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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03-24 二十余年间，林纾与至少二十位口译者合作过，这种集团的高速翻译生产流水线，使得“林纾公司”这一名号合乎题旨。虽然林译小说使他自己和商务印书馆都获利不小，但原本那种生产模式不得不应付泛滥成灾难保质量的译稿和渐成规模的新式读者的批评。  《林纾公司：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的生成》 [美]韩嵩文著，Oxford Up，2013年出版  林纾译《旅行述异》封面  林纾译《伊索寓言》书影 2005年6月，我在苏州大学参加了一次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见到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博士生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他当时提交的英文论文，后来有了中译本，收入王德威、季进主编的《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一书，题名是“启蒙读本：商务印书馆的《伊索寓言》译本与近代文学及出版业”。我曾仔细读过这篇论文，印象最深的，倒不是文章主题所谈的晚清出版业网络集团的特点，也不是作者对林纾在《伊索寓言》添加个人评论的解读，而是他提到自己检查了约百种十八、十九世纪的英、法文译本《伊索寓言》，没能找到“与林纾《伊索寓言》故事的顺序或版画相对应的原文版本”。那时我正对晚清翻译文学的底本来源产生了一点兴趣，对韩氏的勤奋认真态度顿生钦佩之心。 2013年伊始，承蒙金雯女士赐阅刚刚出版的韩嵩文新著《林纾公司：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的生成》(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Oxford Up，2013)，我有缘第一时间再度瞻睹这位勤奋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卷之前，我心中最为期待的，是希望看到作者在七年后披露出新的考证成果来。但粗览一过，感觉有些失望，关于《伊索寓言》底本的内容，还是原来那几句话。我原本以为他会利用西方学术优势，对于林译小说底本进行广泛考索。然而，这本书并未涉及太多的林译小说文本，与国内常见的一些林纾研究专著一样，仍以几部耳熟能详的林译小说为代表。 当然，我们了解细琐考据是意图发明体系的学者所不屑为之的，而抽样调查可以产生关注点更为集中、问题意识更为突出的论述。韩嵩文说自己的思路是选取文本的翻译与再生产活动的协作化模式为对象，关注其中的网络关系，而不仅仅将“林译小说”看成林纾个人的成果。他选择了一些代表性的作品，以考察林纾及其合作者如何将那些西方文学作品移植到一个新的语境中。因为林纾不识外文，他在翻译中的工作实际上是将口译者用中文解说的外国作品之大意进行笔述，二十余年间，林纾与至少二十位口译者合作过，这种集团的高速翻译生产流水线，使得“林纾公司”这一名号合乎题旨。第一章总论之后，第二章主要讨论了“林译小说”的生产方式之渊源，即对译的传统，此外还谈到“评点”，这是“林译小说”个性鲜明的一个副产品。为了深化其中各方面的细节问题，韩嵩文以第三、四、五章结合“林译小说”的文本进行分析。第三章谈的是《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和《伊索寓言》，这两部译作中，林纾以不同的方式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文化形象，从原本美国关于黑奴人权的作品和西方古代哲理故事中发现了对于中国现实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射，作者以为这两部属于合乎“林纾公司”生产目标的成功之作;第四章谈及《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贼史》(即《奥利弗•退斯特》)，并巧妙地将之与清末同时期的社会小说的某些特征联系起来，在韩嵩文看来，林纾以汉语文言旧体与儒家思想传统诠释狄更斯这样较有深度的小说家时，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他本人政治价值、道德价值的局限性，因此以这部分译作为不甚成功的“产品”;第五章，韩嵩文着力于林译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今译《见闻札记》)的分析，认为欧文的悠悠思古情调和旧派文体影响了林纾的文学与文化立场，更坚定了他对古文地位不可动摇的信念。 韩嵩文在论述中勾勒出这些翻译作品在中国的文学因缘的接受小史与文献谱系。第三章中，《伊索寓言》的早期汉译过程，已是老题目了，兹不多言。