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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思想与美国制度实践的另一次开叉 除了跟苏联人对于正规化管理的思想开叉之外，毛泽东思想在另一个方面是跟美国的制度实践开叉，按今天自由派的说法，是跟普世价值、主流文明不同。毛泽东时代既反帝又反修，除了政治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认识论方面的开叉。就“反修”的实质内容而言，他否定正规化管理，认为这不可能在农村地区生效。另外，他也始终不相信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能够整合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甚至，这种制度还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安定。他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说：“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这仍然没有脱离“弱势博弈者需要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的基本认识逻辑，不过是上升到了根本制度层面，不仅战争中间有形实力不足要追求不同于敌人的竞争方略，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也一样不能抄袭先行国家的制度。 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这场革命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是很大的。1946年毛泽东评估世界力量时说美帝是“纸老虎”，还内在地假设美国国内各个阶级的不统一：只有极少数资本家喜欢战争，大部分美国人民持反对态度。他把国内内战的两方分野搬到国际论证当中，不仅美国国内不一致，而且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全球格局，也如同中国国内的阶级对立，在帝国主义主导的一个压迫剥削阵线之外，还有与其对立的另外一个反压迫阵线，这两者之间关系也是两分的和对立的。 刚才刘小枫教授讲到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给毛泽东的国际格局思想带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美国很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麦克阿瑟说过“中共军队并不是不可侮的力量”，而他手下的情报官威洛比则说，中共军队是游击战出生，从未和任何一个军事强国直接作战过，而且装备不统一，后勤保障很困难;关键是中共介入朝鲜战争的最有利时机早已过去。而毛泽东从政治出发，考虑的是如何在与美国的军事较量中建立中国的威慑信用，这样来看，把美军放到鸭绿江边来，再赶回三八线去，更为理想。毛泽东使用的是完全不同于战场指挥官的计算损益方法。 毛泽东曾经说过，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中国和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除了抗日战争因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投降之外，每一次侵略战争无不以战败签署辱国条约而告终。对于饱受侵略苦难的国度而言，建立起自身的威慑信用，以终结列强的野蛮侵略，就是极为稀缺的无形资产，对于减少侵略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有着巨大的价值。 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自信心很强。他在1953年说，抗美援朝的胜利有可能阻止美国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而且可能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有点得意洋洋地说，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和平也可以，战争也可以，两样都可以干。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不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叠遭侵犯的历史开始扭转，凭借自身的力量在与超级军事强权的战争中间建立有效的威慑信用，成本当然不低，但在毛泽东看来所得大于所失。要在战后的世界里建立有效的威慑信用，在他看来，最好是和世界超强的美国打，而且是把美军放到中朝边境来打，直到最后把他们赶回去。等到美军的全部军事优势尽情发挥却还不能取胜，中国所获得的威慑信用作为“无形资产”，才能够在全球生效，并可以保障中国很长时间的安宁与和平。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开始全面规划国内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亲自敦促订立12年的科技规划、12年的农业纲要等等。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相信长期和平是可能的。 1954年，中国帮助越南把法国军队赶出北方，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如果按照欧洲的均势外交传统，中国这时已经是越南局势的一个担保方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越战争的时候，中国就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要违反日内瓦协议，就如何如何。话说得最厉害的要算陈毅元帅，他说等着美军打进来，等了16年，头发都等白了。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间，美国拆英法的台，这也让毛泽东感到高兴，他看到西方阵营内部并非那么一致，还认定以炮舰政策为代表的旧殖民主义趋于没落。1957年他在莫斯科提到“东风压倒西风”，体现的就是这种信心。1958年他决策炮击金门战争，在内部讲话中说要以边缘政治政策对付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警告美国海军尊重中国12海里的领海范围，抗议36次之后美军才勉强听话。这一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于中国安全的看法，倾向于轻视外部因素，又把眼光转到国内来。1959年他提出防范杜勒斯所说的“和平演变”问题，并对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表现给出一个修正主义评价，判断他代表苏联的高薪阶层，还说“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70年代报章上狠批阶级投降与民族投降，并认定两者有内在的一致性，其认识源头即在于此。 