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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古汉语语音系统重新构拟这一大工程外，高本汉还写了不少著作研究汉语理论和汉语史.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写了《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分析了中国语言与文字的不同特性，以及二者之间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1]。他解释古代文字的起源与变迁，足以打破“六书”的陈见.他在论述汉语的词形变化、白话文中的助语词变化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汉语语音进化的基本趋势是语音的单纯化。1926年，高本汉又出版了《中国语言学研究》一书，这是他在挪威人类文化比较研究会上的发言稿，主要阐述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质的看法[2]。中国语言文字是一种单音缀在孤注语，大多数的单音节词只有一个音缀，音缀在拼法上有许多限制，如词的起音和尾音，现在的任何一种方言都不含有复辅音的拼法，缀在末尾的辅音也只限于很少的几种。其次，他还提出了研究中国语言学的方法和途径，即对古汉语语音系统进行实验性分析和重新构拟。此外，他还讨论了中国语言改革的问题，介绍了胡适、钱玄同等“五四”矩子对汉语语言改革的激进态度，但认为他们仍然用旧文字写新文学不足效法。他感到文字的改革只有完全采取纯粹的音标系统才可能取得成功，而旧文字写的书则让专门的学者研究。在语言改革的过渡时期，采取汉字注音的方法解决书写与阅读的间题。1923年出版的《汉字和日汉分析字典》，除了对汉字的发展规律作理论分析、介绍了汉字的书法形式从甲骨文、金文、楷书到行书、草书的演化过程以外，还收录了所有在先秦著作中能见到的汉字，并且选择古籍中的有关引文作为各个汉字的例句。 高本汉对语法的研究，不如对语音研究所下的功夫深，但他对古汉语复杂的语法现象认识颇深，经常发表独到的见解.在《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一文里，指出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不同之处是汉语为单音节的语言，没有词根变化;与西方语言相近之处则是汉语实际上又是可以变化的，如语格的变化和动词的变化，上古汉语中还存在着语尾变化[3]。他归纳出了这种词尾变化规律，并且特别分析了代词在《论语》、《左传》等古籍中的作用及其变化现象.例如，在《论语》中，“吾”字用作主语占绝对优势，“我”字用为主语仅占1400.而在《左传》中“我”字作主语则增加到38.500，用作宾语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五十年代，高本汉又先后写了《汉语语法漫谈》，《汉语语法再谈》等著作，分别研究了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语法特征.。他指出，在许多古代典籍中已经出现了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语法现象，《论衡》一书就可以证明其作者王充(27-100)是第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先锋。高本汉选择五部古典小说《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传》和《镜花缘》为例，比较了其语法特点与古汉语语法特点的差异. 除了对古汉语音韵、语法作深入研究以外，高本汉还将其丰富的古汉语知识用于古书考证与辨伪领域，并在这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中国的考据学兴起于唐，经宋、明两朝的发展，到清代成为专门的学问。其治学方法甚严。所得结论大体不错，但牵涉到今、古之争，牵涉到“卫道”之说，问题就变得复杂。汉成帝时，经学家刘向指出，今文经有脱简错讹的现象.因为没有涉及实质性问题，尚未引起争执。西汉末年，刘向之子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刘歆并且指出，今文经残缺不全，多谬误，而古文经却准确可信。“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4]汉哀帝曾命刘欲与五经博士讲论经义，争论异常激烈.此后，《左传》的真伪问题成了为今、古两派必争的要津，刘歆则受到今文经派学者的严厉指责。关于《左传》真伪的讨论，虽然经过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辩论，仍是未定之说。于是高本汉写了著名的《左传真伪考》，专门探讨这个问题[5]。他从语法分析入手，将《左传》中所有的语法助词全部列出来，与同时代的其他古籍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由此而作出结论:《左传》是用春秋时代的一种方言写成的，与鲁国一些著作的风格完全不同。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