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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伯希和的“宣判” 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中国近百年来横绝一世的当代史学钜子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志不移，必以执事(这里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 ⑴此话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 名”的胡适当面听来个中滋味可想而知，其内心的汉学之焦虑必日益紧迫。 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于1932年底到达北平,直到翌年4月离开,几个月中可谓震动华夏学术界,北平的学者名流更是欢呼雀跃,不亦乐乎。另据梁宗岱回忆：“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热闹的宴会上，聚当时旧都名流学者于一堂，济济跄跄，为的欢迎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法国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参加者还有其他欧美人士，因此交谈语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担任义务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 ⑵的确，作为20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界一言九鼎的领袖人物伯希和的意见实在是深深地刺激了胡适的自尊心。 众所周知胡适一生有三大志愿：一是提倡新文学，二是提倡思想改革，三是提倡整理国故。而第三个志愿正是胡适的弱项，但也要感谢胡适，正是他的提倡使得国学研究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成为中国十分时髦的学问。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国学是胡适的弱项，为何他要大力提倡呢?其实中间有一段隐情。中山大学教授桑兵先生一语道破：“作为整理国故的倡导者，胡适治学的具体成就一直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鲁迅和郭沫若都曾间接地批评鼓吹者其实不配整理国故，不约而同地将真正国学研究的桂冠戴在王国维的头上，称赞其方法的地道和优秀。所批评的对象不一定包括胡适，但褒奖也没有胡适的份儿。王国维在世时胡适也许还服气，待到他坐上中国学术界领袖的位置，恐怕就不那么自在了。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⑶另外，胡适写的白话新诗也给严肃的学术界以口实。为此，胡适当然也欲在他的第三大志愿上有所作为。但殊不知被国际汉学界扮演学术警察的伯希和视而不见，而且根本不承认胡适是代表中国学术与世界潮流勾通的当然人选。这才有后来胡适下苦功夫于《水经注》公案一书，欲以在国学上打一翻身仗。结果用了近二十年时间于“《水经注》案”的研究却落得个“建树实在不足称道”(《水经注》专家陈桥驿语)。⑷桑兵也认为：意在争胜的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对《水经注》研究固然无所裨益，对于公案的审理也可以说是事倍功半。⑸写到这里，笔者不禁不胜唏嘘，伯希和的“宣判”竟在胡适这等人物的内心激起如此大的波涛，可见伯希和的国学水平或汉学水平真在这一帮北平的国学大师之上也。据有关历史学家认为，伯希和的学术视野，国学功夫及研究范围甚至超过王国维、陈垣，更不容说超过陈寅恪、傅斯年等人了。 二、伯希和其人 研究海外汉学的人都知道，巴黎曾是国际汉学的首都，直到20世纪后半叶这个“首都”才迁往美国。历史或许真的很奇妙，似乎真有某种天意，大汉学家在20世纪前半叶纷纷诞生于欧洲，尤其是法国。汉学在法国甚至成了本国学术的一部分。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曾说：“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他是欧洲汉学泰斗法国大汉学家沙畹的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三人为马伯乐、葛兰言、戴密微。伯希和主要是一位文献学家，对汉籍目录的校勘当属中外学者中的佼佼者。难怪当时有学者认为：“伯希和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也大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1939年他还被聘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伯希和真正成名是与他的敦煌学研究紧紧相连的。但一提到敦煌，就难免勾起我们的国学或汉学之痛。余秋雨在其真正成名之作，即那本风行神州的畅销书《文化苦旅》中，开篇便为我们展示了敦煌遭劫这一幕：“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⑹虽然伯希和到达敦煌比斯坦因晚了一年，带走的资料在数量上不如前者多，但在质量上却胜一筹。1909年9月，伯希和由河内再次来北京时，曾将随身带去的一些敦煌珍本秘籍，出示给罗振玉等中国学者观看，罗振玉看后内心的沉痛可想而知。也正因为伯希和于1905-1910年间所进行的中亚考察及收集的大量敦煌文献资料，使他回国后于1911年被任为法兰西学院中亚语文、历史和考古教授，并开设“中亚西亚历史、地理考古学”讲座，奠定了他的汉学地位。伯希和一直提倡治汉学应有三方面的预备：一是目录学与藏书，二是实物的收集，三是与中国学者的接近。而在这三方面，伯希和可谓都做到家了。难怪傅斯年也高呼中国学者应“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范围。”在此又可见傅斯年对汉学的焦虑也。 伯希和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著有六卷本的《敦煌图录》(1920-1926年)，他所收集的敦煌文献材料，已基本全数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基美博物馆。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材料，全部用伯希和的名字pelliot标号，缩写成P，中文简称“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韩百诗组织一批学者，把这些艺术品系统分类，编成《伯希和考察 队考古资料丛刊》，已出版了十几卷。所有这些均是汉学研究的珍贵文物与资料。 前面提到伯希和曾将随身携带的一些敦煌文献出示给罗振玉等人观赏， 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当场便得到罗振玉等人的认可。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结缘，敦煌这批国宝是重要媒介。1924年陈垣将北平图书馆藏敦煌经卷八千余轴，分辨类别，考订同异，编成目录，并将该书命名为《敦煌劫余录》，据说就是要取其历劫仅存之意。1930年该书付印前，陈垣自序中有如下一段：“(清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当时有些陈垣的朋友劝陈垣不要在序中点名，因为这两人来中国，在学术会上还要碰面，尤其是“劫余”二字太过“刺激”，是否改一名称。陈垣当即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概之思，怎能更改!”⑺就这样，该书于1931年顺利出版。笔者猜想伯希和读到该书书名中的“劫余”二字时心里恐怕还是有些古怪与不安的。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对陈垣的激赏。这一点足以说明他是一位慧眼独具的真学者，再说一件很少为人知道的事情，可见他在治汉学上的认真。