与美军交战并且战而胜之，中国的威慑信用建立起来了，经过1958年金门炮战的测试，他开始轻视美国的军事威胁。内部讲话中间说美军困在全球各个基地里头，就像“牛尾巴绑在桩上”，不像是进攻态势，不再视为有威胁的力量。中国外部威胁可以在自己的力量基础上解决，关键则在于自己的力量能否组织起来，能否让社会上层保持足够的对外竞争意志，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代表高薪阶层，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这样，国家安全态势改善，就与井冈山之后的系列政见分歧在因果关系上相互支持和证实，把问题意识收敛到管理层是否产生独立的利益和追求，是否脱离群众并回归统治阶级的旧路，这是中国能够有效凝聚老百姓的力量，消弭阶级分化的鸿沟，团结一致对外的关键。这样一来，近代史中间统治阶级的表现，也成为一个反面参照物，毛时代经常宣传慈禧太后和蒋介石这样的统治阶级代表，总是选择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这也被解释为内部阶级矛盾超过民族矛盾的结果。这样，中国的安全问题，在毛泽东那里，就变成共产党是否会退化为统治阶级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共产党要蜕变成那样，就会与人民大众处于矛盾激化状态，同时会导致对外的民族投降和丧失竞争意志，那样中国的安全就毫无保障了。 总的来说，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定中国虽然有形实力尚弱，但可得到无形实力方面的弥补;而无形实力的提升，根据地时期的经验是必须实现管理层的群众化;而管理层常常从权力和利益诉求出发反对群众化，这就构成“文革”期间的“路线斗争史”叙事线索。特别是后来越南战争美国人陷入泥坑，再次让他看到美国人必然失败的趋势，这也强化了“纸老虎”不可怕，内部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认识。最终，毛泽东把在国内战争中间的竞争方略普遍化了，并运用到国际竞争的分析中去，把管理层拒绝的管理模式视为第三世界国家有形实力不足条件下的唯一致胜方略。只要国内的“反修防修”取得胜利，对外竞争胜负就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这样，他就超越了“社会制度标准”和“地缘政治标准”，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与其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何侵略压迫别国，不如说“苏修”的坏样板使得劣势竞争者内部无法提升无形实力，特权阶层的存在妨碍了选择对列强竞争的有效方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要解决在世界格局当中的问题，还是内部管理层的障碍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种认定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走出了“极左”或者超越了意识形态争执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而是他晚年“反修”思想的深化——把弱国的对外竞争归结为内部管理层是否愿意走扁平化管理这条“革命路线”的问题。 四、一个小结：毛泽东到底看到了什么 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的管理模式，我称之为“扁平化管理”，按照今天的说法，其三大特点是：经济平均主义、政治平均主义，还引入大量积极分子帮助专职管理者开展工作。由此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这在共产党根据地，就已经形成了三大差别很小的社会景观，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会带来一个社会扁平化的后果。此时，无需依赖强制性的规范管理，就能够把无形实力提升到足以克敌致胜的程度;红军内部的组织程度提升，就不是依靠强硬的管理手段起作用，而是靠激发下层的自觉性，这与竞争意志(当时称为阶级觉悟)的提高一样，都要依托于管理层的群众化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毛泽东的管理要求，实质上接近于一种追求异化程度最小化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间，不是追求上级对下级的有效控制，而是追求一种下级的自觉和上级的引导相结合的效果。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总结，就是要追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种方式的管理效果，而不是通过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处理全球格局的竞争性视野中间，复活了国内战争中间的竞争经验。50年代末期，他已经倾向于把内部管理层的问题和弱点视为对外竞争失败的要点(“变修”意识)，“文革”期间对党史按照“路线斗争史”进行重新梳理，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认识。到70年代初期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对外竞争的胜负就完全被看作是内部管理层蜕化的一个必然后果，而赫鲁晓夫的对外投降则被视为苏联特权阶层、高薪阶层产生了独立阶级利益的标志性事件。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从赣南根据地的群众整风运动，到延安的小组批评，1957年提出“开门整风”要求给老百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到“文革”时期号召老百姓组织起来并且用舆论批判的方式制约社会的上层，他毕生都在寻求一种制约管理层脱离群众的有效压力机制。毛泽东的认识走了一个循环：为了有效地对外竞争，就需要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为此就不能不敦促“不情愿”的管理层放弃统治阶级的常规管理路线，选择群众化的路线。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人都发现，他关于对立面之间的互动和结构之间“一分为二”的思想始终不变。与后来宣传“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意识相反，毛泽东从不把被管理者的消极面视为重大问题，而是始终把管理者本身视为管理绩效差的首要问题。到了晚年，他这一思想越发笃定。1964年他对龚育之等人谈哲学的时候，把这个认识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虽然他谦虚地称自己是“土哲学”，但他却按照“土哲学”标准把握马克思，他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大国，就跟战争时期的以弱击强一样，关键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内部整合，精英阶层与人民的距离不能太大。