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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在诗歌中四季咏唱的传统可以说是代代相传。早在《诗经》中，就有《周南·芣苢》、《十亩之间》、《唐风·采苓》等诗作，都是描写先民在不同季节中的劳动生活。尤其是《七月》诗，详细记载了西周时代的农民一年四季劳作与日常生活的情况,开创了中国诗歌按照季节顺序纪事抒情的写法。汉魏乐府及南北朝的吴声歌曲中，已经有不少按照四季顺序来咏唱的篇章，比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四记载的《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其中包括《春歌二十首》、《夏歌二十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还有梁武帝的《子夜四时歌七首》，王金珠的《子夜四时歌八首》等。［1］到了唐代，李白和陆龟蒙等诗人都写过《子夜四时歌》。宋代的蒲积中又广泛收罗历代岁时吟咏诗篇，成《岁时杂咏》四十六卷，选录从元旦到除夕的吟咏诗作2749首（见《四库全书》本），中国诗歌咏唱岁时风俗，至此蔚成大观。 中国诗歌中四季咏唱的传统对日本汉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是通过日本汉诗人的主动选择而形成的。比如中国晋朝的陶渊明、唐朝的白居易、宋朝的苏轼，都是在诗作中描写四季景观较多的诗人。而恰恰就是他们的诗作，被历代日本汉诗人吸收模仿得最多。 日本岛国的四季分明，季节感强，四季天象气温及自然景观的变化明显，差异很大。这种自然生存环境，经过数千年的人文精神的积淀，造成了日本人普遍对四季温差及景观变化相当敏感和细腻的心理。日本汉诗作为大和民族诗歌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其对四季节候中花鸟风月（汉语中习惯说“风花雪月”）的特别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早在奈良朝，《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中就这样写道：“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後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萝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糓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费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哉。宜赋园梅，聊成短咏。”［2］可以看出当时贵族社会中已经很重视结合季节时令的赋歌吟唱活动。吟唱日本和歌如此，吟诵日本汉诗也一样，奈良朝诗集《怀风藻》中所收117首汉诗中，吟诵四季花鸟风月的不在少数。平安朝时代的“敕撰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和《和汉朗咏集》的汉诗中，对节序景观的描写内容大增。《和汉朗咏集》卷上的目录就直接按照春夏秋冬四季顺序来排列，其中对春秋两季的题咏对象尤为丰富，这是根据日本季节气候及自然景观的特色而形成的。进入江户时代（在时间上说相当于中国的明中叶至清末）之后，日本汉诗中对季节的咏颂就更是蔚然成风，佳作如林，充分表现出了日本汉诗的独特个性。本文通过分析日本汉诗中吟诵春赏春的代表性诗作，展现日本汉诗特有的景观风貌及抒情特色，进而揭示日本诗人之心及中日诗歌交流的独特奥秘。 春天是一年中四季的起点，是江山变绿、万物复苏、生命重新辉煌的开始，因而在诗歌中往往成为人生新希望的象征，古今中外的诗人几乎都把最美好的赞歌献给春天。日本汉诗中对春天的颂歌尤为丰富多彩，尤其是到了江户时代，每年春天随着樱花锋线逐渐由南向北的迁移，日本各地的汉诗人们就会聚会于花前月下，拉开吟唱春季花鸟风月的序幕。 