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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有幸见到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道与逻各斯》、《封闭的文化圈》的作者张隆溪先生。张先生经历颇为传奇，他没有读过大学，“文革”结束后以“同等学力”直接考进北大西语系，师从杨周翰先生，又与朱光潜先生、钱锺书先生亲善。在海外任教多年，他始终致力于推动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和交流，最近由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的终身荣誉。在访谈中，他强调了比较文学不是进行随意的比较，也不能生搬硬套理论，而是要把理论还原成问题。 一说到比较文学，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既然任何东西都能拿来比较，比较文学的边界在哪里?甚至于有人认为比较文学要消亡了。那么您觉得比较文学的前景如何? 张隆溪：我在国内做比较文学算是早的，1981年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大学发起比较文学研究小组，只有五个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1983年我出国以后一直在海外，跟国内的比较文学界没有太多接触，最近几年经常回来，知道现在国内搞比较文学的人很多，成立的学会也很多，大部分高校也都有比较文学专业，跟当年情形很不一样了。但是大家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还是很容易产生误解，好像一本英文小说和一本中文小说放在一起，谈谈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比较文学了。我觉得这是对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误解，借用法国学者艾田浦(René Etiemble)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是“比较并不是理由”(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比较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要比较?比较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础。没有基础，就没有办法体现学科的特点。比较文学的范围的确很广泛，它没有规定什么样的比较才合理，所以我常说，“比较”本身并不是比较文学的特点。拿李白和杜甫比，唐诗和宋词比，这不叫比较文学。比较文学首先是要打破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其次要明白在什么基础上比较。老派的比较文学讲究实际的接触、联系，一个作家读过哪些外国作品，受了哪些影响，这是历史的实证的比较;后来美国的比较文学倾向于不同体裁、主题的比较，甚至文学与其他学科比如音乐、哲学、宗教等的比较。但对于中西比较来说，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中国的文学和西方比?在什么基础上相比?比较文学最忌讳的就是表皮、肤浅、牵强附会的东西。在这点上，文学理论就成了中西比较非常重要的基础。 其实中西比较是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不光要掌握两种语言，而且要对两种文学和文化的传统有深入的理解，因为文学不光是一种语言表现，还有思想的、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历史背景。对这些有了解，才有比较的基础。所以没有雄厚的学问基础，比较文学是很难做好的。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就堪称是中西比较的典范。 西方有人宣告比较文学的死亡，但都是故作惊人之论。在我看来，比较文学，尤其中西比较文学还有很多发展空间，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但钱先生对理论是抱怀疑态度的，国外的理论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中西比较研究是不是很容易沦为西方理论的操练场? 张隆溪：我也同样对理论抱一种怀疑态度。我在美国教了十年书，教的就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我对理论相当有兴趣，也相当熟悉，但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出发，根据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历史的了解，我们对西方的理论应该采取一种既要了解也要批判的态度，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最反对机械地搬用西方理论，把它强加在中国文学的文本上，好像中国文学就是一个对象，什么理论都拿来跑一跑，看看能做出什么研究来，我觉得这是最没出息的做法。中国学者应该先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然后再去观察西方理论，要有两方面的深入了解，包括对各自理论传统的了解。中国有自己的文学批评传统，西方有他们的传统，我们对之要有了解的兴趣和研究的必要，但不能机械模仿。 文学理论讲的不外乎是语言问题，语言的表达问题，以及表达之后如何理解和诠释的问题。在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没有东方西方的差别，语言大家都有，文学传统大家都有，如何表现、如何理解，这些理论的问题是普遍性的。这样出发去研究理论，和把后殖民理论、女权理论、后现代理论直接拿来套在中国文学上就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应该把理论还原成基本的问题，然后从这些问题出发去看中国和西方的理解和叙述是怎样的。比如从先秦到现代，中国人一直有对语言能否达意，不能达意的时候怎么办的讨论，然后看西方历史上对这类问题有什么讨论，西方理论在这些问题上有哪些看法，这样的比较才是有效的。 您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中有一章是“中西比较研究典范举例”，其中以“中西诗论的融合”介绍朱光潜先生的研究，以“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介绍杨周翰先生的研究，以“中西会通的典范”介绍钱锺书先生的研究。那么就当下论，您觉得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在哪里?哪些学者算得上登堂入室? 张隆溪：我举的三位都是前辈学者，我对他们很敬重，也比较了解。当代当然也有很多很活跃的年轻学者，但是要评论当代哪些属于典范研究是很困难的，就像评论哪些当代文学作品是经典也很困难。现在哪些研究在将来会成为典范，这是要经过时间检验的。另外我想说的是，现在搞比较文学的人很多，著作也很多，我的了解很有限。由于工作需要，我也看过一些教材和著作，我注意到很多著作没有什么新意。要知道中国的比较文学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的，二三十年代已经有很多著作了，比如戴望舒、范存中、陈铨等老一辈学人已经译介了国外比较文学研究著作，开始有中西比较研究了，而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并没有许多特别超出前辈的地方。另外还老是有人提出要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觉得这种提法是个伪问题。要建立学派的雄心壮志我可以理解，但一个学派绝不是自己宣布了便能得到大家承认的。学派往往是时过境迁之后，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才命名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些名称都是文学史家在事后梳理历史时所取的，当时的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浪漫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文学。