他所关注的始终是：要在外部成功地“反帝”，必须在内部解决好“反修”问题。这样，在毛泽东那里，阶级分析法超越了国界，内部的“走狗”式统治阶级是列强剥削和压迫事业的代理人，而全球统治阶级的联合则是第三世界国家受剥削压迫的关键，这才是毛晚年思想的关键逻辑。今天看来，他对于全球力量对比和弱国管理层的消极性判断，得到了部分证实，这个问题意识得到了历史验证，但并不代表就能够解决实践中遭遇到的诸多难题。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评论 冯达文(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古典天下观的另外路径 何新华老师的演讲给我很大启发。但是从评论的角度来说，有点不够满足的地方。他谈清代外交的三项基本原则时，其与儒家的关系展开得不够充分。另外，我们理解的作为人文教养的儒家和后来作为政治制度的古典社会的建构其实有很大的差距。古典社会的政治建构不纯粹是儒家的，还包括法家、阴阳家等。从“大统一”的观念来讲，虽然董仲舒很强调这一点，但是“大统一”的观念后面有宇宙论作为支撑，这种宇宙论与农业文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春夏秋冬的变迁与政治建构的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农业文明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种建构体系把农业文明的长处推到了极点。只是我们现在从工业文明的角度来看，它似乎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评论“大统一”的观念，一元等级的秩序和华夷之辨，恐怕都要放在农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宇宙论框架体系下来考察，才会有更圆满的结论。 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古典的天下观其实有另外的路径值得我们注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最后归结到我们要建立大同的社会。其实天下为公的思想对古典知识分子影响非常大，它强调“同”。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庄子•天下篇》，它强调人跟天地宇宙的关系，也是“同”的。他对“道术将为天下裂”、“往而不返”，感觉很悲哀。《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的观念跟《庄子•天下篇》的“道”的观念是非常接近的。冯友兰认为《礼记•礼运篇》的大同观念不是儒家的，而是道家的，这个是可以讨论的。我提出要注意这两篇文章的意义，不是现实的政治建构，也不是可以操作的东西，而是它们对于文明的反省。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不应刻意剥离意识形态 听了三位教授的报告之后，我有一个印象。我感觉，我们研究古代史，哪怕清朝，我们会把意识形态的文本当作实际的东西，反而讲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时候，我们刻意把意识形态剥离掉，将其简化为国家实力和竞争的问题。 何新华老师的讲演，在我看来，比较注重文本分析。著名的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吉尔兹)曾经做过印尼爪哇和巴厘岛的民族志研究，写出了文笔优美的民族志，可是他的书出版后，1965年印尼发生了大屠杀。读者会问，为什么读你的书，完全想象不到这个社会在暴风雨的前沿呢?我向何老师提的问题是：我们按照古代哲学文本去看的话，很难看得到中国是经历过数次农民革命的国家，我们又如何按照正统的天下观、文本的天下观来解释农民革命的问题呢?第二，关于古今对照的问题：我们先前的天下观的体制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天下观的基础是什么?其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在新的世界格局体系下，我们能不能随心借用古代的观念? 刘小枫教授提出了制度的问题，我非常同意。但是制度的问题和政治治理的问题还是有所区别。政治治理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之一，制度问题涵盖面更宽。讲制度问题就要讲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从清朝到毛时代，再到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考察毛的战略和清朝整个现代化过程，在我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应该放在理解制度问题的核心位置。 讨论 李江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远交近攻”与“近交远攻” 向何新华教授请教。我们在春秋战国有 “远交近攻”的外交思想，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外交策略刚好相反，是“近交远攻”。那么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思想的演变脉络是怎样的?您如何评价“远交近攻”的外交思想? 黄万盛(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综合考虑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和利益关系 几位老师的发言都非常精彩，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本杰明•史华慈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跟何新华教授发言的题目类似，但你们二位对中国古代世界观的理解实际上有很大差距。我想，冯达文先生刚才讲到那两篇古代重要的文献，可能应该有更多的考虑。余英时先生在荣休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为他举行了一个纪念讨论会。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在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吸取中国古代协和万方的外交理念，处理当代国际事务》，也是讨论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念。我年轻的时候读一些明朝的文献，记得在《明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与血腥相伴。