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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付鑫鑫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付鑫鑫 今年3月17日，香港，毕飞宇凭《玉米》荣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成为该奖项2007年创立以来，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前两部作品分别是2007年姜戎的《狼图腾》和2009年苏童的《河岸》。 《狼图腾》与《河岸》都由葛浩文(Howard Gol dbl att)教授翻译，而《玉米》则是他与太太林丽君教授(Syl vi a Li n)合译。 夫妇合译的新作——贝拉的《魔咒钢琴》即将由上海电影集团出品。就在上周六(6月11日)举行的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魔咒钢琴》剧组主创人员还踏上红毯登台亮相。 上世纪60年代，葛浩文在美国海军服役被派到台湾时学习过汉语，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1976年，他翻译了第一本中文小说——萧红的《呼兰河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先后出版四五十本译作。 他严谨而讲究的翻译风格、以原著为中心的翻译原则、追求“信、达、雅”的翻译手法，“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语出戴乃迭)。在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世界的“金字塔”里，葛浩文排在顶尖位置，被誉为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 在ILLY咖啡馆，与葛浩文聊天。他说：“我天生就爱翻译，翻译是我的爱好。对我而言，翻译就像空气一样，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 没拿到第二届亚洲文学奖，“很生气” 夏日的上海，空气有些湿热，1933老场坊多少也因为阴天，显得有点枯燥。从车上一跃而下的葛浩文先生一句标准的普通话“你好!”打破了周遭的沉闷，为即将开始的访谈注入了些许动感与活力。 葛浩文年轻时的工作是在科罗拉多大学教书，后来跟太太一起去了圣母大学。尽管现在教职已弃，但翻译工作却未曾停止。在他的翻译名录里，从最早的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杨绛、冯骥才，到后来的贾平凹、李锐、苏童、老鬼、王朔以及莫言、阿来、朱天文、朱天心等等，总共有20多位名家，四五十本译作中有五六本，还是与太太林丽君教授合译的。 葛浩文开玩笑说：“其实，我挺生气的!没拿到2008年的第二届亚洲文学奖，被菲律宾的米格尔•西乔科(Miguel Syjuco)的《幻觉》(Ilustrado)抢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顺便啜了一口咖啡。 2010年，亚洲文学奖的评选规则改变，从原来用以奖励“未经出版的英语亚洲小说”改为奖励“已经翻译成英文，且已经出版了的作品”。规则变了，评委换了，但葛浩文的译作还是拿奖了。 谈起三部获奖作品，葛浩文说，其实各有不同，不管是从题材还是风格上看。 姜戎的《狼图腾》是从社会学观点创作人物，除了探讨汉人与蒙古人的互动外，也关怀人类与环境，某些部分有纪实小说的特色，故事相当动人。苏童的《米》与《我的帝王生涯》读起来可能比较灰暗。此外，他的作品，比如《河岸》，小说主人公都是活在作者所建构的世界里。也就是说，苏童的特点是想象力特别丰富。 毕飞宇的语言有很大创新，以至于有时候都不知道究竟怎么翻译，因为字典里查不出来。“比如说，名词动词化。通常，我会在相应的语境中，尽量翻译得长些，来表现原著想要表现的意思。”葛浩文略带欣喜地说，“当然，语言创新是件好事情，语言本身就需要发展，否则，语言的进步就太慢了。” 毕飞宇还有个成功之处——写女人比一般男作家写得更好，包括这次的《玉米》，还有之前的《青衣》。毕飞宇观察人物更加深刻细致，尤其是内心活动，他写女人就像王安忆写上海的日常生活一样，到位传神且入木三分。 他接着评论道，就亚洲文学奖本身而言，相比于已经出版的作品，没有出版的作品可能由于未经编者的润饰和作者的深加工，质量上会稍逊点。而已经正式出版的作品，因为有编者的润饰和作者的深加工，质量上可能会更好点。 “今年，同样是拿奖，但最开心的是胜过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指与毕飞宇同时入围的大江健三郎)。”葛浩文略显得意地说。 在翻译中发现原作的错误，“很痛苦” 如何选择翻译作品?“如果中文小说本身很好，而且有朋友推荐，碍不过情面，我就会去翻译。”葛浩文说，做翻译不能只为钱。企鹅出版社的《狼图腾》获奖，他只拿了基本的翻译费。 葛教授又说，选择哪一部小说来翻译，其实有种种不同的因素。比如春树的《北京娃娃》。“我平时不太会看这类书，也就不会去翻。但当时，有出版社找我，推荐它，所以答应了。没想到，在美国著名的时尚网站‘每日糖果’(DAILYCANDY)上面，还真是火了一天。那天，很多年轻人都去买这本书，销量骤增。” 原著就是“指南针” 从第一本译作《呼兰河传》到最新的《魔咒钢琴》，葛浩文说，他的翻译道路从来没有约定之规。 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翻译的技巧，也没有直译或者意译的理论。