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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宇文所安一系列著作的中译本在大陆出版，突显了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在文学研究之基本信念、方法和视野上的巨大差异。《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将文学文本的解读方法运用于中国文论研究，通过文本的细读建立起大量清晰的命题，揭示出中国文论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突破了传统的中国文论研究模式。尤其是对《文心雕龙》、《文赋》、《二十四诗品》等经典文本的解读，深刻阐述了文体对于中国文论的影响。宇文所安这种“内部”研究和“抽象”研究相结合的阐释模式，以及不断将文本的意义加以命题化的理论选择，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预示了汉语诗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宇文所安;中国文论;汉语诗学;命题 以社会学方法为基础的文学史，以文学史料考证为基础的考据式研究，二者构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主流模式。相对而言，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等海外学者在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上都表现出了某些非主流的特征。而近两年来，宇文所安一系列著作的中译本的出版或再版， 则突显出了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在信念、方法和视野上的巨大差异，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这些差异已经预示了汉语诗学的发展方向。 根据托多罗夫的定义，诗学“不同于对个别作品的阐释，它不是要揭示个别作品的涵义，而是要认识制约作品产生的那些规律性……诗学不同于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它在文学本身内部寻找这些规律。因此，诗学同时体现着对文学的‘抽象’研究方法和‘内部’研究方法。”[1]这样，我们可以说，汉语诗学就是关于汉语文学之抽象的、内部的研究，即关于汉语文学本身的理论研究。而这个意义上的汉语诗学，却长期被“文学理论”和“中国文论”所遮蔽，几乎处于缺席状态。 中国诗歌研究和中国文论研究，是宇文所安用力最勤的两大领域。他的这些研究，就其解读方式而言，是“内部的”;而就其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则是‘抽象的”。虽然他主要致力于具体诗篇和文论作品的阐释，并不想建立一套系统的汉语诗学，但是，《初唐诗》、《盛唐诗》对于宫廷诗和“京城诗”之“惯例与标准”的揭示，《追忆》对于回忆主题的美学阐释，《迷楼》在汉诗和欧洲诗歌之间自由往返的“严肃的游戏”，《他山的石头记》对于学术传统的反思，《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对于中国文论经典的还原性解读，却处处渗透着抽象的、内部的研究。如果说“诗学的对象不是经验事实(文学作品)的集合，而是某种抽象的结构(文学)”[1]，那么，宇文所安的研究就正是一种“诗学”。 “从事任何学术工作，首要的是牢记各种局限：研究者本身的局限，及其所研究的学术类型的局限。” [2](p1)1978年，在为早期著作《初唐诗》中文版写的序言中，宇文所安承认了他的局限：他远离中国学术传统，无法充分借鉴中国的学术成果。但正是由于站在学术传统之外，他才获得了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获得了某种自由。他用力最多的中国诗歌研究，就意在抛开文学史，“精细地探讨中国诗歌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 [2](p2)。事实上，宇文所安的局限恰好代表了一种“非主流”的文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为许多模糊的领域划定了边界。 在一篇题为《瓠落的文学史》的文章中，宇文所安指出，大量未经反思的论断已经成了文学史写作的前提，比如“重要作家”的问题，以朝代或体裁划分文学史是否合理的问题，等等。他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确认在当前的文学研究实践里有哪些研究方式和信仰是司空见惯的，然后问一问这些研究习惯是否都是有效的工具”，“我们不能不好意思就历史事实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如果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应该直截了当地承认”，[3](p7)这与其说是对表面稳定实则危机四伏的主流研究模式的尖锐质疑， 按照我们当前对于学术的理解，宇文所安的研究很可能不够“学术”，因为宇文所安的多数著作，尤其是《追忆》、《迷楼》和《他山的石头记》，都是有意用散文(essay)写的，这种文体与点缀着大量注脚的“论文”大异其趣。而《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看起来就更象一本初级读物，即使是作为教材，也显得过于“琐碎”。作为在西方学术体制中接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宇文所安为何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作如此选择，颇为耐人寻味。