，跨越蒙古学与汉学的藩篱，将蒙元放置于世界史的大背景下展开研究。 关键词：美国学界；蒙元研究；模式；文献 The American Research Mode of Yuan Dynastywith Literature Concerned Ren Zeng-qiang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China) Abstract: In the American academic field of Yuan studies, there exist threemodes of research, i.e., the Yuan dynasty and China, the Yuan dynasty andMongol, and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world. The first mode belongs to sinology,which regards Yuan as a dynasty of minority, focusing on its profound influenceon Chinese history; the second is part of Mongolian studies, which thinks ofYuan as a independent ethnic entity, and emphasizes its own historical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s; the third, combines the former two modes, andstudies the Yuan dynasty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history. Key words: The American academics; the studies of Yuan dynasty; mode; literature 海外的蒙元研究始源于欧陆而非北美，最早可追溯至欧洲十七世纪兴起的东方学。蒙元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曾对欧洲大陆发生过直接影响，自然引发了东方学者的观瞩。蒙元研究的传统中心在欧洲。20世纪早中期，为蒙元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一批杰出的欧洲学者，诸如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前苏联的鲍培（NicholasPoppe）、比利时的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德国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n）、费迪南德·莱辛（FerdinandLessing）等。这些学者著书立说、培养后学，对美国的蒙元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战后，一些曾游学国外的美国本土学者相继回国并身体力行，加之部分欧洲蒙元学者移居北美，蒙元研究作为新兴学科在美国逐步立稳脚跟。较早将蒙元研究从欧洲引入美国的学者是著名的蒙古学大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柯氏早年负笈海外，于巴黎求学时，曾是著名学者伯希和的学生；后又曾前往北京，师从比利时学者田清波继续深造。1946年，柯立夫返回哈佛大学教授汉语与蒙语，直至1980年荣休。他在《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杂志上发表《元史八邻部人伯颜传》（The Biography of Bayan of the Bārin in theYüan Shih, 1956）等元史研究论文，并将《蒙古秘史》译成英文。美国蒙元研究的另一位重要创始人是牟复礼（Frederick Mote），美国著名的儒学学者、汉学家。他早年曾在中国南京金陵大学求学，1956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专治宋明史；牟氏在元代研究方面亦成绩卓著，涉及政治、文化、思想史和文学史等多个领域。柯立夫和牟复礼堪称美国蒙元研究的奠基人。此外，前苏联鲍培在1949年移民美国，将蒙元研究由大洋彼岸带到了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亦为美国早期的蒙元研究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三类模式解析 虽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蒙元研究在美国本土初具雏形，但与其他中国朝代相比，元代研究长期以来并不十分景气。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形势方为改观。1978年，中国宋史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宋代研究通讯》（Sung Studies Newsletter）改版为《宋元研究通报》（Bulletinof Song-Yuan Studies），由此蒙元研究成为美国学界中国史研治中的一个专业性领域。在随后之30余年中，美国的蒙元研究渐出现繁荣气象，研究著述跌出，逐步呈示出“中国之元”、“蒙古之元”与“世界之元”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 所谓“中国之元”模式，严格说来，属于汉学研究的畛域。其重要特征在于将蒙元纳入中国历史谱系中加以审视，凸显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考察其对中国政治、思想、法律、社会习俗等诸方面的影响力。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美国学界陆续出版了三部论文集，较为集中地体示出“中国之元”的研究特点。 牟复礼的弟子蓝德彰（John Langlois）所辑之《蒙古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Mongol Rule, 1981），涉及蒙元统治下的思想史与文艺史，对诸如理学家吴澄、北杂剧、以钱选、赵孟頫等为代表的江南湖州“吴兴画派”均有所触及。其中，奚如谷(StephenWest)的文章论述了蒙古对北杂剧的影响。奚氏以为，蒙古的入侵与科举制的废除，其影响主要是在士大夫文人作家，对大众的通俗戏剧没有直接影响，但却有助于使大众戏剧传统转变为士大夫文化世界的一部分。[1](434-465) 牟复礼的另一位高足陈学霖（Chan Hok-lam）与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曾合编论集，题为《元代思想：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Yuan Thought: Chinese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1982），着重阐述元代理学。其中陈学霖的论文便谈到了元代早期，蒙古人是如何将朱熹的思想传入北方的。 上述两部文集的研究内容显示出“中国之元”研究模式的一大特点：即注重蒙族与汉族文化间的互动，考察蒙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第三部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转型》（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History, 2003），由史乐民（Paul Smith）与万志英(RichardGlahn)合编。