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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可还有古人称羡的“神仙眷侣”?如果有的话，傅汉思与张充和绝对当得起。一位终日亲昵翰墨昆曲，一位埋首中文旧典，目下无尘氛，耳旁乏杂音。比起较为人熟悉的张充和，傅汉思也许稍显陌生。好在刚刚出版的《梅花与宫闱佳丽》，让我们了解了一个浸淫在中国文化中的德裔美国人对于汉文化的思慕之情是如何的深挚而婉曲。 《梅花》的副标题是“中国诗选译随谈”，准确地说，这是一本写给那些对中国诗感兴趣的人的书，这当中既包括熟知中国诗与中国文学的学者、读者，也包括那些“从未学过汉语的人，处于学习过程中的人，以及正在为这项学习是否值得付诸努力而犹豫不决的人”，而这种取向也使得这本书如《礼记》所言“大叩大鸣，小叩小鸣”，端看你自身学殖如何，对中国文学的虔敬之心又如何。 既为“琐谈”，全书也就不以文学史的路数来析解中国诗，而是以“人与自然”“、拟人化”、“回忆与反思”、“孤独的女子”等13 个话题来呈示中国诗的诗艺、诗情与其中透露出来的智慧。这种方式和角度，未必如宏文大著般写得深，却颇能写得准。 这种“准”，首先是对于诗歌本身的解读深入细致，进而能与古人结心。譬如开首一章，作者选取的是萧纲的长赋《梅花赋》，除了为便于外国读者理解诗作而进行的韵脚分析，傅汉思敏感地注意到了赋中反复出现的词“金”、“四”、“心”、“影”等，这些词的重复使用而形成的互相联系，使得梅花和宫闱佳丽两个形象的蕴意都更加深远，而这是“一种间接迂回的诗学手法”。惯常的思维都会认为中国作者写物是为了写人，物只是人的意识的投射和倒影，但傅汉思从梅花和宫闱佳丽的并置描写中看出萧纲并无主次之分，对两者的描绘是为了体现同一个主题，即“美的转瞬即逝”。 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从来不好以抽象观念表达，而更偏重“形容具体实在的形象”。同时，“一对”而非“一个”的安排，更会使“一场戏剧性的遭遇成为可能”，以形成“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表现手法”，让两个形象彼此朝着对方接近，此时的梅花就“扮演了树与女人的双重角色”。这种解读的角度和方式颇能跳出习见的解诗滥情空言之窠臼，入理而明晰。再如他解读张的《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他从第一句中描写距离却用了“故”字，第二句衡量时间的流逝偏以表示空间的形容词“深”起始，看出“空间与时间的并置出现了两次，并且相互对仗、相互交错”，而最后两句虽无逐字对仗，但细看全诗，四句诗竟出现四个数字，前两句数目很大，后两句又很小。这种数量的强调以及大小的变化意在呈示这样一种效果，“当日积月累而来的大量悲苦之情却只能展现出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时，令人惊叹的效果就被制造出来了”。这样婉曲而知心的解读，同样也令我惊叹不已。 我们也许会从上述两例中，看出傅汉思对于中国诗的厘析其实依凭的是西方文学批评的视角。全书大量中西文学的异同比较，也使得此书不啻为比较文学的杰作。但最需注意的是，这种比较并不只满足于说明文学现象在中西文学中的存在情况。其实总喜欢说西人有之我亦有之，多少还带着一点“五四”以来的文化自卑情结。文学不是百货，不必家家相同。当人们遗憾中国出不了莎士比亚，西人并不会领情，他们从不叫嚷没出过杜甫、司马迁。傅汉思毋宁更倾向于将各自的文学个例提升到原型的抽象层次，旨在最终建立起一套为中国文学所特有的原型母题。这些母题或与西方文学类似，但更多的是完全不或者不很类似。这也许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而所谓的求同到头来也不过是面上相同而已。 如果我们从原型母题的角度来理解整本著作，也就看出所谓的13 个主题也并不简单是中国诗的13 个方面，而更可说是中西文学常见的原型母题，其中蕴含着文学最普遍的观念。人们通过对这些观念的延展或悖逆，来说明自己的观念。而历代文人对母题的不断深入深化，又反过来使其变得更丰盈。 ——原载2010年6月17日《外滩画报》，转自http://guwenhao.blogbus.com/logs/66783772.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