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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社会科学始于19世纪下半叶。当代学者钱存训曾统计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翻泽西方出版物共567种，其中自然科学类占40%，社会科学类占8%。[1]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击败大清帝国，梁启超(任公，1873 -1929)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甲午战争后，中国起而师法日本，[3]大量学生赴日留学①，并大量翻译日本之社会科学书籍。在1896年至1937年的42年之间，中国所译日本社会科学著作数目至为可观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多半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学术或汉学研究之间，有其矛盾之关系。哲学家熊十力(子贞，1885-1968)认为西方社会学说部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他说:“今之治史者，或为无聊考据，或喜作肤浅理论，或袭取外人社会学说，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类，以叙述吾之历史，乃至援据所谓唯物史观。如此等者，皆不曾用心了解自家得失，根木缺乏独立研究与实事求是之精神”。[4]相反地，思想史家侯外庐官称他“主张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从一般的意义上言，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从引伸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延长[5]。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确实是力图以中国历史经验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亚洲版本之脚注。这些针锋相对的意见隐约间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存在有某种紧张性，不是中国屈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就是完全将中国经验视为社会科学普遍理论的例外。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关系，本文所谓“社会科学理论”指近数十年来欧美社会科学界所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或学说;所谓“汉学研究”，指关于一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研究而言。但是在进入本题之前，我们先从已故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1931 -2001)的意见说起。张光直在1994年出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之前，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从古到今政治文化一直占着挂帅的地位，而孔夫子和他的信徒都是鼓懂得人际关系的专家。中国人何个人都有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本钱。研究的资料，则有一部二十四史，自五十年代便为玛丽·瑞德教授向一般社会科学者介绍为全世界鼓丰富的一座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行为的规律的宝库。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上，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作一般性贡献的潜力完全不能发挥？[6]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