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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中华读书报》第23版刘凌先生的文章《名不符实的学科命名——从“汉学”称谓谈起》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读后觉得很受启发，同时也引发了我的一些不同想法，现将这些想法写出来，以就教于刘先生和其他大方之家。 其实名称有时并不太重要，它只是名称而已。莎士比亚说，玫瑰如果换了其他名字，它的香气是依旧的。但是，有时名称又非常重要，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据我所知，“汉学”是外国人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而作为它的现代变体的“中国研究”则是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诚如刘先生所说，这一研究领域非常宽泛，但宽泛的研究对象并不成为一个学科不能成立的理由。君不见，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日本学”和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的“美国学”早已确立于学科之林。 刘文认为，“汉学”的命名是时下学术浮夸的诸多例证之一，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综合性”和“模糊性”所繁育出来的又一朵“恶之花”。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不良风气是大家都反感的，但汉学不应该成为迁怒的对象。因为Sinology（汉学）这个学科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如果说利玛窦、罗耀坚还只能作为汉学研究的先驱的话，那么1815年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创设则可以作为这一学科诞生的标志。学术虽然是天下之公器，但大学教席和课程的设置却实际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以此为标准，汉学实际上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比起这位老大哥来，响当当的英国文学（1871年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建立）只是一个小弟弟。或许许多人不知道雷慕莎是西方第一位汉学教授，但是伯希和的大名想必如雷贯耳，他的入选法兰西学院无疑可以作为汉学进入西方主流学术的最好表征。 对于西方人来说，汉学不是新鲜的东西，同样，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学也不是当下的时髦。中国学者对于域外汉学的关注由来已久。王韬与理雅各，陈垣与伯希和，胡适与钢和泰的交往早已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而早在1949年，中国学者就出版了系统梳理这一学科的著作———《汉学发达史》（莫东寅著）。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投入了更多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日本中国学史》（严绍著）、《德国汉学史》（张国刚著）、《当代美国的“显学” 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侯且岸著）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果这些著作因为形单影只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关注的话，那么面对蔚为大观而影响日巨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关于汉学是否成立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汉学已经存在至少二百年了，当然，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关于汉学这个学科是否成立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摆脱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去研究这一知识谱系是如何建构、如何发展的。在这方面，赛义德的《东方学》无疑可以作为指引航向的灯塔。萨氏所关注的东方只是近东，并不包括中国，所以这一层面的汉学研究必将驶向一个宽阔光明的地带。 如果我们把刘先生的文章看作是对一门古老学科的挑战，似乎更能让人接受。在20世纪，许多学科受到了质疑。“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哲学？”的质问声不绝于耳。回答当然不尽相同。同样，对于“什么是汉学？”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上述只是我的一孔之见。 世界中国学论坛报告发表“和而不同” 今日“学林”版发表“世界中国学论坛主旨报告”。 报告指出，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早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交流，崇尚“和而不同”，贵在相争与相融。以“相争与相融”的姿态走进世界，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需要。 二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常常要面对其他文化。在文化与文化的相遇中，“见贤思齐”成为人类共同的理念。 中国人在走向世界，也在牵动世界。在一个多种民族和文明共存的世界里，只有共同发展与和平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只有共同的利益和多数的利益才是长久的利益。 “世界中国学论坛”（2004）主旨报告 “世界中国学论坛”，是一个以文化为主旨的学术论坛，一个繁荣和发展世界中国学的文化交流平台，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交融的汇合点。 “世界中国学论坛”把中国最早的经典《周易》中的《同人》卦作为会标，表达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地区不同形态的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愿望。这是一个将会给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带来无限生机的美好愿望。 三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意识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鄙薄“同人于宗”的文化狭隘主义，倡导“同人于野”，即走出宗门，走向世界的开放、兼容的文化发展之路。二千五百年之前，孔子用生动的语言，进一步表达了这一思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与远方的朋友交流学问、体验快乐，不仅是一种治学方法，更是一种为学境界。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欢聚一堂，切磋世界中国学，这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我们人生的一大快事。 一 中国学脱胎于汉学，但又区别于汉学。汉学指的是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比较侧重于中国古代历史、制度、语言、文字、哲学、艺术等领域。中国学涵盖了汉学的内涵，又扩展了当代中国的研究范畴。 