一、春花灿烂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早在江户时期，汉诗中吟咏樱花的佳作就很多，如江源高朗有《樱》诗云：“托得芳根东海边，琼英开遍养花天。轻云罩日暄尤好，飞雪翻风霁更妍。万朵婵娟含露重，一林烂漫映霞鲜。倘教此树在西土，当入赵昌图里传。”［3］中间四句对樱花盛开时的姿态神韵描述得极为出色，诗人对日本独有山樱的自豪感油然而出。像这样的自豪感在江户后期的汉诗中更是常见，抒情的氛围也更为浓郁，比如著名诗人广濑旭庄（1807－1863）在《樱花》诗中写道“李杜韩苏谁识面，梨桃梅杏总虚名”，认为能够欣赏到樱花之美是日本人的幸运，像李白、杜甫、韩愈和苏轼这样伟大的中国诗人都无缘结识樱花，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可惜了。 检阅日本历代的汉诗，可以发现在江户时代之前，诗人对观赏樱花的热情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的高涨。樱花尽管很美，吟咏的诗作也不少，但是它在很长的时间内还是被看作一种普通的花。平安朝出现的《凌云集》，作为汉诗“敕撰三集”的第一集，收集了从桓武天皇的延历元年（782）到嵯峨天皇的弘仁五年（814）33年间的91首汉诗，其中有文武天皇写的两首咏花诗，一首咏桃花，一首咏樱花，明显看得出来天皇对桃花的好感与赞美要强烈得多。在古代日本更长久的年代里，描写欣赏梅花的汉诗明显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占有优势。良岑安世、菅原清公等人于天长四年（827）编定的《经国集》中，就记载了文武天皇所写的三首咏梅花诗《咏庭前梅花》、《落梅花》、《咏庭花》。如果说天皇眼中的梅花主要还是显示出了雍容华贵的特点，那么后来在文人笔下出现的梅花形象就往往寄托着高洁的人格含义。比如广濑旭庄的《梅花》诗云：“悄悄独醒临碧津，花中渠是屈灵均。静边乘夜飞幽魄，梦后闻香失美人。何逊扬州二分月，林逋湖上一枝春。此心如水休相妒，东帝枉教风雨频。”咏唱早春水边的梅花，经历风雨，悄然独醒，展枝吐蕊，散发幽香。诗中多处使用了中国诗歌中有关梅花的典故，也继承了中国诗歌中往往以梅花来寄托高洁人格精神的悠久传统。这样的写法，在中国和日本汉诗中都被认为是咏梅诗的正格。 被称为平安朝诗坛冠冕的菅原道真（845—903），据说在11岁时就写出了《月夜见梅花》的佳作，令他的业师岛田忠臣惊叹不已。在菅原道真的文集《菅家文草》十二卷、《菅家后草》一卷中，汉诗佳作如林，诗心极为细密。其《送春》诗云：“送春不用动舟车，唯别残莺与落花。若使韶光知我意，今宵旅宿在诗家。”又如《落花》诗:“花心不得似人心，一落应难可再寻。珍重此春分散去，明年相遇旧园林。”都是想象奇特，别有新意的佳作。在河世宁汇编的《日本诗纪外集》中记载了《菅家万叶集》，共收吟咏四季的汉诗119首，其中春、夏、冬歌各21首，秋歌36首，恋歌20首，形成了表达不同季节体验的汉诗心灵景观。其中的春歌如此描绘日本大地春暖花开时的绚丽景象，极为生动，如云：“绿色浅深野外盈，云霞片片锦帷成。残岚轻簸千匀散，自此樱花伤客情。”（其三）“霞彩斑斑五色鲜，山桃灼灼自然燃。莺声缓急惊人听，应是年光趁易迁。”（其十六）“红樱本自作莺栖，高翥华间终日啼。独向风前伤几许，芬芳零处径应迷。”（其十七）［4］日本是一个多山林的国度，同时又气候形态丰富，四季分明。读着这样的汉诗篇章，眼前就会浮现出春天来临时日本山川景色的丰富多彩：各种鲜花的争相盛开，层层叠叠地盖满了高低起伏的山岭谿谷之间。日本的诗人们似乎特别钟情于春季的游山赏花活动，他们一代接着一代，在春天的百花盛开中感受着生命的灿烂，又在春花的依次凋零过程中感悟着生命无常的莫名悲哀，从而不断谱写出春季赏花的诗篇，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与细腻感受，对生命的珍惜，表现出了大和民族坚韧的生命意志力。日本汉诗就是这样不断构架起诗人的细腻心灵与自然界景物之间的沟通桥梁。从这样的角度看，这组诗篇可以看作既是日本诗人春游赏花的风俗画，又是展现大和民族性情心灵的一扇窗口。 二、赏春心态 春花春月的优美，在日本汉诗人的心中最容易引发出对人世间优美易逝的感慨。