本书收录的论文，原发表于1997年六月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举行之国际会议上，其后于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本文集显现出美国蒙元研究“中国之元”模式的又一特点：即将宋、元、明、清作为一个话语谱系加以探讨，将元代视为中国历史上系连唐宋与明清两大重要时期的过渡一环。正如编者史乐民所指出，“长期以来对蒙元研究的忽视导致了中国历史叙事的一大“黑洞”（blackhole），而该文集则希冀透过对蒙元的讨论而给予唐宋元明清以整体性认知与理解”。[2](1) 文集所录达迪斯（John Dardess）的论文《蒙古人对北宋至明初疆域、权力以及知识分子的影响》（Did the Mongols Matter? Territory, Power, and theIntelligentsia in China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Early Ming）便认为如果蒙古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缺席，很难想象日后明、清，以至现代中国的历史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蒙古人建立了一个适宜于中国的种族地景(ethniclandscape)；而且蒙古人经由考试制度，将理学转变成为一种国家正统，这种机制一直延续下来，经明清时期，以至二十世纪。[3](11-134) 除却“中国之元”，“蒙古之元”是美国学界蒙元研究领域另一类重要的研究模式。“蒙古之元”模式的特点在于将蒙元从与中国史的相互关联中相对隔离出来加以考察，视蒙元为一个自足的民族存在，考镜其内部结构以及源流演变。 “蒙古之元”研究模式的上述特点首先便体现在关于蒙元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辞书编纂方面。前面所提到的费迪南德·莱辛于1935年由德国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创设了蒙语和藏语课程，并编纂关于元代蒙语的辞书《蒙英词典》（该书1973年初版），昭示了“蒙古之元”模式在资料钩沉与整理方面的造诣。其后，美国学者戴维·法夸尔（David Farquhar）编纂了一部综合性考察元代政府制度的巨著《元代政府：参考资料指南》（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Rule: A Reference Guide, 1990），该著作综合运用了《元史》、《经世大典》、《通制条格》、《元典章》、《元文类》等元代研究主要原始文献，囊括了元代所有政府机构的情况，对元代政府部门及官职作了详细的界说，并附有中、蒙文索引以便检索。法夸尔关于元代政府机构和官职的英译名成为用英文写作元史著作的公认标准翻译。此外，西华盛顿大学讲师保罗·比尔（Paul Buell）编著的《蒙古世界帝国历史辞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2003）系统梳理蒙元历史，历时性考察前帝国史、帝国史与蒙元帝国覆灭后散落于欧亚大陆的后继国家的历史。印第安纳大学克里斯托弗·阿特伍德（Christopher P. Atwood）编纂的《蒙古与蒙古帝国大百科》（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Mongol Empire, 2004）也是蒙元研究方面不可或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该书以字母A-Z为序，涵括3000个辞条，130幅简明地图，近乎600幅插图。该书全面考察蒙元历史、科技、艺术、经贸、体育，所涉内容广博，却又具体而详实。 性别研究也是“蒙古之元”这一模式所涉及的内容，汉学家从性别角度切入，探讨蒙元时期蒙古妇女的生存境况和婚姻制度。 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的论文《忽必烈可汗及其家族中的女性》（Khubilai Khan and the Women in His Family, 1979）指出，蒙古人经常通过战争或侵略来掠夺妇女。成吉思汗的母亲是从蔑儿乞人那掠夺来的。作为报复，蔑儿乞人攻击了年少丧父的成吉思汗，掠走了他的妻子。后来，成吉思汗在对蔑儿乞人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战争中又夺回了被掳的妻子。[4](157)蒙古学家傅海波亦从性别研究视角考察蒙古妇女及婚姻制度。他在1980年发表《征服王朝统治下的妇女》（Women under the Dynasties of Conquest, 1980）一文，也曾指出蒙古人的妻子是通过买卖、掠夺或继承而来的。[5](36-37) 作为元代婚俗的“收继婚”也引起了美国汉学家的观瞩。在中国古籍中，“收继”一词始见于《元典章·户部·收继》。“收继婚”即女子当其丈夫死后必须转嫁给亡夫的兄弟。汉学家珍妮弗·霍姆格伦(Jennifer Holmgren)撰写的《蒙古与元代社会早期的婚姻与继承习俗：以收继婚为重点》(Observations on Marriage andInheritances Practices in Early Mongol and Yüan Society, with ParticularReference to the Levirate, 1986)一文便以蒙古族和汉族的婚姻习俗为背景，考察了元代收继婚的实施情况。[6](127-192) 另外，对蒙元政治体制的研究亦凸显出“蒙古之元”的特点，即考察蒙元独特的政治和制度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傅海波曾专门著文，研究游牧民族的领袖权威如何转化成帝王与神（From Tribal Chieftainto 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1978）。北美地区的一些中国史学者，如柯娇燕（Pamela Crossley）认为，草原游牧民族的政府形式是以少数民族精英的个人魅力和领袖气质为基础的，这种形式在征服王朝建立之后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征服王朝与汉人统治王朝之间的一大区别。[7](13-24)托马斯·奥尔森（Thomas Allsen）为著名的《剑桥中国史》所撰写的有关蒙古帝国崛起的章节，指出蒙古人的部落和民族身份并非由其生理因素所决定，而取决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结盟。最近，奥尔森在专著《欧亚史上的皇家狩猎》(The Royal Hunt inEurasian History, 2006)中独辟蹊径，将欧亚大陆的皇家狩猎视为维护统治权的一种手段来加以探讨。 与“中国之元”和“蒙古之元”并峙，而更具研究潜力的模式便是“世界之元”。蒙元是东方历史上盛极一时、并对欧洲发生过较大直接影响的帝国，故而考察蒙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成为蒙元研究的应有之义。实际上，著名的蒙元专家傅海波于上世纪60年代便曾发表过探讨蒙元与欧洲接触的论文《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西交通》（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 Empire, 1966），较早显示出蒙元研究中“世界之元”的模式迹象。当今全球化时代，学术文化的交流、融会已成为一种事实，在世界史范围内展开蒙元研究俨然成为规模性的学术潮流。 可喜的是，新近的相关研究成果愈加呈现出“世界之元”的研究趣向，集中于蒙元时期中西间的陆路贸易、海上交通以及文化交流诸方面。