现在大家都知道费正清这个名字，这位美国汉学家(或者称其为中国问题专家更合适)当时的古汉语水平很成问题，他是在不懂汉语的情况下着手研究中西关系的，但此人非常聪明，在选择留学时，有意选择汉学研究比较薄弱的牛津大学留学，而避开了巴黎、莱顿等欧洲汉学中心。如今在中国和日本、美国出版的有关费正清的传记与研究中，几乎都不想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经被当时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研究特约学术顾问伯希和否决了向该学社申请研究基金一事。⑻那是因为费正清的古典汉学基础没有达到让伯希和满意的程度。当然他更不敢拜伯希和为师，因为入学考试这一关他就过不了。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费正清成为20世纪下半叶国际汉学界执牛耳的人物，有关费正清暂此打住，这里只说伯希和以及中国学者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 三、陈垣的焦虑 伯希和所治之汉学(不仅仅是敦煌学，包括早于陈垣十年前与沙畹合写的《中国摩尼教考》及未完成稿《元朝秘史》等)如一座大山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不仅陈垣十分焦虑，可说当时的大师们都有些焦虑。前面说了胡适的意气之争其实是焦虑。下面在谈陈垣的焦虑前，先看看另外几位大学者的情景。首先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读书种子陈寅恪在留欧期间，由王国维介绍，专程登门拜访过伯希和。以至于后来陈垣欲与伯希和交往，还向陈寅恪索要通讯地址。陈寅恪拜访伯希和所谈内容或有何讨教，笔者不知也不敢乱猜。但至少陈寅恪后来的著述主要追寻欧洲东方学的治学之路，可见其受了伯希和的影响。而影响不免引起焦虑，因此才有陈寅恪在为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时声称：“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⑼1931年吴宓也去巴黎拜访过伯希和，开始并不投机，后来才免强说得过去。吴宓在日记中有所记述：“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习气。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改容为礼。”⑽从中可见，在吴宓未通报出处时，伯希和或许仅把他当作一般汉学爱好者或崇拜者对待。另：傅斯年这位十分民族主义者的学者(但他早年却激进得吓人，曾提出废汉字用拼音等)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也说道：“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语言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⑾从以上可见，焦虑，对汉学中心的焦虑呈漫延之势，而其中最为焦虑者当属陈垣。虽然此文开篇说了伯希和已对陈垣作了首肯，推之为唯一的中国首席学者，但陈垣这位近百年来横绝一世的史学钜子岂能随意对巴黎汉学界府首称臣，其内心冲突十分剧烈，同样深怀与国际汉学界，尤其是巴黎学派一争高下之心。当他目睹有关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学术为西洋同行超过之时，他的内心感到的只是奇耻大辱。他的焦虑常常使他坐卧不安。他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自20年代起，陈垣在许多场合表达过他对汉学中心不在北京的焦虑。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寺抱冰堂举行恳谈会，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⒀1928年，翁独健在燕京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听到陈垣感慨地说：“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⒁1929年陈述听陈垣在北师大讲课,其间也谈到:近世国外研究汉学主要指中国历史的中心在巴黎、在东京，我们要从法国、日本夺回来，中国史研究，我们不能落后于国外。⒂桑兵认为，陈垣这一番话，对后来者影响巨大。他的许多学生及再传弟子都响应其号召,在史学等各方面以求接近、赶上或超过法国。⒃ 二次大战时，法国汉学界遭到重创，马伯乐于1940年死于德国的集中营，葛兰言在德军入侵法国时一气身亡。伯希和虽然熬到战后，但也身患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长辞。1945年11月2日，同样身经忧患，心力交瘁的陈垣“阅报知伯希和先作古，更为之怅然。”⒄陈垣一生所追求的学术志向就是与巴黎学者(当然也包括日本学者)争夺汉学中心地位，理想便是“动国际而垂久远”⒅，而如今伯希和已死，陈垣也痛感廉颇老矣。即然如此，陈垣遂作伯牙断琴，从此搁笔。因为既然失去了伯希和这样强大的对手，他亦只有做独孤求败的汉学英雄。因为纵便他把栏干拍遍，也再无人会登临意了。 时光已过去50多年了，汉学的中心回到了中国吗?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铁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美国，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著作问世。遥想宇文所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卷华夏学界的“雄姿英发”(至今亦如此)，我不得不喟叹：现在不是考虑如何从巴黎或京都搬回汉学中心的问题，而是考虑何时从美国搬回我们心中渴望已久的汉学之一点，那怕是很少的一点。“这个问题似乎在今天还没有确定的答案”⒆。但我们至少可以鼓起饶芃子呼唤“陈垣学”的热情⒇，立即开始脚踏实地的汉学工作，或许某一天汉学中心会在不觉之中重返华夏大地。 注释： ⑴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⑵赵白生编：《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414页。 ⑶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⑷同⑶第235页。 ⑸同⑶第254页。 ⑹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⑺刘乃和：《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4页。 ⑻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00页。 ⑼《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转引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13页。 ⑽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1999年版， 第5册， 第196页。 ⑾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1998年版，第27页。 ⑿见《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版。 ⒀郑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⒁见《光明日报》1978年3月11日，或翁独健的另一文章《我为什么研究元史》(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⒂引自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第308页。 ⒃同⑶，第201页。 ⒄同⑴，第561页。 ⒅同⑴，第355页。 ⒆同⑻，见余英时为刘正所著的《海外汉学研究》一书所作的序文第2页。 ⒇参见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饶芃子的文章，尤其是文章的题目《学者在呼唤“陈垣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