我们仅强调其拓展外交，而在军事暴力方面谈论很少，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确广泛拓展了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外交事务的进展，促进了永乐之后朝贡制度的发展，此后东南亚地区的冲突和战争大规模减少。我们从明史中读到，东南亚国家来朝贡的时候提着当地的土特产，价值并不大，但是皇帝看他们臣服，非常高兴，赏赐的都是金银珠宝。进贡品和赏赐品的绝对价值差距很大，乃至于后来一些海盗也三五成群地组织起来到朝廷朝贡，皇帝照赏，导致明朝国库渐空，后来朝贡制度在明朝后期就停下来了。所以，我很赞成刚才小枫讲的“礼治”和“德治”的理念，它不完全服从今天我们讲的表面平等的原则，它后面有很复杂的利益交互。这些问题我们如何了解?这是一个深刻的资源，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小枫教授突出“礼治”的问题，在此，我想提供一个参考。我们经常将“礼”翻译为ritual，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博士韩载鹤(韩国人)的论文在法学界影响很大，他将“礼”视作Chinese constitution，从根本大法的角度来考虑“礼”的问题，这样就把“礼”从一般的等级制度引伸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观念上。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刚才严海蓉的评论是非常典型的人类学家的立场的看法。中国复杂的外交理念和海外的世界观，我们很难用今天的一些概念、符号来切割，比如我们是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它的政策还是在政策的角度考虑它的意识形态，或者制度与因素等等。我的基本立场是，它是一个复杂结构，其中毫无疑问有意识形态的要素，有文化传承的习惯，甚至有那个时代复杂的利益关系。比较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对利益关系的考虑不够充分、透彻，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看到一些把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和利益冲突的要素综合起来考虑的历史的个案研究。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正反都要考量 对中国的传统，我们发掘其资源，很好，但是要两点论，正反都要考量。 何新华教授将“兴灭继绝”提到很高的层面，认为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黄万盛教授刚才提到权力和利益等因素，我觉得这种“兴灭继绝”肯定有权力和利益的考虑，所以我们不宜把它拔高。 老田谈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文革”时期，中国的外交出现了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搞“输出革命”，也使一些国家与我们中止了外交关系。在非洲，我们与相当一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中共强调只与非洲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结果与中共有联系的只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了。 何新华：内向型政府 谢谢大家的评论。冯达文教授提到人文儒家与政治儒家的区别。天下观的确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非常感谢冯教授提到《礼记•礼运篇》和《庄子•天下篇》，值得我进一步学习。 李江涛教授谈到“远交近攻”。“远交近攻”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特殊的思想，我认为它并不具有代表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大一统”政府，即历代的帝国政府。历代帝国政府都是内向型的，除了元代，大都向内发展。 李安山教授提到“兴灭继绝”，我想除了人道主义精神之外，确实还有权力和利益的考虑。 刘小枫：中国的“礼”是constitution 谢谢刚才几位的评论。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先对老田的讲题谈点看法。老田对毛泽东的分析很精彩，掌握的材料也很细腻。我只是感到奇怪，老田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大政治家、战略家，但在分析毛泽东时采用的却是管理学的知识框架。一个管理者和一个政治大家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管理者——用韦伯的说法，不过是技术官僚而已，缺乏政治家的眼光、抱负和能力。 非常感谢黄万盛教授。您给我的这个哈佛大学博士的例子让我看到，美国的汉学界现在大有进步，现在终于有人出来说，中国的“礼”不是ritual，而是constitution。陈寅恪在他关于隋唐政治制度的书中，开篇就是讲“礼制”，随后还有学制、兵制、财政制度等等，好多具体的“制”，“礼制”不仅在首位，而且占全书大半篇幅。中国的“礼”是constitution，在我们这里是常识，现在美国汉学界才有了我们的常识。 老田：管理本身的全局性视野 对于管理这个词，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和他的同志们而言，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全局性的视野。如果类比的话，先秦史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大同时代那样一个无管理时代演化到管理时代，大同是整个世界不需要人为干预就能获得很好的秩序，而管理时代意味着人为地、刻意地追求秩序，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作为手段使用。对于革命者而言，有很近似的地方，革命是要重新安排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革命者从来都不同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可分，认为这都是竞争手段，都是制度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就是成了体现人们干预社会的四条腿。 从一个故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革命者看世界的眼光是怎样的。1924年毛泽东从上海回到老家，恰逢1925年韶山大旱，到七八月份很多人无粮可食。乡村财主联合起来，将每升米从60文涨到160文，还将米运到湘潭，进一步恶化本地的供求关系。改变供求关系以及抢在穷人谈判地位最为不利的时节提升价格，这就是富人的博弈手段和策略。穷人呢?穷人的优势就是人多。