江户汉诗人湖元泰写过一首歌行体《看花有感》，其中写道：“花开花落知几日，一夜东风吹作空。玉环飞燕俱尘土，到此艳媸亦相同。”（诗见江村北海（1713—1788）《日本诗选》卷二）从春花飘零中领悟到人生命的殊途同归，人的美丑、贫富、古今的差异在春花秋月的无穷轮替中显得是那么的渺小，这是古今中外的诗人都会有的强烈感受。然而日本汉诗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看到了生命的短暂无常之后，便常常会产生尽情体验和痛快放弃的强烈冲动，就像在这首诗中所表露出来的对急流勇退的坚执意念，这种类型的情绪冲动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较少见到。 大正三年（1914），汉学家简野道明选编的《和汉名诗类选评释》在东京的明治书院出版，这本汉诗选按照诗歌表现的内容分成22类编排，包括了中日诗人的名篇，其中“节序类”选录的诗篇颇能看出日本汉诗人心细如毫发的特点。日本春天的景色是美丽而丰富的，其中有百花的盛开，有鸣禽的欢唱，有青山的吐翠，有绿水的奔流。大自然的优美景观反映在汉诗中，一切都显示出了一种和谐自然的风光之美。江户时期诗僧慈周（1737-1801）擅写眼前实景，独有意趣。如写在京都的《堰川上即事》：“清流奇石绿萦弯，队队香鱼往复还。忽有樵舟穿峡下，轻篙蹙破水中山。”又有《村》云：“箬笠清江口，梅花细雨天。桔槔依岸树，网罟漉汀烟。山瘦排云出，村寒与竹连。涨痕看上路，时欲蹴渔船。”诗人观察自然的眼光极为细腻，而笔下山水村舍自然风光的表现也生动如绘。“轻篙蹙破水中山”、“山瘦排云出”两句历来广受称赞，被认为是慈周写景的神来之笔。其实“蹙破”就是“插进”、“穿透”的意思，至今中国吴地方言区仍旧这么说，但是慈周把这个方言词用在日本汉诗中，确实是一个创举。慈周写春日的佳作极多，其写景诗多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场面，不尚用典，追求实际场面的真实生动与情调的朴实淡雅。细细品赏他描写自然风光的诗作，可以感觉得到诗人对大自然和谐状态的向往与欣赏态度。无论是春日的早晨，或是春日的傍晚；无论是在村舍，还是在田野；无论是在溪流畔，还是在山丘边，诗人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在平凡细微的自然景物中，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发掘出某种看似寻常实则大有深意的诗情寓意。因而他的诗，擅长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出寻常生活中的诗情画意，讲究诗歌画面的生动与通俗。从这个角度看，慈周确实是继承了南宋江湖派诗歌的美妙境趣，特别是模仿了陆游的笔法。 对季节变化极为敏感的日本汉诗人，在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惜春”情感也是细腻丰富的，尤其是表现为对时间流逝的无奈悲叹。新井白石（1657—1725）有两首诗可作为范例：其《偶作》云：“绿绮之琴绿水歌，能听此曲几人多。天风吹发如飞雪，白日西流奈老何！”《千里飞梅》诗又云：“洛阳一别指天涯，东望浮云不见家。合浦飞来千里叶，阆风归去五更花。关山月满途难越，驿使春来信尚赊。应恨和羹调鼎手，空捋标实惜年华。”这两首诗都作于诗人的年轻时代，在这种惜春的情感抒发中，包含着青春少年的豪放与自许，又包含着壮志未酬、空白了少年头的悲慨。 像新井白石这样叹息时间流逝的诗作在日本汉诗中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室直清（1658—1734）的《杨花》诗云：“忽起南邻复北邻，飘杨上下逐风频。洛阳城里飞如雪，不送行人空送春。”杨花飞舞，本来是很有诗意的春日景象，京城里到处飘浮着细絮般的杨花，上下飘扬，也足以勾引出诗人的满怀诗情，但是杨柳又意味着分离惜别，所以看到满天的杨花柳絮，又最容易引起离愁。室直清这里说“空送春”，显然不是指与具体哪个人的分离惜别，而是在春日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与烦恼。再看荻生徂徕（1666－1728）的《春日怀次公》诗云：“暗淡中原一病夫，登楼落日满平芜。