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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剑峰 今年3月，作家毕飞宇凭借《玉米》英文版获得亚洲布克奖，借着获得这一国际文学奖的机会，过去半年，他出席了多场国际文学活动。毕飞宇自己承认，他进入西方市场并不早，至少比莫言、余华晚了十多年，但他也自信在慢慢往上走。尽管中国制造成为西方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中国制造的文学依然还只是点缀，它既不为出版商带来丰厚的利润，也不会有大量读者去阅读讨论，零星的媒体评论也可以让我们兴奋一下。 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毕飞宇说，西方读者、媒体正在慢慢放下政治偏见，对中国作家的解读从政治、意识形态开始转向文本、小说美学。也就是说，尽管依然存在着过多的政治阐释，但欧美市场毕竟开始把中国当代文学当作文学了。 石剑峰 中国当代作家在欧美市场上的表现到底如何? 毕飞宇：当代中国作家在欧美市场的销售，总体上都不太好。面对西方市场，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的机遇最好，同时也最不好，都被我们同时赶上了。为什么说机遇最好?因为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在往下走，中国总体在往上走。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关注中国作家，这是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最好的机遇。这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那个时候西方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因素比较重。为什么又说机遇最不好呢?因为经济原因，因为互联网和数字化，整个西方出版业也比较萧条。比如我的《玉米》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尽管宣传力度很大，各大媒体都有比较大的反应，但实际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没有达到我的理想效果。如果换作十年前，市场和影响可能就大不一样，但这实在没办法。当一个市场，百分之八十的小书店都倒闭的时候，书的销量往下走是必然的，这跟作家，跟人、出版商、作品等已经没有必然联系了，尤其是读者的反应没有在你的预期之内。媒体评价与读者反应出现偏差，这是比较遗憾的。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如今面对西方市场，是最好与最坏并存的时代。 所以，您最在意的是中国作家在西方市场的实际表现，而不只是那些有些虚的评论和采访。 毕飞宇：对。一个出版商对作家的信心，最后来自于市场评价，而不是虚的媒体、评论界反应。出版社选择你，你的书不能给他带来利益，甚至做一本亏一本，没有这样的出版商，起码要持平。我的作品在法国市场表现就相对比较好一些，至少没有一本是亏的。 以法国市场为例，中国作家的书卖多少本才不亏? 毕飞宇：这跟在中国差不多，三千册差不多就可以持平，到了五千册以上就可以盈利。我的书在法国到底卖了多少本，我也不清楚，他们不会给我具体的数字。虽然我不知道卖多少本，但是有一个硬指标，就是每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你的账上是否会多出钱。哪怕是八块钱都说明你的作品在法国市场上还是在动的，如果没有就说明你的书在他们市场上没了，不再加印了。但这些年至少一直有，不管多少。这说明我的书在法国市场上还是活的。 而就单纯的市场表现看，在整个西方世界，我还是羡慕莫言和余华。至少从市场上看，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学，其他任何人跟他俩都有距离，我只能属于后面一个阵营，相对慢慢往上走，慢慢在好，但要追上他俩，还有很长时间。莫言在欧洲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口碑，而余华在美国市场比较成功。莫言和余华在西方的表现，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他们进入欧洲市场比我早十年，他们的作品最早在198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市场上。余华在欧美市场的表现很有趣，他在1990年代就开始在欧洲被介绍，但真正在市场上有很好的表现在我看来是因为《兄弟》，因为《兄弟》，他的其他作品都被带起来了。 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谈起中国文学在世界，会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情况是很好，跟以前比确实很好;反过来说它很糟糕，就是卖得最好又能怎么样，你跟欧美作家相比，你的差距就在那。我们谈好和坏都是放在一个范畴里来谈的。面对西方市场，我们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永远不要理它。当你面对的这个世界太大的时候，你感到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影响它的时候，真的不要着急刻意去营造什么东西。一个作家你能在国际文坛上发展到何等地步，完全不是仅仅通过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因素太多了。 在您看来，欧美那些出版商，到底看重中国作家什么，利润还是影响力? 毕飞宇：我跟我的新代理第一次见面是在法兰克福。当时，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他，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畅销作家，在中国我都不是一个可以给出版社带来巨大利润的作家，把我签下来你从我这儿得不到什么。他说，他非常清楚这一点。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不要替我操心我从哪儿挣钱，你好好写你的小说就行了。挣钱真的很重要，但是在某些点上看，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这是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所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代理人制度非常重要，有了代理人之后你就能成为一个纯粹的作家了，所有的事情都不用烦，完全就是一个商业关系，他把百分之十五拿走，但全心全意地为你服务。我们的关系就是一个银行卡号。 在今年获得亚洲布克奖后，您在西方参加了一系列文学活动，包括10月您要去法国为新书的法文版做巡回宣传，在您跟西方媒体的交往中，您觉得，他们希望通过您获得什么? 毕飞宇：我对这次在法国的巡回宣传是有期待的，我愿意把这次工作看成是一个跟西方媒体的对话，然后跟以往的经验做对比。因为我以往面对西方媒体的时候，我坚信我面对的问题跟余华面对的问题几乎是相似的。这次去法国我不知道他们会问什么，但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一定有不一样。时代变了，他们一定渴望听到我对当今中国的看法。过去的二十年，特别是这几年的中国，已经是换了个时代了。在某种意义上看，前面的十七八年可以看作是1989年某种惯性延续，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这跟我今年去领亚洲布克奖的经历有关。