在宇文所安看来，学术散文兼有文学性、思想性和学术性，可以带来思想的乐趣，同时也是学术传统的补充。只有借助于这种文体，才能重新发现这一事实：“人们不断给知识的大厦添砖加瓦，但是这座大厦是建立在太多的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的论断上的。” [3](p2) 除了搁置论文这种文体之外，宇文所安还在观念上摆脱了一个中国学者所难以摆脱的圈套：中西之争。宇文所安认为，在对知识进行思考和整理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对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西方的”之类问题过于关注，感到焦虑，但是，分辨中西“远远不如这么一件事来得重要：找到一个办法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而且把它发扬光大。”因为“所有的新思想都是‘老外’……它们的旅行无需护照和签证，哪里欢迎它们，哪里就是它们的家。” [3](p3)这种将所有知识视为家珍、兼收并蓄的世界眼光和开阔胸襟，是汉语诗学所由产生的必要前提。它一方面是对中国知识的尊重，一方面也表明了一个信息：在个体的、理性的思考面前，中国知识不应该享有特权。 在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的解说中，宇文所安一方面表现得象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游客，一方面却又毫不留情、条分缕析地对中国古代文本加以解剖。他始终都是在尊重文本的前提之下，借助于脉络清晰的分析，小心翼翼地发掘文本的“原意”，这是一种个人情趣和敬业精神的奇妙结合。他分析的重点是词语或概念，分析的过程则伴随着一个个命题的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建立起带有普遍意义的、可供讨论的命题，这就是宇文所 我们看到，宇文所安的文本细读，时时都在形成一个个新的命题，虽然大都是一些细小的命题。这些命题是文本分析的结果，也是进一步讨论的起点。而从公认或流行的命题出发，对芜杂的材料进行选择和罗列，并反过来证明该命题，完成一种看似复杂的循环论证，却是我们所熟知的某些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我们似乎很容易忽视一个常识：对于诗学(poetics)而言，只有建立明确的命题，才有可能展开和推进讨论，将文学研究从印象、感悟提升到学科的层次。 文学史的宏大叙事，是在西方诗学的支持下建构起来的。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史主要由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阵营构成——诸如此类的大词和大叙事，主宰了一个世纪的文学史写作，而文学的丰富性往往被忽视了，文学史一直在琐碎与武断之间徘徊。而且，由于文学史写作是围绕着“重要的”作家进行的，将文学史写成一长串的表彰名单，往往成为文学史的通病，在各种专著和论文中也十分流行。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将文学文本视为作者高超技艺的展示，并为此进行大力的论证和极力的表彰。而宇文所安对文本的解读，总是从最基本的前提开始，比如某些共通的情感、欲望、问题和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宇文所安总是将一首诗作首先理解为对于某种普通生活或普遍人性的表达，而非对某种严肃的道德训诫或高深玄妙的人生哲理的表达。在每一次解读之前，宇文所安都首先舍弃了大量前见，即唾手可得的现成的“文学知识”，而将自己降格为一个似乎无知的读者，他是一个将重心尽量放低的阐释者。对诗歌文本的解说，关键词几乎都是日常用语：欲望、情感、引诱、裸露、欢乐、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一种挣脱宏大叙事的强烈愿望：一个借助宏大叙事建立起来的命题，必然要受到宏大叙事的束缚，甚至会蜕化为空洞的陈述。宇文所安的著作，向我们提出了汉语诗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基础词汇来解说汉语文学? 由于重心降低，看似简单的文学现象显露出了新的意义。在谈到古典文学关于不朽的承诺时，宇文所安指出：“这种承诺唤起的希望越大，引起的焦虑就越严重，带来的困难就越难克服” [4](p1)。对不朽的期望表现为对往事的追忆，作家“同过去以及将来的居间的联系，为作家提供了信心，从根本上起了规范的作用。就这样，古典文学常常从自身复制出自身，用已有的内容充实新的期望，从往事中寻找依据，拿前人的行为和作品来印证今日的复现” [4](p1)此类论述所用的概念表明，宇文所安实际上将古典文学中的作家还原成了具备普遍人性的普通人——《回忆的诱引》对于李清照之潜在的怨恨情绪的发掘，将这种还原推向了极致。 正是借助于这些我们十分熟悉的基础性词汇，宇文所安建立了大量振聋发聩而又饶有趣味的命题。比如：“司马迁比大多数生活在他以前的作家都更喜欢为写作这一行为寻找明确的先例……是第一个把著述当作‘工程’的人” [3](p98-99);“注释是传统借以惩罚异端的工具” [4](p61);“沈复是按照事情应当是怎样来讲述他和芸的生活故事的，然而他讲述时的口气好象是事情事实就是这样” [4](p117);“唐代在继承儒家道德家对立诗论的同时，也继承了魅力萦回的南方宫廷诗。七世纪诗歌的历史主要就是这两种竞争力量相互作用的历史” [2](p21);“骈文的模式为诗人提供了宫廷诗所缺乏的严肃道德及思想” [2](p107);“许多重要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在韵律上运用对句法，但从未象中国文学这样严肃地将其复杂化、规范化和合理化” [2](p190);“盛唐诗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真正的通俗诗” [2](p317);“与作为整体的语言相比较，宫廷诗越倾向于游戏，就越显得不足以成为一个符号系统” [2](p326);“在盛唐重要诗人中，只有杜甫在运用文学传统的严肃认真方面超过王维” [5](p57);“杜甫努力于创造一种重要的诗歌，将世界各种事物奇特地统一在一起，这些事物充满象征价值，与未确定的指示对象形成未充分阐明的联系” [5](p251);“《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部反常之作……清以前的重要文学批评和理论著述很少把《文心雕龙》当作权威著作来引述” [6](p187)。