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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方位研究与打量，其成就有目共睹，无论怎么拔高也并不过分，虽然它的研究目的未必高尚或者具有道德感。但人家所下的苦功夫与细功夫，稍稍了解一下，便会让人肃然起敬。其中走红的著作诸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极其敌人》、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等只是沧海一粟而已。还有更多更好的汉学著作不被我们所知，等待我们的阅读与挖掘。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过：“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海外汉学提供了另一角度的中国认识，值得我们细细打量与琢磨。胡适先生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西人之治汉学者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学者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 2002年年初，海南的学者单正平先生的译著《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美国·杰罗姆B·格里德尔著)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推出。原书作者杰罗姆B·格里德尔现为美国布朗大学的教授，为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弟子。按中国的说法，属于那种有师承来历的不凡之辈。海外汉学家的研究角度一般比较新颖，常常能脱离中国传统的学术藩篱，在我们习以为常、见惯不惯的地方挖掘出新鲜的东西，其思路总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他们的学术著作往往征引浩繁，显示了对研究的问题的材料的掌握。譬如费正清先生的《中国新史》以及后来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可以作为比较的第一例证。资料显示，为写作《中国新史》，费正清几乎读遍了近20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部作品，从而使美国中国学界在社会史、人口史、考古史及人类学等方面的成就在书中都得到反映，而又经过了作者的融会贯通，成为别具一格的中国通史简编。费正清先生总结到：“根据我的经验，拾人牙慧的历史学家影响更持久些。这样的学者说话、写作旁征博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这正是使我们名垂千古的秘诀”。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分八章，分别为“遗产”、“儒学批判”、“19世纪：造反和中兴”、“19世纪：变法”、“1911年革命：作为政治推动者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作为政治参与者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论战”、“现代性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全书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之关系作整体之描述，其中多以感性的材料说话而非抽象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推演。正如作者杰罗姆B·格里德尔所说的那样：“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形成和表达都源于个体生命的体验感受，因此，我试图传达思想观念背后的个人感受，诸如家庭背景、所受教育、脾气性格、情感态度、个人成见——总之一句话，使知识分子团体具体化并赋予其生命和个性。既然他们的动机，最终毫无例外，都不是对形势的简单反应，而是说服其他人信奉他们的观点，那么我要尽可能让人物自己说话。” 作者在“遗产”一章里对儒学经典《春秋》有着极清醒的认识，譬如他说：“《春秋》是一部言简意深的鲁国历史年表，它所记载的历史梗概需要广博而煞费苦心的注解才能揭示其深刻含义。”儒家以历史作为最终的根据，但儒学在19世纪末所激发的保守主义更多是一种习惯和特权，而不是信仰问题;它意味着支持绅士阶层和官僚由来已久的特权，因而也支持保护这种特权的帝国制度，可以说19世纪末的保守主义既不是不合时宜的守旧，也并非激进，它基本上是要维护现存制度，就是说，要维护王朝，维护王朝文学侍从的利益，说白了就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根基与大厦。指责保守主义是容易的，但在目睹“革命”所引发的巨大破坏后，我们可能需要另一种客观而冷静的态度重新看待19世纪末的保守主义。 知识分子为改造中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创伤令人难忘，但知识分子自身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亦漏洞百出，其荒唐之处也令人扼腕长叹。譬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生发的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西化论，一个英国观察家庄士敦(曾经担任过溥仪的英文家庭教师)在1913年如是说：“急于接受西方文明的所有物质设备，从兵舰到自来水笔……中国人正显示出这种征兆：全盘怀疑他们民族圣贤的智慧，民族文学的魅力和民族艺术的光辉。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正当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显得不再荒唐时，她却开始在自己许多儿女眼中显得怪诞……我们曾希望尽己所能说服他们，他们的哲学荒谬，艺术幼稚，宗教邪恶，诗歌平庸，道德粗俗，习俗混乱;然而现在，当我们一大半人都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时，他们却令人大惑不解地坚持认为，我们几乎完全正确。”事实上，这种过分贬低自己文化的自卑心理与激进的反传统相结合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至今流毒未清，其遗留问题依然存在。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正是当下学术界的热点。 杰罗姆B·格里德尔显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很有见地，从《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的各章标题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知识分子从辛亥前的政治推动者，到五四时期的政治参与者，从二三十年代意识形态论战到随后成为“现代性困境”的受害者，这一轨迹非常清楚地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从19世纪中叶改良派所追求的“富”与“强”开始，这一“强国梦想”就始终缠绕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在这个梦想中，社会整体—“国家”的强大成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其它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生态平衡，都可以先放弃。历史曾经给予我们的屈辱让“强国梦想”附加了极其神圣的道德色彩，任何人都无法对“强国梦想”加以质疑。 “强国梦想”是一种乌托邦。对它的追求是永恒的。“强国梦想”在某一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历史的要求而被制造出来的中心话语。记得孙中山先生当时就说过中国是一盘散沙。如何将散沙汇聚成坚固的堡垒呢?伟大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只有找到一种中心话语，才能使人民团结起来，摆脱苦难的生活。知识分子在制造这种“强国话语”中贡献极大，用杰罗姆B·格里德尔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支撑起了一个即将坍塌的大厦。”与这种“强国话语”一起生发的还有另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救世情结”，正如格里德尔所云：“他们(指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自视为圣人，自命为传道者，是由历史或命运选来给当代世界揭示古代根本真理的工具。”后来的自由思想者王小波就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一篇《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的奇文辛辣地讽刺这种“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的荒唐话语。 不过面对纷繁的复杂世界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应对现实乃至未来的挑战，如何处理好与国家之关系，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汉学家们毕竟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仍然需要从前那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实态度。在这样一种时代的巨变中，我们都是参与者，没有哪个人能够置身事外。海登·怀特曾经说：“历史写作是一种叙事散文，它是以话语方式运作的。”话语方式的强烈个人性使叙事散文的写作无法回避某种诗学的和修辞学的立场，尤其不能缺少历史哲学和价值体认的立场。《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在史料的背后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不应轻易看过。海外汉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同”———海外汉学家们为我们的国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特别是在“四裔”研究方面。其实，它的魅力更在于“异”，在于跨文化间的“误读”。 朴素修订于中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