虽然，外国学者对汉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日本的宋学，也可以包括晚明的利玛窦汉学，但是，西方的汉学研究主要兴起于近代，中国学研究则主要兴起于当代，这不只是时代的不同和内容的差异，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先前的汉学研究，是对于去今已远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今天的中国学，则不仅包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更侧重于近代中国和现当代中国的研究。中国学研究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综合性社会科学。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其文明几千年来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这一独特的文化，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奇珍异宝，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这是汉学之所以在中国国力衰弱时依然受到国际学者重视的原因。自20世纪中叶开始，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早已不是近代可比，于是，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迅猛发展，逐渐成为热点，且有发展为显学的趋势。 汉学研究的诗书礼易、秦俑汉墓、唐诗宋词、敦煌壁画，与中国学探讨的东方与西方、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有没有内在关联？看上去没有，究其实则千丝万缕。从汉学到中国学，一以贯之的内涵，是中华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延绵五千年之久的根本所在。传统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作为客观对象任意处置的东西。传统无处不在，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之中。中国今天的发展，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汉学与中国学，其名虽分，其实则合，就是中国文化研究。 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早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世界要前进，中国要发展，这注定了世界中国学必然会越来越繁盛。所以，我们预定，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中国学论坛。 二 文化交流，崇尚“和而不同”。人际交往，以和为贵。因为不同，才需交流；唯有和睦，方能沟通。“和而不同”的“和”，表达了人际交往的原则；“不同”则体现了文化交流的特点。 “和而不同”的理性思考，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最早提出“和”与“同”这一对哲学概念的人是西周史伯，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百物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构成；不同元素和谐有序地存在于统一体之中，就是“和”。推而广之，美妙的音乐、绚丽的文采、可口的佳肴，都是“和而不同”即多样性统一的结果。先秦哲学家（道家创始人）老子在描述世界生成时，用另一种理论说出了同样的道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的本质，是“负阴而抱阳”；存在于统一体之中的阴与阳不仅不能消解，还要保持平衡。这就是自然规律。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遵循“和而不同”的法则才使得华夏文化不仅数千年文脉未断，而且历久弥新，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使今天的中国人更加坚信，人类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种文化如何吞并另一种文化，而是一种文化如何正确面对另一种文化，在相互的交融中各自取长补短，发展自己，并且从另一种文化的存在中，确定自己的存在理由。人类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同样遵循这一自然法则。所以我们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各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多彩文明和生活方式，使不同文明相互借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以促进世界多样性，实现各种文明共同进步和人类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人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寄托希望，正因为中国人相信人类能够“和而不同”。在古人留给我们的思想认识中，“和”的起点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可以相互沟通、相互认同，用善意换取他人的善意，用善意回应他人的善意。以“和”为一个不断不尽的过程，我们将得到人类之间的互利和人类共有的价值。但“和”的本义并不是绝对的同一，并不是由多色变为单色，并不是曲己从人。以善相呼和以善相应，呼应出自不同的主体，互利也归于不同的主体。因此，以“和”为一个不断不尽的过程，则这个过程里始终会保留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派生的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取向。只有以“不同”为前提，“和”才具有真正的内容和真正的意义，才能够维系万千群类而至天长地久。面对一个共趋和多元并存的国际社会，我们需要的正是“和而不同”。 三 文化交流，贵在相争与相融。文化的进步，需要学术争鸣的推动。学术争鸣，是理性的表达，是智慧的碰撞；没有争鸣，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止，学术的质量因陈旧而腐败。 有了争鸣，学术界才会灵气四射，生意盎然；有了争鸣，人类文化才有前进的动力。孔子欣赏“不舍昼夜”的川流之水，而有“智者乐水”之论，便是取其流水不腐之理。王夫之说得好：“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人类的智慧，便是这样一种“自然之华”，它应当是一种情之所至、瓜熟蒂落的自然流露。智慧的彩虹，因争鸣而显现。 当然，学术文化的发展，仅仅有争鸣还不够。争鸣是一种手段，是一种相互沟通的途径。争鸣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相互之间的融合。争鸣为融合提供了机会；有了融合，争鸣才有意义。融合不是一方吞食另一方，而是思想的升华、文化的进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争鸣之后，依然是百家，但是在百家的思想中，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人类文化史上不同文化之间融通的成功范例。近现代的西学东渐，争论高潮迭起，每一次大的争论之后，中西文化的融通总会前进一大步。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上海的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上海的一草一木，都是中西文化相争与相融的见证。