沧溟春涌涛声大，菡蓞晴摇雪色孤。五斗时能愈我渴，千秋未必须人扶。只缘寂寞悲同调，苦忆周南县孝儒。”这首诗场景阔大，境界深远，首联和颔联把个人的离愁别绪与春日景观的暗淡遥远融为一体，颈联又把即时的忧思与远古的悲情串联起来，尾联点题，说出思念好友的缘由是因为“只缘寂寞悲同调”。从整体格局看，这首登楼诗与杜甫的名作《登高》颇有几分相似，写得气势纵横又收缩自如，称得上是一篇力作。“中原一病夫”、“落日满平芜”都是明代以后中国诗歌中的常见用语，荻生徂徕推崇唐诗，往往借鉴明代七子的诗歌笔法，所以诗中多出现这些习语也就不足为奇。“沧溟”、“菡蓞”在中国诗歌中分别指水域和山脉，这里具体是指日本海湾中的春潮以及富士山上积雪，化用汉诗词语也颇为得体。末句“周南县孝儒”是指其好友山县周南，即诗题中所说的“次公”。山县周南名孝儒，诗人以此押尾韵结句，突出对其好友的怀念之情。 与中国诗人一样，日本汉诗人对春天的感受中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尤其是到了江户时代，众多的日本汉诗人运用各种写作手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复杂情感，细腻地表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种创作的高涨不仅把日本汉诗艺术推向了高峰，而且在汉诗创作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表现出了日本汉诗的民族文化特色。从东亚汉诗文化圈的角度看，把继承中国诗歌的传统与体现本民族文化特色相结合，又往往是汉诗作品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比如日本汉诗人往往很注重人格精神方面的意义表白，尤其是对汉学深有研究的学者，如伊藤仁斋（1627—1705）、伊藤东涯（1670—1736）父子的汉诗中就颇多这样的佳作。仁斋有《即事》诗写道：“青山簇簇对柴门，蓝水溶溶远发源。数尽归鸦人独立，一川风月自黄昏。”青色的山峰簇拥成团，显示出优美的形状，而青山簇拥之中的柴门，就更加显示出简朴和高雅。首句从韦庄《登汉高庙闲眺》诗“天外晚峰青簇簇，槛前春树碧团团”、杜甫《南邻》诗“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两联的句意中化出。第二句中的“蓝水”，指水深流量大的河川，呈现出蓝色。水深流量大，又显示出河川的源远流长。首句写山，这句写水，都有借写山水映衬诗人高洁人格的寓意。“蓝水”原指中国陕西省境内的灞水，杜甫《九月蓝田崔氏庄》诗中曾写道：“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仁斋写这两句诗时很可能就借鉴了杜诗的意境。第三句中“数尽归鸦”与首句中“青山簇簇”前后呼应，其重点在于“人独立”。以晚归的一群乌鸦来衬托单个的人，乌鸦是动态的、群体的，而观赏归鸦风景的人却是静态的和孤独的，这动静的对比相衬，就突出了当时场景的静悠与诗人内心的淡远闲静。第四句浑然一笔，画出了富有意境的场景，其中“一川风月”的写法，与陆游《秋日郊居》中“万里秋风菰菜老，一川明月稻花香”的写法有些接近。不过陆游那首诗中流露出来的情绪较为乐观明朗，而仁斋此诗侧重表现他的傲然独立的处世态度。自然山水处处表现出了真实天然的美，诗人的内心感受也呼应着自然山水的悠然神韵，而对黄昏的降临似乎无动于衷。仁斋的这首短诗，虽然只写了黄昏水边一景，但其蕴含着的人格力量却是很明显的，这与他作为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的身份也是吻合的。其子伊藤东涯在汉学研究方面继承了父亲的学术传统，在汉诗创作风格方面同样与父亲一脉相承。他有《早春漫书》诗写道：“岁晚吾非奔走人，春回不是拜趋身。图书三百六十日，唤作清时一逸民。”又有《秋郊闲望》诗云：“一村桑柘暗，千亩稻粱肥。蓝水流红日，白云住翠微。世途荣愿薄，今古赏音稀。尚愧机心在，山禽惊却飞。”无论是留连自然山水，还是感叹季节的轮换，诗人的内心始终保持着一份对自己进行汉学研究的自信，也显示出当时日本汉学家人格的清高。