获奖之后，BBC记者现场采访我，记者居然对我说，他非常喜欢《玉米》的语言，当然他指的是英文版的。但我依然非常感慨。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时代，第一次有西方媒体跟我讨论小说美学，真真实实地讨论我的小说，我终于意识到他们是把我当作一个好作家来看待了，而不是一个作为政治传声筒或者把我想象成反抗体制的作家来看待了。我记得有一年在欧洲就发过脾气，他们问我的所有问题都是政治，我就跟他们讲，小说家当然关注政治，但我是一个小说家，在我看来生活自身的问题，艺术本身的问题，起码跟政治是等值的，不能永远把我们看成是一个政治之下的写作者。我想，慢慢的，其他作家也会发现媒体开始关心他们真正的写作了。在以前，西方媒体实在太喜欢跟我们谈中国政治了。 但这也有两面性，毕竟借助政治可以让作家更出名，谈文本和小说美学，普通读者不感兴趣。 毕飞宇：他们之所以不感兴趣我们的写作本身，本质上还是西方人的傲慢。他们总觉得中国文学是西方文学的外甥，跟他们有血缘却也不是嫡系亲生儿子。他们不相信中国作家有一天在小说这个领域能取得什么伟大成就，不相信中国作家在小说方面具有原创性。所以当BBC记者跟我讨论语言美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他们的注意力终于转移了，他们开始关心你的写作美学了。余华曾告诉我，在法国他的小说评论跟我的小说评论很相似，但谈美学问题开始多了，他很高兴。我想每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都希望谈你作品的艺术性，至少在谈论小说政治倾向的同时，谈论小说的艺术性，因为我们毕竟是艺术家。你可以从我的小说里面看出来我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绪，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也愿意有这种特征。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在写作的时候，脑子里真正考虑多的，真正让我们殚精竭虑的，还是小说的基本问题：人物、故事、语言。我不相信到了我们这一代作家，完全不考虑小说美学问题。 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陆陆续续都能在西方得到一些文学奖。就您个人感觉，他们把奖颁给你们，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作品本身? 毕飞宇：就我个人经验，我觉得还是文本影响大一些。在以前，西方人有从这些作品中找出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倾向，就是看看你的政治立场，你所表达的内容与中国政治之间的紧张对抗。但时代已经变了，到了我们这一代，还是更多看文学自身的东西。但总体而言，如今还处于一个过渡阶段，我们一方面有文本自觉，一方面对意识形态也有发言的欲望。而这也是西方读者所关注的。相反，那些因各种原因待在西方的作家，这几年反而都不太好，毕竟他们离开中国太远了,他们中哈金可能是最好的了，但他用英文写作。 您每年都会参加一些西方的文学节或书展，很多书展也都会有中国作家去，书展通过对你们的邀请到底想获得什么? 毕飞宇：从我第一次参加巴黎书展到今年夏天参加爱丁堡书展，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区别非常大。早期给人的感觉就是说，中国很远，书展上要有他们，不能少了他们，否则这个大家庭不全，这种心态很强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很自信。现在给人的感觉，中国作家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我们作家的水准在当今世界完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有时候我觉得大陆作家还是比较占便宜的，同样以汉语写作，港台作家就根本不被西方重视，虽然他们写得也不差。 毕飞宇：确实是这样的。无论他们的戏演得再好，他们的剧情不具有吸引力。所以我们是很占便宜的。机会真是太好了，我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整个历史大叙事看，就文学而言，欧美看重的还是中国大陆而不是港台，这是没办法的。但就个人而言，他们确实对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以及他们的写作有些审美疲劳了。 如今在欧美市场其实包括中国市场，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家也就是1980年代出来的那些，可能还包括我。按理说，作家更新换代应该是比较快的，但在中国却非常难，还是余华、莫言、苏童、王安忆，再加上我，以及其他几位。按照正常的代际换代，目前占主力的应该是我们这批1960年代的作家，但除了几个人，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没有成批地成长起来。这次茅盾文学奖最能说明问题，你看获奖的还都是1980年代出来的那几位，最后把我当成最年轻的一位。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我在他们面前还是小孩。但反过来也说明，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整体发育不好。这也导致，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转来转去还是这些人。在国际会议上，在书展上，在文学节上，在文学奖上，永远是这些人。西方人可能也会奇怪，三十年前，他们来代表中国文学，怎么到了现在还是他们。所以，如果仅仅通过这几位作家和他们作品来了解中国的话，他们是看不懂的。他们期待的是另外一些声音，期待看到当代的中国。所以，我特别希望那些在1990年代以后发表作品的作家能成长起来。 我也遇到几位西方出版商，他们每年来中国寻找年轻作家，我感觉出来，他们现在想找年轻的，写中国当下的、写城市的那些作家，但每次收获都不大。 毕飞宇：确实如此。西方出版商目前抱怨最多的就是，所有中国当代作家都在写同一个故事，这反过来说明，我们作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当下生活的关注是缺失的，更重要的是不具备表达能力。另外一方面，除了历史，除了“文革”，西方出版商和读者现在也成熟起来了，他们希望通过中国作家了解现在的中国，但他们可能失望了。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中国的作家制度。我们最好的那批作家，其实在这三十年里是衣食无忧的，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他们是主动或被动置身事外的，所以丧失了表达能力。作家如果没有在其中为了生存抢面包，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抢面包，他怎么跟现实生活对接?但我们的面包是配给的，面包和牛奶就在门外，拿回来就可以了。这是问题所在之一。与此同时，新一代作家培养也没跟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反思。而这个现象，西方出版商和读者是不一定了解的，所以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作家在写同一个故事，年轻作家在哪里，他们找不到。 ——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10-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