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的产生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不朽诗篇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两千多年来，哺乳着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他的创作是属于世界的。就全世界来说，在当时像他这样的作家也是不多的。 近几十年来却有一些人对历史上是否有过屈原这个伟大的诗人提出怀疑。首先是清末民初的廖平。此后又有胡适等人学舌以鸣，以求惊人。但自１９５１年的一次讨论之后，国内再不闻有持“否定论”者。可是，近２０多年来，日本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否定作为伟大诗人的屈原在历史上的存在的一些说法。 首先是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文学部的冈村繁博士，他于１９６５年发表了《楚辞和屈原——关于男主人公和作者之间的分离》一文。文中说： 汉代以前的楚辞作品，不是把屈原当成作家，而仅仅是当成忠臣来对待的。 还说： 《离骚》、《哀郢》均非屈原的自作，不仅从抽象的道理可以这样说，就是从内容和表现方面也可以找到纠正的证据。［（１）］ 冈村先生说：“如果《离骚》确系屈原所作，在最初的时候就要引起人们的强烈关心。”因而断定《离骚》、《哀郢》等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人的作品”。 冈村先生从内容和表现方面找到的证据，大体从班固、扬雄、颜之推批评屈原的言论发挥而来，如说“屈原这样地吟咏自己的行动和心情，读之令人觉得也未免太自吹自擂”等等。这当中有些事实和道理我在《〈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一文中已辨析和申说过。班固、刘勰对屈原提出批评一方面因为《惜往日》、《悲回风》已被刘向看作屈原的作品而同《惜诵》以下７篇编在一起名之曰《九章》（东方朔、司马迁之时尚未），一方面也同班固、刘勰较强的封建正统观念有关。至于依附新莽的扬雄和历仕三朝皆受尊宠的颜之推对屈原的贬损，则或多或少同他们的自我辩护心理还有些关系。读者对一首诗的共鸣，与读者本人的思想、阅历、鉴赏力有关，也与读者所处的环境及民族心理有关。我想，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和一些志士仁人，不至于都毫无头脑地去称赞和仰慕一个十分浮躁浅薄的人。 冈村先生还提出一些理由，似乎也并不需要多辩。比如他说，在当时的楚国，“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存在着好几位”。以前有的“否定论”者曾提出在战国时代不可能产生《离骚》这样成熟的抒情诗，也有的认为像屈原这样的“忠臣”，不会产生于秦汉以前。而冈村先生又认为“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会有“好几位”，可见，这些话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屈原前后，楚国确实产生了不少作家，在其前者如莫敖子华（沈尹章），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创作上，都深深地影响了屈原；大体同时者有庄辛，稍后者有宋玉、唐勒、景瑳、荀况等。他们的创作说明了作为改革家与诗人的屈原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屈原对六国之末楚国文学之影响，说明屈原并不是广袤荒原上的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在创作上达到了屈原的水平。不但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列传》等篇有记载，而且《汉书·艺文志》中也著录有包括屈原在内的以上所述辞赋作家的作品。本书中有几篇文章就是专门探讨屈原前后楚国文学的状况的。关于宋玉，以前谈的人很多，其事迹、创作成就也都大体上清楚，故本文未行专门论述。 冈村先生是日本有成就的汉学家，在汉魏六朝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上成绩卓著，所以冈村先生关于屈原的论文，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在为他与高木正、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写《导论》中所持的观点： 且无须说《九歌》、《九章》不能看作屈原个人之作，就连与屈原关系最密切的《离骚》是否像传说的那样是屈原个人的创作，也还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在南方的楚国，有一些歌唱悲愁的歌曲，犹如日本的“长呗”。它们与屈原传说相结合集中在屈原这个人物身上，而成为今日之《离骚》。 我认为，屈原名下流传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着屈原传说，经过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作品。［（２）］ 《中国文学史》是由日本２０个院校参加编写的，在日本受到很高的评价。经此书的宣传，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冈村繁先生论文的正式发表，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５年他曾在日本中国学会第１７届学术大会上以此为题作了报告），即中国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第一年。而中国在１９６５年也已经显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到１９６６年，一切传统的文化被作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否定掉了。在扫荡传统文化的黑风中，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也在所难免：秭归的一尊屈原石像就在那时被推入水中，让他在相隔二千多年之后第二次跳江。在当时对屈原提出任何看法都不为过。隔岸观火之时，冈村先生只是谨慎地在学术的范围内对屈原问题提出新见，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都人人自危，还有谁管得了这些；何况当时国外汉学界的情况也不可能介绍到国内来。 