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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论中用”，有时被形象地称作“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的碰撞”(因此本文简称“中西碰撞”)。不过，只说到这一步，仍有简单之嫌，因为两者碰撞的实际情况要比通常想象的复杂得多，实在有进一步分辨的必要。下面是中西碰撞的几种典型的方式： 西方学者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一般要用西方文学作为质料，但知识渊博的学者也部分地利用中国文学。美国学者苏珊·朗格根据符号学原理，指出诗中所写无非是以符号代感情的非实在世界。为阐明这一点，她竟然引用了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曹》一诗，与英国布莱克和T·S·艾略特等诗人的作品一起作为例证。她如此建立起来的理论，当然不是为了用来研究中国文学；而且迄今为止，汉学家专门袭用朗格的符号学理论者也极为罕见。这是一种情况。 费诺罗萨(E.F.Fenollosa)完全根据汉字而营建新的诗学，则是另一种情况。费氏是美国诗人、文艺理论家，他建立“汉字诗学”的初衷，在于“更新艺术的个性和个性的艺术”。他欲图寻找一种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或者说是一种“视觉诗”，使所有读者都能自由体验艺术家的匠心。他认为，西方的分析性思维不符合艺术的本质，艺术所需要的应该是综合性思维，而且综合性思维不需要如拼音文字这样的抽象语言；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却包含着一个栩栩如生、直接可见的意象世界，天然地充盈着盎然的诗意。于是他写了一篇题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论稿。费氏理论本来是革新西论的产物，后来有少数学者也确实曾经用之于西方文学研究，但另有一些诗人兼学者却对它引申、发挥，并在中诗英译和研究领域派上了用场。这是费氏所始料不及的。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通盘考虑中西两种文学，而为两者的研究建立普遍适用的理论——共同诗学。例如，刘若愚根据中国严羽、王夫之、王士、王国维和西方马拉美、艾略特的见解，提出了“诗歌乃语言和境界之双重探索”的说法。 这种尝试目前比较罕见，但具有美好的前景。上述发生在西论形成过程中的例子，显示了中西碰撞的无穷活力。 西论诞生之后，还往往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内容，这时中国文学可充作它强化根基、继续发展的“补益之物”，即使是已得长足发展的理论，为了获得更普遍的适用性，也需要不断加以修订，中国文学自然又可充作它的“矫正之物”了。且看王靖献处理帕里—劳德理论的一例。他移用时，结合《诗经》创作的实际情况，采用了“过渡时期”(从口述到书面)这一概念。从而修正了原来的西方理论： 在这一点上，我已经明显偏离了帕里和劳德的设想，《咏唱故事的人》一书对后者排斥过渡时期概念的“坚定信念”，表述得十分清楚。我却与大多数古英语研究者为伍，来证实这样一个时期确实存在的前提条件。 王氏采用“过渡时期”概念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三百篇，却与西方修正原有理论、使之不断完善的努力志同道合。这再次显示出了中西碰撞的活力。 西方理论一般是从自己的文学创作或其他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用之于性质迥异的中国文学的研究时，往往会出现绠短汲深的矛盾。为此，西方汉学家还常常兼用中国传统的理论或方法，以适应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程纪贤的《关于中国诗歌语言及其与中国宇宙论之关系的几点看法》一文，即是兼用型的一个范例。论者指出，如果把整个中国诗歌当作一种语言，并借用西方符号学的设想(文学语言的形式因素具有某种意义)，即可发现隐含其中的规律。与此同时，他还认为中诗结构的理论基础乃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从而建议辨认中诗语言和中国宇宙论之间的共同因素。而他所选取的宇宙论却是“虚实”、“阴阳”和“天地人”三组概念，即以“虚实”透视中诗的语汇层次，以“阴阳”透视句法层次，以“天地人”透视象征层次。通过中西结合，他完成了关于中国诗歌的符号学研究。再如浦安迪(AndrewH.Plaks)针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原型批评时，所用理论是西方的，所得模式——“二元补衬”和“多项周旋”——则是中国的“阴阳五行”观，只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这说明在西方理论力所不及之处，可用中国理论补其短缺。 把西方理论原封不动地搬过来，整个地或部分地加以套用的尝试，也占有一定比重，这代表着西方汉学界的另一种趣尚。 …… 阅读全文请下载附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