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组织了“雪耻会”，表面上是声援在上海五卅惨案中受帝国主义残害的同胞，更重要的是通过“雪耻会”这样一个组织展开与富人的博弈，进行平粜、阻止米谷出境的斗争，甚至对不合作的富人搞杀猪、出谷、吃大户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舆论动员也很重要，毛泽东动员乡下教师，在祠堂里给农民上课。整个博弈过程中，农民有人数优势，组织起来就有力量，这是穷人主要的博弈依靠和力量;富人在市场上有优势，可操纵供求关系，操纵价格。对双方而言，舆论都很重要，要争取乡村的知识分子。后来，共产党干部中间，凡属经历过土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政权的那些人，都不承认有独立的文化和研究空间。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和政权之间冲突很多，关键在于双方对于文化、学术的看法不同，绝大多数官员都不承认学术独立，这接近于新制度经济学把意识形态视为非正式制度的看法——新政权总想管制舆论和思想，这是在战争和根据地时代就形成的经验认识。有种解释说，新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冲突，是出于毛泽东本人的意愿，甚至说因其1920年在北大受到冷遇，所以记仇、报复。这个解释把两大群人的世界观的冲突简化为个人意志，没有解释力。核心问题是，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在如何看待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划分在革命者眼中是没有合法性的，从革命中走过来的管理者总是要求管理一切。 李安山老师说到“文革”期间的中非交往，其间我们的对外工作有很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引起别人反感。我看到过内部批评意见，当时毛泽东说到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共产主义、一个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较近，是我们的同盟军，并不要求别人搞社会主义。所以尽管毛时代很穷，但是援助第三世界是不遗余力的，绝大多数受援国并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中国相同的国家。 第二部分：亚洲研究 钱江(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非传统安全——亚洲研究的新视角 我在有关亚洲研究的几个学术机构里工作了很长时间。这十多年来，香港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一直在参与国际学术界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研究，而我发现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关注还比较少。因此，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些有关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供大家参考。 亚洲研究在我国有很悠久的学术传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就在全国各地高校中陆续设立了一批研究亚洲各地区或国家的研究机构。1978年以后的30年，中国对亚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这几年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亚洲研究，还遵循着传统的按照国别与地区划分的框架来组织进行，跨国的研究课题不多。我们知道，从北到南，可以数得出来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社科院的日本所、亚太所(但亚太所也做APEC研究和东南亚研究，虽然有关的研究力量并不多);北大的南亚研究比较强;东南亚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几个省，如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现在叫南洋研究院)，广州的中山大学与暨南大学都设有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现有亚太研究院;东盟博览会在广西设立后，广西的东南亚研究发展得比云南快;云南的研究机构这些年慢慢地在转向，逐渐将南亚也包括进来，但他们在跨境研究方面做得比较好。我原先是在国内受的训练，后来长期在香港做研究，发现两地的学者做得不一样，思维方式很不同。我的总体感觉是，国内的研究者长期受到国别研究这种旧有的思维框架习惯性的作用，许多研究项目与课题都在这个旧的框架中展开，国与国之间的跨国研究做得比较少。在这个意义上，非传统安全研究也许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视角与平台。 我接触非传统安全研究是从1998年开始的。当时，联合国在亚洲成立了一个研究群，中国的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具体负责人是张蕴岭教授，现在转交给韩锋教授负责。一般情况下，由北京方面指定中国的某几个研究所派代表参加国际上的会议。香港方面牵头的就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基本上是在原来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络的框架下组成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群。该研究群的经费主要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比较充足，每年开3到5次不同类型的研讨会。亚太区域的协调总部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下面的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原来叫作IDSS，即新加坡的国防战略研究所，做得非常活跃。他们的许多研究任务都是政府下达的。他们一方面做传统安全，另一方面，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做非传统安全，他们主持的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做得很好。 非传统安全的定义(内涵与外延)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在大量谈非传统安全，并将之作为外交部门比较重要的任务。非传统安全，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是学术界不断加以讨论与完善的新的安全观念，英文叫new-security(新安全)。