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便是中西文化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相争与相融的成果。以“相争与相融”的姿态走进世界，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需要。 四 文化交流，崇尚“见贤思齐”。 中国人通过学术交流与不同学派不同文化相融，是因为有一个优秀的传统理念：“见贤思齐”。看到别人的优点，希望自己也能如此；发现别人的缺点，便惕然反省自己。文化交流的过程，是发现对方优点和缺点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了“见贤思齐” 的理念，便能理性地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汲取别人的优点，反省自己的不足。“见贤思齐”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襟怀。有了这种襟怀，学术交流的有效性便有了保证，各种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就能在学术交流中成为一种自觉。 二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常常要面对其他文化。在文化与文化的相遇中，“见贤思齐”成为人类共同的理念。八世纪的亚洲，从日本出发的遣唐使一批又一批地西渡入华，他们久居长安之后带回去的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而在相近的时间里，中国学者玄奘则万里西游，向印度取经。来与去的脚印里，饱含着“见贤思齐”的情愫，印度佛教精华，从此融入了中国文化。十四世纪、十五世纪之交，欧洲人用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使纸牌、圣经和拉丁文课本第一次成了印刷品；五百年之后，西洋的印刷机，又促成了近代中国以文字传播思想的热潮。“见贤思齐”的理念，同样渗透在传过去与传过来的过程里。优秀文化，是人类的杰作；优秀文化的受益者，是整个人类。清代学者叶燮说得真好：“孤芳独美，不如集众芳以为美。” 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指向，不仅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更是为了让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在更新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同时，实现人类文化的更新和提高。 五 世界上没有一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自然界的多样性，使得我们的世界千姿万态，精彩纷呈，使得我们的“书圣”王羲之，生发出“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感慨。 文化也是如此。人类原始，祖宗各别；文化多元，势在必然。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既是地理环境的造化，也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们是人类存在的证明，也是人类延续的血脉。不同文化的存在，就像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存在一样，天经地义，地久天长。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有悠久的历史，也有鲜明的个性。 在自然界，局部地区破坏生态平衡的苦果，人们正开始品尝。在人类精神生活的世界里，文化多样性一旦被破坏，同样会给人类的精神生活造成严重灾难。多样性文化的存在，与树叶的差异性一样，都是世界差异性普遍法则的体现，不为任何人的意志所改变。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包含证同，了解人类文化的共性，还在于求异，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证同是为了清理文化延续的脉络，求异是为了开拓文化发展的空间。就人类文化的发展而言，求异比证同更有意义。任何一个民族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只要与时俱进，都会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六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并由历史和文明造就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九百多年前，宋人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段话上承先秦以来的思想源头，下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路辙，非常明切地表达了中国文明里的担当意识、文化意识、民本意识、人类意识和太平意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精神。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中国人以此凝聚，以此传承。 二千多年来，中国文明常常要面对其他文明。在文明与文明的相遇里，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人类意识和太平意识都容易化为足够的宽容与和平。每一种文明都会有起落，但宽容与和平则始终是中国文明的主流。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近代百年里，中国人经历过内外交迫下的贫弱与困厄。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代代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的急迫和激越滔滔而起，化入了贯穿百年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然而与民族复兴的急迫和激越相比，五千年厚积而成的文明和文化更悠远而且深沉。中国文化支撑了民族复兴的百年心路，也使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的心路一开始就内含了超越狭隘的品格。清末最后一代诗人黄遵宪曾说过：“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前一句话是接纳正在压境而来的西方文明，后一句话是民族关怀中寄托了人类关怀。在他笔下，民族复兴之想与中国文化里的担当意识、人类意识和太平意识非常明显地连在一起，使人能够读到一种古老文明的千古回响。文化和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他们留给中国人的那一片心底的光明和乐观，是不会在世事的盛衰起伏中被淹没掉的。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开始，中国社会在持续发展中走过了二十多年。这是一个自立的过程，也是一个开放和合作的过程。中国人在走向世界，也在牵动世界。但走向世界和牵动世界，追求和获得的，都不是一种偏狭的中国利益。在一个多种民族和文明共存的世界里，只有共同发展与和平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只有共同的利益和多数的利益才是长久的利益。中国文明相信善处人我之间，应当“己欲人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我们在发展中走向世界，同时也带着自己对远朋和近邻的祝愿。 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序幕已经拉开，“不亦乐乎”的快感，正荡漾在我们的心田；智慧的彩虹，将在这里显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