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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人/王璞 美国学者傅葆石先生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英文原版1993年，中译本三联书店2012年;以下简称《灰色》)讨论了一个仍带有一定争议性的文化史话题。中译者选择以“灰色”为题，因为此书把日据上海比拟为“灰色地带”。 何谓“灰色”? 关于日据上海的文化界出版界情况，其实一直有不少史料上的整理和学术上的讨论。不过，重点更多放在傅先生也研究到的那些“气节的楷模”，如左翼作家柯灵，“五四”老作家王统照，进步剧人李健吾，等等。对于附逆作家，文学史家们历来在道德谴责之外，不愿更多着墨。 然而现在人们发现这“灰色”是更刺激性的题目，更值得进行抽丝剥茧的细察。傅先生强调“灰色”，也正是不满足于善恶二元论。他的研究力图把灰色上海的文人生活还原到一系列具体但不易被体察的现实困境之中。他选择了三个个案作为重点：其一是王统照，他坚持将抗日和五四启蒙精神结合，但最终被逼入贫病与沉默，选择“消极抵抗”。其二是李健吾，他的戏剧活动是一种“积极抵抗”，不论他自己创作的现代话剧还是他参与组织排演的通俗历史剧，都在沦陷中传达着反抗的寓意，他也因此多次被捕，最终不得不逃离上海。其三则是杂志《古今》的散文作家群，他们依附汪伪政权，却选择书写一种隐逸名士风格的怀古文字，《灰色》一书认为他们代表了一种反映合作者复杂心态的“遗民文学”。 不过，坦率说，《灰色》中的具体文学分析并不特别出彩;真正让我着迷的，则是穿插在作家作品分析之中的对上海沦陷区社会百态的扫描与钩沉。作者以翔实的材料和档案数据记录了大上海从淞沪会战到1945年“天亮之前”的社会动荡，其中有爱国情绪的高涨，有敌人制造的恐怖;有经济混乱物价飞涨，“人命外什么都贵”，也有“末世享乐主义”的泛滥;有不断的暗杀、失踪和追捕，也有知识分子间的相濡以沫;有剧场里群情激奋，也有投敌分子天天穿长衫，俨然汉家士大夫，自称不过是被推上“大舞台”演一个“小角色”……全书就像一部纪录片，表面的客观再现之下，是作者深深的同情。 所谓“两难” “道德的模糊性”究竟指什么?作者在书中着重谈到滞留灰色上海的文人们所面对的一系列两难困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私”与“公”的两难，或者说，个人存在和历史大义之间的两难。傅先生所提出的这一视角，可以追溯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命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中，萨特举过一个对他们那代法国知识分子来说非常切身的例子：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一个信教的年轻人是应该尽赡养父母的义务(个人道德)，还是应该团结在教会周围(宗教义务)，还是应该挺身参加法共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政治勇气)?在萨特看来，任何抉择都非常具体，不好妄言对错，每个个体必须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处境做出决定，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与此类似，《灰色》则一再引用柯灵在当时的话：在沦陷的孤岛，我们如何尽到自己“做人的责任”。 在书中关注的王统照和李健吾两位作家身上，这种责任是尽到了。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困居上海，在外族统治下，他们要维持个人生存和家庭生计，但在苟活的屈辱下，他们也做出了抉择，要用文化来坚持抗日。《灰色》细致记录了这种抵抗的艰难。这些抗日作家不得不选择各种策略，与敌人周旋。最终他们的抵抗都因为物质和精神上的困顿以及敌人的迫害而难以为继。没有因为“私”而牺牲“公”，他们成为了炼狱中的守望者。 但在这里，《灰色》的讨论其实还涉及到另一种“两难”，那就是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傅先生发现，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王统照特别希望在抗日运动中保留“五四”精神的薪火，也就是说，抗日不仅仅是为了国族，而且也应该使国人在考验中焕发出个人意志的勇气和“人性的潜能”。通过分析王统照的散文诗，傅先生称这种精神为“抵抗的启蒙观”。 相类似的，具有京派背景的李健吾在他的抗日戏剧创作中，也希望贯彻一种更深沉的人性观。然而，根据《灰色》中的统计，真正受到爱国群众欢迎的大多是直接宣扬传统“忠义”观的古装历史剧，李健吾的话剧则往往曲高和寡。李健吾一面组织着“忠臣”“节妇”的排演，一面“对历史剧心存疑虑”。在王统照和李健吾那里，启蒙和救亡似乎难以两全。 ——原载《新京报》2012年09月22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