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指的是一种安全的观念，它的涵义可以表述为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和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新的安全观与安全领域。具体来讲，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资讯安全、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文化安全、武器扩散、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贩卖妇女儿童、海盗、网络犯罪等，范围非常之广。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导致国家安全受外部影响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也大幅度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安全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土等传统安全问题，解决手段也从军事对抗冲突朝着谈判、对话或合作等非军事化方向发展。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超越了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抗衡，更多地强调以人为本，更多关注周围的个体与全人类的安全，从而也就更多关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安全问题。传统安全的威胁多半来自外部，是国家对国家有意的威胁，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有边界冲突或局部战争;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更加广泛，既可以来自外部，又可能是内部发生，也可以是内外两方共同作用产生;非传统安全威胁可以是有意制造的，也可能是无心之过造成的灾难，可以是由国家主导造成，也可由某个组织、团体或个人造成。非传统安全具有不稳定性，会使矛盾互相转化，处理得不好，就会转化成传统安全。 下面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水资源安全问题。2004年，云南省省长曾率团到香港来推广该省的投资项目，找了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希望香港特区政府能够带头，找一批香港的大财团到云南去投资他们的基础建设和旅游建设，董建华先生的态度比较谨慎，所以特区政府就委托我们研究中心去云南考察。我们那里的学者中洋人较多，华人就我一个，我就被派去。当时我们到边境跑了一下，回到昆明同省政府秘书长谈了很久。他当时提出来一个很大胆的设想，讨论如何通过铺设跨境石油管道来搞活云南的经济。同时，他还提到，准备在云南省境内的三江合流这一带搞水坝，截水发电，振兴当地经济。这个项目其实当时已经开始做了。我一听就皱眉头，说你们不怕东南亚国家有意见吗，这个容易出问题。他们说，水在我们的区域内，是中国人的，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我们怎样处理都可以。我说这样处理肯定有问题，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经常在东南亚各国跑，比较了解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印支半岛国家的情况。如果中国政府在处理上游水资源问题上不谨慎，只从自己这一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势必会带来麻烦。柬埔寨的洞里萨湖，从前湖里的鱼是可以随手就捕捞到的，当地人民将洞里萨湖称之为“母亲河”。但现在的情况很糟，洞里萨湖干涸得非常厉害。他们因此对中国的意见非常大，但又敢怒不敢言。后来我回到云南，找当地的学者了解情况。他们中也是有两派意见，争论很激烈。我记得《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有童志锋的一篇讨论怒江反坝运动的文章，当然他谈的是环保问题，谈NGO在反坝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不是从亚洲研究的视角来研究跨国问题。云南省方面说自己的水不够用，但亿万年来，水资源是人类共同享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温总理曾经对云南省的截流建坝问题提出缓建，但还是没有挡住，水坝照样还是在建。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非传统安全问题就会转化成传统安全冲突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非法移民问题。有人说现在非法移民情况已经不多，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印支半岛地区。非法移民的办法五花八门，比如花钱购买一个去世的当地人的身份，改成他们的名字居留下来。印支半岛的边界线很长，造成非法越境的方便。我去过金三角，看到的情景令人吃惊，大量的中国非法移民通过金三角地区，沿着缅甸、柬埔寨、老挝而移居国外。非法移民问题，不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多发于广东、福建沿海地区，而是渐渐地转到了贵州、湖南、四川等地。我曾经到中缅边境的果敢地区考察，当地的非法移民有五万多人。这些人的身份复杂，逃犯、毒贩、妓女、生意人、打工仔，各色人都有，其中不乏犯罪分子。漫长的边境线给非法越境带来极大的便利，几乎抬腿就可以过境。我经过边境的时候，与边防战士有过交流。他们说非法越境问题防不胜防，事实上边防也管不过来。果敢地区因此偷渡者众多。在中缅边境地区，甚至有内地偏远乡村整个自然村的人全搬过来开荒种田。这一地区的历史、政治情况复杂，明朝时期果敢曾是中国的领土，后来被英缅当局占领。当地居民对自己的生存现状心存不满，因为他们想做中国人而不能。至于缅甸军政府，他们对中国是又恨又怕，因为现在实际控制着中缅边境的是原来缅共的军队。非常移民活动给当地带来很多麻烦，主要是各种犯罪活动猖獗。在果敢，支撑当地经济的主要是毒品和地下赌场，公安部想了许多办法要根除，但面临的困难也很多。非法移民的问题，不光是印支半岛有，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通过研究非法移民问题，就可以把跨国性的亚洲区域性的问题带动起来研究，就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与合作。 事实上，这些年国外学术界有关亚洲研究的方向已经转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区域性问题上，着重研究涉及各国发展的大问题。我们的学者在这方面有些落后，希望以后能迎头赶上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