平心而论，冈村先生提出的观点，比起廖平来，要高明得多。廖平是否定屈原这个人在历史上之存在。廖平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３）］。他的《楚辞讲义》中说： 《楚辞》之最不可解者，莫过于词义重犯。……今定为秦始皇博士作，如学校国文一题而缴数十卷。……如《九章》乃九人各作一篇，故篇末有乱曰者，有曰者尚有六篇可考。（第六课） 《骚》，又以《九章》推之，亦当另多人所作，汇为一书，中有九天、九死、九辩、九歌、九州，同例。今依《九歌》例，以为九人作，合为一大篇，附二篇。如《大司命》、《少司命》，合为十一首。（第十课） 这些奇说，几同梦呓。 冈村先生的观点，倒与胡适的有些相近，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说： 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胡适的结论是：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他说：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为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胡适对屈原在部分作品上的所有权保留了可能性，而冈村先生则全部予以剥夺，归给了另外的“好几位”去共有。冈村先生并不直接否认屈原这个人在历史上之存在，只是说他并非一个伟大诗人。这样的话，即使有这个人，也与中国文学无关，也就根本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了，有与没有，也都关系不大。 铃木修次先生对冈村繁先生的观点作了发展：他不承认当时还存在不少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诗人，而将屈原的这些作品统统归给无名氏——民间歌者。 也有人将冈村的观点向另一个方面发展：肯定在屈原之外还有些作者，但不是冈村繁说的“具备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而是“楚巫集团”。这就是日本立命馆大学白川静教授［（４）］在其《中国古代文学》之第一部（《从神话到楚辞》）中所提出的观点。白川静先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说，屈原是“楚巫”集团的“领导者”。他说： 屈原是从王族中推选出来掌握楚国祭祀仪式的圣职人物。《史记》说屈原任三闾大夫，三闾为司王族屈、景、昭三家之职。屈原大概是掌管宫廷祭祀仪式、统领楚巫的人物。 白川先生还认为屈原是“肩负着楚巫命运的人”，认为楚辞中的主要作品是巫者们的集体创作，而非“特定个人的作品”。 白川静先生对史料任意加以曲解的地方很清楚。同时，其行文中往往以“大概”之类引出推论。白川静先生的观点除了由冈村之说引申之外，也还多少受到廖平的影响。廖平说《离骚》等作品即《仙真人诗》，为众手所成，白川先生将作者由秦博士变为楚巫者。而由“仙真人”联想到巫，也是比较自然的。 白川静先生研究中国古文字成绩斐然，但似乎在战国时代楚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上，也上了个别好猎奇的中国学者的当，并且加以发挥，虚造了一个楚国历史的神话。如他说： 这个巫祝集团有一女巫领导人，名叫“女嬃”，据说是屈原之姊，其墓在秭归县。 这是受了周拱辰、林昌彝说的影响。但周林二人俱是言“嬃乃女巫之称，与灵氛氛之詹卜同一流人”，女嬃之詈原，乃因原往问休咎并非言屈原同女嬃分别为“楚巫集团”的男女领袖。而国内近几十年来有个别学者提出屈原乃是巫觋一类人物，或者认为楚辞是巫文化的产物。看来白川静先生的说法，不能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总体上说，白川静先生对冈村繁先生的发展，同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更叫人感到惊异的是，白川静先生竟由他的这一结论，引出给屈原思想定性的另一理论。他说： 这个集团深深地依存于古代氏族社会，因此，与要超越这一制度而转向国家主义的现实政治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被清除了。 屈原被放到了反动的位置上，而上官大夫、靳尚、郑袖、子兰、昭阳之流，则成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物。我们读白川先生的这些论述，不禁让人想起当时中国国内大报小报上各种荒谬绝伦的所谓“理论文章”。白川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一）》出版于１９７６年，当时中国已经过了所谓“评法批儒”的运动，也有人写文章说屈原“是坚持反对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统一中国”，说屈原的作品是“借以发泄自己对新兴力量的仇恨”［（５）］。当然，白川静先生的《屈原的立场》一文发表于１９５４年，他在那篇文章中已说过：“秦国商鞅和张仪的行动才是否定传统的民族主义和规定下一个新时代，因而应该被认为是进步的。”［（６）］但在那以后的１０多年中，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似乎都没有人注意过这一观点。白川先生在１９７６年将他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加以发挥，写进他的《中国古代文学》专著之中，他的这个信心的建立，也颇令人深思。 在铃木修次和白川静之后，又有日本关西大学、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八代学院大学、神户商科大学４校的讲师三泽玲尔于１９８１年发表《屈原问题考辨》一文，重复了铃木修次的说法，但因为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在论事推理上同中国的历史总是隔着一层。如文章中说，《离骚》“有时只句以押同韵，有时完全不押韵”。又说：“屈原的屈，与橘树的橘字音相近。关于屈原的来历传说，恐怕是从战国末期到前汉初期宫廷中的《楚辞》诗篇吟诵家为了说明自己演奏的歌谣的起源，作为一种传说的神话而创作的。”［（７）］由这些话看来，作者似乎尚未弄清《离骚》中的“约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是由《九章》窜入，《离骚》的乱辞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可采用较灵活的句式。至于将“屈”同“橘”联系起来，说明屈原为虚构的人物，为卫聚贤所谓“屈原”为“冤屈”之类说法的翻版。