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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着，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 「现代性」概念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可谓是中国学术界的宠儿，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和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译介成为近十年来学界常盛不衰的主题，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学者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卷入这场讨论。当他们各自借助不同的理论资源来界定「现代性」，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远在异域的刘禾积十数年功力，在这片喧闹的理论丛林中开辟出一块林中空地：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 但此处所谓的「翻译」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翻译，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明言：「我对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总体而言，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刘禾对翻译的关注及其重心的转移来源于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及其对不同理论资源的反思，可以说，跨语际实践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其独特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通过与不同理论资源的对话而建立起来的。 作为一名从小生活在大陆，直到文革以后才留洋求学的中国人，刘禾被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所深深吸引。然而，现代汉语的形成不仅是对古代汉语的借用与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在与英语、现代日语及其它外国语言的冲撞与挪用过程中诞生的，我们今天所用的现代汉语无论在语汇还是在表述模式上，都与这些外国语言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联。不仅是文学，思想、历史同样如此，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人们才建立起了关于传统与现代、世界与中国、西方与东方等种种想象，并由此开启了我们的现代性的大门。离开了翻译，我们很难清晰地观察近代中国兴起的种种话语，以及这些话语是在一种甚么样的特定历史场景中相互遭遇，更难以说明不同的话语类型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为甚么某种类型的话语能得以胜出，并最终取得合法性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刘禾发现了翻译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却并不将翻译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传统语言学中的翻译理论由于学科的限制，仅局限于技术意义上的精益求精，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即便是颇具启发性的后殖民理论家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虽注意到话语和理论在从欧洲向其它世界旅行的过程中，被创造性地借用、挪用的事实，但由于他们赋予理论以来去自由的主体性，而忽略了作为理论旅行所必须依赖的交通工具──翻译。同时，由扎伊尔德(Edward W. Said)首倡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说，还暗含着一种东西方之间主从关系的预设，即西方作为主动的理论输出方，而非西方则作为被动的理论输入方。因而，他们基于印度等典型殖民地经验建立起来的后殖民理论范式，无法很好地响应中国近代以来的具体历史场景，而常常陷入了西方统治与本土抵抗的老套。 正是在反思这些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刘禾挑起「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这样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话题，为我们构造了一个新的观察近代中国的视角。不仅如此，她还进一步追溯了造成人们忽视翻译的认识论根源，她指出，导致我们忽视翻译在中国现代性生成中的作用的认识论根源主要有二：一是语言的反映论幻象，二是语言的透明性幻象。前者认为语言只是反映社会现实，而否认语言建构现实的主体性作用。但福柯(Michel Foucault)告诉我们，知识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的，知识不仅反映着权力的部署，它本身就是权力部署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后者以为概念、范畴、理论等思想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地以本来面目平滑地进入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或另一种文化原本就有与之相对应的语词和意义，翻译不过是起了一个中介作用，把对应的意义找出来而已。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翻译并不是「某一绝对纯粹的、透明和明确的可译性的视野内」语言之间意义转换的问题。原文和译文相互补充，可以创造出比单纯的翻版或复制更为丰富的意义。刘禾则进一步指出，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不同语言的词语之间想象性的对应关系并不是自明的，而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 由此，问题就进一步转换为：不同语言的词语之间想象性的对应关系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地生产出来的?「文化」何以等同于culture?「个人主义」何以等同于individualism?「国民性」何以等同于national character?这些想象性的对等关系究竟是在历史上的哪一个特定时刻、以甚么方式建立起来的?不同语言的两个词语之间的多种想象性关系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为甚么这一种取得了优势地位，而另一种却衰落了?随着问题的转换，关注的重心也随之发生偏转，在跨语际研究中值得予以首要关注的，是话语实践与权力的各种形式。翻译不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行为，它恰恰成为这种斗争的场所。新词语和新意义的出现，不仅会在话语领域引起冲突和波澜，而且会经过种种中介进入社会实践，甚而成为社会变动的思想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不同语言的词语之间想象性对应关系的跨语际研究，不能被等同于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keyword)研究。一方面，关键词研究仍然建立在反映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关键词研究虽然在研究中引入了历史的维度，关注词语、概念以及话语含义的变化，但却无视这些含义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的用法，更不用说其所依存的表述框架以及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勾连。 为了更好地展开跨语际研究，刘禾构造了自己的术语，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主方语言」(host language)与「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来代替当下西方翻译理论或后殖民理论中流行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体语」(target language)这一对分析概念。因为「本源语」和「译体语」的二分在跨语际研究中不仅不合适，而且会有误导作用，它往往依赖于本真性、本原、影响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其基本预设是：译体语只有与本源语保持一致，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种理念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往往要么变成了强调原文本意的权威性，而落入西方中心的窠臼，使非西方国家陷入「失语」的境地;要么像后殖民理论一样，将非西方文化的能动作用简化为一种单一的可能性：抵抗，从而落入「东方」、「西方」的二元框架而不自觉。这样的研究路径会从两个方面遮蔽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一方面，它以本源语为标准，忽视了输入方的翻译者从中选择、组合乃至重新发明新词语、新意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也遮蔽了输入方在翻译过程中被输出方改变，亦或侵犯乃至篡夺输出方之权威的可能性。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这一对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敞开这种种的可能性。在新的分析框架的观照之下，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互动，总是由主方语言的翻译者或其它实践者从客方语言中邀请、选择、组合乃至重新发明各种词语和文本而开始的，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由此，刘禾赋予了主方语言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并通过翻译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开辟出一个新的历史空间，非传统的并不必然是西方的，而所谓现代的也并不必然是非中国的，从而跳出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二元陷阱，消解对于现代性的本质主义理解。在这种理论关怀下，严复的《天演论》就不会简单地被视为对原著的歪曲，而会被视为一种极富创造性的努力。 跨语际的实践就是要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如何通过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与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这样的考察要求我们将注意力从现代历史的连续性或过渡这样一些抽象的问题，转移到各个民族以及不同的人群之间每一对抗的关头所存在的各种事件的偶然性、斗争以及意外的扭曲和转折;关注那些历史偶然性的关键时刻，西方和中国过去的思想资源究竟是怎样被引用、翻译、挪用和占有，从而使被称为变化的事物得以产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刘禾的工作已经尽善尽美了，事实上，已有人指出其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导致她在某些具体材料上的误读，我在阅读过程中也发现其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对于一些重要材料的遗漏，如她在第三章「个人主义话语」中特别提到：「我觉得他(指高一涵)论点中很特别的一点倒不是『人民』这个概念，而是他对个人individual一词的译法──『小己』」，实际上，早在十数年前，严复翻译《群学肄言》和《群己权界论》时就已经用「小己」来翻译individual，但「小己」与individual之间的想象性对等关系即使在严复那里也没有固定下来，因为严复本人还曾用「小己私行」来译private life，有时也用「民」来翻译individual。然而，到了五四，「小己」与individual之间的想象性对等关系开始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而且被置于「小己/大己」这样的语言机制之中。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正是跨语际研究所关心的问题，但刘禾对此似乎有些失察。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在我看来，关键还在于如何进一步将其它理论资源整合到跨语际实践的框架中，并在操作过程中将其落到实处。其实，《跨语际实践》的后三章已经在这么做了，在其中我们就不难发现福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的影子，但也仅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离刘禾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考察新的词语和意义在主方语言中被创造出来以及其在主方语言的权力结构中传播、操纵、部署并最终获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似乎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学术本来也不是一人一时就能铸就完美的，刘禾自己不就声明，希望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可以最终引生出一套词汇，协助我们思考吗? 本文源自《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二年十一月号 总第 8 期 2002年11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