而比如《黑奴吁天录》，韩嵩文就用了不少的篇幅介绍此后读者的感怀诗、童蒙读物，以及各种改写的小说和改编的戏剧。第四章把林译“为下层社会写照”的狄更斯小说与清末社会小说关联起来论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题目，这一问题还可以扩展开来，很多文本都可以吸纳进来，可惜作者没有特别着力于此。第五章可能是最有意思的一章了，开首题记是从《见闻札记》中引述欧文摘录英国文豪罗伯特•伯顿《忧郁的解剖》中的一段话，谓西方古典晚期学者叙涅修斯(Synesius)有言：“窃取亡者之业绩，甚于掘墓盗衣”，伯顿说，若此话当真，大多数著作家恐怕都难辞其罪了。古往今来的文学家，能赤手空拳凭空独创者，寥寥无几，蹈袭依傍，在所难免。号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者，果然跳得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吗?韩嵩文以为，林纾在民国初期对于华盛顿•欧文的欣赏，即在其好古守成的文化趣味与文体风格。他介绍了“怀旧(nostalgia)”在现代文化心理上的义涵(最终可表述为“对于过去的虚妄梦想以及对于难以实现之未来的想象”)，具有“恢复性的(restorative)”和“反思性的(reflective)”两面。“恢复”似乎主要还是对往昔的追慕，“反思”则更能体现主体精神之批评立场。作为题材的“怀古”文学和作为路径的“复古”文学，当以“恢复”与“反思”兼备为长。而韩嵩文以为林纾翻译《拊掌录》时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比较了林纾译笔的古文风味与中国古代文言散文小说之名篇的关系，这让人想起钱锺书曾说林纾译小说的文笔不遵守桐城家法，甚至也不是标准的古文，至少在韩嵩文论述下的《拊掌录》中，我们看到钱锺书的判断可能也不尽然。此章最后一部分论及严既澄后来校注林译《拊掌录》的一些评议，也让我们看到了林译小说在后来时代里的一些回音。其实依照前两章的体例，还可以提到1938年王慎之重译的《拊掌录》，这个译本虽然是白话翻的，却明显带有林纾影响的痕迹。 第六、七章讨论的是“林纾公司”在民国以后所面对的学术文化环境的变迁。一部分与林纾的古文家身份有关，比如清末民初时期的国学研究风气，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帝国，早期关于国语的讨论，还有蔡元培任校长之前的旧北大之同仁、课堂与学生，韩嵩文在这一系列论述之后，谈到了林纾自己的古文写作。另一部分，则与林纾作为小说翻译家的身份有关，这其中的核心事件，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阵营与林纾就白话文问题发生的冲突。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合作了“王敬轩”双簧信事件，对当时两位久负盛名的翻译家进行攻击，林纾和严复首当其冲，韩嵩文称此事件为“一出过分的恶作剧(a serious hoax，第203页)”。分析其原因，他认为刘、钱之辈挑战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古文权威，而是民国初年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都十分巨大的一种出版运营模式。虽然林译小说使他自己和商务印书馆都获利不小，但原本那种生产模式要应付泛滥成灾难保质量的译稿和渐成规模的新式读者的批评。林纾名气越大、产量越高，原本那种权宜之计下出现的生产模式(对译)也就问题越多，这些问题也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于是林纾作为新(面对留学生)、旧(面对章门弟子)文化之权威的形象也就越岌岌可危。 韩嵩文在此书结论中联系到“林纾公司”所面对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各个年代中的回响。他在最后一段说，对林纾的研究完全超出了近代中国文学这个范围。“欲述其大者，学者需要另辟蹊径”，说得意气风发，令人不由得产生敬意。我猜想作者应该看了大量相关研究论著后，对自己的研究产生了信心。这的确是一部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启发同行的优秀学术著作。不过作者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和史料的掌握，存在理解粗疏和简单之处，难免构成了其中的一点儿瑕疵。比如《林纾公司》在开篇曾引张元济与人书信的资料，着墨于林纾身后的穷困潦倒。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畏庐友人高凤岐序《技击余闻》时提出“林琴南之文字制造厂”的说法，还有更为人所熟知的陈衍当年用以戏称林纾书斋的“造币厂”(《续闽川文士传》)。