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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剑峰:陈子善谈“海上文学”的失踪者

http://www.newdu.com 2017-12-11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 佚名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请您先谈谈编选《文库》的具体标准吧,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进入这个《文库》?……
    近代以来的上海,以其发达的经济和出版业,以及华洋杂处的国际都会环境,吸引了全国的文学创作者。他们或定居,或短暂滞留上海,并留下大量文学作品。收集了近代以来上海最具代表性文学作品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经过两年多编选,不久前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库》共一百三十卷,近六千万字,编选、包容不同艺术观念、风格、流派的作家。在《文库》目录中,一大批陌生的写作者位列其中,一批在文学史中失踪的作家由此再次呈现在读者和研究者面前。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是《文库》的主要编辑之一,在他看来,从《文库》视角出发,真正看到了所谓“海上文学”的海纳百川到底在哪里体现。“所谓百川落到文学层面,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学追求和文学探索。” 而那些在文学史中失踪的作家和作品,经过这次重新“打捞”,也让我们读者有机会窥见教科书书写之外的现代文学的丰富性。
    请您先谈谈编选《文库》的具体标准吧,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进入这个《文库》?
    陈子善:《文库》编选体例是,这位作家在上海生活过,哪怕是比较短暂的,他在上海文学史上留下过较为重要的印记,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位作家的入选作品,最好是在上海期间创作,或者是写上海的,跟上海有关的,比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三,如果不是在上海期间写的,最好是在上海发表的或者出版的,比如萧红的一些作品;第四,哪怕最初发表不在上海,出版单行本在上海,也可以收集进来,比如曹禺的《雷雨》。像沈从文这样的大作家,你当然只能选他在上海期间创作的作品,因为文学史家一直认为他是“京派”作家。当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也会有些变通。所有健在作家都不收,最晚收到去世不久的何满子、李子云。
    我做了一个简要的统计,《文库》总共一百三十卷,收入近、现、当代二百三十三位作家的作品。最后三卷是“当代戏剧文学”、“当代电影文学”卷,其中不少是集体创作,这三卷中有多少作家我就没有统计。在二百三十三位作家里,实际收入作品的作家是二百三十一位。张爱玲卷和钱锺书卷本已编好,但没有收入,只在第一百三十一卷“总目录索引”中存目。为何没有收入,版权未能解决,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比较好玩的是,最后居然是这两位大家的作品没有收入,因为钱锺书是不待见张爱玲的。
    在二百三十一位作家中,单人一卷的有四十四位,这些人中又有二十一位1949年以后一直住在上海直到去世。这也是为了突出上海特色。在四十四位之外,一人两卷的有八位作家,从近代到现代、从新文学到通俗文学都有,他们依次分别是吴趼人、李伯元、鲁迅、朱瘦菊、郭沫若、茅盾、巴金和周天籁。他们中有的是公认的大家,有的以长篇小说著称,所以一人两卷。
    因此,这部《文库》梳理了近代以来一直到当代上海地区的文学发展脉络,通过这样一种编选方式重新呈现上海一百五十多年的文学风貌。《文库》中将近一半的作品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出版过,大家都已经快遗忘了。这次收入,从上海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性上大大拓展了。
    大家对这个《文库》最感兴趣的地方是那些陌生的作家和作品,使我们对海上文学的认知大大扩充了。
    陈子善:在我编的数卷中,很多作家从1949年以来没有出过书,比如沈起予、姚蓬子、顾仲彝、朱雯、韩侍桁、杨邨人等。还有施蛰存,他的小说散文多次被编选,但他的新诗以前没有出过。施济美入选的长篇小说《莫愁巷》全本以前也没有出版过。沈起予死得早;姚蓬子是因为大家都明白的原因;顾仲彝作为戏剧家很少被入选;朱雯抗战时期的散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过,但小说没有,我们以前只知道他是翻译家,不知道他还是小说家。还有袁水拍,因为他后来跟“四人帮”的关系,所以很少提了。
    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我们关注的一些重点作家,对他们作品的了解仍有很多欠缺,现在通过这种方式来填补。这意味着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一直讲丰富,什么是丰富,就是以前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我们还没有关注。这些作家,也许文学史著作不一定提到他,但这次《文库》那么大规模的一个回顾展,你就不能忽略他们。我在首发式上也说,这部文库应该是开放式的,不是说现在编选告一段落就结束了,还有一些作家以后可以补充进来,因为肯定有遗漏。
    《文库》中有不少作家,他们在1949年以前的创作其实是很活跃的,但在1949年以后几乎消失了,更不要说在文学史上看到他们的名字。
    陈子善:那些在1949年后没有引起关注的作家,可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或者他们的经历比较曲折,历史不是很清白,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是没有问题的。那些如今不太被人提起的作家中,成就比较高的有王独清。他是创造社的代表人物。创造社多数成员是留日的,但唯独他是留法的,所以他的创作风格不一样。他从法国学了很多象征派诗的创作手法,在新诗创作上比较自觉地做了尝试,成功不成功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姚蓬子,他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和一些小说还是比较好的,“左联”的《文学月报》是他编的,他不做了才由周扬接手。现在谈“左联”,都是谈冯雪峰、周扬、丁玲他们,唯独少了他,其实他是当时“左联”的重要人物。
    很多作家在1949年以后不再被人提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学史的写法问题。如果你进不了文学史,也就进不了教材,那大家就对你不了解。现在提倡文学史家个人写史,其优点显而易见,但缺点是个人的视野总是有限的,主要还是个人判断的高低。夏志清先生有一个经典说法,文学史家就是发现和评鉴优美作品,首先要发现,然后再来评价,这两个环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史家的视野是否开阔,判断力是否独到,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提供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文库》选本,实际上是为文学史家重新审视文学史提供新的基础,或者说提供新的素材供他们重新选择和评价。
    从大的文学史角度看,很多作家成了文学史的失踪者,但从作家个人看,也正因为文学史的定位,他们的创作丰富性其实也被局限了。