同样，比较文学中所说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并不是法国人、美国人在那里自己宣称了一个学派，而是二战前后研究基本模式的转变造成的。二战前是以民族文学作为基础的法国式的比较文学，非常注重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一些法国比较学者特别偏重于法国作家对他国作家的影响，带有一些民族主义倾向。二战以后许多学者特别是犹太学者对民族主义非常反感，所以他们到了美国之后，认为应该打破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转而强调世界文学是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不要强调谁影响了谁，而是比较各自体系的平行发展。比较研究领域的这种变化跟二战前后整个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自己定义一个学派。现在中国人要成立一个学派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喊口号、发宣言，而是真正写出几本有价值的比较研究的著作来。有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真正好的成果，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也许将来才会有中国学派。光有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情绪，我觉得在学术上是不可取的。 当代的研究也有很好的，比如北大的孟华教授，她在法国留过学，对于形象学特别是西方文学中如何表现中国人的形象以及中国文学如何反映西方十分有研究;还有上外的谢天振教授对翻译学研究很深入，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一个方面;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象愚教授，对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很有贡献。我出国以后跟国内比较文学界接触不算太多，这几位是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现在搞比较文学的人很多，不过要说研究典范的话，年轻人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呵呵! 您和汉学家于连就东西文化的同异问题进行过辩论，您是不是更倾向于中西文化相通的立场? 张隆溪：于连是个很特别的学者，听说他不完全认同传统汉学，而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但又以研究中国即汉学为特点，区别于其他哲学家。他著作很多，但在我看来，都是连篇累牍地把中国和希腊或西方绝对对立起来，难免谬误。 经常有人问我，在中西比较的时候应该强调同的方面还是异的方面，我觉得脱离具体环境抽象地去讨论同异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个伪问题。学术研究是一种思想的对话，我们做研究都是在具体的学术环境中，更不要说更大的社会政治的环境。当代学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提出哪些问题，学者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些问题，这就是一种对话。举个例子，我1983年到美国之后去普林斯顿大学做演讲，题目叫“道与逻各斯”，后来写成文章在《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是批评德里达的，主要针对的是他在《论文字学》中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看法。在正式发表之前，我去耶鲁大学找到了在那里上课的德里达，把文章给他看。我们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当然他承认他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文学，但他下了很多结论性的大判断，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只有西方才有的传统，而中文和日文等使用非拼音文字，就证明有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而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内在思想、口头语言和书写文字之间的等级关系，思想是内在的，表达成语言已经失去了内在的东西，再写成文字就离真理更远。可是这跟《老子》、《易经》里讲的都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才有，中国所无的呢?但最后他反问我：那你觉得中国的道家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回事吗?我说当然不是，既然你用了“和”这个连接词，说明这本来就是两个东西。但是你在西方有这么大的影响，你把西方和中国完全对立起来，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只有西方才有的传统，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就要说他们之间其实有相同的方面。但如果你或者跟你一样有影响的某个人，说中国和西方完全一样，没有区别，那我就会采取不同的立场，说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西方人大多数都爱讲东西文化差异，其实是把东方看成西方的对立面，他们不是在描述东方的现实，而是他们自己投射在东方的一些观念。但你看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言里面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与当时一些强烈排斥西学的人不同，钱先生是讲中西会通融合的。我也是这种立场。文化之间当然既有同又有异，这是毋庸置疑的，学问就是要在不同的环境中，针对不同的对话对象，在表面很相近的地方找出差异，在表面很不同的地方找出契合之处来。在这个意义上，学问是一种发现，是在很多人忽略了的地方，看出事物之间的区别或者联系。 您最近被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聘为外籍院士，这是对您成就的高度肯定。您的下一步研究计划是什么? 张隆溪：瑞典的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已经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从创立之初就有外籍院士，目前有四十一位，来自世界各地。外籍院士是终身的，也是荣誉性质的，并不要求一定要做什么工作，但今年他们会邀请我去北欧各国演讲。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很高的荣誉，而且我事先完全不知道，因为整个遴选过程都非常秘密。保密的原因大概是为了避免尴尬，所以到最后我们只知道选了谁，但并不知道有谁被提名而落选。我想他们选我的原因，是肯定我在一系列英文著作中一直致力于推动跨文化的理解。这也是我将来会继续去做的工作。 要说近期的具体计划，我打算写一本书，讨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我个人对绘画、艺术史很有兴趣，所以希望讨论一下东西方绘画和文学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另外，今年我会为英国的权威期刊《跨学科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准备论文，这本杂志的特点是希望融合科学和人文，它的编辑部成员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明年会出两期特刊，组织各国多领域的专家讨论自然和人的话题。 研究计划和要做的事总是很多，重要的是一步步去做。只有这样踏实地去做，才有可能做出一点成绩来。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6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