卫聚贤的胡说发表在抗战初期一个印数极少、很少为人所知的所谓“吴越史地会刊”《楚辞研究》上，早被历史的长河埋在了沙底，由于早稻田大学稻畑耕一郎副教授在１９７７年发表的《屈原否定论系谱》的介绍［（８）］，为今日之日本学者所知。 稻畑耕一郎先生的《屈原否定论系谱》，态度是公允的，显得客观而不偏不倚。事实上，这篇文章的产生既受到了冈村繁、白川静、铃木修次等的影响，也为在日本萌发不久的否定屈原的思潮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和便于检索的资料。 以上简述了日本６０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屈原否定论”的大体情况，因为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的出现，才使我在１０多年中集中精力，对屈原的生平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 二、新的“否定论”产生原因分析 本世纪６０年代在日本出现新的“屈原否定论”，从学术上来说，不是推进了，而是倒退了。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否定屈原之始作俑者，是中国人；上面所提到的几位日本学者，只是联系日本文学、文化的特征稍作修改，其说带有日本文化的特色。因而，我们不能将否定屈原的责任全推到日本学者身上。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以下几点： 首先，过去我们对屈原的生平与思想确实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无根误说，陈陈相因，长时间未得到改正；在某些问题上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看法，等等。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楚辞》是显学之一，投入的人多，新说、奇说也最多。深入的研究会使结论逐渐趋于统一，而肤浅的论说会使结论越来越分散。在楚辞研究领域自然不乏深入严谨的论著，但确实也存在着一些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一味标新立异的作品。这样，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也就不能不使一些国外学者感到疑惑了。 其次，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日本兴起新的“屈原否定论”，或多或少地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颠倒历史、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有关，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感到歉疚的；虽然当时１０亿人都在遭受劫难，不少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专家学者遭受到比屈原还悲惨的下场，无暇顾及古人，也无由得闻国外学界的任何消息。说实话，比起中国大陆的“横扫”来，日本学者毕竟还在研究。 再次，日本倡言“屈原否定论”者，有的是治学比较严谨的学者，我以为这些学者否定屈原作为一位伟大诗人在历史上的存在，还有深层次的心理上甚至潜意识上的原因。 比如日本京都东北有一座诗仙堂，是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初叶诗人石川丈山所筑。其中厅堂右边供奉着３６位中国古代诗人，为： 苏武，陶潜，鲍照，谢灵运，陈子昂，杜审言，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岑参，刘长卿，卢仝，李商隐，灵彻，李贺，刘禹锡，王维，高适，储光羲，杜牧，韦应物，邵雍，苏舜钦，苏轼，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林逋，寒山，梅尧臣，曾几。 其所供第一人是苏武。因为《昭明文选》中收有传为苏武的４首诗（近人以为东汉末年作品）浅显易懂，以前初学古诗者皆诵之。中国诗歌在日本虽有很大影响，但主要是唐诗，而唐诗之中，真正流传较为广泛的不是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的作品，而是连老太婆也可以听懂的白居易的新乐府之类。这是因为，虽然古代日本同中国一样也用汉字，而且也有不少文人能阅读汉文作品，甚至写汉诗与汉语古文，但毕竟大多不是真正的精熟汉语，在体味中国古诗的韵味及欣赏汉代以前的作品方面，难免有相当的障碍（当然日本古代也有精通汉语、汉诗的人，然而并不多）。所以，古代日本所熟知的中国诗人，其时代最早者恐怕当推苏武。石川丈山专作汉诗，受诸子学派影响，作品多枯燥质直的说教，属载道派，大约对《楚辞》也并不喜欢，也不熟悉。所以，在诗仙堂供奉他所崇拜的３６位中国诗人，没有屈原，而以苏武为首。诗仙堂这３６人均有画像，并且附有各自的诗１首。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汉学的温床。这个诗仙堂不可避免地影响及日本文化层关于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认识，有的汉学家大约在其起步之初便在潜意识中已形成了中国诗人始于汉代的观念。 当然，除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之外，也还有些其他方面的原因，这当中有的是在中国“屈原否定论”产生之后，一些人洗垢求瘢搜寻出来的，有的只是偶然现象，有的当另有根由。比较重要的有两条： 第一条，有的否定论者提出先秦史书中没有提到屈原的名字。这似乎确是一个重要理由。但是，这只是一个默证。不见于先秦史书的记载，尚不能作为先秦无此人的根据。战国二百多年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有所建树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然而先秦典籍有记载者才有多少？《史记》中言孙膑有兵法行世，而其名不见于先秦任何典籍，至１９７２年《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才使此疑案得结。《鹖冠子》、《尉缭子》、《六韬》，其作者皆不见于先秦典籍，近代学者断为伪书，几成定论。然而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鹖冠子》、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尉缭子》、《六韬》，证明这三部书都是先秦古书［（９）］。