“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而且我是个翻译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针’，我只能跟着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否则《河岸》里面的人物说的话翻译出来，就跟《狼图腾》里面的主人公说话一样了，那是要不得的!” 对严复先生所倡导的翻译讲求“信、达、雅”，葛浩文很赞同。他觉得，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雅”。因为翻译不是给作者看，也不是给译者看，而是给读者看，即读者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做到了“信”、做到了“达”，最关键也是最难的还是要做到“雅”——让读者读懂作品，能够发现其精髓，不要因为语言产生障碍。 “不过，我翻译《狼图腾》的时候，因为这部作品太精彩，以至于我没看完就直接开始翻了。简单来说，就是一边当读者，一边当译者，保持对作品的新鲜感。”葛浩文接着说，“通常情况下，我都会先通读完一遍再来做翻译，而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转换又是一个字一个词进行，那样不就是在深入了解整部作品吗?” 改或不改错都苦恼 对葛浩文而言，做翻译最难的不是选择动笔的节点，而是发现原作中有错误，不知道如何应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者在作品中犯错属于正常，翻译家在翻译中也会犯错，同样地，你们记者在报道中也会犯错。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做翻译的时候，每个字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单位，一旦出错，到底是纠正错误还是保留错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葛浩文对错误既理解、又无奈。 一方面，如果保留错误，他会觉得很对不起读者，毕竟原著出错了，自己却不及时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纠正错误，他又会觉得对不起作者，毕竟做翻译的不能等同于作者。甚至，有作者会认为，译者纠错实际是在篡改作品。 如何处理?葛浩文坦诚相告：“如果作家和我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我就会试图跟他沟通，商量好到底改还是不改。举例来说，有部作品里面有首歌曲，作家将歌词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弄倒了。发现以后，我就跟作家联系，说歌词本身不是这样的，改不改?作家很大气，就说帮我改了吧!改正过后，又犹豫了：在作品里面，作家是不是有意让主人公将歌词唱反了呢?还是作家真的犯了错?如果是前者，肯定不能改，因为颠倒了的歌词是有深意在里面的;如果是后者，就应该改掉。单就为了这段歌词，又打了第二次电话求证，到底要不要改。” 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舞台，“很乐观” 其实，每次翻译完一部作品，葛浩文都尽量避免不再去看。他说，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跨度很大。 “我总希望，自己翻译完一部作品，就直接将这部作品的一切都从脑子里洗掉。尽管，这实际上不太可能，但我尽量让自己做到这点，否则，上一部作品的残留就会影响到下一部作品的翻译。” 谈到对中美小说的看法，他强调，两者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在选材上有区别。欧美文学喜欢性题材，而大体上看，中国作家可能呈现得不及欧美作品那么淋漓尽致。 其次，中国小说大多沿用传统的编年体。故事在线性发展，哪年哪月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哪年哪月又发生了什么，等等。“美国人的思维不只是线性思维，所以，编年体的故事就不容易引起注意。”葛浩文强调说。还有，就细 节而言，写小说难的是描绘内心活动。 “换我来写小说，单纯写故事，发生了什么容易描述，但难的是心理细节的展现，就是一个人为什么选择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他在特定环境下，究竟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才做出某种举动。”葛浩文补充说，“作为一个读者，最希望知道的，毫无疑问是通过作品看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了解他们的心理。所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最后，中国的小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风格。总体来说，中国文学进入世界舞台，还是指日可待。 比如说，现当代文学中也有细分，尤其在文字方面。 “老舍、巴金那代人，受过西方教育，经历过辛亥革命、白话文运动，放弃了早先的文言文传统，学的是欧美、日本文学。因此他们的作品文字，多少都有点‘洋化’，不是纯正的中文，甚至在遣词造句方面，是用英文句式套中文。这样的文字，翻译起来反而更容易。”葛浩文的眼里闪过些许光亮，“中国当代的作品则恰恰相反，它们是用现在鲜活的语言在创作，写中国的生活、写上海的生活。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过去的作品就不好。