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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中华读书报》第21、23版一组关于“汉学”的文章，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它涉及到我一直甚为关注的学科命名问题。 确如李学勤和张西平所说，英语中的Sinology，是指西方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译为“中国研究”，尚比较确切。虽然“汉学”译法已约定俗成，却实在多有不妥。如有人所指出的，它容易与作为汉代经学和乾嘉之学的“汉学”相混，为此不得不附加诸如“西方”、“国际”、“海外”之类前缀。此外，以“汉”字指代“中国”，也容易引发大汉族主义的误解。因为它毕竟与用“汉语”指代“中文”性质不同。 当然，如果人们都能将它理解为一种研究领域或一种学问，倒也无可无不可。但这“学”字却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它是一门独立学科。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这样理解的。23版张西平答记者问，就称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1版秋叶的报导，则称之为“非常成熟的学科”。这就令人十分困惑。一个研究领域形成学科并趋成熟，是否应有些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标准和条件？是否要有学界公认的特定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能否漫无边际？23版任继愈文称，“‘汉学’研究范围有多大，学者们的理解并不一致”。也许正因如此，任文才不提“学科”而只称“学问”。但这决不是个“理解”问题，也不会“自然地得到解决”，因为它是个客观存在的研究范围宽泛、对象多样问题。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事象的“汉学”（或“中国学”），它只能是多范围、多对象、多学科的一种研究领域，而根本不可能是“独立学科”，更遑论“成熟”？ 23版李学勤文，则把对“汉学”的研究也即“国际汉学研究”称为“专门学科”。但所论列的六个问题，也均不能显示其学科性质。还是张西平讲得较为实在：“（国际汉学研究）尚未形成较为独立的学科内容和体系”，而只是一个“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研究领域”。其实，这话也完全适用于“汉学”和“西学”。对学术发展程度的估价，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尤其是在当前学界浮夸成风的情势下。这或能有助于培养严谨学风，推进研究深化。 更令人忧虑的是，此类随意的学科命名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诸如“西学”、“莎学”、“红学”、“龙学”、“敦煌学”、“泰山学”、“上海学”等等，不一而足。如此以来，何往而不成其为“学”？到处都是“学”，又真“学”安在？从现有成果看，它们都不过是“某某研究”的代名词，不是也不可能是独立学科。但一股虚骄之气，往往使这种命名方式成为自高身价的有效手段。因而一经倡导，便极易“约定俗成”，流传开来，难以变更。叫得最响的还是所谓“敦煌学”。《敦煌学大辞典》“敦煌学”词条，称其为“综合性的学科”，并描述其学科对象云：“凡是与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的历史文化等有关的问题，都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好一个“都是”！天下哪有这样包罗万象的“学科”？实际上，它只能是对敦煌历史、文物等的多学科研究，而不可能是独立学科。所谓“综合”，也只能是混合。因为任何真正的综合，必须以某一问题为中心，调动多学科共同解决。其实，周一良先生早已指出：“‘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确切，更具科学性”（《敦煌吐鲁蕃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可惜这平正之说，竟难得认真的对待与响应。 这种随意性学科命名之所以大行其道，或许得力于一种思维惯性的支撑。近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赞扬中国传统思维的“综合性”和“模糊性”。却不知那种“根据不足的综合”（《顾准文集》第41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缺乏精密分析、分解的“综合”，那种内涵外延均极含混的“模糊”，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带来多大祸害！“汉学”一类学科命名即是如此。它不仅忽视了各分支学科的细分与深化，也阻塞了元学科抽象的可能性。相反，如不搞大而无当的“综合”，而致力于分门别类的具体研究，并作中西比较，或有可能使研究发展得更快捷、健康一些罢？但愿学坛不再一窝蜂地齐上“某某学”，在学科划分中多一点清明的理性。若是，则中国学术幸甚，中华学子幸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