则不见于先秦史料，并非先秦时无屈原其人之铁证。当然，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推理方法，一口咬定这一点否定屈原其人，而屈原已死二千余年，死无对证，则对此简单的推论也确实无可奈何。但是，也还算好，１９７７年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离骚》与《涉江》的残简。墓主夏侯灶是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１６５），据汤炳正先生考证，其时刘安不过十四、五岁。而《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刘安作《离骚传》乃在武帝之时。则《离骚》为刘安所作的论点不攻自破。又我在先秦典籍中发现了关于《离骚》与屈原的关系的史料，及有关屈原生平的重要史料，而且还发现了一篇屈原的遗文（参本书《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战国策〉中有关屈原初任左徒时的一段史料》、《〈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睢章〉发微》），所以，否定论者所持的这一条根据，已经是完全失去意义了。 第二条，《资治通鉴》中未写屈原事迹。这样，就好像在“否定论”的队伍中树起了一杆大旗。事实上呢？这也是一种片面求证的表现。司马光的《五哀诗》中，有《屈平》一诗云：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 穷羞事令尹，疏不怨怀王。 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 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 则司马光并非不相信屈原其人在历史上之存在，也不是对屈原或其作品有所批判。重庆师院黄中模同志首先引用此诗驳了三泽玲尔将司马光列在批判屈原及《楚辞》内容的队伍中的观点。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反映屈原事迹的原因，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文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此乃宋人之言，或者是司马光将屈原作为以辞赋而立于天下后世者，略而不载。然而我以为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不仅后人未曾道着，在司马光，也当是深埋心底，而不肯道人。这就是：司马光恐王安石与屈原认同，而世人也以屈原目王安石。《资治通鉴》一书始撰于宋英宗之时，英宗在位方４年，而此书历时１９年始成，于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方表进，八年神宗薨，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下杭州镂板。可以说，整个神宗朝（１０６７—１０８５）是王安石变法的开始与推行期，是变法派与保守派尖锐斗争的时期，也是《资治通鉴》一书的编纂定稿期。王安石与屈原一样，都是博闻强志、王娴于辞令，都以诗名于世；同时，也都是主张变法革新的。《资治通鉴》中记屈原之事，则必须记载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及受命造为宪令之事。屈原之受谗被疏因于制定宪令进行变法，而保守派攻击王安石，也就在于其制定新法。而且王安石在此期间因保守派的强烈攻击而两次罢相，与屈原的被疏被放颇为近之。司马光是崇敬屈原的，他不愿意天下后世由屈原而联想及王安石，将王安石看作“伏清白而死直”的贞臣，而将自己放到谗邪党人的位置上去。《资治通鉴》中略去屈原，相当程度上是司马光作为一个保守派人物的心理的反映，根本扯不上什么批评屈原或疑惑屈原其人之有无的问题。 总的说来，日本某些学者怀疑作为伟大诗人的屈原其人在历史上之有无，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屈原研究本身的原因。关于对屈原的看法，是一个学术问题，我们应该细致地分析新的“否定论”产生的背景与发展过程，指出其错误之根源，但更重要的是要深化我们对屈原的研究，以期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 从这点来说，日本一些学者提出新的“屈原否定论”，也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１）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十八集，译文刊《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５月出版。 （２） 引文见铃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编《中国文学史》之第一部分《导论》的第三节《古代文学的特性》。《导论》由铃木修次执笔。铃木修次，日本国立广岛大学综合科学部教授，东方学会、日本中国学会会员。 （３） 谢无量《楚辞新论》上说：“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 （４） 白川静，生于１９１０年，日本私立立命馆大学第一部教授，文学博士，东方学会会员，日本中国学学会会员，中国古文字学研究家。１９６２年参加《〈诗品〉的综合研究》，１９６７年以中国甲骨文研究获文学博士。其《中国古代文学》为中央公论社１９７０年出版。 （５） 见《屈原是法家吗？》，《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７５年第１期；《屈原不是法家》，《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７５年第４期。 （６） 《屈原的立场》，日本《立命馆文学》第１０９期、１１０期，１９５４年６月出版。 （７） 三泽玲尔《屈原问题考辨》，刊日本《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２１号，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出版。 （８） 稻ｔｉáｎ＠③耕一郎《屈原否定论系谱》，刊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１９７７年１２月编印的《中国文学研究》第３期。 （９） 参李学勤《新发现汉简帛书与秦汉文化史》，《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