相反地，像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恰恰是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 而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区别则表现在文风层面。一个幅员辽阔、一个海峡小岛，从地缘学角度看，思维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文风上的差异。比如说，小岛上的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感，不可能像住在大地方的人那样。 对话录 希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今年6月3日晚，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的首届“萧红文学奖”在哈尔滨颁发。其中，葛浩文的《萧红传》与季红真的《对着人类的愚昧》以及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共同获得萧红研究奖。 文汇报：听说，1980年，您第一次来大陆，就是奔着萧军、萧红而来? 葛浩文：对。早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就看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那也是我读的第一本中文小说。后来，博士论文也是做关于萧红、萧军的研究。 有次，在美国报纸上看见有关萧军重在社会出现的报道，很兴奋，马上给萧军写信，但是没有他的地址，只好写“中国作家协会萧军收”。没料到，萧军竟然收到我的信，而且给我回信，心里特激动，我就马上从香港飞到北京去拜访他。 文汇报：自此以后，您到中国哪里最多?哈尔滨么? 葛浩文：上海来过五六次。在大陆，我最喜欢的两个城市是哈尔滨和上海。我喜欢上海的夜生活，很热闹;同时，也喜欢老上海的静谧。 文汇报：你们是怎么接触到贝拉的《魔咒钢琴》这本书的? 葛浩文：《魔咒钢琴》最初是由《狼图腾》出版人安波舜介绍给我的。刚开始没时间看，后来有机会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每个人看一部作品，尤其是好小说，受到感动的原因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对我而言，当然那个爱情故事很动人。你想想在那样的时代，跨国恋情是如何不被允许，但李梅那么执着。另外李波的身份，他追求认同犹太文化，是多么令人同情和感动。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对这一点恐怕不能够完全理解，因为中国人一般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所谓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但是对像李波这样的人，他们总是在两个文化之间徘徊。李波想参与介入犹太文化，表示对父亲的向往，他的母亲却不太能够理解，令人伤感。 文汇报：您和林丽君教授一起翻译《魔咒钢琴》，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葛浩文：差不多6个月。我们合译时，都是由她负责第一稿，我负责第二稿，第三稿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商榷修辞，以期把翻译做得尽善尽美。 文汇报：今年年初，上海电影集团决定将《魔咒钢琴》改编成同名电影，并由好莱坞顶级制片人迈克•麦德沃(Mike Medavoy)出任执行制片。年内，你们合译的《魔咒钢琴》也将出版发行。您估计，这本书在美国销量会如何?它对于中美文化，尤其是美国人了解上海、了解上海人，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葛浩文：老实说，小说市场，尤其是中译英的小说在美国的市场，是我们译者无法掌握的。只能说，贝拉的《魔咒钢琴》有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有跨文化的议题，应该会有热烈的反应，尤其是在犹太人的圈子。我想有不少人会感兴趣。 再者，贝拉只是想描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完全没有说教的心态，应该会受到许多人的欢迎。他们会对中国有更深刻的理解，也能更欣赏上海人以及所有的中国人。我们一直说，中国人很有人情味，很乐意帮助受灾难的人，《魔咒钢琴》这部以历史事实做根底的小说就是最佳例证。 文汇报：您接下来还会翻译哪部作品? 葛浩文：刚译完莫言的《檀香行》;年内，应该会把王安忆的《富萍》译完，已经拖欠她好几年了。 文汇报：现在，中国越来越需要向世界推介自己。如果让您给同行的晚生后辈提些建议，您会说什么? 葛浩文：其实，前两年来中国，我就在类似的培训班上做过演讲。2008年，企鹅中国举办了第一届中英文学翻译培训班，我参加了。2009年，在苏州举办第二届，我也参加了。因为，我喜欢看见有个团队在一起从事翻译工作，将中国的小说介绍到世界上去。那样，我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要知道，中国有多少有成就的作家?但能够推介出去的作品太少了!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从事中译英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件大好事，值得鼓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