诸如此类的命题俯拾即是，它们似乎只是不经意间作出的论断，却总是令读者豁然开朗。当然，由于缺少更为详细的论证，这些命题有被文采和机敏所淹没的危险，这是让人感到遗憾的。尤其对于专业的读者来说，如何将这些论断转化系统的学术观点，促进新的研究模式的形成，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为了深入理解宇文所安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把《刘勰与话语机器》一文当作一个重要的入口。在这篇文章中，宇文所安指出，《文心雕龙》里有两个角色时常“争夺对于论点走向的控制”，其中一个是刘勰，另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规则和要求生产话语”的骈体文修辞，即“话语机器”。“机器生产出的文本会遗漏重要的内容，产生错误的或者误导读者的词语” [3](p122)，当不准确的词语被引发时，刘勰就会立刻出来纠正。宇文所安甚至认为，“在最大的规模上，话语机器可以引发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章节” [3](p124)，比如《正纬》一章之所以受到忽视，就是因为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与《宗经》一章对应。刘勰的这种辨析程序“非常适合于描述性的散文，但常常在发表议论、论证观点时遇到困难” [3](p136)。这一发现，揭示了《文心雕龙》中无处不在的内在结构，对于中国文论研究和汉语诗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宇文所安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揭示了文体对于文论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文赋》和《文心雕龙》中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宇文所安发现，“在中文里原本深刻和精确的观点，一经译成英文，就成了支离破碎的泛泛之谈” [6](p14)——其实，当我们将中国文论文本翻译成白话文的时候，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宇文所安指出，不谈赋这种文体就无法理解《文赋》，它既是文学理论也是文学作品，而赋所惯用修辞技巧(排比铺陈)会推动主题不由自主地朝着某些既定的方向发展。[6](p77)赋的四个结构原则(对偶、铺陈和补充等)导致了一种思维定势，使得它不适合线性描述，常常允许矛盾的因素共存，而且歧义重重。比如“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就极其难解，而这个对偶句只是整部著作的一个缩影：“由于使用熟悉的偶对，这两句初读起来非常顺畅;但稍一思考，各种可能性就纷至沓来……既然歧义重重，这个对句不大可能告诉读者任何他不想听到的东西”[6](p124)。宇文所安还指出，一些“字、词的精细之处在赋和骈文里很难保留” [6](p177)，而《文赋》的结尾不过是在依照惯例大唱高调。同样，在《文心雕龙》中，解说的技术也经常主宰解说内容，文章体势具有强制性的力量，而刘勰的天才就表现在他驾驭“话语机器”的高超本领。我们看到，对于术语形式和论说方式的关注，贯穿了《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全书。 更引人注目的是，宇文所安将文学作品和文论著作一律视为有待分析的“文本”，这些文本后面隐藏着作者的意图以及各种背景，文本内部则往往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正是对于文本“内部”结构的“抽象”分析，体现了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精确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和文论研究向汉语诗学过渡的道路。例如，在《叙事的内驱力》[3]中，宇文所安发现，《左传》的叙事极为繁复，却支离破碎，其“叙事结构，与其说是围绕情节、人物建立起来的，还不如说更多地是围绕着对于后果的先见之明建立起来的” [3](p70)，这是因为其叙事的内驱力由三个层次(“天”、人的性格和人的意志)构成，而不象欧洲叙事那样“被故事之外的传统叙事机制之完整统一性所制约” [3](p69)。诸如此类对于文本结构的分析，几乎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文本。《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文本解说进入中国文论范畴内部，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界限，而非把现代范畴强加给它们(象“刘勰的文学创新理论”之类的题目那样)。借助于细致的文本解说和形式分析，宇文所安揭示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所隐含的内在矛盾，得出了大量平实而又具有突破性的结论，而这种突破既非新材料的发现，也非更为充分的论证，而在于新意义的揭示，以及他所采用的醒目的形式——命题。 