尽管汉学研究在江户早期已经受到了将军政府的重视，但是对不同的汉学家而言，由于采取了不同的处世原则以及政治立场，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会有着很大的差异。伊藤仁斋、东涯父子基本上是纯粹的学者，他们一心一意传授汉学，与当时权贵交往不多，更不屑于奔走巴结豪门，这样做当然就要甘守清贫，所以东涯诗中就有“世途荣愿薄，今古赏音稀”的感叹。然而他内心最关注的并不是物质生活的富庶，而是研究汉学，有了“图书三百六十日”就心满意足了。在这样的书斋授徒的寻常日子里，诗人感到幸运和满足，因为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蓝水流红日，白云住翠微”，更可以庆幸自己“岁晚吾非奔走人，春回不是拜趋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不满足于留连风景，而是进一步从平静的学者生活中感悟到宁静的心灵，还在不断努力消除“机心”，把自己完全融入到随缘自在的天然状态之中，也就是进入到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 日本汉诗的咏春篇什中还有着许多面对现实生活中生命短暂、春光易逝而产生的强烈的内心震撼。早在五山文学时代，诗人义堂周信（1325—1389）面对着烂漫的春花，就曾发出过强烈的人生感慨：“纷纷世事乱如麻，旧恨新愁只自嗟。春梦醒来人不见，暮檐雨洒紫荆花。”（《对花怀旧》）诗中所说乱如麻的“世事”，是指足利义满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当时南北各部将互相角力，政治纷争与军事争斗此起彼伏，虽说日本是逐步走向统一，但在统一的过程中充满着血腥拼杀，社会纷乱如麻，百姓生灵涂炭。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中，春天的到来并没有给诗人带来多大的欢乐，而是更多的忧愁与烦恼。“旧恨新愁”是指新老朋友在乱世争斗中的不断消逝，给诗人的内心所带来的强烈情感冲击。如今人世间的春花依旧年年盛开，可是好朋友们却大都已经葬身于黄泉之下。一种人生的孤独感以及命运的无常感深深地笼罩着诗人的心灵，即使在春花烂漫的环境中，他都无法摆脱这种刻骨铭心的忧愁。“春梦醒来人不见”，对于多情的诗人来说这是何等的悲哀，又是何等的无奈！在义堂周信的《空华集》中，写春梦的诗作颇多，如《梦梅》诗写道：“梦入罗浮小洞天，幽人引步月婵娟。晓来一觉知何处，雪后梅花浅水边。”罗浮山小洞天，位于今广东境内，地势险峻，风光秀丽，从古到今都是道教名胜之地，古今诗词作品中多有吟咏。诗人写梦入罗浮山，月光下有幽人引路，欣赏无尽的风光。可是一觉醒来，发现还是黄粱一梦，神奇的仙境转眼消失，真是不知道自己是醒是梦，身置何处。诗人对时间易逝、生命短暂的感悟，都在这种对梦境的进出体验过程中表现了出来。诗的结句耐人寻味，罗浮山的梅花固然有名，但是“雪后”及“浅水”却不是岭南罗浮山赏梅应有的场景，而应该是在日本的山川景色中赏梅的典型场景。诗人在这里的场景“嫁接”，初看似乎毫不经意，实际上是把中国汉诗中原有的场面景观，悄然改换成具有日本自然山川地理特色的面貌，而日本汉诗人的独特文化感受，就在这样一种具有日本风味的自然景观中得到了展开。“雪后梅花浅水边”，就如同俳句中的一句景观造型，是一幅深得日本人喜爱的画面，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诗情画意。 三、春日悲情 江户诗人梁川星岩（1789—1858）的《墨水游春词》中写道：“游裙冶屐好容姿，扑蝶弄花纷笑嬉。一等风光不堪画，白须人赛白须祠。”白须祠是指位于江户城外墨水河畔寺岛村内的神社，白发老人与衣着艳丽的少男少女同处在春天的场景中，这在人生年龄与服饰色彩等方面都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诗人刻意描绘出这幅画面是大有深意的，因为今日的白鬓老者曾是昔日的青春少年，而今日的少男少女也将成为明日的白鬓老者。这种对青春短暂与生命无常的敏感细腻的内心感受，是浸透在日本文化精神中的深层次内涵，在日本诗歌中经常以各种形式出现。这也是日本历朝汉诗人在风花雪月的场景中，心灵经常会被某种莫名悲情深深震憾的内在原因。