托马斯·奥尔森在本世纪伊始出版的《蒙元时期欧亚间的文化与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2001）探讨伊朗与中国之间的文化科技交流。奥尔森通过大量实证性研究，发现“在蒙元统治者的支持下，商品、意识形态以及科学技术在欧亚大陆得到广泛传播”。[8](4) 除陆路交通外，横跨印度洋的海路贸易与文化交流也引起了美国汉学家的注意。如沈丹森(Tansen Sen)的专著《佛教、外交与贸易：600至1400年间中印关系的重新调整》(Buddhism, Diplomacy,and Trade: 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600-1400; 2003)、贾志扬（John Chaffee）的论文《帝国与世界贸易的交汇点：11至15世纪的中国港口城市泉州(刺桐)》（At the Intersection ofEmpire and World Trade: The Chinese Port City of Quanzhou [Zaitun], Eleventh-FifteenthCenturies，2008）便是此类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 尤值一提的是，近期的两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更是凸显了“世界之元”的研究趋势。第一次会议于2008年9月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University of Indiana）召开，主题为“蒙古帝国的国家与家庭”，探讨蒙元帝国以及蒙元覆灭后散落在欧亚大陆的后继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第二次会议的组织者是贾志扬和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会议于2009年11月在位于纽约的宾汉姆敦大学（University of Binghamton）召开，主题为“欧亚国家对元代中国的影响：13与14世纪的跨文化传播”。会议议题包括贸易往来、人员交流、宗教信仰、制图学、法律、医学、文化、艺术等。 结语 事实上，“中国之元”、“蒙古之元”与“世界之元”三种模式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彼此间互有交叉。在有些学人的研究中会体现出三类模式并存的现象，如目前美国元代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罗沙比，精通蒙、汉、日、法、德、阿拉伯语等9种外语，其大量研究成果便横跨上述三类模式。粗疏地分之而观，“中国之元”，侧重于蒙、汉两种文化的接触，二者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而“蒙古之元”则将蒙元作为相对独立的游牧民族，主要研究其历史沿革、婚姻关系和政治制度诸问题。“蒙古之元”将研究对象锁定为蒙元独特的民族文化，由于相对聚焦而得以对研究对象考镜源流，梳理得较为完备详致。但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弊端。将蒙元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实体，研究视野较为狭窄，忽视了蒙元与他者文化实体间的交互，有洞见的同时亦有遮蔽。而“中国之元”的研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恰可以弥补“蒙古之元”之上述不足。“中国之元”将蒙元置于中国历史的宏阔语域中加以探查，尤为重注蒙、汉族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蒙元对中国后来王朝的重要影响。如前述奚如谷、达迪斯的研究均沿此一思路展开。“中国之元”的研究模式使得我们对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有了新的认知，然而，鉴于元代在世界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国之元”的研究模式尚有待于向“世界之元”的模式嬗变。“世界之元”新型研究模式的出现，一方面是蒙元研究内在的逻辑必然，因为蒙元本身具有某种国际化的属性，只有在世界史坐标系下才可更为准确地将其定位；另一方面，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也促使世界范围内蒙元研究学者更加广泛地展开合作。“世界之元”预示了汉学、蒙古学与世界史的有机结合，必将是蒙元研究领域极具潜力的新型模式。 参考文献： [1] Stephen West. MongolInfluence on Northern Drama [A].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C].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2] Paul JalovSmith. Problematizing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A]. The Song-Yuan-Ming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ress, 2003. [3] John Dardess.Did the Mongols Matter? Territory,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China from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Early Ming [A].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Chinese History [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Asia Center press, 2003. [4] Morris Rossabi. Khubilai Khan and theWomen in His Family [A].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n[C].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9. [5] HerbertFranken. Women under the Dynasties ofConquest [A]. La Donna nellaCina Imeriale enell Cina Repubblicanaed. Lionello Lanciotti [C]. Florence: Leo S. Olschki, 1980. [6] Jennifer Holmgren. Observations onMarriage and Inheritances Practices in Early Mongol and Yüan Society, with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Levirate [J].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1 (1986). [7] Pamela Crossl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Foundation Myth [J]. Late Imperial China 6.2 (1985). [8] Thomas 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