宇文所安指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迷恋的是那种貌似神秘、深奥的道家修辞术，“一种意在划分界限的文体却被一个喜欢模糊一切界限的作者所使用” [6](p331)，其语言的弹性太大，以至于可以作出根本无法调和的不同解释;欧阳修《六一诗话》关心的是“声名的脆弱，理解的失败，文学作品的散失以及作家被彻底遗忘” [6](p399)，它常常“在赞扬与责备、喜欢与不喜欢、友善与敌视之间摆动” [6](p405);刘勰在选择词语的时候常常把不同的参照系捆绑在一起，以表明它们有相同的基础[6](p192);孟子的“知言”所寻求的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体验模式，而是理解另一个人[6](p22);《诗大序》代表了一种诱导式的权威模式，它从具体的诗作入手进行注疏和评点，不同于西方的论文;曹丕《典论•论文》也不是深刻的理论著作，而是一篇文学作品，其力量来自深入骨髓的焦虑;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之所以借用“群”、“怨”等术语来表达其深奥的立场，是因为注疏学传统，以及文言文常常使用“有特权的对偶来囊括某一类概念的各种变体” [6](p508);叶燮试图对文论传统进行全盘清理，他谴责刘勰不能“持论”，批评严羽忽视了判断力[6](p547)，他试图排除一切“形而下”的东西，但混淆了文学之“法”和世界运行之“法”，而且，文体有时会使他忘记个人立场的表述，而“在问题上喋喋不休” [6](p625)。这些命题是否成立尚可讨论，但这些命题无疑打破了中国文论研究的沉闷气氛，揭示出了中国文论文本中的晦暗或暧昧之处。 宇文所安对于中国文论文本之“文学性”的揭示，其实算不上石破天惊的大发现。国内编撰的中国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大都承认这一事实：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学关系密切，文论往往被视为文学中的一个门类，甚至混同在文学作品当中(比如私人书信和论诗诗)，一些经典的文论著作，如《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和最初的诗话，都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但长期以来，中国文论研究对这一现象都是轻描淡写，基本上视而不见，而一味沉醉于中国文论的“理论化”进程，孜孜于将中国文论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意义的“文学理论”。学者们往往不愿意正视这一点：中国文论文本包含着深刻、精微的思考，亦有发人深省的论断，但严格说来，这些思考和论断本身并没有“理论化”，无法供人“讨论”，而只能供人品味、揣摩、学习，与文学文本一样，它们还需要一种新的言述方式——文学理论或曰诗学——来激活。 作为一种典型的“地方知识”[7]，中国文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必须将西方诗学假定为“普遍知识”，而中国文论研究如果要摆脱西方诗学的“控制”，就必须首先借助西方诗学清理自身的知识谱系，努力向汉语诗学转化。尽管西方诗学并非“普遍知识”，但目前却只有西方诗学能够赋予我们以基本中立的局外人立场，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走出狭隘的中国文论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研究对于普遍性的寻求和反抗，使得自身陷入了两难或曰尴尬境地：一方面，中国文论研究希望从汉语文学及中国文论中抽象演绎出普遍性的理论，另一方面，却又敏感地捍卫“民族性”身份，试图抵制西方诗学之普遍性。过于关注普遍的准则，而忽视知识所由产生的具体情境，这种思维定势今天仍然是汉语诗学的最大障碍。 宇文所安将文学文本的解读方法运用于中国文论研究，通过文本的细读，从汉语文学和文论内部建立起关于其抽象规律的清晰命题，揭示出汉语文学和文论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这种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中国文论研究模式，而进入了汉语诗学的领域。在宇文所安的视野中，中国的文学与文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性和互文性，而这一重要的关联却一直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论研究所忽视。宇文所安似乎是一个特例，他的态度、方法和持久的工作，尤其是对自身局限的清醒认识，为他提供了建立一系列命题的充足依据。 局限与命题相伴，只有忽略和掩饰自身局限的学者，才需要尽可能地回避命题、隐藏立场。因为一个命题的产生，就意味着排除了其他的命题，也意味着该命题是有限的。建立一个命题，就意味着准备接受别人的证伪、质疑以至指责，就是将自己置于理性的光照之下，这是一项需要勇气、热情和才智的冒险活动——而汉语诗学当前所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勇气和智慧。 参考文献 [1] 托多罗夫.诗学[A].[俄]波利亚科夫.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2] [美]宇文所安.初唐诗[M].北京：三联书店，2004. [3] [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北京：三联书店，2004. [5] [美]宇文所安.盛唐诗[M].北京：三联书店，2004. [6]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7] [美]纪尔兹.地方知识：比较观点下的事实与法律[A].纪尔兹.地方知识[C].台北：麦田出版，2002.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