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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界的宋诗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12-11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 佚名 参加讨论

    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学者笕文生《梅尧臣》、清水茂《王安石》、小川环树《苏轼》、荒井健《黄庭坚》、一海知义《陆游》、铃木虎雄《陆放翁诗解》、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前野直彬《宋诗鉴赏辞典》等论著相继发表,宋诗研究成一时之盛,成果令人瞩目。日本学者的研究既重视原典批评,以绵密的材料考证和文本细读见长,又充分关注文学与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哲学思潮及文人心态等的关联。他们对宋代文化与宋诗的关系、宋诗特点和各阶段的发展擅变、宋诗作家和体派的创作特点及评价,以及唐宋诗对比等,都有深入的研讨。其中吉川的《宋诗概说》、前野的《宋诗鉴赏辞典》更是系统研究的力作,在国际汉学界有较大影响,本文的论述以此为中心,兼及其他学者的相关阐述。
    一、关于宋诗分期、特点、地位与影响的研究
    宋诗的发展有300多年历史,国内对宋诗分期的看法大体有三:一是参照陈衍《宋诗精华录》中仿唐诗初盛中晚四期分法,将宋诗分为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1〕二是参酌方回《桐江续集》卷32《送罗寿可诗序》中分法,分宋诗发展为六个阶段:宋初学晚唐的三体;欧、苏、梅等学李、杜和韩愈诗;王、苏、黄、陈各具特色,开宗立派;南渡初陈与义为诗坛代表;乾、淳以降尤、范、杨、陆最为杰出;嘉定后为永嘉四灵和江湖派。[2]三是按流派分为七个阶段:西昆体;革新派与苏、梅、欧、王;苏轼与苏门六君子;江西诗派;江西派的新发展与陈、杨、范、陆;永嘉四灵和江湖派;爱国诗派。[3]上述分期或突显时段的整体性,或强调“体”和派的流变,各有依据。吉川幸次郎的宋诗分期自成一说,其《宋诗概说》“序章”为宋诗综论,一至六章分六阶段论述:北宋初过渡期;北宋中期;北宋后期;北宋南宋过渡期;南宋中期;南宋末期。吉川的分期独具眼光,首先,他认为宋朝开国并不意味着新诗风的开启,宋初近六十年只是宋诗过渡期,真正的“宋诗”尚未形成。“北宋南宋过渡期”的提法,体现了他对过渡阶段诗风嬗变的关注。其次,不仅重视诗歌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而且表述明确,体现了阶段与整体、文学演进与社会演变的关系。
    宋人学唐而能自成面目,关于宋诗特点,日本学者作了以下归纳:
    第一,叙述和理性。如果说唐诗多以强烈激情感受生活,重视情感的直接抒发,显得浑厚博大而激情四溢;那么宋诗多以冷静的态度体察生活,显得沉着而理性。首先,宋代诗人重教养,多内省,理性看待社会和人生,惯于对生活作缜密观察。前野直彬指出:“理性又常为教养所引导。宋诗以理性为主体,教养主义意味甚浓。诗,乃作者人格之再现,这一观念自古有之,但直至宋代才成为明确的社会性观念支配着诗人们。诗因此而重于说理。”[4](P.98)从而,关切日常生活、好谈义理、善于叙述成为宋诗特点。其次,“以文为诗”是宋人创作风尚。吉川认为:“首先有叙事性相当强的诗歌,那是炫耀理性的诗歌。从以往的文学来看,散文叙事的内容和题材,宋人往往要以诗歌来歌唱,这就是过去中国批评家所谓的‘以文为诗’。”[5](p.189)0本来文以叙事、诗以抒情是两者表现功能的区分,宋人融通了两者分野,凡宜于散文叙述的题材,也可用诗歌表现。国内论“以文为诗”多关注将散文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中,以致宋诗的结构、描写和语言呈散文化倾向。吉川认为它还表现为题材的开拓,即关注日常生活,关切生活细节,在叙述中参人理性思考。他指出:“宋诗题材的积极动机是以任何一个人都能接触到的日常事物作为诗歌的题材。贴近生活的宋诗趣味就产生于此,还产生了以往的诗中没有的新意。”[5](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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