    陈子善:我们这一次编选,把各种风格、倾向和流派,基本上都兼顾了。具体到作家个人,比如徐迟,他在1949年后写了很多报告文学,影响不小,但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其实是“新感觉派”中的小字辈。徐迟自己在文学回忆录里也提到过,但研究者不注意。所以这次编选,对那些作家来说,就是把他们写作生涯中被遮蔽的部分揭示出来。我还要提到刘大杰和赵景深,他们两位1949年以后都是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是文学史家,赵景深是戏曲研究的权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刘大杰还搞过很多翻译和写小说,赵景深还写诗、写小说,这就展示了他们文学生涯的另外一面。第78卷中的周煦良、满涛、辛未艾、王道乾,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翻译家,其实他们的文学身份是多样的,他们都有很多很好的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和评论。这种情况在三四十年代很普遍,不像现在的翻译家,身份比较单一。还有韩侍桁,以前我们总认为“京派”出了很多文学评论家,“海派”文学评论家好像不多,韩侍桁其实就是“海派”文学评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新文学评论写得很漂亮,他评过鲁迅、郁达夫。鲁迅开始很器重他,两人关系很密切,后来他跟所谓的“第三种人”在一起,鲁迅就跟他疏远了。韩侍桁很可惜,解放以后一直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这些几乎被遗忘的作家、评论家,很多人在1949年以后不再写作,主要靠翻译谋生,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门手艺。那时翻译是计件工资,稿费比较高,翻译一本书能维持半年、一年生活。
    还有王统照抗战期间在上海的创作,他短篇小说写得很好。以前在《良友》画报上看到一篇小说《华亭鹤》,很有特色,但用的是笔名,开始不知道是谁,后来一查是王统照。这样我们就将王统照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收进来了,作家个人创作的丰富性就这样体现了。还有很多名字,可能你觉得他是一个写作者,但不一定是一个作家。像一百零一卷收的林放、徐铸成、罗竹风等都是杂文家,我们主要从杂文的角度来编选他们的作品。 可是徐铸成,文学史上一般不提他,但新闻史上必定会提,我们现在把他选进来,也许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他。
    无论是寻找那些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还是体现作家一生创作中的丰富多样性,《文库》似乎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可能。
    陈子善:《文库》的编辑出版,实际上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很多新的研究课题可以从这里面产生,很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题目都可以从这里引申出来。很多卷的入选作品可以拿来分析、探讨,写一篇硕士论文绰绰有余,因为基本素材都有了:作家生平介绍、创作面貌概述、各个时期代表性作品等。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文库》扮演了这样的研究功能。
    除此之外,《文库》也重新发掘了很多文学资源。文学史一定是要做减法的,但是你要做好减法,得先做加法,加了以后再减;你不做加法,直接先减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先把这些作家和这些作品找出来,到底怎么评价,让时间去检验。编这部《文库》其实也就是在做加法,当年张爱玲也是做加法做出来的。
    上海文学,我们以前总说是“海派”文学,但是这个提法是比较空洞的,主要指穆时英、苏青、张爱玲他们几位,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当然是上海文学中最突出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你说“海派”文学海纳百川,到底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所谓百川落实到文学层面,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学试验、文学探索和文学追求。《文库》就把这些体现了出来,这里面有那么多陌生的名字和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库》的开放性还可以再展开,还有一些作家可以不断充实进来,特别是那些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作家。我们在编选的时候可能有遗漏,以后可以不断补充。若干年以后,《文库》就不是一百三十卷,一百六十卷、二百卷都可能。
    文学史的重写问题,其实也涉及一个经典的重新定义问题,所以《文库》中也为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提供了可能。
    陈子善:编选《文库》实际上也还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重新梳理。文学经典随时代变化会发生改变。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近、现代文学史,给出了这样一个文学图景和文化图景,也许以后来编又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就像这部《文库》放在以前编,很多作家是选不进去的,将来再编,可能又要重新组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文学史的认知会不断有所拓展,会有更新的视野,肯定会再作调整。但是在今天,这个丰富性已经体现出来了。
    把一部作品放到文学史的长河里看,它的文学史价值和文学鉴赏价值,有时是不一致的。它可能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今天回头来看很平淡,甚至粗糙幼稚,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一个方面,一部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可能不太高,甚至没能进入文学史,但今天从文学鉴赏的价值来判断可能是精品,可能是经典。它只是由于在诞生时或以后的某些历史原因,被遮蔽了。比如巴金,现在都认为他在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应该是《寒夜》而不是《家》,但后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寒夜》较少人提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同时提《家》与《寒夜》了,开始重视《寒夜》了,知道巴金在艺术上是有追求和雄心的,不是只有呐喊性的作品。而这是《文库》将来可能会起到的作用,也就是我之前说的做加法。当然也有一些作家,他们一辈子能留下来的就是一部长篇或者中短篇。这个时候你到底怎么选?很有讲究。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你选的不那么恰当,还有更具代表性的,当然可以探讨。不管怎样,我们先把这些作家提出来,在《文库》里尽可能收入他的各种代表性作品,就是说首先要关注这个作家,让读者和研究者知道有这么一位作家存在,以后怎样给他在文学史上定位是第二步的工作,可以见仁见智。
    原载:《东方早报》2010-09-1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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