陈衍为林纾作传，确实说他的书画还有翻译文学都给他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之所以身后萧索，还要朋友们周济遗族的教育经费，主要是因为这位平生有豪侠气的文人颇能疏财的缘故。韩嵩文却想将林纾“公司”晚年乃至身后的衰落与破产，象征为一种文化品格与传统的没落(见第2、3页间一段)。这种处理方式未免武断而且违背历史的真相。 还有些细节问题也值得商榷，比如：(一)林译作品的总量计算方法，此书正文采用了马泰来的数据，在注释中采用了樽本照雄的估计，但按照这两人的标准，其实都是林纾翻译作品的种类，这和韩嵩文所说的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林纾的翻译既然以“林译小说”名世，我们应当统计一个“林译小说”的总数，去除非文学类甚至非小说类的翻译，将已刊作品和未刊作品分开计算，将单篇发表和单行本的数量各自计算，才算是对这笔文学财富的认真清算的起步。(二)书中谓林纾停止他翻译生产活动的时间，是1920年，书后年表则作1921年，第226页有个更准确的说法，谓“林纾在1921年放弃了翻译，实际上1920年以后就不再在报刊上发表只字，仅以画家身份示人”，其实《小说月报》在1920年依然刊载林译小说。从书中看来，韩嵩文的依据，仅是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即中止刊载林译小说。可随后作者也提到了1923年商务印书馆保守派创办的《小说世界》(其中把胡寄尘和胡怀琛当作二人)“化无用为有用”的思路，刊载沈雁冰所封存的林纾译稿。但这部分一笔带过，更不要说商务印书馆在1921至1923年所出版的单行本了，这几乎令人怀疑作者是否真的计算过“林纾公司”在所谓的停产日之后实际又问世了多少译作。(三)书后附录一是“林译小说口译者简介”，所用材料与目前国内研究无甚出入(这当以2008年郭杨《林译小说口译者小考》为最新成果)。其中有一处颇为可疑，即口译者中有一位名作乐贤的人(当系本名，见朱羲胄《林氏弟子表》)，作者说他是“nephew of Wang Shouchang”，那么只能是王寿昌的外甥了，可并未说明依据。而王寿昌之侄王庆骥的简介下，却没有提及他是“nephew of Wang Shouchang”。因此我怀疑这个亲属说明是不小心放错地方了。 过去的林纾研究者，为了表扬传主，往往都会强调他在《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等译作中传达出的进步思想;对于林纾在民国以后的复古思想和论调，多言而不当：或为之回护，美其名曰“同情理解”，或含以讥嘲，壮其词曰“客观评价”。其实，承认和尊重传统，在学习模仿中发挥出个人的文学才能来，能以新眼观旧书，能以旧语立新义，可能是更为良性、更为常态的文学创作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林译小说”作为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成就，自有其意义，不乏我们今天仍然值得从中汲取经验的地方，不该只是当作一种文学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历史案例来考察。不过，目前海内外对于“林译小说”的研究，除了日本学者尚且还能沉下心来一部文本一部文本地仔细解读之外，恐怕大多都沾染了浮躁之习，不耐烦将两百余种作品一一看过来。不信的话，请查阅一下近年的那些论文专著，除了读个《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其他大多都只是引用几部资料集收录的林纾译序而已。当然，这与很多清末民初的书刊不好获取，也有关系。但是如今网络电子资源发达，其实不乏扫描本的图片被传到网上，之前不是有本什么“版本经眼录”的书，其实都用的是这些网络图片吗?我们不该截个图就来假装版本家，至少可以翻看一下内容，让自己的研究更充实吧。 当然，“林译小说”的传统，不能仅靠网络扫描数据的支持。我读了大部分的“林译小说”，感觉以往我们对林纾和他翻译小说的一些看法是片面或偏激的。我以为以当下中文出版事业之繁盛的条件，应当呼吁重新整理出版一个真正全足的“林译小说丛书”。不仅是当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前以此名目组织发行的那一百种，而还应该包括了杂志散见而从未出过单行本的作品以及未刊作品。新近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的《林纾译著经典》，一套四册，我看了一下书目，与19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重刊的那套《林译小说丛书》选目完全相同(听相关人员介绍，此版新的改进在于文字上有所分段)——为什么不仔细经营和计划一下呢，真令人为之可惜。 ■ 延伸阅读 ●《林纾的翻译》 钱锺书 马泰来等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