梁川星岩在游历墨田川时触景生情，不由也发出了一声这种深藏于日本人内心的感叹。 类似的诗意表达在日本汉诗中比比皆是，比如林长孺（鹤梁）的一首《泛墨水》诗写道：“鹭所鸥边撑小舟，蓬窗细酌忆曾游。当时绿鬓今成雪，不到墨江三十秋。”还有大槻清崇的《潮来》诗：“烟水茫茫去路遥，暮寒彻骨酒全消。瞢腾一枕蓬窗梦，过尽潮来十二桥。”更有柏昶如亭写的《木母寺》：“隔柳香罗杂沓过，醒人来哭醉人歌。黄昏一片蘼芜雨，偏伤王孙墓上多。”这些诗作尽管写作的时间和背景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浸透着一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以及对人生苦短的悲哀。这种泛化的悲思，如轻烟一般笼罩着人生过程中的一切境界。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所思所想、所爱所恨，思量到底，推论之极，终不免会有幻灭之感。这就是在日本文化传统中经常可以感受到的“物之哀”情结。这种悲情在春天的背景下往往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在汉诗或是在和歌中都是如此。人生如幻，悲情如梦，当青春年少已经成为遥远的旧梦，诗人内心便充满着人生的苦涩。这种内心的苦涩并不一定来源于某一段具体的人生经历、或者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往往源于诗人长期受到日本文化精神的熏陶，形成了感受世界和体味人生的特定的方式，即“物之哀”的感触方式，遇到了外在景物的感发触动，便会不由自主地发泄出来。尤其是在“烟水茫茫”、“蓬窗细酌”以及“一枕蓬窗梦”的场景时刻，诗人内心的悲情愁绪往往是难以言表的。传统的日本文人和武士大都信奉“沉默是金”的古训，不习惯于在公开的场合完全显露自己内心的强烈情绪。他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细腻感受及强烈感情收敛起来，经过内心理智的压缩，成为一种具有强烈张力的情感力量积蓄在内心，将其转化成为自己行为及人生奋斗的内在动力。有其人必有其诗，即使在描写春天灿烂景色的诗作中，也能明显感受到日本汉诗人这种自我压抑情绪张力的普遍存在和强烈律动。 日本汉诗的兴盛缘起于对中国文化与中国诗歌的崇拜与搬用，日本和东亚汉诗的久盛不衰又构成了世界诗歌史上的奇特景观。虽说今天的日本诗人已经基本上不写古体汉诗，但是古体汉诗以其精炼的艺术语言和深刻的内涵寓意仍然对当今日本社会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每年在日本各地书店中卖出的汉诗普及选本都能保持较大的销售量，汉诗至今仍然是日本精神文化传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世界文学研究而言，日本汉诗的长期兴盛又提供了一种在不同国度、语言、民族之间进行诗歌交流、渗透、借用和改造的成功样式。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汉诗人在描写春季景观与抒发春天情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从汉诗的书写形式看，日本汉诗确实是对中国诗歌的全盘搬用，但是从其中的寓意象征以及语言结构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来看，日本汉诗又是在中国诗歌语言的外壳里面包含着日本文化精神的内涵，因此可以说是由日本诗人创作的名副其实的日本诗歌。 参考文献： ［1］郭茂倩. 乐府诗集［Z］.北京：中华书局，1979. ［2］佐佐木信纲. 新训万叶集(上卷)［Z］. 东京：岩波书店，1994. ［3］俞樾. 东瀛诗选(卷十四)［Z］. 东京：汲古书院，1981. ［4］词华集日本汉诗(第三卷)［Z］. 东京：汲古书院，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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