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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成为中国人文学术一个新的增长点。汉学这个名词逐渐活跃起来。它从一个比较普通的边缘术语提昇为得到广泛关注的一种话语。不少大学成立了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不少以汉学命名的不定期专刊，还召开了一些以汉学命名的会议。①因而对於汉学是什麽以及如何看待汉学史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近年来，要求写作汉学史的呼声逐渐增高。个别学者甚至将这件事提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例如，刘正在其《东西方汉学思想史·序》中认为，没有产生一部中国人写的《汉学通史》，“对於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研究的现代中国学者来说，这至少是一种有点让我们感到难堪的学术耻辱。”②这一评论虽然有点过分，但反映了部分学者渴望中国人自己写作汉学史的强烈愿望。 汉学史大概有两种写法。其一是描述和积累汉学史的历史资料。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有许多可以描述的故事和业绩，目前见到的汉学史大多是这种写法。其二是将汉学研究置於所在国及其特定时代之中，联係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时代思潮诸外部因素来考察汉学。李学勤曾经呼唤过第二种写法。“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尤其要注意，汉学家的思想观点常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存在密切的联係。”③很显然，这是一种分析型的汉学史。当然，分析型的汉学史还可以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为内部型的和外部型的。这两者有时也不那麽容易区分，但大体上讲来，外部型更注意社会思潮对汉学学科的影响以及汉学学科对社会思潮的反映，内部型更注意汉学的技术成分的内在组合机制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参与生产製造新学术与新思潮的积极功能。在汉学家使用的诸多种技术之中，文献学大概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韩大伟在《顶礼膜拜：汉学先驱和古典汉语文献学的发展》的“导言和致谢”中也认为，对汉学界来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部像费佛（Ｒｕｄｏｌｆ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古典文献学史》那种类型的分析性的历史。”④为汉学史的写作提供了一部可资借鉴的典范。 到目前为止，以中文形式发表的汉学史只有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１９４９年１月由北平文化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是中国学者学习汉学史简明扼要的入门书，但是， 今天再看莫东寅的这部著作，会感到它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第一，它成书较早，近几十年来国外汉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因而仅就事实而论，已不能适应今日的要求。第二，对中国学者来说，这本书有一个先天不足之处。从总体上看，这部书基本上没有超出当时日本学者的工作。⑤在莫东寅出版此书以前，日本学者石田之助写过一部论文集《欧美对中国的研究》，包括论文十五篇。《汉学发达史》不少篇幅直接引用自石田之助的一篇论文《欧美对中国的研究》（该论文标题与书名相同）只是稍加修改而成。第三本书的写法全然是描述性的，基本上没有分析，它既缺乏历史分析，也缺乏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分析。在以往的评论中，第三点最容易被忽略。这恰恰表明目前汉学史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严肃历史学科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无论汉学的存在已经有了多麽长的时间，也无论汉学经历了多少变化，汉学还没有对於自身的变化产生自觉的意识。汉学史如果只是事件和人物的流水帐，这正是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表现。汉学如果要健康成长，这种自我批判和反省的历史意识大概是必不可少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